王安石道：“这是一个小故事。长沙郡武冈山后有一狐穴，深入数丈。内有九尾狐两头。日久年深皆能变化，时常变成美妇人，遇到男子诱入穴中行乐。稍不如意，分而食之。后有一刘玺进山采药，被二妖所得。夜晚求欢，枕席之间，二狐快乐，称为如意君。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云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刘玺于腹中。大狐回穴问及如意君安乐否?小狐答窃已啖之矣。二狐相争，满山嚎叫。樵夫偷听，随得其详，记于汉末全书。”
王安石又命书童拿来纸笔对苏东坡言道：“考别件事，又道老夫刁难!出个对子吧!今年润八月，正月十二月两头立春。出对为：‘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苏东坡虽是奇才，但碰到这种挖空心思的怪题，想了好久也对不出来，只好交上白卷，受到王安石的耻笑.不过，王安石本人当时并没有亮出他的下联.苏东坡挨了“整”，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时间过去几百年之后，直到清朝中叶，对联专家梁章巨才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下联：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
王安石又言道：“苏州金阊门外，至于虎丘一带，叫做山塘。其间约有七里之遥，名为半塘。润州古名铁瓮城，临于大江，有金山、银山、玉山，叫做三山。出苏州对儿为：‘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润州对儿为：‘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此联蹊跷，东坡思想多时，一个也不能对出，只得谢罪而出。
这正是“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参不尽者，天下之理”啊!
亦敌亦友惺惺相惜
东坡一生境遇与那位刚强执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关系很密切，两人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
二人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1042年)中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前辈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
东坡，更是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倍受老前辈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
《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知看，二人在文学上彼此非常的赏识，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极有可能成为难得的文友。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着太大的不同，同朝为官，也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的亦敌亦友恩怨难明。
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这件事对二人关系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成为政敌。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宋神宗犹豫再三，召集了许多大臣讨论。而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于是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为虚有，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苏轼外任期间，朝廷中变法派争异乎激烈，由于新派当权，旧派官员纷纷去职，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团异化，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这一切对新法实施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上下一时怨声载道。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乱，反对派趁机起哄，造谣说这次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继而，朝中又有人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在诸多压力排挤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罢相。但这个罪名太离谱了，王安石很快恢复清誉。
次年，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对变法态度的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同是变法内部的吕惠卿，把王安石曾写给他几封有“无使上知”字样的信件交给了神宗，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呼声依旧日益高涨，最后连皇太后也站出来了。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33岁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终究再次罢相，回到了江宁(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筑了座“半山园”，从此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时年，苏轼正在密州任上。再说苏轼在外任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及其诚恳的回顾，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不想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了，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淡化了昔日政敌关系，而是更欣赏对方的才气与学问了。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为苏轼求请，由此可见他其为人之正直高洁及对苏轼之才之人的爱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知音难得。后来在同游钟山时，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苏东坡读完后，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并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王安石还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诗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诗正是王安石定给苏轼约他买田金陵，相作邻居，苏轼十分感动，于是作了和诗另首《次荆公韵》诗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亲”的典型。
北宋文坛,可谓群星荟萃、人才辈出,王安石、苏轼为其中之佼佼者,都是重量级人物,其
然而王安石与苏轼在北宋政坛和文坛上总有些恩恩怨怨, 王安石长苏轼十五岁,当苏洵父子推荐到京城应试时,王安石己经是政界和文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了,幸好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辅考梅圣俞,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了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一时之间士大夫争相传颂,而独王安石〝不以为然〞,〝屡诋于众〞,认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佑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淡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明允作《辩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不可解。〞。可以说,苏洵对王安石极端仇视,以至于后来对王安石进行恶毒攻击,大骂王安石为〝囚首丧面〞,〝异时必乱天下〞。苏洵还在他的《辩奸论》中诬蔑王安石〝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这次应制科考,苏轼入第二等,而苏辙为末等,此时王安石为知制诰,安石虽不管应试,对二苏文章也有评语：〝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是啊!〝三苏〞父子得益于欧阳公,如是王安石任主考官,北宋的文学历史也得改写了!
苏轼步入仕途之际,正是王安石进行变法之时,应该说苏轼的政治命运尽在王安石的掌控之中,这一点从《乌台诗案》前后王安石对苏轼的制约打击和营救出狱的事件中可以得到证实。作为宰相,对政治上的异已,王安石尽量压制苏轼的政治前途,作为文学上的天才,王安石对苏轼惺惺相惜,或许就因为此,成就了苏轼文学巨匠的美名!而苏轼一生对王安石的政治变革进行了彻头彻尾、不遗余力的反对,特别是仁宗和神宗时期,苏轼以《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进行否定,紧接着对相继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进行攻击。他在《再上皇帝书》中道：〝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并要求尽快废出新政,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仅上书坚决反对,也在诗词等
这里顺便提一下,900多年后,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访问中国,按照当年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粮食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居民,不但解决了粮huang问题,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过度经济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五十五岁第二次辞去宰相职位,退居江宁养老,此时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应该说此时二人都已仕途没落,彼此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分岐与矛盾。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任职,专程绕道江宁看望退休的王安石,两人共游蒋山,叙情和诗,相得甚欢。然而此时苏轼是带着一个个人目的拜访王安石的：那就是推荐
考证苏轼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屡遭谗祸、两受贬黜,与其孤傲锋芒、目空无人、强硬固执的个性和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有着必然的关系,他之所以走上曲折而悲壮的政冶道路,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苏轼不仅歇斯底里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且不惜用谩骂、诅咒、诬蔑等手段激烈攻击王安石,对其一生的功业没有任何肯定的评价,甚至在王安石死后仍毫无依据地诬蔑为〝奸邪〞。王安石毕竟是杰出的政治家,〝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把苏轼当作晚辈,对其诗文赞赏有加,称之为〝才士〞,对其政治上的反对也并不存芥蒂,从未将苏轼树为政治大敌,因为当时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的王安石,苏轼还不配!
诚然,苏轼作为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体察百姓疾苦,身体力行,为人民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和怀念,这是他功有应得。但在与王安石的关系上显得过于小家子气,而王荆公则显大将风度,长者风范!
明朝学者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故事写得十分生动幽默,可谓家喻户晓。我们姑且不说故事的真实性,但王、苏二人的恩怨纠结略见一斑。
苏轼自恃其才耍小聪明惹出一段是非来。苏轼续王安石《咏菊》诗，史书多有记载,,荆公出三副联苏轼对不上来,许多文学书中也有表述,当然、接读〝如意君安乐否〞实属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只是取瞿塘中峡之水有些蹊跷了!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小故事：苏轼小时候读了不少书,聪明过人,但也自命清高,在自家门前写了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有一天一老者登门求见,苏轼接见,老者手里拿出一本书,请神童指教,苏轼翻开第一页便傻了眼,第一个字就不认识。后来苏轼将门前的对联改成：〝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个小故事与《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如出一辙,告诫世人不可盲目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须知学海无涯、天外有天。
我不知道仕途上的失志与文学上的成就有无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成就屈原、
当然,从某种意义讲,是欧阳修识别出苏轼这位文坛巨星,更是王安石造就了苏轼这颗文坛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