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赠清漳明府侄聿》的作者是李白，被选入《全唐诗》的第168卷第27首。这首诗是李白赠给侄子李聿的作品。全诗共四十句二百字。李聿当时任清障县令，李白以此诗赞颂李聿的美政。
原文
赠清漳明府侄聿
作者：唐·李白
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
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
小邑且割鸡，大刀伫烹牛。
雷声动四境，惠与清漳流。
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
心和得天真，风俗犹太古。
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
问此何以然，贤人宰吾土。
举邑树桃李，垂阴亦流芬。
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
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
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
讼息鸟下阶，高卧披道帙。
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抶。
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
长啸一无言，陶然上皇逸。
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
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
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
过客览行谣，因之诵德声。
注释
1、清漳:唐县名，在今河北广平县东北。明府:县令。
2、叶:世。柯条:枝条。
3、青云器:高远之材。颜延年《五君咏》:“仲容青云器”。
4、雷声:《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一:“雷震百里，县令象之，分土百里。”清漳:源出山西平定县大龟谷，在河北、河南两省边境与浊漳合流，统称漳河。
5、唐尧:琴曲名。
6、脱落:犹脱略，不受拘束之意。簪组:指官吏的服饰。隐簪组，即吏隐之意。
7、天真:指未受礼俗影响的天性。太古:指唐尧以前的远古时期。
8、阡陌:田间小路。扃户:闭户。
9、宰:治理。
10、举邑:全县。
11、柘:又名黄桑，叶可饲蚕。
12、赵女:清漳县先秦时属赵国。相传赵地出美女。冶容:女子妖冶其容。笼:竹篮，用以盛桑叶。
13、缲丝:抽理蚕丝。百里:指一县之境。
14、讼息:指政治清明，百姓没有争讼。鸟下阶:谢灵运《斋中读书》:“虚馆绝净讼，空庭来鸟雀。”
15、披:翻阅。道峡:道书。
16、陶然:和乐貌。上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氏之世社会安定，生活闲适。
17、“白玉”四句:郁贤皓注:“四句以白玉壶中水清澈见底喻李政治清明，洞察一切。”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18、赵北、燕南:指清漳一带，清漳在古赵国北部，古燕国之南。
19、行谣:道路之歌。
翻译
我们李家宗族人丁兴旺，超过百万，遍布神州。
你是天生的青云之士，日夜为百姓着想。
现在在这个小县暂时牛刀小试，以后会升大官的，再宰大牛吧。
你的好名声县内轰动，惠政廉洁犹如清清的漳河水。
你歌颂继承唐尧业绩，潇洒磊落，隐居在官宦之中。
你心与天道合一，推崇太古淳朴的社会风尚。
田野到处是牛羊，夜里大家都不关门睡觉。
问如何把社会治理得如此繁荣安定？回答是：有圣贤之人掌管县政。
全县都栽种桃树李树，既可遮阴又有花赏有果吃。
修建了河堤治理水患，桑树绵绵远布天边。
县里的女人都不修饰妖冶的面容，提着竹篮成群采摘桑叶。
家家都在缲丝织布，百里内纺织机的声音处处闻。
没有什么讼诉，公堂无事，鸟飞堂前；你终日高卧披阅道书。
手下官僚也很廉洁能干，用不着怎么监督，堂上挂着的草鞭子，只是摆摆威慑的样子。
夜晚自己对月弹琴，心静风来人自凉。
有时候长啸一声，那滋味就是上皇陶然舒畅的感觉。
你纯洁如玉壶冰心，一见到底。
你智慧如日，明察秋毫，体谅民情。
燕赵之地都传颂你的业绩名声，你是个好官。
我路过此地，听到百姓歌颂你的民谣，不禁为你的德行高歌一曲。
赏析
清漳，古县名，公元596年（隋开皇十六年）设，公元843年（唐会昌三年）废。唐时清漳县城在今河北省广平县清漳村一带。据郭沫若的《李白杜甫年表》、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记载，公元752年（唐玄宗天宝十一载）春天，李白来到了如今的邯郸一带，而此时，他的侄子李聿，恰巧在清漳县做县令，于是诗人前往拜访。
千里之外遇宗侄，又有美酒可饮，美景可赏，心情不错的`李白挥笔写下了这首《赠清漳明府侄聿》诗，诗中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清漳县到处是桃树、梨树，不仅浓阴匝地，而且还溢满香气；碧绿的漳河水从城东南缓缓流过，帆船点点、渔歌互答；大堤上长满了茂密的桑树林，高耸的树枝仿佛要伸到天上去，美丽的清漳姑娘不知道化妆，白天成群地提着笼子去采桑叶；夜晚缫丝的机杼声，百里之外都能听到。对于侄子的执政能力，诗人也大加赞赏了一番：由于没有案件，小鸟经常停留在县衙大堂的台阶上，而县令天天躺坐在床上无所事事；牛羊散于阡陌之间不用人看管，老百姓晚上睡觉连门也不用关，如此民风也许只有尧舜的太古时代才有吧。最后，诗人写道：“赵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过客览行谣，因之诵德声。”以此赞颂李聿的美政。
作者介绍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汉族，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安徽当涂，享年61岁。更多古诗欣赏文章敬请关注“可可诗词频道”的李白的诗全集栏目。()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一
从柳宗元164首诗歌来看，从永州到柳州，柳宗元诗歌创作在形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永州时的创作以五言诗为主，尤擅长五古，而到柳州时则以七言诗为主，且多近体。这在山水诗上，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山水诗自六朝时期谢灵运开创以来，在经历了王绩、王维等人的努力，到了柳宗元时期已经成为了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但是，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自谢灵运以来，山水诗人多数以五言来表现山水，六朝时期的谢灵运自不必说，即使是其后的谢朓、王维、孟浩然等人，都是以五言诗为主，而他们的山水诗中的精品则基本上是五言诗——当然，在谢朓时代还是五言诗占统治地位，“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后才大流行”[3](P138)，不过，在王维时代，七言诗应该说已经成为文人表现情感的重要的形式，此前的初唐四杰、沈宋、刘希夷、张若虚都有优秀的七言诗传世。但是，在王维的诗集中，我们看到的还是五言诗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其《辋川集》全是五言诗就是一个明证——这并不是说王维就不写作七言诗，相反，在他的诗集中，七言诗也不乏佳作，如《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但其传世的山水诗精品还是以五言诗为主，他是通过山水来表现那种空灵的境界，因而在句法上也就有所讲究。刘熙载说：“五言亲，七言尊。” [4](P69)他们要表现的是自己与山水的“亲”，因而山水诗就多五言。
柳宗元则不一样，从永州到柳州，他的诗歌明显有一个演变的轨迹。在永州，他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山水诗也如此，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迫切需要表现与仕途相对的山水的“亲”。如其在永州时期的名作《江雪》，被人称为“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外，绝少佳者”[5](P1481-874)，他如“高岩看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鹳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浮晖翻高禽，沉景照文鳞。双江汇西流，诡怪潜坤珍”(《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等，都是以五言来吟咏山水。应该说，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五言山水诗是继承了谢灵运以来山水诗的基本形式特征，在句法上以五言为主。其实就是在形式上，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五言山水诗都有模仿继承谢灵运、王维等人的味道。如《与崔策登西山》：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连袂渡危桥，萦回出林杪。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穷两仪际，高山万象表。弛景泛颓波，遥风递寒筿。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生同胥靡遗，寿等彭铿夭。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诗歌先写景，描绘西山的景物，然后写谪居的景况，时间变化，近景远景相结合，先写景，后抒情，且注意景物的变化，很有谢灵运的风格——尽管苏东坡说此诗“远在灵运之上”[1](P177)，但却也可看出其对谢灵运的继承。而象《江雪》一诗，语言之精练，境界之深远，再加上其中抑或蕴含的空灵的禅机，无疑与王维的诗歌有相似之处(此诗的意义可作多解，此不赘言)。
其实，在永州时柳宗元就已经作了一些七言诗了，如其《雨晴至江渡》云：“江雨初晴思远步，日出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迳成，撩乱浮槎在高树。”不过，柳宗元真正写作七言诗，还是到柳州之后。
在经历了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后，815年，柳宗元到柳州任柳州刺史。由于情感的变化，柳宗元在柳州的诗歌以七言为主，因为“一方面既要有精密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要让诗人在这形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发挥余地。这个矛盾就使得七言律诗成了一种最适合用来抒情的形式。因为抒情的跳跃性正好被那形式的精密性所整合，于是形式反而增强了情感跳跃的可能”[6]，在永州时期的柳宗元尚存一丝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再度起用，再贬柳州，他的这种希望破灭，因而也就将抒情作为诗歌中的主要内容，而山水诗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因而在形式上，自其踏上岭南之后的山水诗即以七言为主——五言山水诗有《登柳州峨山》一首，七言山水诗则有《岭南江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占绝大多数，而且永州时期那种篇幅宏大的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不见踪影，代之以篇幅短小的律诗绝句，这在形式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句法篇幅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是柳宗元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标志，“七言律诗，是第一棘手难入法门。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括而包之于八句”[7](P75)，“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如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8](P1482-533)，“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2](P127)，柳宗元在柳州创作的七言律诗成就之高，亦为后人所称道，元代方回评其5首七律时称“比老杜尤工”[9] (P1366-53)，虽不免过誉，但却也说明柳宗元七律水平之高，试看其中的《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苹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
此诗写柳州山水风物，以剑戟喻柳州山之峻峭，以汤水喻柳江河水之沸扬，格律谨严，对仗精工，确实是“不失回旋曲折之妙”。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则历来被称为七言律诗中的典范之作。
从永州到柳州，柳宗元山水诗在形式上有利明显的转变，也正因此，他也就完成了由“文人柳宗元”向“诗人柳宗元”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6]。
二
从永州到柳州，从地理上来说，是从山地丘陵到喀斯特岩溶地区，路程在今天看来虽不是很远，但是在当时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距离。在永州，毕竟这是潇湘之地，是当年的楚地，与中原还有一些往来，而岭南的柳州，却是一直到秦始皇时期才开发，在文人心目中，这是一块未开化的地方。柳宗元在这两个地方所创作的山水诗，在意象的选取上，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这些意象的特征也被柳宗元赋予了不同的情感色彩。
元和元年(815)，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当年的永州地处今天湖南南部，属于山地丘陵地区。据笔者在永州所见，当地的山多为土山，虽有一些石山，但其表层仍为土覆盖，且海拔不是很高，水则多为溪流，柳宗元居住的愚溪其实就是一条小溪流，笔者2002年夏天参加“永州国际柳宗元学术研讨会”之际，恰逢永州多雨，愚溪水大，但也并不能说水面就很广阔。而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所描述的情况，则让人感受到那种山清水秀的滋味，感受到那种清静幽冷。永州山水诗同样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幽冷。虽然说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诗中常常描述那种比较开阔的意象，如“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与崔策登西山》)，“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迥斜对香零山》)，但是，仔细发掘，就会发现，柳宗元在这些诗歌中，也还经常表现他并未因山水之美而得到解脱，他在《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迥斜对香零山》诗中虽然也说自己因此“纠结良可解，纡郁亦已伸”，而更多时候则是“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与崔策登西山》)。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柳宗元永州山水诗意象的特殊性。与其永州游记共同的是，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上追求的是清、静，而水似乎就多了一些，寂静的山林就多一些。从一个叱咤风云的礼部员外郎到一个无所事事的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应该说柳宗元的内心是不平静的，而在中国，山水往往是诗人在政治失意时首先寻求的解脱方式，儒家与道家的分歧也正在于此，通过对宁静的山水的描述来表现心理上的不平静。对于柳宗元来说，他还要表现他被排挤的苦闷心理和再度展现自己为国之心，因此他以清水来喻自己的清白，以弃地来喻自己的地位，以宁静来平衡心理，以屈原自比，这就是他永州山水诗的特点。因此，在意象上，他往往用“潇湘”、“清江”、“清湾”、“清池”、“清斑”、“澄霁”、“澄潭”、“澄明”、“羁鸿”、“羁禽”、“羁心”、“羁木”、“幽谷”、“孤山”等等，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试看《构法华寺西亭》：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绝，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升云间。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筼筜遗清斑。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孱。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
此诗从内容上看就极似“永州八记”，而其中的意象，如“幽谷”、“澄江”、“清湾”、“夕照”、“栖鸟”、“菡萏”、“筼筜”、“清斑”、“羁锁”等，都有求清、求静的特点，也有逐臣之意。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柳州地处广西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此处山高而陡峭，且多为石山，其石青色，有柳江河如壶形穿城而过，河大水清，所有这些，都与永州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初奉诏回京，本以为能得重用，谁曾想却被放到更加偏远的柳州，正是“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因此在心理上又起了变化，于是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的构造上也与永州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柳州的山水诗中，柳宗元往往将山水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因而山水意象也就显得奇崛险怪，如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大荒”一词给人以荒凉之感，“岭树穷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九回肠”曲折蜿蜒，既说出了柳江环绕柳州的景象，却又充满伤感，写出诗人到柳州后特有的心理情感，“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登柳州峨山》)，“荒山”让人觉得凄凉。最能体现柳宗元柳州山水诗风格的应该说是《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以 “剑铓”意象来喻尖山，虽然说非常精确地描绘了柳州石山的`特色，但是与下一句连起来看，赋秋在文人的诗中本来即是写愁，而诗人以“剑铓”之锋利而割“愁肠”，就有了一种险怪和凄绝的情感。以锋利的兵器喻柳州之山，在柳州诗中也不止一次。从永州到柳州，虽然说景物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诗人心理的转变。在永州，柳宗元也许还渴望着能得到朝廷的宽恕，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十年永州的苦苦挣扎，换来的却是比永州还要偏远的柳州，这对于一个有着济世之志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地打击。到柳州后，柳宗元又感受到柳州地理风俗环境的巨大压力，因而面对柳州这种奇异的山水，柳宗元没有感到风景的优美，反而觉得更为痛苦。又如《岭南江行》中，柳宗元以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等意象来表现自己到岭南的感受，这些意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人觉得可怕、恐怖。在古人心目中，“瘴”一词应该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他们认为岭南地区多瘴疠之气，是疟疾等传染病的病原，几乎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元和郡县志岭南道廉州》中有云：“瘴江，州界有瘴名，为合浦江。……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春秋两时弥盛，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茆瘴。”[1](P302)与柳宗元同时的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也说“好收吾骨瘴江边”。而查柳宗元在再贬柳州之后的山水诗中，“瘴”字曾多次出现，“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岭南江行》)，“林邑山联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亲故》)，“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别舍弟宗一》)，“黄茆”在其进入广西后的诗歌中也曾出现多次，如“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流连”(《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在意象的取舍上除了与地方特色结合外，更注意到个人情怀的取舍，而这些恐怖可怕的意象的一再出现，也体现了柳宗元后期山水诗的特色。
景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心理境况之下，每个人对于山水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永州与柳州的山水本身存在着差异，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心理和柳州时期的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在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山水诗中，他所采用的意象往往是充满清秀幽静之气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期盼着朝廷的召唤，他在永州还故意作出一番优雅的姿态，是以文人的态度在作诗，而到了柳州，柳宗元虽然也还在上书以求汲取，但是应该说他基本上是彻底失望了，他这一时候更多地是要面对现实，他不能再漠视环境的影响。面对一种与永州迥异的山水，面对一种新的环境，柳宗元终于无法忍受了，因此，即使是今人以为秀丽优美的风景，柳宗元也以一个被贬谪的纯诗人的悲凉的心境来看待，诗歌中的意象也就不再是那种山水的优美，而是凄婉哀绝，是奇崛险怪。
三
中国古代的诗歌以抒情见长，“诗缘情”是自六朝以来诗人们的共识。而借山水以抒情则是自六朝谢灵运、谢朓以来山水诗的传统，柳宗元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感深刻真挚，尤其是柳州时期的山水诗。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身份在当地生活，政治上的失意是他心理上的雄心被扼杀的征象，纵情山水，学当年的谢灵运、谢朓，摆出一个再世屈原的姿态，这自然是最理想的生活，既可让那些反对派们放心自己的不务正业，又可让人理解自己那颗骚人之心，因此，柳宗元在永州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散文和山水诗。与山水游记散文的以“弃地”自比相似的是，柳宗元永州的山水诗也经常借助山水表现自己那种失望悲愤的心理。在这些山水诗中，柳宗元往往是先叙述山水之景，然后抒发自己幽思。如《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峋嵝岑。仙驾不可望，仕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在描述永州春天景色后，诗人以仕途的艰辛，自己心情复杂作结，颇有一种失落之感，而《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则在写景中穿插自己身为“弃客”的“骚怨”情结：“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南涧中题》也说：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对景物的感受，写到自己的去国怀人，萧瑟之秋风似乎使诗人忘记了疲劳，但是那种孤寂与悲愤却是无法摆脱的，毕竟秋风萧瑟，羁鸟鸣叫，再加上自己孤独一人，去国婚游，个中愁苦无法排解，从情感上来说，自然无法跳出悲伤的氛围。到永州后，柳宗元深刻地体会到屈原那种被放逐的心理，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纵情山水，其实也正是表达他那种不平静的心理，虽有感伤，却更多一份悲愤，正如胡应麟评价他的《江雪》一诗所说的：“‘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与辋川诸作，便觉太闹。”[1](P268)是一种内心不甘寂寞的直接表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他再贬柳州后有了改变。柳州的山水在外在形式上就给了柳宗元一种特有的感觉，那种挺拔峻峭的山峰，那种曲似九回肠的大江，都给了柳宗元一种震撼的力量，而最关键的是，柳宗元二度被贬，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地打击，他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加上在他到柳州后，依其若父母的弟宗直即在20天后因病去世，且“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苦闷，使得他在柳州彻底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柳州，柳宗元不再过多地表现他的宏伟志向——尽管他也还上书求汲取，但他却也比较安心的尽起了他一方州长的职责，管理地方政务。而在诗歌中，他则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无奈的哀伤的情怀，山水诗中的清婉转为凄凉。如其《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这是柳宗元元和十年(815)进入今天的广西境内赴任柳州刺史的旅途中所作的一首诗，虽然未到柳州，但是，透过路途上的景物，柳宗元已经预感到他在岭南的 “忧来非一事”，充满了忧伤。而《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则再次表现了自己的骚人情怀：“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破额山据谢汉强先生考证，当在今柳州市柳江县白沙乡境内，与当时柳州的治所马平县并不很远[10](P87)，但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却不能相见，其中苦闷可以想见。因此，在柳州，柳宗元虽然也曾游览柳州山水，也曾写下诸如《柳州近治山水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等山水散文，但是，在诗歌中，柳宗元再也没有刻意地去临山摹水，山水在他的诗歌中已经成为抒情的工具，因此，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就没有了那种细致具体地描摹山水的作品，而往往是通过一些非常精练抽象地具有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作者关注的是其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情感又是以凄凉悲伤为主。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穷遮千里目，江流曲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近景远景，作者都以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来概括，而突出的是他“曲似九回肠”的“愁思”，是他“音书滞一乡”的寂寞与孤独。而在柳州，柳宗元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剩下的就是他对故乡的思念了，在永州时他已经表现过这样的情怀，而到柳州后，这种心思更加凄婉，更加感人，如“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山水在柳宗元心目中已经变成影响他思想之情的客体，而那种望乡的心绪，只有身在异乡而又无法回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凄凉哀怨而又悲愤无奈，这就是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山水诗的情感特点。方回曾经说柳宗元“年四十七卒于柳州，殆哀伤之过欤”[9](P1366-53)，不无道理。
柳宗元历经永州和柳州两个贬谪生活时期，永州与柳州在山水风景上都与关中不同，与中原迥异，作为一个中唐时期的山水诗人，柳宗元在这两处都六下了优美的诗篇。但是，永州山水与柳州山水不同，永州山水诗与柳州山水诗自然也就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仅仅是因为山水，更多的是因为柳宗元的心理，是柳宗元的生活经历、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于元和十四(819)曾作《答杜温夫书》，其中有言：“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这与柳宗元以往的观点明显有不同，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快意累累”，是“意尽便止”，而且毫无功利之心，是“未尝求过人”，这与原来一直追求“文以明道”的古文大家的观点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恐怕也正是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而从这一点看，柳宗元无疑也把握住了文学创作的根本，因此，陈长方对柳宗元的评价无疑也是正确的：“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曰：其大体如纪渻养斗鸡，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11](P1039-405)这里的木鸡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呆若木鸡”中的“木鸡”，而是《庄子》中“其德全矣”的“木鸡”①，是成熟的意思。表现在山水诗上，也是如此。“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无疑构成了山水诗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头”[12](P4)，在经历了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后，柳宗元再贬柳州，生命的漂泊无疑也驱使他寻求一种安顿的生活，而着也正可以使他在柳州的山水诗较永州时更包含那种生命意识。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一生创作了系列家训诗歌，寄予着他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关爱。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一生笔耕不辍，以诗写心，用一千四百五十八首诗铸就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丰功伟绩，被后人尊称为“诗圣”。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心系百姓，以天下为己任，素有规劝帝王、教化风俗的宏大志向。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父亲，杜甫又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和训导，写了系列经典家训诗歌，诗中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
一、重视家学
《礼记・大学》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①，这句话一直是古人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准则，想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先“修身”和“齐家”。杜甫出身于“守官奉儒”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很为自己的家世自豪，经常勉励儿子传承家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在杜甫的众多祖辈先烈中，他最为推崇的是杜预和杜审言两位前辈。杜预是杜甫的13世祖，他精通兵法战略，是西晋的名臣名儒，在军事上有杰出的贡献，曾官拜晋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等，在对吴的战役中立下显赫功勋，为西晋统一全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杜预不仅在军事上颇具才华，他在政治、经济、文学等各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他贯通经史子集，并著有《左氏春秋集解》，被后世子孙标榜为儒家“三立”(立德、立功、立言)②的范本。杜甫对祖父杜审言的文学也是推崇备至的，常常沉吟诵读，赞不绝口。杜审言是初唐高宗咸亨进士，官任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学识渊博，曾与李峤、苏味道、崔融齐名，并称“文章四友”。 杜审言以写五言诗见长，其诗与沈宋齐名，倍受时人喜欢，他的诗文创作推动了五言律诗的发展和变革，他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远祖杜预的功勋战果、祖父杜审言的文学造诣给了杜甫无限的动力和目标，杜甫希望自己及其子孙可以像他们一样有所建树，所以他经常在诗文中称颂二位祖先，如《进雕赋表》：
“臣甫言：巨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怒、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奈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夹，约千有余篇。”――(《杜工部集》342页)
正是由于杜甫对祖先的功烈和诗名的敬仰，对家学的重视，才使得杜甫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一生心系仕途，汲汲渴求于功名，怀抱“许身稷契”的坚定之志，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十分重视治家与教子，希望子孙后辈能扬门风，延家声，不辱家名。虽然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外族侵犯，战争此起彼伏，国家百姓命运受到巨大的冲击，他的家庭也因此陷入了流离失所之中，但他却丝毫不放弃，他以自己满腔的父爱，炙热的感情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以真挚的感情创作了经典的家训诗歌，表达了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在《又示宗武》中“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句由衷地表达了杜甫对儿子宗武按律写诗、酷爱读书的欣赏，他鼓励儿子读诗做文，以传承家族优秀的诗歌传统，学有所成。又如《宗武生日》：
“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杜工部集》280页)
这首诗是杜甫在宗武生日的时候所作，这首诗基调昂扬轻快，洋溢着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的期盼和渴望。诗人既为自己家族的诗学传统而自豪，“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又对儿子寄予厚望，勉励他熟读《文选》，继承父志，以绍家学。“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轻视纸醉金迷、玩物丧志的浅薄行为，他认为只有传承家学、光大家风才是真正的作为。
二、因材施教
杜甫一生共有两子，长子宗文，生于天宝九年，小名熊儿;次子宗武，比宗文小三岁，小名骥子。两个儿子的先天禀赋有明显的差别，宗文趋于平庸愚笨而宗武则更聪颖智慧。杜甫根据两个儿子的不同材质特点而施与不同的教育内容，这种顺其自然，因材施教，不以主观意志强行扭曲的教育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杜甫评价长子宗文说：“失学从子愚”(《不离西阁二首》其一)，“失学从儿懒”(《屏迹三首》其三)，他认为大儿子宗文又笨又懒，天资本来就不好，不但不努力读书，还非常懒惰，这个又“愚”又“懒”的老大不适宜读书，注定与学问无关。杜甫并没有强迫宗文非读书不可，也从来不对他心灰意冷、放任自流。他关心宗文的身体健康，希望他能拥有强健的体魄，杜甫根据宗文自身的条件，积极鼓励他多参加体力劳动，建鸡笼，修篱笆，并从辛苦的劳动中体味人生的真谛。杜甫还亲自指导孩子应该如何干活，如何操作，在具体可感的劳作中向宗文传授知识，促进他的成长。在《催宗文树鸡栅》中，杜甫教导宗文：“避热时来归，问儿所为迹。我宽蝼蚁遭，彼免狐貉厄。应宜各长幼，自此均敌。笼栅念有修，近身见损益。明明领处分，一一当剖析。”鸡栅造得严密，既让狐狸钻不进去，又让鸡们钻不出来，这样鸡和蝼蚁都能生存，杜甫把儒家的仁义思想很好地融于劳动中，教宗文要有仁慈之心。在日常生活琐事中传授宗文为人处世的道理，足见杜甫的良苦用心，他对宗文的关爱无微不至，深为后人赞赏。所以元昌评论此诗说：“鸡栅本一琐事，杜公说来，便见仁至义尽之意。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禽有别，驱诸栅笼，义也。蝼蚁可全，狐狸亦免，义中之仁。长幼不混，�敌不均，仁中之义。于课栅一事，直抉至理如许，可谓善勖其子矣。”
对于聪慧的宗武，杜甫抱以很大的期望，常常在诗作中称赞他，《遣兴》中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 《忆幼子》中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他在空闲的时候经常对宗武讲授诗艺，教以文化，给宗武讲解诗文篇章，帮助他诵读《文选》，希望次子宗武能够在自己的教育和培养下，成为诗才横溢，知识渊博的栋梁之才。在《又示宗武》中，杜甫详细地表述了自己对儿子宗武的严格要求和期待：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杜工部集》280页)
首先，这首家训诗表达了对儿子宗武德行的要求。“莫羡紫罗囊”，劝诫宗武切莫无所事事，丧失斗志。《晋书》中说：谢玄在少年时喜欢佩带紫罗香囊，其叔父谢安很为他担忧，于是便以戏耍的方式，把香囊赢了过来烧掉，谢玄于是才罢弃恶心，一心向学。“十五男儿志”， 这一句是用了孔子十五岁志学的典故，意在激励宗武要尽早树立志向。“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但真正有贤能的也不过70余人而已，而真正做到“达而升堂”者则又少之又少，在孔门弟子中孝行首推曾参，而子游和子夏则是文学的典范。杜甫又从中选取了成绩突出的曾参、子游、子夏三人作为宗武效仿的榜样，意在以贤者的行为勉励他立大志，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对儿子德行的重视。其次，古人常以诗才来品评一个人的智慧和觉悟的高低，这首诗体现了杜甫对宗武诗艺的训导，希望他能够通过勤学苦练，达到某种高度。“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是说遣词造句，要依照格律而行，多查阅书籍典册;“试吟青玉案”，青玉案，出自于张衡的《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后来人们常以青玉案作为谢答诗的引申，诗中指杜甫教导宗武应该努力学习写出精美的诗篇，这些都是杜甫在诗艺方面对宗武的培养。诗中还表述了对宗武身体发育的重视。“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这句从饮食习惯上对宗武作出了约束和要求，意思是说宗武饮酒应当在闲暇的时间，且须遵从时令节气，不能贪恋美酒，更不能放纵自己，要有度的把握。拥有良好的饮食准则是具备强健体魄的条件之一，如若能坚持下去，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宗武的身高就能与自己一般了。身体的健康是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前程。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对儿子身体健康的关注程度。
三、循序渐进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孟子说“其进锐者其退速”。万事万物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找到规律，并且遵循规律，循序渐进，才能取得卓越的成效，那些 “揠苗助长”的教育方式，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杜甫善于遵循生活中的规律，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从不急于求成，他在平常的生活中，循序渐进，一点点教给孩子为人、为文、为事的道理。正如他的诗作《春夜喜雨》中的佳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诗描写在初春的夜里，普降细雨，滋润万物的景象，可以用来比喻循序渐进、和风细雨的教育方式。杜甫对孩子的教育，采用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方法，他根据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接受程度，传授不同的知识和道理，由浅入深，由外而内。杜甫对孩子的教育很早就开始了，他可谓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对孩子以后的教育影响至深。在宗武一两岁开始学语时，杜甫就一字一句地教他记诵自己所作的诗歌了，虽然进度很慢，但杜甫从不曾间断，一直坚持着对孩子的教育。在宗武五岁时，就能够“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这点杜甫是相当引以自豪的，经常向好友夸赞宗武的聪慧。之后待宗武梢大了点，杜甫就不再要求宗武单单诵读自己的诗作了，他开始对儿子做出更高层次的教育，要求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昭明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它上至周代，下至六朝梁代，其中共收录了一百三十位文人骚客的优秀作品，还囊括了古乐府、《古诗十九首》等，总计七百余篇作品，文体完备，思想幽深，内容宏富。当时唐代的文人墨客都非常喜爱这部著作，把它当成为文的必读书目。对于《文选》的学习，宗武已经做到很好了，这时杜甫在此基础上，对宗武的学业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希望宗武“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经术”，是指经学儒术，即儒家经典。杜甫要求宗武“饱经术”，就是希望他能够饱读儒家经书，从而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完善自己的修为，才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从“诵得老夫诗”到 “熟精《文选》理”，再到“应须饱经术”，由单纯背诵到精通文学义理，及至掌握儒学精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有到无，积少成多，杜甫对孩子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给后人以无限的启发。
魏晋时代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在他的家训诗歌名篇《责子》中表达了对诸子废学无成的失望之情，杜甫对此颇有微词，在他的《遣兴》诗中写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认为连陶渊明这样的大隐士也未能免俗，没有摆脱对诸子的牵挂，并称“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但是杜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既为宗文的“愚”、“懒”而烦恼，为他的教育煞费苦心;又为宗文的聪慧而自豪，对他报以殷切的期望。“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生活时代不同，但陶渊明和杜甫两位大诗人作为父亲的心情可谓不相伯仲，他们的家训诗歌同样成为经典，为后人不断吟咏。由于屡经战乱，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杜甫对诸子的教育并未如他所愿，但这些家训诗歌中的教育思想精华仍然值得欣赏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