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1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由于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女性作家并不多见。在这十分鲜见的女性作家中，宋代词人李清照显得尤为耀眼。李清照出生于济南的一个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她是一个天才的词人，她的一生就像一首回肠荡气的词作，前半生风和日丽、无忧无虑，后半生凄风苦雨，孤独艰辛。她一生无儿无女，但她给后人留下了60余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李清照词作的风格，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风格清新、自然，语言活泼、天真，表现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生活的热爱，一个妙龄女子对未来爱情的向往，一个成熟少妇对丈夫的思恋和眷念。后期词作由于国破家亡，风格显得悲悯、凄苦、愁惨和孤寂。
一、前期词的风格特点
(一)以通俗易懂的白描手法抒写真性情。
李清照前期生活无忧无虑，生活环境舒适优越，家庭完整幸福，所以其前期作品风格比较明快、清新、俊朗，有很多写闲适之情、爱恋之意、山水之美。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以她特有的白描手法描写了她早期少女时代欢快的生活。情趣盎然，境界迷人，寥寥数语，给人以美的享受。透过这首词作，我们看到了一位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率真洒脱的少女形象。
(二)以细腻缠绵的笔调书写离别之苦。
在中外文学史上，文人描写爱情生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为女性作家的李清照也不例外。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开始美好的夫妻生活之后，生活中免不了短暂分离，描写夫妻生活的离愁别绪自然进入了李清照的词作中。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描写的是在重阳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传说李清照将此词寄给丈夫赵明诚后，惹得明诚比试之心大起，遂三夜未眠，作词数首，然终未胜过清照的这首《醉花阴》。上片寥寥数语，把一个闺中少妇寂寞难熬的愁态描摹出来。下片写赏菊饮酒的情景。最后三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这首词作的点眼之句，展现了一个凄清寂寥的情景，表现了她因思念丈夫而显得格外憔悴。又如《蝶恋花离情》：“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这是一首思妇之词，描写了丈夫不在身边而百无聊赖的心情。即使柳树发芽了，梅花绽开了，春天的景色无比诱人，词人也无心观赏。
(三)以夸张的手法描写情思。
李清照在词作大量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来表达情感。如《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水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词作写于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秋天，时赵明诚被任命为莱州守，李清照从青州赴莱州途中住宿昌乐县驿馆时寄给其家乡姊妹的。词人通过自青州赴莱州途中的感受，表达希望姐妹寄书东莱、互相联系的深厚感情。词中“唱到千千遍”以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离别场面之依依不舍。
又如《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这是一首借伤春写离恨的闺怨词。词人将“一寸”柔肠与“千缕”愁思相提并论，运用夸张的手法，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仿佛她愁肠欲断，再也承受不住。
二、后期词的风格特点
(一)以对比的手法抒写故国之思和流亡之痛。
李清照经历了北宋和南宋政权的更迭，经历了南渡的流亡生活，反映在她的词作上，往往把北宋昔日的繁华和南宋今日的苟安放在一起，表达深切的故国之思和流亡之痛。
如《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云鬟雪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通过南渡前后过元宵节两种情景的对比，抒写离乱之后，愁苦寂寞的情怀。上片从眼前景物抒写心境。下片从今昔对比中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表达沉痛悲苦的心情。
(二)以凝练的家常口语刻画内心的孤寂心情。
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后没有生育孩子，后赵明诚病死后，再嫁张汝舟，不久离异，所以一生无子。到了晚年，李清照孤苦无依，内心充满孤独寂寞的心情，在很多词作中采用通俗晓畅的家常口语来表达深深的孤寂冷落之情。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一首代表词作。词人通过对秋天景物和自己感受的描写，抒发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悲苦，表现了孤独寂寞的情怀和心绪不宁的心境。首句连用十四个叠字，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形象地抒写了作者的孤寂心情，感人至深。下文“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用凝练的家常口语深切地表达了孤寂难熬的心境。
(三)用豪迈洒脱的语调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
李清照是一个女中豪杰，尽管她被称为婉约派的正宗词人，但她的词既包含女性的温柔灵慧，又有着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豪爽和开朗。她把缠绵的情思与超脱的胸怀融合在一起，使她的词媚而不绮，柔中带刚，于柔媚中蕴含豪迈之气。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首词气势磅礴、豪迈，是李清照的另类作品，具有明显的豪放派风格，抒写了词人在天帝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词人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借助梦境，运用驰骋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幻想中的神话世界。词中与天帝的问答，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生活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光明的追求。
总的说来，李清照是特定的生活道路和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绝代才女，她的词作就是她一生的写照。她那缠绵细腻而又豪爽俊朗的笔触、幽怨孤寂而又天真烂漫的情怀，给后世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的词作在宋代文学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迸射出耀眼的火花。可以说，没有李清照，整个中国文学都将会黯然失色。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2
总体评价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李清照小像图册参考资料)
名人评价
古代部分
宋代·王灼：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
宋代·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
宋代·胡仔：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愉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元代·杨维祯：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子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此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东维子集》卷七)
明代·杨慎：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子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词品》卷二)
明代·陈霆：闻之前辈，朱淑真才色冠一时，然所适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句，世因题其稿曰《断肠集》。大抵佳人命薄，自古而然，断肠独斯人哉!古妇人之能词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诸山堂词话》卷二)
明代·王世贞：《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则妍，六朝婾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于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弇州山人词评》)
明代·毛晋：《草堂诗余》若干卷，向未艳惊人目。每秘一册，便称词林大观，不知抹倒几许骚人。即如次仲、几叔辈，不乏“宠柳娇花”、“燕航莺吭”等语，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载一篇，真堪太息。余随得本之先后，次第付梨，凡经商纬羽之士，幸兼撷焉。秋分日，湖南毛晋识。(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
清代·刘体仁：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七颂堂词绎》)
清代·沈谦：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填词杂说》)
清代·尤侗：松陵周勒山所选《女子绝妙好词》，既已搴芳采华，亦复阐幽索隐，当使《花草》承尘、《兰荃》让畔者矣。松陵素称《玉台》文薮。而叶小鸯之《返生香》，仙姿独秀，虽使《漱玉》再生，犹当北面，何论余子!(《女子绝妙好词选》)
清代·毛先舒：词家刻意、俊语、浓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须有浅淡处、平处，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头扶起寒怯”，便动人工妙。李易安《春情》，“清露展流，新桐初”引用《世说》全句。浑妙。尝论词贵开拓，不欲沾滞，忽悲忽喜，乍近乍远，所为妙耳。如游乐词，须微著愁思，方不痴肥。李《春情》词本闺怨，结云“多少游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尔开拓，不但不为题束，并不为本意所苦。直如行云，舒卷自如，人不觉耳。(《诗辨坻》卷四)
现代部分
胡适：李易安乃是宋代的一个女文豪，名清照，号易安居干。……李清照少年时即负文学的盛名，她的词更是传诵一时的。她的词可惜现存的不多，(有王氏四印斋刻本)，但我们知道她是最会做白话词的。例如：《一剪梅》(略)，《添字采桑子·芭蕉》(略)，最有名的自然是他的《声声慢》(略)，这种白话词真是绝妙的文学，怪不得她在当日影响了许多人。李清照虽生于北宋，到南渡时，她已是50岁的老妇人了。但她对于北宋的大词家，二晏、欧阳、苏、秦、黄一一都表示不满意。(《国语文学史》))
吕思勉：北宋女词人，则有李易安。夫妇皆擅学问，长诗文，精金石，诚一代之才媛也。易安诗笔稍弱，词则极婉秀，且亦妙解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者，实倚声之正宗，非徒以闺阁见称也。(《宋代文学》)
胡怀琛：在北宋末再有一个著名的女词人名叫李清照，她的《漱玉词》，在文学界里是极有名的。她的佳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尤为人所称道。(《中国文学史概要》)
罗根泽：词是文学，也是音乐……女词人李易安《论词》，都是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虽然也不忽视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容肇祖：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她论词对于北宋诸大家，多有不满，可见她的眼光之锐敏。她的词在当日很受人崇敬，如辛弃疾有时自称“效李易安体”。可见她的影响;(《中国文学史大纲》)
刘大杰：李清照是南渡前后的女词人，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的天才女作家。她是遵守着词的一切规律而创作的。她一面重视音律，精炼字句;同时，她的词富于真实的性情与生活的表现。她生逢国变、家破人亡，她的笔下，虽没有直接反映现实，但我们要知道她丈夫的死，她的流浪贫穷，她改嫁事件的受冤，都是那个乱离时代、封建社会直接给她的迫害。她正是当日一个受难者的代表;她的生活情感，也正是当日无数难民的生活情感。(《中国文学发展史》)
朱东润：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有《漱玉词》五卷，今存一卷。词格抗轶周柳，其论词之言，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林庚：北宋的词坛，虽然充满了慢词的势力，却依然以小令为主。而结束这北宋词坛的一位作家，便是李清照。中国女作家中，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这是唯一的一个人了。词原是女性美的描写，她正是能够完成那自我表现的，她生活的时代虽在北宋南宋之间，而她的作风竟是完全北宋的。她不愿意随着当时一般的潮流，而专意于小令的吟咏，这在词坛上更觉重要。她的名作象《醉花阴》(略)，《如梦令》(略)。至于佳句象“翻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是脍炙人口的。然而整个词坛的趋势，已完全走向慢调，小令此后正如绝句，只成为诗人们偶然的点缀。诗词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的，都走上了同一的途径。(《中国文学史》)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3
生活的变迁是影响李清照词创作的主要因素，她的词作由靖康年为界线分成的两个阶段。她前期词作是在无忧无虑的童少年时期及美满和谐的婚姻生活所影响下创作的，内容大多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向往。词人用明快的语言、口语化的表达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相思的刻骨铭心写得朴素深刻。作品风格多为“绰约轻倩，自然妩媚，清新俊秀”《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南渡后，李清照尝尽了国破家亡与颠沛流离的痛苦，其词作多为诉说迭遭丧乱的凄惨心境，内容多为伤时念旧和对国破离乱的慨叹。词人用一个个充满凄苦的意境，将故国之思、家亡之恨融入个人的愁思愁绪之中，形成了“易安体”的特殊格调。
观其一生的创作，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在于她能够在书写语言和口语的基础上锻炼出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富有创造性地塑造鲜明、完美的艺术形象，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强烈感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言清新自然，通俗易懂，音律声调明白流畅。
李清照的描写本领，是能够把那些用惯了的和用旧了的浅而俗的文字，缀成极清新鲜丽的词句，以寻常语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这是李清照词主要特色，用浅近易懂的“寻常语”来表达清新、深刻的情思。如她的《凤凰台上忆吹萧》中“起来慵自梳头”，“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等等，几乎都是口语，不用译读，人人都可以读得懂。在《一剪梅》中，“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没有华丽的语言，但作者却将相思之情演绎得如此耐人寻味。李清照词善用“寻常语”，但这寻常语却又不是柳永、黄庭坚词中的俚语、俗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而来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些“浅俗”之语所包涵的无穷韵味与情思，使她的词简单易懂而不失清新工巧，所以才赢得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的青睐。
李清照妙解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而且能“化俗为雅”，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易安体”最突出的特点。如《永遇乐》中的词句，语言也不是尽力织绣，开关对句可见工致，“染柳”二句，甚有气象，而“次第”、“三五”、“济楚”、“怕见”等语，“如今憔悴”直至结尾数句，不避方言俗语，如叙家常，平淡却入律，通俗非陋，在宋词中确是别具一格，“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清沈谦《填词杂说》）不失为确评。
（二）抒情曲折含蓄，于身世之感融入家国之痛，格调凄婉悲怆。
李清照的大多数词作，虽然我们都可以很容易读懂，但是要真正透彻地理解其中所蕴藏的感情，不借助注释，不借助于对词人作词时的处境、心境的了解，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就是李清照词的又一特点：抒情曲折，讲究委婉含蓄，蕴籍深远。如《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
从字面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那无端的愁绪，无法排解的忧伤，“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但那“愁”字的具体内容时什么，只有联系作者当时的处境，才能知道此中的“愁”不仅含着对知己已逝的悼亡之悲，还有对物是人非的山河之痛。
再如《醉花阴》，写尽日闲愁，“人比黄花瘦”，而终不点破“愁”从何而来，表面上是写词人深秋时节的孤独寂寞之感，实际上表现的是重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而成为传世名篇。
李清照有许多词都很含蓄，用可感的景物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却将其中的具体内容放在一个大的空间中，让读者去揣摩，在细细品味中去体会。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多将身世飘零的感慨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融为一体，写出了婉约词的忧伤绝唱。这种忧伤是如此真切、深沉而又幽远，因此这些并未点破的“愁”是如此地打动人们的心，让人们自身的愁绪在词的意境中得到释放，找到落脚点，同时也在那“绵绵无绝期”的忧伤中寻求共鸣，在词人永远无法排解的愁思中抚平自己的伤痛。
如《声声慢》，李清照为了强烈地渲染清凄悲凉的景况，一起头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三句十四字叠字，在音韵上加强了凄清情调的表现。在寻觅感情寄托而只能觅得“冷冷清清”之后，又特别点出秋凉季节，以淡酒驱寒，但“三杯两盏”怎能抵得住寒风对多愁的闺中人的侵袭呢？大雁飞过，依稀是往年见过的，但丈夫已逝，自己的信又带给谁呢？真是愁苦上更加重愁苦。下片更是深入地倾诉了心中的彷徨苦痛，并把自身遭遇与广大人民的苦情结合起来，自然界的秋雨不过是打在梧桐树上，还有一种比秋雨更令人心寒的无影无情的风雨吹打在人的心头，这“点点滴滴”蕴含着沉痛的国仇家恨，远不是一个“愁”字就能诉说尽的。层层写愁，层层迭加，一个孤苦伶仃而又垂垂老矣的女词人，将如何承受得了呢？这是李清照的苦情，也是当时千千万万战乱流离中人民的共同苦情。李清照以独到的功力，把个人的愁思情绪与伤时伤乱的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融为一体，形成“易安体”的特殊格调，读之令人凄怆欲绝，因而成为千古名篇。
（三）于平淡中见浓烈，于细微处见精神，倜傥有丈夫气。
许多词人的作品中都会有若干点睛之笔，但相比之下，唯有李清照最适合这样的评价：于平淡中见浓烈，于细微处见精神。李清照词的这一独特风格尤体现在《永遇乐.元宵》中。这首词，写的全是实景实事，唯其真实，才使人越发能体会到词人那满腹的心酸，深沉的悲哀。
写在早期的《点绛唇》中，用平平常常的动作将一个活泼中略带矜持的少女的性格，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却道海棠依旧”，一个“却”字将作者怜花惜春的感情，卷帘人的漫不经心，词人的出乎意料表现得活灵活现，清晰可见。词中所叙述的事情不难理解，都在情理中，因为这的确是常见的事，但一个很普通的转折词却能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来，也的确是“非易安不能为此”。
李清照作词，既有女性的温柔明慧和细腻柔丽，又有一般女子所缺乏的俊爽开朗和贞刚气质，她能把委婉的情思与超脱的襟怀融合在一起，婉约而不绮靡，柔中有刚，蕴含着激昂豪迈之气，如《渔家傲》。所以“易安体”不同于一般婉约词的地方，是温婉中有俊逸之气，追念往事的凄苦之词，其中也流动着一种爽逸之气，与一般流行的香软词风异趣而别树一帜。无脂粉气，无闺阁气，就是有丈夫气，就这一点而言，易安体的风格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婉约”所能概括的，她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感情体验，将婉约词提高到新的境界。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4
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生活优裕，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她小时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打下文学基础。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
她的词不追求词藻的华丽，不苛求字句的精湛，所用的典故也不多，但是词中处处可见生动鲜明的事物与细致入微的心理。李清照的语言清新朴素，词句之间展现出的是她“眼所见而存于心”的鲜活的事物;流露出的是她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如弥漫在身边的檀香，融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叙尽了人之常情，又如蜿蜒的溪水，清雅而悠然，令人回味其中，又欲追溯其源。
一、归纳特点
1.语言清新简美，善用倒装
李清照的作品中，有很多都被喻为婉约经典之作。主要在于她的语言清新简美，善用倒装，赋予物诗意。在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中，往往能体会到一种高雅之韵。比如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挣渡，挣渡，惊起一滩鸥鹭。”词中并没有加以精雕细琢，但在意境与心情上却拿捏得准确而到位。只有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动静结合的场景，清秀淡然。其中“溪亭日暮”这仅有四字之言，便在读者面前铺开了一幅美妙的画面：天边的晚霞与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清澈小溪环绕着古老的亭子静静地流淌……这样简约的语言留给了人们很大的空间去想象，反而比细致刻画的方法要好得多，再看下文的“藕花深处”也是如此，她并没有说明藕花怎样多，怎样密——个“深”字便把荷塘之景展现得一目了然。从而也为她“惊起一滩鸥鹭”作了铺垫。然而，这里的“鸥鹭”不是“一群”而是“一滩”，虽仅有一字之差，却使语言更加雅致。一滩白色的鸥鹭从碧绿繁茂的荷叶中起飞，似有一种云烟升空之感，从而使得本句的语言没有破坏前面创造出的意境，体现了自然之美。这正是“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独具匠心。
在李清照的词中，也常常见到倒装句式。比如《醉花阴》中的“瑞脑销金兽”，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是兽形的香炉，应是“金兽销瑞脑”;“帘卷西风”，本是“西风卷帘”。然而这样不仅压了韵脚，而且给人一种特别的诗句韵味。又如《新荷叶》中的“绕水楼台”与“东山高蹈”都赋有倒装色彩。
2.表达真挚感情
李清照的词，不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是以抒发感情为主，而她的语言在这方面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在众多李清照的词中，体现出了她的语言功底颇深，她擅长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将她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1)表达闲适之情(早期)
李易安早期的作品，几乎全是以闺情为题材。她以女子的身份自言闺情，自然情真意切，这一时期的词作，往往体现着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女情怀，时而豪放洒脱，时而活泼开朗，时而乖巧可爱。先来看看她的《点绛唇》：“就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汉轻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上片写荡过秋千的小憩场面。从“蹴”字可以想象出，少女时的李清照用力踏秋千，全身心投入，玩得痛快淋漓的高兴样子。“纤纤手”是说自己的手柔美，说明她还在满意地自我欣赏。“露浓”既说花上沾有露水，又比喻“薄汉轻衣透”的少女好似花娇嫩的花瓣，沾了露水一般，格外美丽。下片“袜刬金钗溜”，客人突来引起的慌乱场景，却又“倚门回手”以嗅青梅作掩护看看客人是谁，活泼而好奇的顽皮少女在此笔墨之间勾画出来了。显然，她此时的心境充满了快乐与欢笑。
再看《浣溪沙》中的“眼波才动被人猜”，这是易安情窦初开之作，“眼波”绘出了她柔情似水的眼神，从那晶莹的眸子里泻出。表达了她对情人预掩不得的喜悦、激动，又带有一些羞涩与腼腆的神情，从而充分表现了一位纯情少女复杂而细腻的内心世界。
(2)表达叹息与伤感(后期)
至于后期，李清照的诗词语言往往是冷色调的，笔墨浓重而深沉。她在《醉花阴》中写道：“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其中“消魂”形容了日日相思，以致于神思恍惚，仿佛魂魄要离开躯体一样。而“帘卷西风”更加烘托了离愁与相思的凄凉之意。在这瑟瑟秋风中，菊花似乎也已失去许多，但人比这菊花还要消瘦，以花喻人，写出了她断肠的思绪，可使读者同她一起黯然神伤，一起盼着故人的归来。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声声慢》的首句，开篇便把“镜头”引入了一个萧索而凄惨的画面：一个略显憔悴的女子孤零零地伫立在空寂的院中，寻找着爱与温暖，但迎来的只有失落、伤心与孤独。从而形成了较大的心理落差。运用“迭词”巧妙地将意境、心情，环境交织在了一起;写出了国破家亡时发自内心的悲痛，定下本词感情基调而且字与字之间融入声韵，颤动人心，倍显凄凉孤寂。在此时的词赋中为罕见佳句。接下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天气忽冷忽暖，自己虚弱的身体已经适应不了“晓风来急”此处晓风也比喻当时的时局繁乱多变。“雁过边，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又借归雁之哀鸣表达自己的沦落异地，思乡之情。下片“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得生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其中“憔悴损”借花喻人，一写花在秋风中的凋零，一写人在乱世中度日如年的苦悲;雨打梧桐，淅淅沥沥，似心中之泪，悲凉顿显。“怎一个愁字了得!”将所有的情感一泻而出，倾吐了人生曲折凄惨和苦难时的痛心疾首。这首词以高超的语言手段细致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将意境、心境融为一体，乃千古佳作。
3.采用口语
在李清照的词中，常有口语熔炼其中，这也是她比较突出的特点之一。这种语言对于当时华贵典雅的词风无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但这种语言的通俗使词的情感表现得更亲切而直白。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红肥瘦”(《如梦令》)这几句语言简单朴素，却十分写实，表现了女主人与侍女的一段间断应答，“却”字生动地表现了李清照对侍女漫不经心的回答的失望与质疑。海棠花怎么会依旧呢?于是，“知否，知否”，“绿肥红瘦!”，这一句对侍女的反语，乃十分平实的家常之言，却生动地使得情景再现，两个人似乎已浮现了眼前，读词的人就像看着她们在说话一样。这就是运用口语的妙处——把生活中的场景表现的惟妙惟肖。这样的作词手法也可以使思想感情一目了然，正如《临江仙》中的“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十分直白的俗语，了无雕饰，却一笔绘出了她的心情。坦然地，李清照将她所有的思绪都缚在这简单到了极点的两句上，是那么豪爽，那么毫无顾忌，她只想表现自己的心情，然而正是这种表达方式，毫无折扣地叙出了她面对人生曲折、世态炎凉的心境。又如“金尊倒，弁了尽烛，不管黄昏。”这是《庆清朝慢》中的叙情之笔。在整首词赞喻花之后，用如此帅真而不加修饰的言语，表现了她尽情赏花之后的畅快。其中“弁了”与“不管”又体现了她已陶醉于繁花之中，希望自己能同这荣华淡雅、自然纯真的牡丹在一起。这也正是李清照南渡前的少女情怀的流露，然而只用此句一笔勾出。所以用这样的语句，虽无多少雅趣，但十分传神。除李清照这样“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的词人的确少有，因此突出了别具一格的词风。
二、探究：李清照语言特点形成原因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学者仕宦家庭，是位标准的大家闺秀，她与生俱来的少女情怀，造就了她秀美典雅的语言风格。在李清照的词中，不论写人，写事，写情，写景，都不难体会到她贵府千金的气质。女子，生来就是性情温润，多愁善感的，这就是“易安之词”集聚婉约气息的原因。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官至礼部员外郎，精通经史，声闻齐鲁，为“后四学士”之一，为人崇尚自然，强调诗文应以“诚”为主，曾受苏轼赏识。母亲王氏，出生名门，也善诗文。李清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受到文学熏陶，因而培养了她极强的情感表达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使得她在创作过程中，能够灵活自如地描绘出她的所见、所闻、所听、所感;而且能将事物的特点表现得细致到位。李清照在十八岁时，嫁与宰相越庭之子、太学士赵明诚为妻。因此在她的生活中，文学气氛愈加浓重，从而使她的词赋语言“更上一层楼”。
纵观李清照的诗词，大多是由生活中选取题材。她的爱恨情仇，多由生活琐事引发而生。所以，在她的笔墨之间，一些生活化的口语时常出现。如：“香冷金，被翻江浪，起来慵自梳头。”这一典型生动场景的出现，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出平常的俗语。更加贴近生活，这样使得她的词在句与句之间相互照应，语言风格融为一体，避免了内容和语言形成的鲜明对比。
李清照的语言带有着文学美与艺术美，通过对身边事物的细腻描写体现或烘托意境，借助对心理活动的表现抒发真挚感情。她以高超的语言运用技能，赢得了当时的文人与之后人的赞不绝口，在我国诗词史上留下了惊艳的一笔。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5
李清照词，人称“易安词”、“漱玉词”，以其号与集而得名。《易安集》、《漱玉集》，宋人早有著录。其词流传至今的，据今人所辑约有45首，另存疑10余首。她的《漱玉词》既男性亦为之惊叹。她不但有高深的文学修养，而且有大胆的创造精神。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
李清照前期的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如〔如梦令〕二首，活泼秀丽，语新意隽。〔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醉花阴〕等词，通过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厚感情，宛转曲折，清俊疏朗。〔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写对女伴们的留恋，感情也极其真挚。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这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比起"花间派"代言体的闺怨词来要有价值得多。王灼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碧鸡漫志》卷二)。这种批评正说明了李清照词的意旨在客观上是违背了封建规范的。
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和前期相比也迥然不同。国破家亡后政治上的风险和个人生活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她的精神很痛苦，因而她的词作一变早年的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在流离生活中她常常思念中原故乡，如〔菩萨蛮〕写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蝶恋花〕写的"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都流露出她对失陷了的北方的深切怀恋。她更留恋已往的生活，如著名的慢词〔永遇乐〕，回忆"中州盛日"的京洛旧事;〔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回忆当年的"胜赏"，都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通过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通过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处境，表达了自己难以克制、无法形容的"愁"。又如〔清平乐〕中"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悲伤，〔孤雁儿〕中的悼亡情绪，都是在国破家亡、孤苦凄惨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她的这部分词作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苦难和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李清照在早年还写过一篇《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说法，是宋代的重要词论，也成为她词创作的理论依据，著有《漱玉词》，李清照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屹然为一大宗，人称“婉约词宗”。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易安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其特点：
一、倾掳真挚情。
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性写艳情幽怀，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前期的恋情词，如《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萧》等，满怀至情，连篇痴语，自然率真最能体现女性纯诚细腻的灵性，这是男性作家代人立言的恋情词所无法比拟的。其后期写愁的伤乱词，如《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人孤雁儿》等篇，字字血泪，声声呜咽，一派凄楚，动魄惊心，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情怀，元地倾诉的“万千心事”，全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来不得半点雕琢矫饰。这些融和着家国之变、时代沧桑的悲慨之曲，来自情挚意浓的词人，植根于真实生活感受，是李清照坎坷生涯、悲剧人生、灾难时代的映现。
二、熔炼家常语。
《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柳永是把词引向市井的开拓者，他用语通俗明畅，然好为徘体，偶涉蝶默，周邦彦变俚为雅，措词精工，施采丽密。李清照遣词造语，自出机抒，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通《金粟词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风凰台上忆吹萧》)。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亲人远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分手已定，重重心事，说又何用;离恨别苦，难以启口的内心隐秘，刺人衷肠，宁可自我承受，不愿再增加行者负担。这重重思绪，微妙心态，全用家常语道出而含蕴绵绵不尽。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漱玉词的口语化、通俗化，并不走向淡乎寡味、松散无力，因为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匠心独运、提炼加工的结果。故而落笔精警雅隽，语工意新。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被翻红浪”、“柳眼梅腮”、“红稀香少”、“云阶月地”云云，平易清新，精妙传神，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三、善用白描法。
漱玉词不重故实，不过多化用前人诗文，而长于以白描手法创造动人的意境。易安的白描与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如《醉花阴》写离思凝重：“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永遇乐》写孤寂失落：“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均以直白之语，写深浓之情，有场景，有人物，有衬映。阶前花下心系伊人，刻骨相思的形象，闭关帘底，孤苦零丁，将无穷悲伤一己吞咽的心态，呈现眼前，栩栩纸背，令人一睹难忘。《漱玉词》的白描，具有浑成、含蓄、宛曲的特点，因而毫无浅易平直之迹。《行香子》煞拍：“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虽系以口语描述天象，不免使人联想起人间风云变幻、爱河如许风波，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
四、讲求韵律美。
李清照论词很重视声律，所谓歌词分五音六律、清浊轻重，她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这是由词作为一种乐诗特质决定的。漱玉词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夏承秦曾举其《声声慢》为例，其中用舌声15字，齿声42字，尤其是未几句，“二十字里齿声交加重迭，这应是有意用啮齿丁宁的口吻，写自己忧郁倘恍的心情，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张端义《贵耳集》称赏“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曰：…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声声慢》首句连下14个叠字，历代词家异口同声赞为千古绝调。张端义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钒《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6
李清照，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自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但是金兵入侵之后，生活颠沛流离，境遇孤苦。所以前期写的词比较清新悠闲，后期的词就显出个一个女词人的多愁善感。
对身世的感叹，对中原的怀念。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生活经历，所以她的词在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是都饱含了李清照的真情实感。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浅谈一下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7
在抒情方式方面，直接抒情是李清照词抒情方式的最突出的特点，但是也不缺委婉含蓄。有“婉约之词宗”之称的李清照也有自己的婉约的抒情特点。读李的词，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其中的婉约之风，词人善于从女性的心理出发，挑选女性在怅然迷茫时容易联想到的事物，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法加以组织，因而别有一番风致。而体现其婉约词风的诸多作品中，首推《声声慢》，词中表现出的那种哀婉的凄苦之情，读来更动容。结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凄苦之情一波高过一波，到此高潮，戛然而止。这样的词，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原原本本地烙在了纸上，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的血泪。它的线索是若隐若现的时间，串接客观事物，作者行动及情感的变化，都通过事物表现得淋漓尽致，委婉而含蓄。
在委婉含蓄中，李清照的词也不乏直率，利用白描的手法直抒胸臆，吐露内心的真实情感。如：《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是词的下阕，直接抒写自身的离别情绪和相思之苦，这也体现了李清照抒情大胆，强烈，直率。李清照也写了很多来抒发国破的哀伤之情。她的词《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认取长安道。”长安是故国的象征，词人认为“空梦长安”而永夜欢意少，一个“空”字，领起全梦，将女词人思念故国的满腹情愁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在她的诗作《夏日绝句》中，通过诗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词大胆而直率地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之情。李清照的作品中，诗作占少数，但是多数流露豪壮激昂的爱国主义情感，她的词被后人视为“绝似苏辛派”“无一毫脂粉气，自是北宋风格。”这首词可以说正是李词人远大的理想，不凡的抱负，勃勃的雄心，炽烈的爱国情怀的自然流露与抒发。李清照在抒情方面，无论是抒发自己的身世凄苦之情还是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都是在委婉中带着直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抒情方式更能让读者通俗易懂。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8
李清照词的语言特色是平易清新的自然美，委婉曲折的含蓄美，和谐流转的音乐美，浓淡相宜的绘画美，而清新的自然美是李清照词最突出的语言艺术特色。李清照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承“花间”之婉约去“花间”之俗媚，用清新自然的俗语，口语化甚至方言入词，使词语代“俗”而来的清新的，自然的清词真语，清新浅俗，浑成大雅。
李词人在语言方面善于用叠字，口语化。如她的词《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泠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的开始用了叠字来达到语言上的音韵美，而且用叠字，更加强了语言的口语化，读起来琅琅上口，有鲜明的节奏感。也把环境进行了极致的渲染，极力的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孤独、凄苦与辛酸，从而加强了词自身的抒情性。到下片“到黄昏点点滴滴”又用二组双声叠字，与开头的十四个叠字相对应。环境的凄、冷、清内心的凄、惨、戚，环境与心理的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自始至终。虽然这词用了浅近的文字，却给人一种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的感觉，更加增添的词的简单性，让词显得更加的清新自然。再如下面的词句：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凤凰台上忆吹箫》
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
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月》
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
上面这些都是浅显易懂的常语清新自然，朴实无华，可蕴含极其丰富的内容。犹如美酒，越品越觉得其绵厚芳醇，与浓艳香丽的花间词风截然不同，使读者耳目一新。明代杨慎《词品》中评论说：“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如她的《声声慢》中，“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与上面的例子都是化浅白为清新，化俗俚为挚词。清代彭孙鸿在《金栗词话》里评到“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如李清照的词《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词人能把浅俗的文字，组成极其清新鲜明的词句，以寻常语创造不寻常的意境。让人读来，更是心驰神荡。通篇浅白语言，产生的清新工巧，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却不由得为后人称道。词中的谴词造句，天然率直，创造了以寻常语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真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李清照用浅显自然、朴实无华的语言，创造了耐人寻味的优美境界，正是“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她匠心独运，特别是善于创造这种平淡而绝妙的境界，这应该是李清照词作语言中最突出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了。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9
李清照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个阶段，从优裕轻松的生活到丈夫的离去，最后国破家亡，她一生坎坷，挫折不断。她依然不屈不挠，尽管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她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出众绝代的才华，敏感深悟的思想，高洁的人品，作了很多清新婉丽的词作流芳后世。李词人用她高洁的人品写出了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的词作，也让我们读懂了她那庄重典雅的词品。
在李清照结婚之前就有了个性鲜明的性格。如她的一首词《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用日常生活的小事，通过简单的对话，反映出少女作家对大自然的敏感和热爱，流露出她是一个乐观向上，无忧无虑的少女性格。
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有了婚姻之后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婚姻之后又有了比较曲折的生活路径，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少妇，从安定的家庭到一个动乱的国家的环境，词品也有了相对的变化，她自身的人品也逐渐的形成。词品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清新到庄重典雅的境界。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李清照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上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她能珍惜自己的存在，珍重自己的人格，她不像那些心灵软弱的人做小服低，自轻自贱，这是她性格发展的前提。因此，她笔下的形象(例如桂花)就很自然的显示出一种极为清高，颇为自诩的情调，如《鹧鸪天》：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作者用坚决的语气，一种自视不凡的豪迈气概，跃然纸上。指出：“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词人的这种高昂的自信，在其文学创作上得到了印证：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胡云翼说：“词家之有二李，李后主与李清照，真是词中的‘双圣’。”这是李清照在少妇时期最完美的喻写。她笔下的白菊，更是以清丽、潇洒的个性而称奇一世，如《多丽》：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潇潇，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釄。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似愁凝汉臯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
这支白菊如此清高、孤傲、饱经风霜，不减清奇，它不同凡俗，截然区别于那种浓施粉黛，搔首弄姿的做作。她欣赏的不是人工美、装饰美，而是人格美、自然美：“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釄。”在大自然无情地摧残下，它依然情致深深，一点儿也不缺乏人情味儿，愈发楚楚动人：“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毫无疑问，李清照笔下的桂花、菊花，正是她自己高傲、自尊、朴直的性格和独立人格的化身。
纵观李清照的一生，她的经历在词中都有所表现。前期——少女时期的天真、活泼、大胆、任性、闲适风雅;中期——少妇时期，生活俭朴，在甜蜜的生活中带有着一股多愁善感，同时，也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忠贞;后期——晚年时期，虽然愁苦深重，流落天涯，但她坚强、勇敢，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这些性格的特征和思想意识汇聚了她冰清玉洁的崇高的人品。从而奠定了她词品德尔庄重典雅。
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 篇10
李词人写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读者而引起共鸣，除了词人口语化的语言，还有词人所创造的真情意切意境。李清照写的词都是反映她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词人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其中抒写的国恨家仇，都是发出词人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如她写的《一剪梅》、《醉花阴》、《声声慢》、《武陵春》、《永遇乐》这些脍炙人口的词作中所创造的意境，如果词人没有真情实感，词人绝对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词句，而且还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李词人词中的事物都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且还是活生生存在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比如她笔下的海棠不是别人口中的海棠，李词人笔下的海棠花是“绿肥红瘦”的;而落花也不是别人那样描写的落花，而是“拥红堆雪”的落花。还有“暗明灭”的青灯，有“袅残烟”的玉炉，有“玉骨冰肌”的双银杏，有“初斜”的皎月，有“上窗纱”的残月，有“满西楼”的弯月，还有“不与群花比”的寒梅等等这些意象，都显出词人的独特的特征，她凭着丰富的联想，独到的运笔，以女性特有的体味和情怀，把人物内心世界的所有抽象的感情细腻温婉地然而又十分深刻地借助自然景物加以形象化，具体化。梅花是易安词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意象。宋代女作家用自己的灵心慧性，饱蘸浓情深意，描绘出一枝枝劲拔挺秀、摇曳生姿的眼中梅、意中花，她们披雪戴霜，花魂月魄，含笑迎日，洒泪风中—这是宋代女性作家创造的文学审美意象，也是女性个体生命生存经验的诗意描述。而李清照笔下的梅花给人的则是另一种感觉，如“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挪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清平乐》)，“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菩萨蛮》)，“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游春意”(《孤雁儿》)，从这类意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女词人对于梅花一类洁美素质的珍视，表现出一种孤独人的感伤。这种感伤虽然在词中若隐若现，但是无处不在并且由于词人一贯的对于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类似老庄的追求静逸，超脱尘世，自我解脱的达观信念，使得她在描写感伤情怀时，经常使用一种自我解脱性质的开宕之笔，总是含蕴有一定自我解脱的要求和魄力。所以李清照笔下的格高韵远的梅之意象，虽然没有以松柏自居的伟大作家的豪迈气魄，但也总渗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这些美的象征体，经常总是处在风雨飘摇，美质难久的威胁当中。
李清照词意象审美特征含蕴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意，是李清照富赡的内心世界和客观世界相融合、聚集的具体表现，是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的统一，李清照词中的意象意境高远，风格独特，寄托遥深，措语忠厚，运笔空灵，别有一番天地，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词人的词作很多都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出词人极为执著和较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总之，李清照在她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词品，在艺术特色上面的创作手法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借鉴，让今天很多的诗歌创作者借鉴。更难得可贵的是，她可以去除下层市民的粗俗，又能远离当时词坛的艳词丽语，真正做到化俗为雅。品易安的词，让人忍不住想起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已化为日常用语的千古名句，感叹于他们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作品简介】
《蜀相》由杜甫创作，被选入《唐诗三百首》。这是一首咏史诗。作者借游览武侯祠，称颂丞相辅佐两朝，惋惜他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诗的前半首写祠堂的景色。首联自问自答，写祠堂的所在。颔联“草自春色”、“鸟空好音”，写祠堂的荒凉，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后半首写丞相的为人。颈联写他雄才大略（“天下计”）忠心报国（“老臣心”）。末联叹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
【原文】
《蜀相》
作者：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注解】
选自《杜工部集》
蜀相：三国时蜀汉丞相，指诸葛亮（孔明)。
丞相祠堂：即诸葛武侯祠，在现在成都，晋李雄初建。
锦官城：现四川省成都市。成都的别名。
森森：树木茂盛繁密的样子。
自：空。
三顾：指刘备三顾茅庐。顾：拜访，探望。
频烦：频繁叨扰。频：频繁；烦：烦扰。
两朝开济：指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帝业，后又辅佐刘禅。
两朝：刘备、刘禅父子两朝。
开济：开，开创。济，扶助、救济。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先去世了，常使后世的英雄泪满衣襟。
【韵译】
何处去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
碧草照映台阶呈现自然的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啭鸣唱。
定夺天下先主曾三顾茅庐拜访，辅佐两朝开国与继业忠诚满腔。
可惜出师伐魏未捷而病亡军中，长使历代英雄们对此涕泪满裳！
【写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灵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蜀相：诸葛亮介绍】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卧龙先生)，三国时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之西二十里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为幕僚，向刘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立刻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即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天下的建议，深得刘备的赞赏。自此开始辅佐刘备。后助刘备败曹操于赤壁，佐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为帝后，刘备也称帝，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后主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在公元228年至234年先后指挥五次北伐曹魏。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患疾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他死后葬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他在遗嘱里要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一生廉洁。
【评析】
《蜀相》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定居成都草堂后、翌年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史诗。作者借游览古迹，称颂蜀汉丞相诸葛亮辅佐两朝，惋惜他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写诸葛亮雄才大略和忠心报国，叹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李重华《贞一斋诗话》说：“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已经超出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d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讲解】
《蜀相》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F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唷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点评】
伟大诗人杜甫，是一位毕生持有崇高志向（所谓“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而又始终未获展布（所谓“居然成C落，白首甘契阔”）的悲剧人物，在诗人五十九载生活旅程当中，时时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即如何匡辅君主靖世安民的问题。因之，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贤臣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最服膺所最推崇的'楷模。在诗人许多怀古诗歌当中，直接间接地，专题与旁及地称颂诸葛亮的篇章，不下十几首。特别是当他流浪四川期间，由于常和蜀汉的历史江山接触，更给诗人提供了凭吊前贤的便利与条件。于是他屡次寻访诸葛武侯各处祠堂，着意抚摩孔明庙前古老柏树。并且每至一处，必定哦诗题壁、慷慨陈辞。常常密意低回，长歌当哭。发出“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谒先主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的感喟，一派钦迟之意，溢于言表。在此类凭吊诸葛亮的诗作当中，最典型最集中最具概括性的篇章，要算那首早期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蜀相》一律了。
《蜀相》一诗，依照仇注，断为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春天，杜甫“初至成都时作”。当时唐王朝正处安史乱中，中原鼎沸，万姓流离。诗人从华州弃官西走，辗转抵达西南，在成都城郊，自筑草堂一所，暂时得以落脚。但是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所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行》)，一种去国登楼感伤离乱的情思，是极其明显的。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依凭吊。随即写下此首著名诗章。
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 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仇兆鳌说：“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这倒未必。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像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
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
从这两名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当日失路诗人对于异代无时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杜牧)，正是指的此等诗句所具的扣人心弦的独特艺术魅力。
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本质的总结。
五、六两句，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申述诗人所以如彼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诸葛亮的所以值得推崇，原在于他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
可是尽管才德如此高尚的诸葛武侯，在现实生活逻辑当中，却竟遇到极为怆痛的结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最后两句，便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永远点燃人们爱国主义心胸的至情言语。 由于诸葛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望，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然而，事情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五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竟然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是遽陨”，成为遗恨千古令人“痛心酸鼻”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而尚未奏凯，“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凭吊者的诗人自己，它也概括着千古以来具有同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这两句诗，对于后代读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唐代政治家王叔文，在自己革新企图遭到挫败时，就曾反复吟诵此诗，为之流涕不已；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之并不含有任何颓丧气息；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愤悱启发的积极力量。
清人邵子湘评论此诗后四句时，曾说：“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是如椽之笔。”这自然是称赞杜甫的笔力轮铮擅长概括。
《蜀相》一律，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则，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明代作家杨慎，也曾于成都武侯祠壁发现过好的品题，并且深表嘉许。今天看来，该篇诗作，虽也甚好；但和《蜀相》比较起来，则就显得有些刻露浮薄，不及《蜀相》含蓄深厚了。
【赏析】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首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读者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读者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直抒，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
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自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这些评论并不恰当。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
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
【周汝昌鉴赏《蜀相》】
题曰“蜀相”，而不曰“诸葛祠”，可知老杜此诗意在人而不在祠。然而诗又分明自祠写起。何也？盖人物千古，莫可亲承；庙貌数楹，临风结想。因武侯祠庙而思蜀相，亦理之必然。但在学诗者，虚实宾主之间，诗笔文情之妙，人则祠乎？祠岂人耶？看他如何着墨，于此玩索，宜有会心。
开头一句，以问引起。祠堂何处？锦官城外，数里之遥，远远望去，早见翠柏成林，好一片葱葱郁郁，气象不凡——那就是诸葛武侯祠所在了。这首一联，开门见山，洒洒落落，而两句又一问一答，自开自合。
接下去，杜甫便写到映阶草碧，隔叶禽鸣。
有人说，那首联是起，此颔联是承，章法井然。不错。又有人说，从城外森森，到阶前碧色，迤迤逦逦，自远望而及近观，由寻途遂至入庙，笔路最清。也不错。不过，倘若仅仅如此，谁个不能？老杜又在何处呢？有人说，既然说诗人意在人而不在祠，那他为何八句中为碧草黄鹂，映阶隔叶就费去了两句？此岂不是正写祠堂之景？可知意不在祠的说法不确。又有人说，杜意在人在祠，无须多论，只是律诗幅短，最要精整，他在此题下，竟然设此二句，既无必要，也不精彩；至少是写走了，岂不是老杜的一处败笔？
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上述的质疑完全错了。他说：莫拿八股文的眼光去衡量杜子美。要是句句切题，或是写成不啻一篇孔明传。谅他又有何难。如今他并不如彼。道理定然有在。须看他，上句一个“自”字，下句一个“空”字。此二字适为拗格，即自字本应平声，今故作仄；空本应仄声，今故作平。彼此互易，声调上有一种变换美。吾辈学诗之人，断不能于此等处失去心眼。
且说杜甫风尘苟矗流落西南，在锦城定居之后，大约头一件事就是走谒武侯祠庙。“丞相祠堂何处寻？”从写法上说，是开门见山，更不迂曲；从心情说，祠堂何处，向往久矣！当日这位老诗人，怀着一腔崇仰钦慕之情，问路寻途，奔到了祠堂之地，他既到之后，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他“首先”注意的却是阶前的碧草，叶外的黄鹂！这是什么情理？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要知道，杜甫此行，不是旅游，入祠以后，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他和普通人一样，自然也是看过了的。不过到他写诗之时，他感情上要写的绝不是这些形迹的外观。他要写的是内心的感受。写景云云，已是活句死参；更何况他本来真写祠堂之景？换言之，他正是看完了殿宇之巍巍，塑像之凛凛，使得他百感中来，万端交集，然后才越发觉察到满院萋萋碧草，寂寞之心难言；才越发感受到数声呖呖黄鹂，荒凉之境无限。在这里，你才看到一位老诗人，独自一个，满怀心事，徘徊瞻眺于武侯祠庙之间。没有这一联两句，诗人何往？诗心安在？只因又了这一联两句，才读得出下面的腹联所说的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一方面是知人善任，终始不渝；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方面付托之重，一方面图报之诚：这一切，老杜不知想过了几千百回，只是到面对着古庙荒庭，这才写出了诸葛亮的心境，字字千钧之重。莫说古人只讲一个“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诗人所理解的天下之计，果真是指刘氏子孙万世皇基不成？老臣之心，岂不也怀着华夏河山，苍生水火？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的诗人老杜，不禁骼奖幻妫老泪纵横了。
庭草自春，何关人事；新莺空啭，~意伤情。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如何却说他是败笔？就是过渡云云，周汝昌先生认为也还是只知正笔是文的错觉。
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袖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然而，老杜又绝不是单指个人。心念武侯，高山仰止，也正是寄希望于当世的良相之材。他之所怀者大，所感者深，以是之故，天下后世，凡读他此篇的，无不流涕，岂偶然哉！
【作者介绍】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759年（乾元二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格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甚至慨叹对郭沫若的聚讼纷纭“恐怕会延续到以后的世纪”。整体上看，郭沫若在会通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定型的生态文化人格，对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演变影响至深。可以说，正是生态人格与政治人格的颉颃互竞，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纪性特征与文化复杂性的人格结构。具体而言，这种生态文化人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对郭沫若而言，这种独特的创造人格具有坚实的世界观意义，它深层建构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为破解“郭沫若现象”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一、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
(一)传统诗学与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于二十岁之前的国内生活。在这段生命弧线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旧学根底的训练与古代文艺的研习，孕育了素朴的诗性人格与主情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母亲的“诗教”与塾师沈焕章的“诗刑”(从对对到作诗)，在幼年时期就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间熟读四书五经的唯一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按照沈先生教诲，他从读《诗品》《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起步，逐渐登堂入室，遍览历代名家。其中，历代诗作中尤以《诗经》、屈原作品与唐诗对其影响最大。他青睐《诗经》中带有浓郁原始风味与民间生活气息的《国风》，喜欢屈原雄浑的诗品与人品，酷爱唐代诗人王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特别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更引起他极大兴趣”，他曾评价陶渊明、王维的诗有 “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称誉李白诗篇富于神思奇想、色彩绚丽。在诗学方面，他表示发蒙时读得最早、最喜欢的《诗品》是其诗学观的“原型”。正如他后来所申明的：“在十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关于诗歌和文艺上的准备教育。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在这种诗艺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古典诗学两大主导诗风——冲淡与雄浑的欣赏与偏爱。
刘毅青指出：“中国诗学是从自然审美开始，对自然的直观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起点。同时，中国诗歌的想象是一种自然的联想，想象并没有脱离自然的直观，想象与直观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这在中国诗学就表现为比兴艺术的高度融合。”显然，早期郭沫若的诗学取向、心理构造也可从自然审美、感性直观等生态视角得到确认。马秀琴就认为：“感受大自然诗性的内蕴和品格，是郭沫若作为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当乐山、成都的“新式学堂”无法餍足他对新学新知的渴盼，古诗、古文就成了他泄愤排忧、安妥灵魂的最后栖居地。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还以古诗为媒，风流自命、倜傥不羁。这不仅加深了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原有联系，更强化了他与自然、与抒情文学的感情共鸣。郭沫若曾对这段国内求学生涯作过如下总结，“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岁，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刘易斯(Lewis)认为，“在社会和地理流动几乎不存在的时期，以及文化变迁速度很低的时期，文化趣味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获得的，在长大成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环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阶段，就身处这一较封闭的文化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终身性。正因如此，当青年郭沫若来到社会和地理流动频繁，文化变迁速率加快的邻邦日本时，尽管能够与那里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风格相匹配，却未能根本改变其饱读诗书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间，他弃医从文的动力，译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东方未来的诗人”(田汉语)的跨越， “开一代诗风”的文化资本(如浪漫主义、自然本位、艺术直觉、宇宙意识、生态情结等)，无不可证之以中国抒情文学的诗学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创造的'灵感与源头。
(二)世界文艺与“六经注我”
郭沫若与世界文化(文艺)的渊源可追溯至童年时代。戊戌变法后，欧风美雨洗礼神州大地。塾师沈焕章锐意改革、引进新学，采用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新式教科书，在峨眉山下的偏僻乡陬“独能开风气之先”。②此外，家塾中还有省城读书的兄长所采集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新学书刊;在乐山读书期间，有机会阅读梁启超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林译小说”等，他对《迦因小传》、《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通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对司各特(Scott)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发生“铭感”，称该书对自己后来的文学创作倾向“有决定的影响”;在成都求学时，通过学校的英文课本读到美国诗人朗费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与歌》，令其领悟到“诗歌的真实的精神”。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发生的这种影响尽管深远，但相较他留日期间对东西方文化的广博汲取，国内所受的世界文艺陶冶则更多地体现在导引层面。 东瀛留学期间(分为东京时期、冈山时期、福冈时期)，特别是从冈山时期开始，郭沫若大量阅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以及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并编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莱的《云鸟曲》《西风歌》等诗作。他倾心泰戈尔诗作的清新平易与创作的泛神论，醉心海涅诗歌的“丰富的人间性”与“近乎自然”的情调，亲近歌德的泛神论与“主情主义”，喜欢席勒历史剧对诗意真实性的强调，推崇雪莱“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诗风，陶醉于惠特曼《草叶集》那雄浑、豪放、宏朗的格调……显然，上述文学巨匠之所以为郭沫若所钟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较为相似的艺术个性，有着发生“视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们都相当重视自然审美意识与生命意识，极具生命创造个性、浪漫抒情气息与生态整体主义精神。卢卡奇曾以国别为单位对此作过如下阐释：“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艺的“期待视野”无疑也可作如是观。也只有从艺术家主体性质出发，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流派和灿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学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正是在会通中外诗学资源的美学体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诗学追求，既不满足“诗丽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满足“诗雄而不丽”的惠特曼，而以雄丽兼备的歌德为典范，在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中“杂取种种”，“化”出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体，这个主体“爱自然的壮美，也爱自然的幽远”，“爱自然的欢乐、奔腾，也爱自然的恬适，清宁”，这个主体横绝天宇、变化万千、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内能自噬其体，一如诗人所创造的“女神”“凤凰”“山岳”“海洋”“太阳”“宇宙”“天狗”“匪徒”，掌控着超越所有时空的绝对自由、无限活力，不仅实现了对“雄”且“丽”的诗美追求，也实现了伟大诗魂对晦暗人间的无穷超越。
二、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
(一)人格发展的圆满境界
谈郭沫若的创作主体，不能不论他的“天才观”。这一方面是因为“创造社批评家程度不等地标榜‘天才’，而他们中间最大的天才是郭沫若”;另一方面缘于郭沫若超越中外既定结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球形天才”观，并以此为文化自觉，“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建构自己的完满人格。关于天才，历来有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解释模式：西方古代以柏拉图、西塞罗等为代表的一派带有浓重的超验与仪式色彩，呈现不可知论的神学特征;而以贺拉斯、琉善等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天才与技艺或天才与后天培养之间的联系，反映了灵感论、天才论向知识与经验的迈进。近代以来，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天才论，尽管突出天赋异禀的主体地位，但更大的价值显然在于他们由此出发深入分析了天才的想象力、认识能力、疯狂心理等心灵特质。与上述从神学、哲学角度观察天才不同，郭沫若拒绝天才的神秘主义与先验主义解释，注重从人才学、教育学角度阐述天才属性。他更接近克罗齐对天才与非天才的界说，肯定“天才是人”， “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虽然“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但决不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能，天才精神的发展需要机会，能发展人的天赋的是教育，这样郭沫若就从天才转向了教育，提出“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如是观之，我们方可理解他的下述观点，“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成。我们所说的天才多半是由一人的成果来论定的。大概一个人的智力能有所发明发见的，我们便可说他是天才了。”这是郭沫若“天才论”的民主主义内涵。
他的“天才论”的另一特色在于阐明了天才类型及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尤其表达了对“球形天才” 的崇拜与企慕。用他的表述即是：“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它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延到它可以展延到的地方为止：如象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它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起去。”他以孔子与歌德为例，对“球形天才”的“放射性”特征给予了具体说明。从他对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的解读，对歌德在解剖学、物理学、绘画、音乐、法学、政治、外交、哲学、伦理、教育诸领域的推崇，从“歌德是个‘人’，孔子也不过是个‘人’”(孔子要见南子，不删“淫奔之诗”，主张自由恋爱、实行自由离婚)，“他们的灵肉两方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的盛赞，可知郭沫若理想中的文化人格就是这种“其大则天”、“人中的至人”，二人充分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性”——“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是人性圆满、自由发展的典范。近代以来，西方哲人或呼吁人们走向“审美的人”、“游戏的人”，或号召人们返归自然，来克服文明异化，走向人性健全与生态和谐。显然，在救赎人性、通向“完人”方面，“球形天才”的人才观、人性观与此不谋而合，它多面发展、立体走向的身心进路有利于发展人性，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救赎人类的力量不在宗教，“得到救赎是指人性臻至和谐的完美，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完全、充分地培育人性的许多方面才能达到”。
(二)“球形天才”的多维面相
如同孔子与歌德一样，横贯数个领域，才如大海，成就巨大的郭沫若也是当之无愧的“球形天才”。振叶寻根，观澜索源。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特点，一在文化艺术才能的全面性，一在跨学科的杰出创造。
就全面性而言，郭沫若青少年成长经验与文化教育的多样与丰盈，提供了他在文艺与学术各领域多元发展的文化资本。留日期间，对球形人格的文化自觉，又使他能够通过文化形式或思想内容的关联，水到渠成地完成文艺与文化、旧学与新学、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沟通与整合，实现从文艺到社会人生，再到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跨越;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根据对《王文成公全集》的哲学体悟，“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在文艺、文化方面，他根据个人趣味涉猎了泰戈尔、海涅、歌德等中外诗人的创作，经泰戈尔通向印度古代哲学，经歌德认识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若莎，这两条途径又将他引领到泛神论。通过诸如此类的联系与交叉，郭沫若球形天才的知识地图初步绘制成型。 就郭沫若球形天才的创造个性来看，最大亮点就是他能在彼此无关的学科中均取得巨大成就，这一特征引导我们对人类认识潜力与创造极限的发问，尤其体现在他的《女神》写作与史学研究领域。从其文化成果的重大性上看，他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际，能够“回忆”古代“轴心期”潜力，带有鲜明神话原型思维的浮士德型精神主体。天马行空的《女神》诗人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古史大家(在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情况下)，是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思维本性存在某种“共性”。原型根源于远古的历史与传统，以无意识和象征的方式贮存和折射历史，“自发地显现在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宗教冥想、艺术想象、精神幻想的状态中”。《女神》思维“正面的和负面的属性以及各种属性的组合联合在一起”，具有对立统一性和二重矛盾性，带有原始初民意识未分化的混沌色彩。这使诗人能够通过神话学母题、上古历史与艺术的生动素材、泛神论的生命意象，“将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将“表达的思想从偶然和短暂提升到永恒的王国之中”，让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这成就了《女神》独特的感受方式与抒情方式。而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古史领域建树卓著，除了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能熟练驾驭基本史料，以及学过医，懂得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外，更得益于集体记忆与原型动力的深层推助，这是伟大天才的直观思维远胜概念思维，而由事物的生动印象指导他们的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历史“轴心期”，人类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与轴心文化模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现代文化转型期是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崛起，郭沫若沉潜先秦之前的古史研究，可视作轴心期文明穿越重重历史，在时代与个人的交汇点上发生的碰撞与觉醒，这是文化巨人郭沫若的轴心期情结。郭沫若在古史研究的另一优势在于，《女神》的神话思维架构了他读破古文字的桥梁，他之所以能用一两天的功夫，从一片墨黑的甲骨文拓片中解密那些白色的线纹，用刘悦坦的解释即是，“因为郭沫若的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相通”，因而在具体考证古文字时能“以我之自由精神直接与古人相印证”从而“求得其真相”。荣格曾言原型“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进而，郭沫若以古文字阐释为前提，根据第一手材料，建构起融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为一炉的治史特色，这是其天才创造的原动力。综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结构，“有远古原型的一面，有现代创新的一面，是现代向远古的螺旋式复归。它是审美历史生成的方法，结晶的方法，有着自由自然性。”
三、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
(一)青春中华
晚清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重塑“中国形象”成为有识之士表达社会使命感的中心话题，在以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梦》、蔡元培的《新年梦》、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等为代表的晚清“现代乌托邦”想象中，未来社会以全新的美妙幻景展现在人们面前，晚清文学“首先拉开了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重构的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所形成的第一个高峰，真实地记录下了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构方面最初的觉醒过程和精神面貌”，这个时期全民热情激动，知识阶级青春洋溢，“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等呼唤光明与新生的社团大量产生，人们“竞相歌颂新生、青春、少年中国，欢呼着新世纪的曙光”，面对这种欣欣向荣的阶级特质，栾梅健就表示“人们似乎还找不出另外的一个阶级，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的自由、多样，那样生气扑人，焕发着青春的鲜艳色彩”。因而“青春中华”成为“五四”时期国家想象的主旋律。这种对中国的青春重构，不仅在文化学、心理学上体现为青春象征，更渗透着社会对青年的发现与前所未有的文化期待。李大钊曾言：“胎孕中之中华，则断不许老辈以其沉滞颓废、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盖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鲁迅也强调，掀掉人肉筵席，废除吃人的旧制度，“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深感共鸣的青年郭沫若曾大声疾呼：“伟大的使命压在我们的双肩，要我们同心协力地扛举起来。”可以说，新世纪“青春中华”的觉醒，五四青年的狂飙突进，共同催生了“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而郭沫若无疑是感应时代跳荡，喊出世纪最强音的领衔者。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郭沫若的出现才使文学革命达到了巅峰状态，他破坏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符合社会革命的目标，他狂放的激情使‘五四’青年一代为之激动，他特立独行的风格真正表现出了启蒙者无法企及的个性解放，他的自由新诗打破了之前的旧格律的束缚，可以说直到‘郭沫若时代’才真正达到了文学革命的预期目的，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新文学运动进程，促成古典文学的近现代化转型。”这就是“五四”青春中华与青春文化的伟大魅力，它“反映了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告别过去、开辟未来、改造中华的文化心态”。
(二)青春人格
郭沫若的青春文化人格不仅代表了五四时代疾风骤雨般的时代性格，更具有超越生理学而通向文化学、心理学的认识价值，即他的一生都充满着“青春”光彩，这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个人振幅与国家民族命运保持高度一致的“生命哲学”中，郭沫若的青春人格呈现如下特征：对青春文化的共鸣，极端的叛逆性、善变性，旺盛而长青的求知欲与创造力，童心未泯的性格。
首先，这种青春人格是一种努力汲取青春文化并创造青春文化的人格。这表现在青少年郭沫若对新学新知有着极度渴慕，注重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富于生态智慧、刚健素朴的内容，如《诗品》《诗经》《庄子》《易经》《史记》《西厢记》等，倾力采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极富审美救赎与解放功能的知识财富，如浪漫派、生命哲学、泛神论、个人主义、马列主义等;还表现在郭沫若在个人文化创造中的情绪本位与青春自觉，例如，“为了凸显其诗风的昂扬激烈，为了尽现其诗意中生命的庄严和情绪的端方，为了维护汉语白话诗歌的原创性，为了建立白话新诗的艺术规范”，他在编选《女神》时“几乎将他那时候已经写成、译成并已发表出来的一半舍弃了”。从中可见他对创造青春文化的自觉，以及对培植个人青春品格的努力。
其次，郭沫若的青春人格结合了极端的叛逆性与善变性。对其叛逆性，郭沫若将出生时的“脚先下地”，称作其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读私塾时的逃学，上小学、中学时带头闹学潮，三次遭斥退，投身缔造新社会的政治运动，好做“翻案”文章等，骨子里的叛逆个性赋予郭沫若以反抗权威、张扬个性的大胆与决绝。同时，他的叛逆又与他的善变相辅相成。郭沫若身上浓缩了几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影响现代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潮几乎都能从他身上找到端倪。正是借助善变，在学术领域“他的见解和发现最快、最多”，所以这种“善变”，“是不固执，是时时接收新事物，通权达变，紧跟历史潮流”。
再次，旺盛的求知欲与创造力是郭沫若又一耀眼的青春人格特征。郭沫若的勤学善思可从他学贯东西中见出，也可从他亡命日本期间由古文字学的门外汉一跃跻身古文字研究大家中见出，直到晚年他还在文章中说：“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③同时，与他的求知欲相伴的就是他的创造力，郭沫若十二岁时就写下了《茶溪》《邨居即景》等诗歌，且不说他在文学、翻译等领域的著作等身，耽是日本十年(1928—1937)他就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煌煌十五种著作，晚年(1971)仍完成了学术作品《李白与杜甫》，郭沫若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生命，卷帙浩繁的文化艺术著述，无不生动地记录了他永不枯竭的创造力量，永远年轻的文化思想。
最后，郭沫若的青春性还表现在他的童心不泯。郭沫若是青春烂漫，永葆赤子之心，“不知老之将至”之人，老舍曾在《五十岁的老小孩》一文这样评价郭沫若：“沫若先生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温柔和蔼，而看不见，仿佛是，他的岁数。”郭沫若自己也说过：“年龄是可分成生理上的年龄和精神上的年龄两种。虽然没到老年而精神已经衰老了的人，我们也可以叫他做老年;但是许多前进的人，不怕到了七八十岁，他在精神上，却还是个青年。”无疑，这可视作他对自己青春人格的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