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
2014年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
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
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
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
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承认、维护女性源于自然的肉体、情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生态权利，以女性自我的生态主义的价值立场维护两性之爱的合乎自然的精神向度。因而，当这种要求遭到父权制的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统治时，两性之爱变成了相互对立，自然与女性共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肉机器”，遭到严重的贬抑和无情的控制。恰如小说中“女人帮”理事覃亚敏被出轨的丈夫葛铁山抓到现行的时候说的话，“男人是用橡胶做名声，摔不破打不碎；女人是用玻璃做名声，稍有磕碰便粉身碎骨。”女性被男权社会的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统治而无情边缘化了。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女性敲响警钟。小说中“女人帮”的出现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希望，“女人帮”的姐妹们一方而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另一方而又成为“小三”“二奶”的受害者，她们集结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安慰取暖，共同对付负心男人和情敌。作为家庭主妇的覃亚敏遭遇丈夫的背叛，不得不求助于“女人帮”。在“女人帮”姐妹们的开导下，覃亚敏开始关注自己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事业，能够坦然地而对丈夫的背叛，甚至迎来了爱情和婚姻的第二春，嫁给了小自己一轮的男人，女性自我主体得以确立。杨映川在此倡导的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呼唤长久以来埋没在家庭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醒处于弱势处境的女性，强调女性不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男人身上，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男人活。
3母性意识——母性家园的寻找
现代人对自然总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现代文化是在克服和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逃离地方”，逃离生养之地，去投奔另外一片热望之土：城市。现代人逃离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逃离自己所嵌入的自然和文化的背景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人化自然中重新创造和建构文化自我的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们远离故土，奔跑于更大的城市，在逃避自己和逃离家园的同时，也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自己”以及新的“家园”。小说中从故土带来的自卑感一直萦绕在宋紫童的心理，尽管她通过代理名牌服装，跻身中产阶级，从自卑慢慢走向了自信。她倾心于苏璜，为他学习做蛋糕、弹钢琴、学茶道、懂时事经济等，经过不断的修炼，脱胎换骨，举手投足尽显优雅，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淑女。但宋紫童在苏璜的母亲这个真正的大家闺秀面前，无所遁形，苏母一眼就看清了宋紫童的本质，“打她进门的那一眼，我就看出她的出身了，尽管她很漂亮，表面上也很懂事，其实啊，说白了，还是俗气。”“由很多东西是后天学不来的，她再把自己装点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显得她是个功利的女子。”当代女性主义美术评论家岛子在探究女性主义艺术学理中发现，坚持女性的性别差异是以回归母性秩序——女神时代为指趋的，母性秩序亦为家园意象。故以亲历的此在来思考彼此，真正开始触及自身的真实历史和身份，是小说文本在生命知觉的表现中发现并坚持女性本质、寻找母性家园的重要指征。宋紫童骨子里的“家园意识”是她极力想掩饰的，似乎通过“淑女学堂”的学习来达到去掉“家园”带给自己的女性本质，但最后功亏于溃。究其根源，母性家园的丧失促使宋紫童对家园的无感，甚至极力摆脱真实的历史和身份，她妄想通过“淑女学堂”的历练来弥补母性家园的缺失，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杨映川塑造的宋紫童、龙婷婷在进行不断地超越，她认为女性成长不再是纯然的性别对抗，更注重的是对人性悖论的发现，女性的挣扎与奋斗恰恰是生命原型的诉说。女性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的“他者”，只有重新确立对性别体制的反思，探寻遗失的家园意识、身体意识以及母性家园，找到归属地，才能寻找到“我是谁”以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追问的答案。家应该是天下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女性只有追问到家的人性根源：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命、情感、灵魂的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杨映川.淑女学堂：像个男人一样去奋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
[2]王明丽.生态女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女性形象[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3]王红萍.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舒婷的诗歌从女性生命、情感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笔触构筑了一系列新颖的女性意象,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丰富情感和深沉意识,创建了一个独具女性魅力的艺术世界。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 “在男权中心的宗法社会之内,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纵、压迫、欺骗、藐视,……而她们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誉为‘贞女’、‘良妻’,反抗者被骂为‘淫女’、‘妒妇’;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苟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个失败!”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3]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东西方出现了“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作为文化生产的一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1]因此“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也都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一术语1895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是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关于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应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女权”,刻意突出女性,否定男性,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极端――彻底否定男性,对男权进行彻底颠覆,更有甚者想把上帝改成“女上帝”,致使“女权主义”由受人认可到受人异议、否定。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女性主义”看到了两性存在的差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去追求女性应有的本性、地位和价值。“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概念界定上是有区别的。“女权主义”仅限于女性应该有的权力,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忽视男性的存在,甚至否定男性,同时“权”字有过于剑拔弩张的色彩,使女性与男性产生敌对。而“女性主义”在肯定“女性”追求适当应有的权利之外,还肯定女人的自然属性,把女人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这也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妇女解放的呐喊带进了中国,中国女性逐渐觉醒,开始独立寻找女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不仅作家和批评家们拒绝被称为‘女权或女性主义者’,而且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也不多,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文学”。在此使用“女性意识”这一中和的名词也许比较恰当。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因此,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是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的。”[5]舒婷从女性视角展开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思,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追问,并形成了一种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照社会生活的有“女人味”的文学。一般而言,女性诗人的题材容易局限于爱情、婚姻、个人身世与悲欢等相对狭小的范围,这和她们的生活环境及接触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有关。女性诗人在困境面前更容易本能地抒写痛苦,但少有超越困境的勇气。舒婷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她从一个全新的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从女性生命的角度确定女性自身的本质,表达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价值追求。
二、舒婷诗歌传达的女性的生命与情感
在男权本位的人类社会下,女性自古就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着女性,使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孝妇”的角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逐渐认同这一地位,多失去了自我。回归女性的自然特点,回归女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趋向与共识。舒婷以敏感、深悟的诗笔率先抒写女性本真的世界。如果可把诗比作人的话,那么舒婷的诗就是一个绝好的“女人”。“她”积极乐观,温柔善良,饱含着丰富而浓厚的女性情感,表现了女性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爱情、友情、亲情的热情呼唤,对女性尊严、价值、命运的不懈追求,是一个女人心灵的真切的呼唤,充溢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色彩。
爱是女人的宗教。《致橡树》是舒婷爱情诗的经典之作,犹如一首爱情宣言,同时又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人的意识。女性和男性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视女性同男性的差异,而一味与男性认同,这是违反人性的,不合人情的。《致橡树》把男性比喻为一棵橡树,把女性比喻为一株木棉树。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姿态和色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彼此应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在诗歌情感形象中,诗人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人格的独立。诗中女性自我这样表述对爱情的理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我’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追求的人,在相爱中,不是对爱人有所依附或者忘我地奉献,也不是‘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而是在心灵的默契和沟通中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但又坚持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炽烈的爱情中又有清醒的思考,“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将全诗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致橡树》成为了一代女性的爱情宣言诗”折射出一种独特的哲理光辉。
人的主题是舒婷创作的最重要主题。舒婷诗歌中所开创的女性情感世界,处处充溢着现代女性意识,关注着女性命运,写出了女性情感和社会命运的“女人味”。《神女峰》传达着一种新的女性意识。诗人以艺术的武器打碎了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提倡女性“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鼓励女性走出生命的“围墙”。在《惠安女子》中,诗人以对待“人”的.方式去关注惠安女子的现实困境和苦难历史,向传统和庸俗的商品观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体现了舒婷对“女性――人”这一命题的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三、舒婷诗歌建构的新颖、鲜明的女性意象
女性文学以反叛的姿态宣告着女性立场,重建女性的意象系统。古往今来文学中有诸多柔弱的意象成为女人的象征,比如柳、梅、花、鸟等。舒婷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构建出新颖、独立的女性意象,打破了男性意识中的花草隐喻,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舒婷塑造的一个个崭新的女性意象,丰富了诗歌的意象体系,也为后来的女性诗人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树”意象《致橡树》中,诗人选择了“木棉”、“橡树”这两个中心意象。“木棉”代表女性,“橡树”代表男性。全诗采用“木棉”、“橡树”这两个人格化的抒情意象使诗歌的女性理性思想内涵更加丰富。舒婷不愿做“攀缘的冰霄花”、“痴情的鸟儿”这些柔弱依附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要做“一株木棉”,成为“树的形象”,成为独立的个体,以来表示女性的独立平等。因而木棉与橡树有“紧握在地下”的根和“相触在云里”的叶,共同“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这木棉便是女性独立人格、自觉人性的凝聚体。
(二)“灯”意象舒婷笔下“灯”的意象,不再是仅作为文人心中的信念理想等一般象征,还被赋予了女性觉醒意识的新内容。在《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一诗中,诗人反复吟咏“灯亮着”,它使“我”“没有沉沦”,使“我”的心没有“衰老”;它有“恋情”、“傲气”、“性格”。“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还乡》)女性爱做“梦”,“灯”提示了“梦”,这个“梦”是对女性理想的追求。“灯”成了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情感的象征,更是诗人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的融合,并暗示着觉醒了的女性的光明未来。“是一场暴风、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另一场暴风、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双桅船》),“灯”成为男女之间的桥梁,启示着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向往,引导女性在爱情中对独立的追求。“灯”,这一意象的丰富内涵正是舒婷一贯呼吁和追求的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三)“水”意象“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始意象,它是纯洁的代表,又是生命之源。因此,水既象征着洁净,又象征着生命,是女儿性与母性的复合,也就有了“女人是水”。在《水仙》中,舒婷慨叹“女人是清水做成的”,“洛神是水,湘妃是水”。在此,我们又看到了舒婷诗歌中蕴涵的“女性美”――如水的柔情,如水的洁净,如水的神圣。在《无题》诗中表现出作为生命和爱欲象征的“水”意象。在“你”(即他)的滥情无情面前,“我”的感情却如野马脱缰,易放难收:“内心被干渴侵袭,那一个荒夜/你才允许月色成河/啊,在你的防波堤外/我已为你淋漓/为你泱泱/为你汪洋一片/最纯净最透明的水声/就是最透明最纯净的秘密/洁白的你”写出了一个女人心理的闪烁、萌动。不过诗人设喻巧妙,含蓄地用“水”淡化美化“性”意象。舒婷在此用“水”意象写“性”,写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性”,这使女性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冲出内外的禁锢,回到一个真正的女人。
结语
舒婷的诗歌,把传统文化精髓的血脉和现代文化的滋养结合起来。其诗歌对生命个体的珍视,对女性生存的特别关注的人文情怀,自觉不自觉地从其诗歌中反映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舒婷诗歌从男女平等展开,在不否定男性及男性价值观的前提下,尽显出柔顺、温婉的东方女性意识,走向了自信、自立、自强、自然的女性新时期。舒婷的诗歌承前启后,奠定了女性诗歌在诗坛的基础和地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为女性诗歌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例证和借鉴。
【摘 要】鲁迅毕生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和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将妇女解放作为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以妇女解放为反封建的突破日，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最深刻的批判。本文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妇女的生存困境，展示他对女性悲剧的态度，探讨他创作中对女性摆脱悲剧命运出路的思索。
【关键词】鲁迅 女性主义悲剧 生存困境 女性解放
鲁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具体反映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对于悲剧女性的态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反封建斗争中争取女性解放咀嚼不尽的话题。
一、鲁迅创作中对女性生存困境的艺术再现
在鲁迅笔下的文学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后悲惨地了却一生。这无爱的人间，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
(一)道德习俗的奴役
《祝福》中祥林嫂是由整个鲁镇无所不在的道德习俗窒息而死的。所有鲁镇的人都是道德习俗的奴隶，并以共同遵循的道德习俗准则来衡量处于鲁镇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更为悲哀的是，祥林嫂自己也被鲁镇这样的道德习俗所主宰了。她丝毫不敢怀疑这种道德习俗的荒谬性，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原谅她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违背道德习俗的过失。
这是一个怎样的荒谬社会：社会在剥夺祥林嫂守寡的权力同时，却将祥林嫂不守寡的所有“罪责”都推到她身上，不允许她有任何“救赎”的机会，一步步的将她逼向死亡的境地。在这场共同的道德谋杀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凶手，都自认为是正义的道德法官。当一个社会与民族对亲手炮制的悲剧视为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时，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些受奴役的女性自然也就终老于这种窠臼之中了，或麻木不仁，或痛不欲生。
（二）权威的蒙蔽
爱姑的生存环境要比祥林嫂优越得多。爱姑的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在对待离婚问题上，爱姑开始是拒绝离婚的，而支撑她这种观点的力量来源于她的生存处境优势。但七大人凭着自己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慑服了爱姑，让她陷入丧失主见的境地，放弃了一直坚持的拒不离婚的主张。
鲁迅对爱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女性要想获得独立，必须打破对束缚自己的陈腐权威的迷信，将决定自己命运的辨别权、判断权、选择权勇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女性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能指望权威替自己说公道话。
（三）爱情的束缚
《伤逝》中的子君作为知识女性，对把握自己的命运有着远比祥林嫂、爱姑更自觉的意识和追求，她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观，大胆地反抗社会道德习俗和亲权的干涉，发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坚强与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追求爱情、反抗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但她在获得了爱情、与涓生同居后，也陷入了具体的生存困境中，原本由自己主掌的命运不再属于自己。
子君的悲剧命运与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密切相关。作者在此处向我们表明“时代已给女性指出了冲破父权制家庭的道路，可是，却没有让她们成熟到如何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因而她们在摆脱了一种形式的束缚后，又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羁绊。
二、鲁迅对女性悲剧的态度
鲁迅笔下的女性没有哪一个是幸运的，她们的悲剧结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仅仅为表现而表现。这种“万艳同悲”的现象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而被塑造的。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深切关注妇女问题，苦苦地探寻着女性解放的道路。
(一)呼唤思想解放，实现人格独立
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循规蹈矩，“忘我生活”，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几千年因袭的传统思想，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固守在封建礼教、封建习俗所划定的角色上，她们事事依附、盲从，甚至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鲁迅从拯救迷途中的苦难女性出发，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封建礼教，揭露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残害，希望能唤醒沉疴中的女性超度重负下的灵魂。
（二）倡导经济独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呼声不断高涨，《伤逝》中的子君，就是受个性解放思想的感召而觉醒的都市知识女性，她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人”的呼唤，使人禁不住“狂喜”。好像看到了中国女性“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然而，子君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她虽有现代的追求，却又未能卸下沉重的传统思想包袱。婚姻自主后，子君心满意足了，她没有像其他新女性一样出去工作，掌握经济自主权，而是陶醉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中。
子君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模式几乎无任何不同。鲁迅塑造子君这一形象的真实目的是他要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并不等同于婚恋自由。妇女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掌握经济自主权。
（三）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首先，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均无属于自己的“姓”和“名”，杨二嫂、华大妈等名字是由丈夫的姓氏、排行加上具有年龄倾向的数目字而构成的，鲁迅笔下的寡妇也是如此。名字的缺失则意味着封建时代中国的妇女，从生到死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其次是男性意识对女性的伤害。《伤势》中，子君是不顾礼教的束缚、家庭的阻止与涓生走在一起的，可是当外来的打击——失业到来时，涓生发现“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于是他将自己的原因推给子君“现在忍受着这生活的压迫的苦痛，大半到是为她……”于是乎慨叹“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并以“无爱”为由将子君逼走，而在子君离开之后，又忏悔“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整个过程，涓生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来对待子君的，这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
三、女性摆脱悲剧困境的出路——女性解放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使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对女性生存困境艺术的再现从实质上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即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女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获得女性解放。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鲁迅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束缚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沉重枷锁，并加以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几千年的因袭重负下，女性认同了“吃人”的合理性，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恰恰妨碍了女性自身对解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李希凡.《呐喊》《仿徨》的思想与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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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国缓.鲁迅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