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汪伦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
原文：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译文
李白坐上小船刚刚要离开，忽然听到岸上传来告别的歌声。
即使桃花潭水有一千尺那么深，也不及汪伦送别我的一片情深。
注释
①踏歌：民间的一种唱歌形式，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
②桃花潭：在今安徽泾县西南一百里。《一统志》谓其深不可测。
③深千尺：诗人用潭水深千尺比喻汪伦与他的友情，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潭深千尺不是实有其事)写深情厚谊，十分动人。
④不及：不如。
⑤ 汪伦：李白的朋友。李白游泾(jīng)县(在今安徽省)桃花潭时，附近贾村的汪伦经常用自己酿的美酒款待李白，两人便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历代出版的《李白集》、《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注解，都认定汪伦是李白游历泾县时遇到的一个普通村民，这个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今人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研读了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确知“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知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按此诗或为汪伦已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李白于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自广陵、金陵至宣城，则此诗当不早于此前。
译文
我正乘上小船，刚要解缆出发，忽听岸上传来，悠扬踏歌之声。
看那桃花潭水，纵然深有千尺，怎能及汪伦送我之情。
注释
⑴汪伦：李白的朋友。
⑵踏歌：唐代一作广为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
⑶桃花潭：在今安徽泾县西南一百里。《一统志》谓其深不可测。深千尺：诗人用潭水深千尺比喻汪伦与他的友情，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潭深千尺不是实有其事)。
⑷不及：不如。
创作背景
李白游泾县(在今安徽省)桃花潭时，附近贾村的汪伦经常用自己酿的美酒款待李白，两人便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历代出版的《李白集》、《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注解，都认定汪伦是李白游历泾县时遇到的一个普通村民，这个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今人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研读了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确知“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知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按此诗或为汪伦已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李白于天宝十三载(754年)自广陵、金陵至宣城，则此诗当不早于此前。
另据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南下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欣喜万分，写信给李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到了泾县，李白问汪伦桃园酒家在什么地方，汪伦回答说：“桃花是潭水的名字，并无桃花。万家是店主人姓万，并没有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
李白要走的那天，汪伦送给李白名马八匹、绸缎十捆，派仆人给他送到船上。在家中设宴送别之后，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送行。主人的深情厚谊，古朴的送客形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立即铺纸研墨，写下此诗给汪伦。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赏析
用比兴手法，表达了对汪伦深情相送的感激。用“深千尺”的潭水比喻送别之深情，生动而形象，而又加“不及”二字，更增强了句的动人力量。这首有明显的民歌风味的诗词自然质朴，清新流畅。诗人用眼前普通的景物作比喻，写出了与友人的真挚情意。
鉴赏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绝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诗的前半是叙事：先写要离去者，继写送行者，展示一幅离别的画面。起句“乘舟”表明是循水道。“将欲行”表明是在轻舟待发之时。这句使读者仿佛见到李白在正要离岸的小船上向人们告别的情景。
“忽闻岸上踏歌声”，接下来就写送行者。次句却不像首句那样直叙，而用了曲笔，只说听见歌声。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送行了。这似出乎李白的意料，所以说“忽闻”而不用“遥闻”。这句诗虽说得比较含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人已呼之欲出。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桃花潭水是那样地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必定更深，此句耐人寻味。这里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诗人很感动，所以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行诗来极力赞美汪伦对诗人的敬佩和喜爱，也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深厚情谊。
鉴赏二
李白斗酒诗百篇，一生好入名山游。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信给李白，邀他去泾县(今安徽皖南地区)旅游，信上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见汪伦乃泾川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遂问桃园酒家何处?汪伦道:"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留数日离去，临行时，写下上面这首诗赠别。
显然，这首诗是李白即兴脱口吟出，自然入妙，因而历来为人传诵。然而，也因为它像生活一样自然，人们往往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诗的三四句，后代诗家还有一点评论，开头两句口语化的平直叙述，就说不出所以然来了。其实，结合上述背景来看，头两句也是写得极其成功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我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声口语言简直是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
"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
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在山村僻野，本来就没有上层社会送往迎来那套繁琐礼节，看来，李白走时，汪伦不在家中。当汪伦回来得知李白走了，立即携着酒赶到渡头饯别。不辞而别的李白固然洒脱不羁，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也是豪放热情，不作儿女沾巾之态。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人乐天派的性格和他们之间不拘形迹的友谊。
也许正因为两人思想性情契合，李白引为同调，很珍视汪伦的友情。情之所至，遂对着眼前风光绮丽的桃花潭水，深情地吟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结合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两句诗也如脱口而出，感情真率自然。用水流之深比譬人的感情之深，是诗家常用的写法，如说汪伦的友情真象潭水那样深呀，当然也可以，但显得一般化，还有一点"做诗"的味道。现在的写法，好象两个友人船边饯别，一个"劝君更进一杯酒"，一个"一杯一杯复一杯"。李白酒酣情浓，意态飞扬，举杯对脚下悠悠流水说道:"桃花潭水啊，别说您多么深了，可不及汪伦的友情深呢!"口头语，眼前景，自有一种天真自然之趣，隐隐使人看到大诗人豪放不羁的个性。所以，清人沈德潜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
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此诗自呼其名开始，又呼对方之名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看似寻常还奇蝴"，正所谓炫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上面这首《赠汪伦》就集中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我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如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上述李白这首诗表情特点是:坦率，直露，绝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它"直"中含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因而很有艺术感染力。由此可见，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不能"定于一律"的。
简析
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常在村民汪伦家作客。临走时，汪伦来送行，于是李白写这首诗留别。诗中表达了李白对汪伦这个普通村民的深情厚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乘舟离去，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前来送行，他们手挽着手，一边走，一边唱。“将欲”与 “忽闻”相照应，写出了诗人惊喜的情态。“将欲”，正是小舟待发之时;“忽闻”，说明出于意料之外。也许汪伦昨晚已设家宴饯别，说明第二天有事不能再送了。但现在他不仅来了，还带了一群村民一起来送行，怎么不叫诗人激动万分!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自己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的确，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有多深呢?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是恰当的。
鉴赏
中国诗的传统主张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作诗四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诗“忌直贵曲”。然而，李白《赠汪伦》的表现特点是：坦率，直露，绝少含蓄。其“语直”，其“脉露”，而“意”不浅，味更浓。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赠汪伦》从诗人直呼自己的姓名开始，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反而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很有情味。
诗的前半是叙事：先写要离去者，继写送行者，展示一幅离别的画面。起句“乘舟”表明是循水道。“将欲行”表明是在轻舟待发之时。这句使读者仿佛见到李白在正要离岸的小船上向人们告别的情景。
“忽闻岸上踏歌声”，接下来就写送行者。次句却不像首句那样直叙，而用了曲笔，只说听见歌声。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送行了。这似出乎李白的意料，所以说“忽闻”而不用“遥闻”。这句诗虽说得比较含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人已呼之欲出。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
诗的后半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放船地点在桃花潭。“深千尺”既描绘了潭的特点，又为结句预伏一笔。桃花潭水是那样地深湛，更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结句迸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比物手法形象性地表达了真挚纯洁的深情。潭水已“深千尺”，那么汪伦送李白的情谊必定更深，此句耐人寻味。这里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好就好在不用比喻而采用比物手法，变无形的情谊为生动的形象，空灵而有余味，自然而又情真。诗人很感动，所以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行诗来极力赞美汪伦对诗人的敬佩和喜爱，也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深厚情谊。
作者介绍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生平
年少有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辞亲远游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让李白想不到的是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天台道士的司马承祯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他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
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在洞庭湖泛舟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殴打致死)。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作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伟，虎踞龙盘，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从江上前往扬州。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到了盛夏，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好不惬意。到了秋天，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唯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
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又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称其“可以泣鬼神矣”。由此看来，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孙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初进长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唐玄宗即位后，已有过多次狩猎，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有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
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何时人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赐金放还
42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到了长安，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赏识，礼遇隆重。李阳冰《草堂集序》谓：“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唐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学侍从。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三年长安生活，使李白对朝中种种腐败、黑暗有了更多的认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
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 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再次远行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
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箓(道教的秘文)、授道箓去了。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历史底蕴。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应邀入幕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璘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完全出乎意料。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
重病而逝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不畏权力，藐视权贵，曾流传着“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御手调羹”“龙巾拭吐”的故事。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当时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中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百姓基层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第三十九)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
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行路难》)：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表达了诗人不被重用而产生对朝廷的失望和气愤。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表明了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
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 “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这位伟大的漂泊者用他的双脚和诗笔丰富了大唐的山水他的大笔横扫，狂飙突进，于是，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一下子飞扬起来。在诗中，诗人灵动飞扬，豪气纵横，像天上的云气;他神游八极，自由驰骋，像原野上的奔驰的骏马。在诗里，诗人一扫世俗的尘埃，完全恢复了他仙人的姿态：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
他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大事年谱
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李白出生。
705年 (中宗神龙元年)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
711年(睿宗景云元年)李白十岁。攻读《诗》、《书》及诸子百家。
715年(开元三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
718年(开元六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山(又名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
720年(开元八年)李白二十岁。出游成都、峨嵋山。谒颋于成都。颋甚赞其才，复励之以学。
721年(开元九年)李白二十一岁。春归家昌明。此后三年均在匡山读书。
724年(开元十二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725年〔开元十三年)李白二十五岁。春三月自三峡东下。经荆门山至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在江陵与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相遇。夏游洞庭(在今湖南省境内)、庐山(在今江西省境内)。秋游金陵(即今江苏省南京市)。
726年(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会稽。秋，病卧扬州。冬，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727年(开元十五年)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遂家于安陆。
728年(开元十六年)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730年(开元十八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渴宰相说，并结识其子张相。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
731年(开元十九年)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无赖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秋到篙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遂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732年(开元二十年)李白三十二岁。自春历夏在洛阳，与元演、崔成甫结识。秋，自洛阳返安陆。途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结识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阳到安陆相访，二人同游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岁未，归家安陆。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李白首至兖州，初识杜甫，两人一面，即亲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在兖州结下了深厚友谊，双曜相会，成文坛千古佳话。开元24年，李白携妇将自安陆移家东鲁兖州。
李白移家兖州后，将家庭安置兖州治所瑕丘(今兖州)城的东门之外，即李白所谓的“鲁门东”和“沙丘城下”，随即入编瑕丘户籍，占籍瑕丘，并得到了瑕丘官府所分给的田地。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李白三十六岁。春在太原，曾北游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南下洛阳与元丹丘相逢。秋，至篙山元丘处，结识岑勋。南返途经襄阳时，与孟浩然再会。是年杜甫二十五岁。在齐鲁燕赵一带漫游。
738年(开元二十六年)李白三十八岁。春，又出游南阳、篙山(元丘的居所)、陈州、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县)。
739年(开元二十七年)李白三十九岁。春至初夏，在安宜(今江苏省宝应县)。夏，漫游于吴地(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秋，逆长江西上，经当涂(今安徽当涂县)，至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县)，适逢王昌龄被贬谪岭南(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二人会晤。冬，自巴陵归安陆。
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李白四十一岁。居东鲁，与韩淮、裴政、孔巢父、张叔明、陶河等隐于徂徕山(音cúlaí，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境内)，纵酒酣歌，号称“竹溪六逸”。又以学道为事，意欲出游越地。
742年(玄宗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四月，游泰山。夏，与子女一道至南陵(今安省南陵县)，欲游越中。玄宗征召入京，返南陵。秋，赴长安。与太子宾客相遇，贺以“谪仙人”称之，复推荐于朝廷，得玄宗优遇，命为翰林院供奉。
743年(天宝二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744 年(天宝三年)李白四十四岁。春正月，送贺知章归越。三月，自知不为朝廷所用，上书请还山，赐金，离长安而去。初夏，与杜甫识于洛阳。旋往开封、商丘，请北海高天师授其道，决心遁入方外。秋，与高适、杜甫共游梁宋(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商丘市)。冬，北往安陵(唐属平原郡，在今河北省吴桥县北)，乞盖寰为造真(道教的秘籍)，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还归任城。
745年(天宝四年)李白四十五岁。春在任城。杜甫来东相方。二人同游于任城一带。夏，与高适、杜甫同渴北海太守李邕于济南。秋，与杜甫复会于郡(今山东省曲阜市)，二人同游甚密。秋冬，在鲁郡别杜甫，游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单父(今山东省单县)。
746年(天宝五年)李白四十六岁。春，游鲁郡。卧病任城甚久。秋，病愈，又游于鲁郡。是年自春以来屡有南游之念，终于秋末启程。至宋城，又游梁园(汉梁孝王所造的一座的御苑，又名兔园)，旋到扬州。
747年(天宝六年)李白四十七岁。在路上遇崔成甫。往会稽吊贺知章。登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冬返金陵，此后二年，留居金陵。
748年(天宝七年)李白四十八岁。春在金陵，夏至杨州，秋游霍山(今安徽省六安县南)，冬到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谒见江太守昊王李抵。
751年(天宝十年)李白五十一岁。春在任城。秋滞留在高凤(后汉的隐士)石门山(又名西塘山，在今河南省叶县西南)元丹丘居处。秋末，自开封北游幽州(今北京市)，经河北道、邺郡(今河南省安阳市)。
752年(天宝十一年)李白五十二岁。北上途中，游广平郡(今河北省南部)，拜访侄子李聿清漳县(今广平县)令。沿途留连。十月，抵达范阳郡(即幽州，今北京市)。初识安禄山跋启与边地战事之真相，颇感危险，即离范阳而去。
753 年(天宝十二年)李白五十三岁。早春，自范阳南下魏郡(今河北省魏县东)，游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阳县)，继续沿汾水南下，入潼关(关所在今陕西省，为洛阳与长安之问的要地)，登西岳华山。至历阳(今安徽省和县)横江浦渡长江。秋，又南下游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句溪、敬亭山等地。
755年(天宝十四年)李白五十五岁。夏游当涂。秋游秋浦(今安徽省贵池县)，冬返宣城。旋至金陵，获安禄山乱。门人武谔许去鲁中(今山东省)接其子女南下。分别后，自往宋城接其妻宗氏。
756年(肃宗至德元年)李白五十六岁。岁初，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刻中(今浙江省膝县)。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永王数次下达聘书，几经犹豫，终于决定下山入其幕府。
757 年(至德二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永王兵败丹阳，李白自丹阳南逃。旋被缚入寻阳狱中。妻宗氏为救其四处奔走。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史中承相宋若思极力救之，乃获释。宋若思辟白为军幕参谋，以掌军中文书事务。并随宋若思一同至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九月，病卧宿松(今安徽省宿松县)。曾两次赠诗宰相张镐求救。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
758年(肃宗乾元元年)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
760年(肃宗上元元年)李白六十岁。春由洞庭返江夏。秋至寻阳，再登庐山。决意游仙学道以度余年。冬在建昌(今江西省修水县西北)。岁末至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
761年(上元二年)李白六十一岁。流落江南的金陵一带。靠人赈济为生，闻史朝义势力复盛，李光弼派兵镇压，再次请缨入其军幕，但因病而半道还。冬初，寄宿于当涂县令(县知事)李阳冰处。曾出游历阳，旋归当涂，卧病于斯。
762年(代宗宝应元年)李白六十二岁。早春，卧病当涂。晚春三月，作最后的一次旅行，游宣城、南陵。秋归当涂，病况日下，自知无望。而李阳冰又退隐在即，欲走无路，精神失常。临终之际，将平生所著托李阳冰。十一月，卒于当涂，有绝笔《临终歌》一首。
据邵康节《紫微斗数》的记载 李白生于丙辰年十一月初十日午时 不是辛丑年。
《哀江头》与《长恨歌》
《哀江头》全诗共二十句，除首尾八句抒写诗人的哀愁，中间一大段，全写杨贵妃过去在曲江游乐的情景，以及缢死马嵬、血污游魂的结局。为此，过去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为杨贵妃作的，并拿它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比较。如钱谦益说：“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门，过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剑阁以东，岂非蛾眉宛转、血污游魂之处乎?故曰‘去住彼此无消息’，行宫对月，夜雨闻铃，寂寞伤心，一言尽之矣。‘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钱注杜诗》)其他像“同辇随君侍君侧”，与“春从春游夜专夜’，“明眸皓齿今何在”，与“回眸一笑百媚生”，“血污游魂归不得”，与“回看血泪相和流”等，无不可以相互引证。
有比较就有评价。北宋苏辙说：“《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又说：“予爱其(指《哀江头》)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病五事》)南宋张戒也说：“《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岁寒堂诗话》)
《长恨歌》篇幅较大，词句铺张，而《哀江头》写杨妃专宠，仅“昭阳殿里第一人”一句;写杨妃娇艳，仅“明眸皓齿今何在”一句;写马嵬之死，仅“血污游魂归不得”一句;写玄宗相思，仅“去住彼此无消息”一句。叙事简洁，笔力劲健，有骏马跳涧之势，就表现手法说，和《长恨歌》确有所不同。但若仅仅以文之繁简，来抑白扬杜，却有失公正。清代翁方纲认为：“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石洲诗话》)对此，《唐宋诗醇》讲得更加明白：“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认为唐代小说“驳杂无实”，“文体众备”，而《长恨歌》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批评宋人“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元白诗笺证稿》)。
陈鸿说白居易作《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但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厌恶而喜爱，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诗中的杨贵妃，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而是一个忠于爱情、命运不济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时候，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不曾亲身经历安、史叛变的动乱，没有切身的痛恨;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她和玄宗的爱情，经过众口传说，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叹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卷，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艳，悱恻动人。
[知识拓展]
长恨歌读后感(一)
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更让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感兴趣，趁着暑假的空闲终于拿起了这本书。
“精致”一词是我读着《长恨歌》一书时最深的感触。
小说的语言是精致的：对上海特色景物的描写运用的是极其细腻绚烂的笔触，不是诗却胜似诗，参差交错的长短句，整齐划一的排比句，生动形象的修辞，打造出了全书精致的语言。作为语文老师，深感受用，心中想着一定要推荐给学生看看，学习其中精致的语言。
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极其精致的人儿：她的容貌是精致的，她的梳妆打扮是精致的，她所营造的小资生活是精致的-----这样一个精致的人儿，命运却是不济的。因为选美成为了大上海知名人物，也是因为选美使她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这与白居易诗中所写的杨贵飞的遭遇是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杨贵飞是红颜薄命把长恨留给了唐明皇，而王却是寿命极长，经历了三代世事变迁，终身被恨缠绕着，直至死也是含着恨。
王琦瑶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是身为女人的我们所不可取的，但她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营造方法却是值得我们一学的。俗话说：女人要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王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经历过大世面，无论走到哪，她都可以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她也能在自己家中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朋友们带来诸多欢乐，诸多惬意，让大家获得了一种精致的生活。
精致的语言，精致的王琦瑶都来自作者精心的创作，想象着作者王安忆也应该是个精致的女子。
长恨歌读后感(二)
翻完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有种自己跟着书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活了一辈子的感觉，如果不是校园里操场上嘈杂的声音告诉我，这是在现实里、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我也许真的会以为自己被长脚掐死在黑夜里。就这样，又翻开了《长恨歌》……
那时王琦瑶才十几岁，还是女高的学生，单纯、善良、美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到电影棚里试镜进而结识摄影师彭先生，彭先生给王琦瑶拍的照片沪上淑媛让王在上海的小圈子里火了一把。他对王琦瑶的好感与日俱增，建议她参加上海小姐的选拔，王琦瑶成功当选三小姐，彭先生怎么都没想到，正是这“三小姐”的称号，让她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王琦瑶被李主任包养了，在爱丽丝，王琦瑶是拿自己的全身心爱他，只要能见上他一面，能陪陪她，就能让她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给了她一个西班牙雕花盒子，里面装着金条，也许一切早有预兆。李主任死了，他死后，她的生活就像身体失去了骨头，只剩下血肉，酥酥软软的。在这期间，程先生一直在寻找等待王琦瑶……
王琦瑶跟随外婆到苏州老家散心，乡间的山水是一副良好的滋补药，她渐渐对生活有了信心。王琦瑶于苏州，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一不小心来到了油菜花园，是朴素中的亮点。老家的阿二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他爱她，她爱怜他，他为了她到上海打拼，她想，到了她该会上海的时候了。毕竟，她是属于大上海的`女人。从此，他在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了痕迹。阿二是王琦瑶生命中一个匆匆的过客，相遇的一瞬间，给她送去了一缕阳光，带来了温暖。阿二，是她生命中的插曲，路过后，便只能是错过。
回到上海，王琦瑶在平安里胡同开了诊所，结识了严师母和毛毛娘舅。在不停地聚会、吃饭、聊天中，王琦瑶爱上了康明逊也就是毛毛娘舅，他们发生了关系，王琦瑶怀孕了。迫于家庭压力，他离开了她，她本想打掉孩子，但在去医院的路上，她把孩子留了下来。似乎是个自己留下一件财产似的，康明逊走了，她就什么都没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孩子。
那几年的上海，经济萧条，排队买米时，她偶遇了程先生，记忆虽被时光风化，但还留下斑驳的残角;面庞虽被时间冲刷，却还依旧有那年的风韵。他们相视一笑，为了她，程先生一直未娶。此后的每一天，程先生都来王琦瑶家里精打细算些柴米油盐的小事情，宛然一对恩爱的夫妻。只是程先生从没有在她家留宿过，照顾好她睡觉之后即使再晚也要会自己的家。谁不想就这样一直简简单单下去，就这样，守着一份小幸福，度过余下的几十年。可是，孩子的满月酒上，康明逊被邀请来了，程先生看出了端倪，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他没有办法这样骗自己继续下去，他选择了离开……
孩子薇薇逐渐长大，薇薇没有王琦瑶的姿色、气质，是没有打磨过的毛糙的玉石。女儿的成长并没有让王琦瑶轻松下来，反而更多了些麻烦。她要打扮、要时尚，却又不听信王琦瑶的指点，对母亲，是带着些嫉妒的。女儿的朋友张永红倒是天生懂得时尚的精髓，且和王琦瑶是一致的。薇薇嫁人出国后，张永红倒经常来陪她。
这时的王琦瑶已经50多岁了，虽然打扮的大方得体、显得你年轻，但年龄毕竟是经历过年龄的人，身体上怎么会不带有年龄的痕迹呢!她结识了20多岁的老克蜡。在爱情来临时，她逃避，她不敢承认。克服了种种心理障碍之后，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面对的竟是老克蜡的抛弃，理由是她不再年轻了。她试过挽留，也注定只能是徒劳。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得知王琦瑶有金条，行窃不成，把她掐死在黑夜里。生命条令的最后一瞬间，她想到40年前在片场看到的情景，仿佛是现在的自己……
王琦瑶死了，她的死是个悲剧，她的40年生，也是个悲剧。我常常想，如果王琦瑶没有到片场试戏、如果她没有参加“上海小姐”的选拔、如果他没有认识李主任……是不是后面的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了呢?他会和程先生相爱、恋爱、结婚，然后过着一个平凡女人的生活。可是没有这么多“如果”，王琦瑶还是王琦瑶，悲剧就是悲剧。书中王琦瑶曾想：她这辈子，要说做夫妻，也就是和李主任了，虽然不是光明正大，倒也是实打实的。她的一辈子，身边停留过很多男人，却没有一个是陪她走到最后的。她不断地爱，得到的确实不断地伤害，当一个个人都离她远去，剩下遍体鳞伤的自己，在孤独中死去。
看完了《长恨歌》，我也像活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令我感慨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还有王安忆对王琦瑶各个阶段生活状态、心里的描写，以及同时代周围人的描写，无论是王琦瑶的哪个年代，还是那个年代的人，王安忆都将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让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可以说，这本书是一个女人荡荡起伏的一生，也是上海那个年代生活的逼真记录。
《长恨歌》，一个写进女人心坎里的小说，一个微小女人的情感生命，一个时代的记忆变迁。
长恨歌读后感(三)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口气读完了《长恨歌》，这部描写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的长篇小说。手急急地翻动着页面，眼睛在字的海洋里快速扫过，而这一切都是急切的、突突乱蹦的心脏使然!我不喜欢看悲剧的人生，然而出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长成在上海弄堂中的王琦瑶风雨飘摇四十年后却是悲悲切切地离开，而且是死于非命，一个她一生都无比生厌和憎恶---上海瘪三的手里!我不禁哀叹：成也一生、败也一生，其实成败都是留作身后他人的评说，对本人，最重要的是：认真地过生活
王琦瑶有过聚焦灯光和眼球的辉煌。“上海小姐”桂冠的光辉穿过时间的长廊，甚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余光犹在。刚刚风靡上海的party，会因为有曾经的“上海小姐”而大有人气，尽管王琦瑶只是坐在灯光的背影处看着电视，或者在微风拂面的窗户旁透过舞动的窗帘看着外面的风景，或者在衣服和包的海洋里为舞动的脚步做着评说，为西班牙的拉丁舞在年轻的舞步中的篡改鸣不平、为舞场的乌烟瘴气感到遗憾…她的沉寂、坦然和甘寂寞为浮躁的年轻人们压着场子，使飞速前进的时代有了坐标，也为怀旧的年轻人的一双眼睛构建了着力点;偶然在舞池摇曳她的身影，会让人们怀念旧上海的严谨、刻板还有庄严!透过她考究的衣着、精致的小包、有板有眼的舞步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骚!
王琦瑶有入住“爱丽舍宫”的经历，然而她的大多数时光却是在上海的里弄里度过，她出生在里弄，这里有她的童年和中学阶段的身影，也有她人到中年生活的印记。“爱丽舍”宫的生活使她的前后里弄生活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对王琦瑶本人而言，童年和中学阶段的里弄生活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伴随着鸽子的起起落落、上学放学、爸爸妈妈和家人、报童的叫卖声…这是她的世界，她是属于这里的，这里有她的一切!然而当“爱丽舍”宫、洋车、金钱和权力创入她的生活时，她选择了投入他人的怀抱、漫长的等待(手粘一块小手帕，歪倒在沙发里，一个供使唤的老妈子陪伴在空旷的大屋子里，一间豪华地、可以供30人party的客厅，如果没有留声机的音乐，就只有自己脚步声的回音了!)、短暂的相聚(悲喜交加的眼泪)、最后是冰冷的金条陪伴她走完了余生。当金条和里弄在一起时，王琦瑶的里弄生活就不那么自然了，眼前一个世界、内心一个世界;她的背后总是有无数双眼睛在揣测、有无数个手指在指点。因为“爱丽舍”宫，在普通的上海人眼里是神秘的，有无法言表的感觉和想法。他们是宁愿绕道也不要接近“爱丽舍”宫的，如果必须经过也是低着头急急地过去的，尽管耳朵在竭力地捕捉里面的声音，哪怕是极细微的声音，但是脚下是绝不放慢的，“爱丽舍”宫的人在他们永远是神秘的，他们总是用揣测和判断他们或她们。在常人眼里特殊的王琦瑶，过着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清晨从小贩手中接过盛满牛奶的瓶子，在沙发上织着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或者围巾，看着太阳的影子在屋子里移动着，计划着一日三餐，起居生活，低着头走路，定期地光顾理发店、裁缝店，她懂得什么样的料子是最好的，什么样的围巾怎么样的打法，发式的最佳应该是怎样的…她永远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是仿佛这世界上就她自己，很少有亲人，也许孤独的外在，恰好是复杂的内心吧!她的房子在里弄但是窗帘、椅垫儿、枕套却留着“爱丽舍”宫的芳香，她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呢，里弄的墙面由于年久斑斑驳驳，邻居家的小孩子在过道上玩过家家，随意丢弃的东西横卧着，让她的漂亮的皮鞋无处落脚，洋车是没有办法到里弄里的，路灯也是今天亮明天黑的，整个里弄她好“个别”。当然她也会把鸽食放到厨房的外台上，她还像小的时候一样喜欢鸽子。
王琦瑶没有认真地生活过，她的一生毁于三个男人之手抑或是她自身一手造成的。年轻美貌的上海小姐的魅力折服了第一个男人，准确些叫“老男人”，他的怀抱向她敞开，当然还有“爱丽舍”宫，于是少女的王琦瑶成了一只失去自由的金丝鸟;短暂的爱与漫长的等待将青春消耗，飞机失事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她短暂的“爱丽舍”宫历史;里弄的平静难于平静王琦瑶的内心，同样有着一颗寂寞的心的男人慢慢进入她的世界，缠绵的时光留给王琦瑶的只是种到她肚子里的一块肉，伤心地陪伴着这块肉的长大，爱恨交加，最终还是爱占据了上风，于是给了王琦瑶做母亲的权利，20多年有女儿陪伴，尽管王琦瑶后悔不该陪伴女儿选婚纱、拍结婚照，因为它唤起了王琦瑶做女人最大的遗憾，她虽然为人母，但是却没有法律依据为人妻…第三个来到她的枕边的是个毛头小伙子，像王琦瑶姑娘的年龄…看来她的一生注定是没有同龄人相伴了，王琦瑶的心在空中，总是在期待中、在等待中，仿佛每一次都是在尝试而不是真正的开始，这样生活一次次地擦肩而过…其实生活没有那么严肃、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用心在过就可以，理想应该有，但是必须与现实分开，奋斗是应该的，但不是永远，该停下来欣赏风景的时候，不要吝啬时间，不要羡慕皇帝的权威，因为他是以自由换得的、不要羡慕他人的自由，因为自由是放弃以后的补偿，生活要自己过，不要刻意的追求也不要苛求!生活原本就是自自然然!不是认命、那是坦然和从容，这份坦然和从容是生活的历练!
这组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归隐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出劳动者的喜悦。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间生活的艰辛。作者陶渊明其实写的“归园田居”是自己理想的故居。
《归园田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以是如此，不仅在于每首诗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农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充实的隐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发的感情而言，是以质性自然，乐在其中的情趣来贯穿这一组诗篇的。诗中虽有感情的动荡，转折，但那种欢愉，达观的明朗色彩是辉映全篇的。
其一
第一首诗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逆自己的“韵”和“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一去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从陶渊明开始做官到最终归隐，正好是十三年。这一句看来不过是平实的纪述，但仔细体味，却有深意。诗人对田园，就像对一位情谊深厚的老朋友似地叹息道：“呵，这一别就是十三年了!”心中无限感慨，无限眷恋，但写来仍是隐藏不露。
“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回应“少无适俗韵”——因为不懂得钻营取巧，不如抱守自己的愚拙，无须勉强混迹于俗世;“归园田”回应“性本爱丘山”——既有此天性，便循此天性，使这人生自然舒展，得其所好。开始所写的冲突，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
“暧暧远人村，依依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不会让你感到喧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
其二
这首诗集中地描写了归田之后的日常生活与自适心境，诗意脉络清楚，结构次第有序。开头四句为本诗的首层，它从正面写“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荆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叙说归隐郊野之后，罕与尘世往来，了却心头尘俗之想。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
下面四句为本诗的中层，着意描写田园生活的动态，继说与之交往者都是农夫，相谈的都是桑麻。与上层的静态相呼应，充满一种纯朴的动人氛围。
“时复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人披草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人事”;一起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绝对不同于计较官场浮沉，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来往”，还是“但话桑麻长”，诗人与乡邻的关系显得那么友好淳厚。与充满了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
最后四句是本诗的末层，说明了作者此时心中亦乐亦忧的乃是作物与耕地。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庄稼一天天生长，开辟的荒土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在这两句中，诗人已抛开了“士人”的身份，完全向着劳动人民的方向转化。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句紧接上句，农民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毁于一旦，心怀恐惧。然而，这里的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正反映着经历过乡居劳作的洗涤，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淳朴了。
首中末三层内容前后紧密相连，层层向前推进，从而将个有静有动的整体田园生活，把个有乐有忧的诗人全部心境，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归隐后的作者形象鲜亮亮地跃然于纸上。
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了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写出了乡村的幽静及自己心境的恬静。而在这一片“静”的境界中，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这么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其三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这首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
“种豆南山下，苗盛豆苗稀”。此二句引用了杨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怜的劳动成果并没使诗人灰心丧气，牢骚满腹。这两句写出了他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从清早到夜晚，躬身垄亩铲锄荒草的状貌。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也不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这首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却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官场，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其四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已实在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他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且从此终身不再出仕。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也集中体现了陶渊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远离官场、超脱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弃官归田，并在这组诗的第三首中表达了只求不违所愿而不惜劳苦耕作、夕露沾衣的决心，为的是复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归。这第四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
其五
这首“怅恨独策还”是《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五篇。它以一天耕作完毕之后，回家的路上和到家之后的活动做为描写对象，来反映“归园田居”后的另一个生活侧面。
全诗可分做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集中地描绘了还家路上的情景。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
“山涧清且浅，可以
最后六句为第二层，全力叙述归家之后的一些活动。
“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不知不觉间“日入室中暗”，日落西山，室内暗然，于是索兴燃起根根荆草权当明烛。此句看似寒酸却将诗人的潇洒自如，自得其乐表现出来。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欢快之情涌满心头，在“欢”字下着一“来”字，自然传神。黄文焕便又称“‘来’字下得奇”。此情此景，引得诗人竞怨起“夕”时短暂，兴致难尽。那就索性不理时间的早晚，尽情畅饮。“已复至天旭”，直至旭日渐升天已放亮，方肯做罢，以寄其高远之志，抒其胸中超然之情。
此篇在组诗中，取材独特，既非描绘田园风光，亦非陈述劳动状况，而是以傍晚直至天明的一段时间里的活动为题材，相当于今天所谓“八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为内容，来表达他于田园居中欣然自得的生活情境。其视角新颖，另辟一境，与其他四首连读，可以见出组诗实乃全面深刻地再现出陶渊明辞官归隐初期的生活情景及其心路历程。
其六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东皋”，此指东边的高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东皋”、“西畴”。“阡陌”，原本田界，此泛指田地。这两句叙事，显得很随意，是说在东皋种苗，长势如何如何。但就在随意的话语中，显出了一种满意的心情，他说这话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诗中有“带月荷锄归”，“浊酒”云云是常见的语句。看来他对“荷锄”并不感到是多大的重负，差不多习惯了。“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巾柴车”，意谓驾着车子，《归去来兮辞》也有“或巾柴车”的句子。这两句写得很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人”，是作者自指。《归去来兮辞》有“稚子候门”的话。等着他的就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归宿”，此时他的倦意会在无形中消释了。这四句写暮归，真是生动如画，画面浮动着一层安恬的、醉人的气氛。这就是陶渊明“田居”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如此充实、惬意。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这是设问，自问自答，如同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句式。这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意思相似，表示了对劳动的重视。“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桑麻兴旺，蚕事顺遂，这是他的生活理想，正如陶诗所写：“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下面写道：“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素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心愿。“三益”，用《论语》语。后面这一段通过设问，揭示陶渊明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很是符合陶渊明的实际。
这首诗可以说是达到了貌合神似的地步，它，苏轼也将它当作陶诗来奉和，
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收有这首诗，长期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就以此为陶诗，还特举“日暮”以下四句赞扬之，且写了《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而后世诸家以为此诗非陶渊明所作，当是江淹所作的拟陶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