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遐水谣》表达了作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朝廷和整个腐败了的统治阶级，显示了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遐水谣
作者：唐·温庭筠
天兵九月渡遐水，马踏沙鸣惊雁起。
杀气空高万里情，塞寒如箭伤眸子。
狼烟堡上霜漫漫，枯叶号风天地干。
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
虏尘如雾昏亭障，陇首年年汉飞将。
麟阁无名期未归，楼中思妇徒相望。
【注释】
①惊.雁:全诗校:“一作雁声。”
②伤:全诗校:“一作双。”
③号:全诗校:“一作飘。”
④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鼠裘:貂皮袍子。鼠，貂鼠。
⑤亭障:古代边塞的堡垒。《史记·秦始皇本纪》:“筑亭障以逐戎人。”
⑥汉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日“汉之飞将军”。
⑦麟阁:即麒麟阁，汉武帝时所建。汉宣帝于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苏武等十一人图像于阁上。见《汉书·苏建传》。
【赏析】
温飞卿这首诗，是他自创的新乐府辞，大约是从古乐府的汉横吹曲《陇头水》演绎而来的，因为从古乐府《陇头水》中，完全可以找到这首诗的渊源。例如首句“天兵九月渡遐水”，作为“陇头水”来说，写水自然是很多的。最有名的如张正见的“陇头流水急，流急行难渡”。次句“马踏沙鸣雁声起”，连水带沙的亦复不少，可以找到的有陈后主的“漠漠扬沙暗”、“移沙屡拥回”，梁元帝的“沙飞晓城暮”，刘孝威的“陇水带沙流”，以及翁绶的“平沙隔水见牛羊”等。杨师道更全面，他说：“雾中塞雁至，沙上转蓬轻。”第四句“塞寒如箭伤眸子”，有陈后主的“寒多不识春”、“寒声起夜丛”。第五句“狼烟堡上霜漫漫”有卢照邻的“旌悬九月霜”。可见九月渡遐时，这里已是有霜的了。第六句“枯叶飘风天地干”，鲍溶说：“细响风凋草”。第八句：“清光炯冷黄金鞍”，车喿攵说：“雪冻弓弦断，风鼓旗杆折”。第九句“虏尘如雾罩亭障”，陈后主说：“惊风起马嘶，苦雾杂飞尘”。第十句“陇首年年汉将飞”，刘孝威：“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最末一句“楼中思妇徒相望”，陈后主：“万里望佳人”，江总的“遥闻玉关道，望入杳悠悠”，僧皎然的“旅魂声扰乱，无梦到辽阳”。细细寻来，当然还可以找到一些。
温庭筠却放着现成的《陇头水》不用，而偏要别创一曲《遐水谣》。他这样作，是为了承乐府之意绪而别有所指的;故用“遐水”来代替“陇水”。遐，远的意思。借《陇头水》的传统题意吟边塞之苦，而又不是写的甘肃这一带，故用一含糊的方位词“遐”盖过，以便写心中所思的地方。
这首诗共分三段。首四句写战士进戍边塞的情景，着眼在“杀气空高万里情”。“空”，可以作高旷讲，但这里已经是高，不必再以空来形容高;要形容，那也应当是说高飞或高扬，而不宜说空高。空，也可以作虚空讲，以空来形容高，就只能是白白地高了。“杀气空高万里情”是说白白地把杀气搞得万里晴空都是的，以其并非国防之需要，徒然浪费感情而已。所以他和传统的写法完全不一样，原因就是他认为这样的进军是冤枉的，所以说“杀气空高”。“空”字、“情”字皆下得极冷。次四句写战士们驻扎边地的感受，着眼在“清光炯冷黄金鞍”，用将官们的“犀带鼠裘无暖色”的舒适反衬起战士只能依“清光炯冷”的马鞍而憩的非人待遇。末四句写战士们久久不能回去的原因，着眼在“麟阁无名期未归”，指责统治阶级贪图功利而穷兵黩武，以战士妻子的怨望作结。全诗三换韵，平仄相间，音韵激越，俨然是一部边塞驻军思想小史。
诗一开头，点明了时间是九月，皇上派来的兵渡过了这远方的水，向着更远的沙漠进军。长途跋涉，使得人马都疲惫不堪，所以人马都威武不起来，而是杂乱地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踏”字，使整个军容都抹上了疲劳的灰色。可以想见，当此地“旌悬九月霜”的时候，连那旗帜都是凝重而蔫蔫萎顿的。然而千军万马，那气势毕竟是雄壮的，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跋涉在沙漠之中，无论怎么萎顿，那都是一种浩大的声势。人马所踢起的征尘，足可以掩没大军;而人马的杂遝声，当传闻老远，是以使得栖息在沙岸水边的大雁早早地惊飞呼叫起来。远远看去，就是黄尘与雁阵齐飞，苍天与大地一色。把一次进军写得既有气派，复又透出不济来。诗人在这里对这次到万里边地来搞得这战尘杀气弥天的行动提出了责备，表示了他对这一次进军持否定的态度。可见这次行军，不是为了守边，保卫祖国。因为如果这样，温庭筠甚至都会要去参加的。他在《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一诗中说：“韬钤岂足为经济，岩壑何尝是隐沦。”这就表白了他之所以处于岩壑，并非是为了作一个隐士，而是皇帝不用。如果要启用他，他甚至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即连扶助文王以匡天下的吕尚都不放在胯下。可见他的雄心是很大的，和这首诗的情绪迥异。因而可以推见这次进军是一次不义的行为。大约正因为不便指出，所以这才采用了古乐府的传统写法，略去了字面的违碍之处，而发泄其胸中不满之情。而战士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然开始是有点新奇感的，所以什么都要看一看。然而除了寒风吹得眼睛生疼以外，几乎别无什么可以压下自己那离开热土的思念之情。一“寒”字，既像水墨画般的画出了边塞的荒凉，也精细入微地刻画出了戍卒的心理感受，并为以后的怨望张本。而这些又均妙在从戍卒的新奇的眼光中出之。乍到尚如此，则今后会更难打发。一种难耐之情，跃然纸上，为“失约”的怨恨作好铺垫。这一组形象，由于溶铸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真切细致地表达了客观的典型环境，故而为读者提供了审美条件，从而可以捕捉到他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获得了共同语言的基础。因此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段，狼烟堡。写的是驻守在这边塞堡垒内的情况。古时没有现代电子通讯设备，边疆报警，黑夜燃烽火，白天则烧狼粪干。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载：“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燃烧狼烟的城堡上，因为没有战事，早已没有烟火痕迹，只有一片白皑皑的浓霜，在沙碛之中，寒光闪烁。而干燥的'大地，枯叶飘风，转蓬之类的蒿草，被狂风裹着沙粒，刮得满地翻滚。可以想见：这时的天空，一定是日光惨淡，而古战场上，那些喜欢战事的鹫鹰和乌鸦，成群的绕着圈在上空盘旋、噪聒。写出一个莽莽苍苍的古战场。天气是这样的干冷，将军们系着辟寒犀做的带子，穿着貂鼠皮做的软裘，围着火炉，饮着美酒，尚且面无暖色。而战士们身披铁甲，手执铁器，却站在这煞白的清炯炯的霜地里，犹自顶着凛冽的寒风，扶着马鞍，准备随时出发。这一组形象，把一个古战场写得穆肃而生动，如在目前，甚至仿佛读者自己就是那身披甲胄的士兵，从而和他一样，兴起了严肃而怨望的复杂感情。这一段更逼进一层，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特别是对那在可以冻折旗杆的奇寒之下，而表现得这样神圣庄严的战士，诗中流露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为之而尊崇，同时也为他们的待遇而同情悲愤。这一节把诗人对戍卒的感情表达得非常亲切、透彻。他不需要口号，直着嗓子喊出的一切好听的词句，在他这字里行间如同汨汨流出的清泉面前，都要显出粗糙和虚伪来。
最末一段，为了卒章显志，他笔法一转，仿佛在这长长的历史画卷后面，再摆上四幅色彩各异的油画。“虏尘如雾罩亭障”，这是一幅以黑红两色为底色的画，“虏尘如雾”应当说够黑的了，而既有“虏尘”，就难免不充满了鲜红的血与火。亭障，就是边塞的堡垒。“虏”，这个字在这里是不能轻易地放过的。它固然可以理解为匈奴、为胡儿，当作敌人来讲;但就字义而言，它也可以指奴隶、指被捉来的俘虏。“虏”们掀起的战尘把堡垒都笼罩了，则战争已经打到这城堡之内来了。然而从这首诗的通篇看来，分明是没有发生异族的侵略行为的。那么这一句或是不着边际的败笔。但能够把个战争写得如此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大家，是不会出现这样细节的失实的。如果从作者的生活中找找依据，晚唐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之时，其中最大的就有三次，其给予唐王朝的打击，远比外族的侵略要严重得多。不仅如此，而且唐王朝还借用外族势力来镇压人民的起义，民族关系完全混淆了，所以他这里实在是用一个“虏”字，说是外族也可，说是起义的农民也无不可。因为所有的封建王朝虽然高出于奴隶社会，但仍莫不把人即看成是奴隶。一直到最末代的清朝后期，慈禧还是在说她的江山是“宁给外人，不予家奴”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68年(咸通九年)爆发的桂林戍卒的起义。据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考，谓温死于870年，正是他逝世前两年。这次起义，就是因为唐朝命徐州节度使孟球，以八万人戍桂林。按制度规定，戍卒三年一换，到这一批已经六年都没有更换了，于是戍卒多次请求代还。而这时的徐州崔彦曾，为人刻薄，重用都押牙尹戡、徐行俭一帮子贪官污吏，借口派兵前往代回旧戍，费用过多，要桂林戍卒再留一年。于是“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百余”，一下反回了徐州，并占据江淮一带。这首诗的深刻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戍卒的不满情绪和悲惨命运，满了期，又不让回去;既为兵变，则麟阁不可能留有名字。而战乱已平，叛卒已成了刀下之鬼，是“楼中思妇”也只有徒然的“相望”了。所以他的这首诗，如果不是在为“叛卒”说话，就是一位哲者的预言了。
第二幅画，“陇首年年汉飞将”，这是运用李广有功不封侯的故事;也可以说画的是李广的故事。桂林戍卒之变，之所以有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共同举事，包括庞勋也不过是一个粮料官，都属于中下级军官，在战争中，他们是第一线的斗将。然而贪官得势，他们则恰如当年的李广那样，虽有功亦为这些贪官所顶冒了。而“年年陇首”，也和戍卒一起，一代几年，必定生怨。历史把他们和戍卒的命运缚在了一起，使得他们和士卒一样感受到朝廷寡恩，将帅刻薄，是以即令这一幅画画的是李广的故事，读者也能理解他们那不可按捺的心情。忍耐原是有限度的。
第三幅画是方帅藩镇的写照。这些节度使们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却不顾恤士卒的死活。他们要这些士卒久戍边苦之地，而他们自己则在大后方尽情的享乐。高适是曾参加过这种幕僚生活的，所以他在《燕歌行》里就写下了“战士生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的诗句。“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如此鲜明的对立，使得将士“麟阁无名”而又过期几年，犹不许回归。这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戍卒之所以要长期羁留绝域，只不过是方帅们为自己的爵位邀功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非要如此的正义行为。
第四幅画则是少妇思春图。“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桂林之变，正是因为“戍卒家人，飞书桂林”而引起的。于是怨思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了。
这四幅基调不同的画：黑、灰、红、绿，摆在一起，就如同蒙太奇一样，一经组合，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就无异是桂林戍卒哗变的历史画卷。
这件事发生在广西而不在甘肃，与诗人所咏的自然环境不同。但在军事上既可以声东击西，那么在诗里，指着葫芦说瓢也未始不可。地点是次要的，这正是诗人狡黠而自由的地方。重要的是诗人以其政治敏感，预感到了这样的地震即将发生，或者是在深刻而形象地剖析了地震之所以发生的成因。所谓“怨不在大，可畏维人”。他在这短短的十二句诗里，可以说没有一句不是写人的。正是他把眼光放在了人民的心上，与人民息息相通，所以他这才能写出这样深刻的预感。史诗，不仅在于它如实地描写了那一事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写出时代精神，揭示出历史进程的本质和内核。这样才能使人从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仅看到一幅幅的历史画面而已。那么，温庭筠的这首诗，就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了。他把这一事件的矛盾揭露得十分深刻。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所谓“不着一字”，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描绘，已是“尽得风流”，早已看清了诸如桂林事件的责任何在了。这样的诗，从艺术上说，味在咸酸之外，已经达到了对诗最高的审美要求了。从思想性来说，诗人的倾向，正如所希望的那样，他不是诉之于口号，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从他流露出的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到温庭筠在农民起义(“桂林事件”，形式是兵变，而根本的还是农民起义)这件事上，是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朝廷和整个腐败了的统治阶级，从而显示了诗人的崇高和伟大。曾是那样肯定过歌德。他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伯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而温庭筠正是通过诗，向起来反抗或者即将起来反抗的叛逆者们，倾注了无限深情。这样的好诗，历来很少有人赞赏，反而说他没有意义，这确实是极不公平的。
拓展阅读：温庭筠介绍
温庭筠(约812年-866年)，是唐代诗人，又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精通音律，词风浓绮艳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有“温李”之称，但其成就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来说，都不如李商隐。他当时与李商隐、段成式文笔齐名，号称“三十六体”。
温庭筠的先世温彦博虽是宰相，而温庭筠是温彦博的裔孙。可是，到了温庭筠的时候，其家世已衰微。温庭筠与令狐绹之子令狐滈友好，经常出入于相府。同时与段成式两家颇睦，互通诗文，辑为《汉上题襟集》，温庭筠遂将女儿嫁给了段成式之子段安节。
温庭筠诗风上承南唐梁、陈宫体的余风，下启花间派的艳体，是民间词转为文人词的重要标志。温庭筠作为词人的地位很高。他著有《握兰》、词集《金荃》二集，均已散亡，现存的《花间集》收集了66阕他的词作、列为篇首。温庭筠词风婉丽、情致含蕴、辞藻浓艳，今存310余首，后世词人如冯延巳、周邦彦、吴文英等多受他影响。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下面是关于《古诗十九首》整体介绍的内容，欢迎阅读！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 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说：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 ‘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 《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 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 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 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 “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玉衡了。如果你在平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玉衡，而变成了天枢。北斗七星是在转的，玉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孟冬的方位。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孟秋的方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 “玉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 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 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 “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 “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对古诗十九首整体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1、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
3、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
4、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郦道元《三峡》）
5、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郦道元《三峡》）
6、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吴均《与朱元思书》）
7、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8、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9、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10、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11、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曹操：《观沧海》)
12、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咏鹅》)
13、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
1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15、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16、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17、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1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
19、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愁（李白）
20、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李白）
21、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唐·李白）
22、湖清霜镜晓，涛白xian山来 （唐·李白）
23、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唐·李白）
24、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吴均《与朱元思书》）
25、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 （唐·白居易）
26、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唐·王维）
27、天壤之间，水居其多 （宋·苏轼）
28、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宋·汪元量）
29、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 （唐·李白）
30、初惊银河落，半洒云天里 （唐·李白）
3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骆宾王《咏鹅》)
32、水真绿净不可睡，鱼若空行无所依 （宋·楼钥）
33、青山不老，绿水长存 （明·罗贯中）
34、水万物之本源也 （春秋齐国·管仲）
35、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战国赵国·荀子）
36、源清流洁，本盛木荣 （汉·班固）
37、清泉自爱江湖去，流出红墙便不还 （清·查慎行）
38、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唐·李白）
39、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唐·白居易）
40、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望洞庭》
41、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
42、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唐·王维）
43、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宋·汪元量）
44、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 （唐·李白）
45、水真绿净不可睡，鱼若空行无所依 （宋·楼钥）
46、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李白）
47、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唐·李白）
48、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唐·李白）
49、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 （唐·白居易）
50、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 （唐·王维）
51、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咏鹅》)
52、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宋·汪元量）
53、水真绿净不可睡，鱼若空行无所依 （宋·楼钥）
54、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
55、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56、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白居易《暮江呤》
57、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陆游《后赤壁赋》
58、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唐．钱起《陪考功王员外城东池亭宴》
59、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
60、百川沸腾，山冢碎甭。高谷为岸，深谷为陵。 《诗经》
61、江流天地外，山色有中无. 王维 《汉江临泛》
62、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崔颢《黄鹤楼》
63、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宋．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
64、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南朝）齐．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65、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66、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67、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68、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69、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临洞庭湖》
70、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71、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