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红楼梦》写出当时的社会有一种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但是它的文学值得我们大家细细品味，好好学习。欢迎大家阅读由应届毕业生文学网编辑为大家带来的对《红楼梦》的评价，希望大家喜欢! 还要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关注(http:///wenxue)。
《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归根结底，应称之为中华之文化小说。因为这部书中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却表现为“通之于人众”的小说形式。如欲理解这一民族文化的大精义，读古经书不如先读《红楼梦》，在曹雪芹笔下，显得更为亲切、生动、绘声绘影，令人如入篇中，亲历其境，心领其意。 诗曰：
中华文化竟如何?四库难知万卷书。 孔孟不如曹子妙，莲花有舌泪凝珠。
中华文化此中含，含笑悲欢味自耽。 若能获麟同绝笔，春秋舌拙色应惭。
很多人都说宝玉是礼教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言谈行动中确有叛逆的一面，自不必否认。但是还要看到，真正的意义即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惟人”的新高度，这与历代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我才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 另：
甲戌本凡例诗：
终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鲁迅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王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
戚序本序：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
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千万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张爱玲：
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有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是把《红楼梦》放在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长河作出高度 评 价的。现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不光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广大读者一般也是这么看的。
评红有个非同一般的现象，象攀登云梯那样，你有多大本事，多高境界，能在学术上攀登得多高，它就能给你多高的层次。比如说一般的小说很难上到哲学层次的分析，但《红楼梦》却可以经得起哲学分析。1995年浙师大梅新林教授就写了一本《〈红楼梦〉的哲学精神》，由专门出版一流学术著作的学林出版社出版，在红学界影响很大。我自已也有点体会。1994年夏天，写《〈红楼梦〉虚实论——兼谈〈红楼梦〉以小说创构意境》，思考不断深入，认识不断攀升，几乎是一天上一个台阶，进入一个新境界，最后认识到曹雪芹首先是个大诗人，然后才是大作家，他用诗的虚实结合的方法写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小说创构意境的第一人。
评价《红楼梦》还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人本人文化素养越高，见识越广，对《红楼梦》研究得越深入，对《红楼梦》的评价就越高。对《红楼梦》很有研究，他的评价就很不一般。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视野开阔，他 从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独独提出《红楼梦》。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多地方不如人家”，但《红楼梦》可以胜过人家。
上海华东师大有位学者，写了一本《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其中谈到《红楼梦》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 可见《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突出地位。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毕生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新证》等二百多字的红学著作。他对《红楼梦》更是推崇备至。他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 有 的“文化小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 “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曹雪芹“是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小说，无怪乎有人将它比作“百科全书”，比作“万花筒”，比作“天仙宝境”——在此镜中，我中华男女老幼一切众生相，毫芒毕现，
巨细无遗。这是何等慧 眼，何等神力!”“虽然雪芹像是只写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 就《红楼梦》的典型意义而言，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用一句诗来概括：“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这么说古往今，五洲四海的人都是《红楼梦》中人。 著名的作家王蒙不仅非常喜欢《红楼梦》，还写过《红楼启示录》，作过《红楼梦》评点。他在评点本的《序》中说： “《红楼梦》令你觉得汉语汉字真是无与伦比。”
“它似乎已经把汉语汉字汉文学的可能性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写完了。” “《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红楼梦》就是人生。”
“几乎是，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红楼梦》里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应的共振。” “《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在王蒙《红楼启示录》一书的序言中说：“《红楼梦》是一部挖掘不尽的书，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更换，会产生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它本身是无价之宝，又起着聚宝盆的作用，把种种的睿思，色色深情都聚在周围，发出耀目的光辉。”
引导语：鲁迅有两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文章，我们一起了看看他是如何评点《红楼梦》的?
鲁迅有两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文章，一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以《红楼梦》为代表;二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的第三派“人情派”，同样以《红楼梦》做代表。
原文参见：
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人情派
其他与《红楼梦》相关的评论散见于其他文章之中，整理如下。
《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谓“以过来人现身说法”，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则开宗明义，已异前人，而《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le)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选自《坟·论睁了眼睛看》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 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王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选自《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
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氚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选自《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一)》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三闲集·怎么写》
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的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象《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象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但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二心集·宣传与做戏》
倘若白昼明烛，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而该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确乎比那些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继起的模仿者们的拟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的苦相，也就会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
——《坟·论照相之类》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
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长久以来，关于《红楼梦》之评论研究，有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有以胡适为代表的作者考证派……在纷繁多样的重围中，王国维与鲁迅的见解独具价值。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在《红楼梦》艺术价值问题上，王、鲁二人的立足点迥异。王国维把《红楼梦》的价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的土壤中，他认为《红楼梦》的最大美学价值就在于它的悲剧意义——“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进而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所认为的第三种悲剧相连洽，“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楼梦》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同时，他又创造性地认为《红楼梦》在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同的，“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也。”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与艺术的巧妙关系。而鲁迅则认为《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写作的局限，“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以传统小说思维来探讨《红楼梦》价值的方式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对《红楼梦》价值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侧重于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横向探求，一个着眼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纵向比较，虽不可否认二者的观点都尚有不足之处，但其各自创新之观念也着实为红学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二人对《红楼梦》的评论观并非尽善尽美，但其不拘泥于前人狭小研究领域，敢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确实值得敬佩。正因如此，二人观点中正确的方面才经得起时间考验，对后世红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了无限深远的借鉴意义，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事业的前进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