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纳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收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
“八司马”后来境遇不尽相同。
韦执谊贬到崖州，受当地刺史李甲照顾，参与辅
柳宗元贬官10年，于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长安。他原以为可以入朝做事，没料到再度遭到诽谤，又被分派到当时的'荒远之地，任柳州(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心情抑郁，工作劳累，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只活了47岁。
凌准贬为连州司马不久，双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于连州。
韩泰、韩晔、陈谏3人也与刘、柳一起，贬官10年之后回到长安，又被分派到边远之地。
“八司马”中最富实际才干的韩泰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后来调任
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后调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于永州任上。
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后调任循州(广东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县)刺史、通州(四川达县)刺史，卒于通州。
“八司马”当中，名望不高的程异后来转运。由于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李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温庭筠的《伤温德彝》诗借古讽今，多用典故，以汉朝大将李广作比，赞颂唐朝边将温德彝的赫赫功绩，叹惜边将的有功无赏，讽刺朝廷的赏罚不明。
伤温德彝⑴
昔年戎虏犯榆关⑵，一败龙城匹马还⑶。
侯印不闻封李广⑷，他人丘垄似天山⑸。
【注释】
⑴温德彝：唐文宗时大将，曾任河中都将、天德军使等职。
⑵戎虏：指武装的外族侵略者。榆关：古代有两处，一在今河南中牟县南，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之山海关。此处借代边塞重镇。
⑶败：一本作“破”。龙城：在今河北长垣南，是汉时匈奴神圣要地，匈奴于岁五月在此大会各部酋长祭其祖先、天地、鬼神。
⑷闻：听说。李广：西汉武帝时大将，一生与匈奴作战大小七十余次，以骁勇善战为匈奴所畏，敬称之为“飞将军”，然终不得封侯，最后被逼而死。
⑸他：一本作“别”。丘垄：坟墓。天山：这里喻指坟墓大如天山一样。
【白话译文】
过去，外族侵略者武装侵犯北方，攻到榆关边塞时，被龙城飞将军李广打得一败涂地，只剩几个人、几匹马逃回去了。
李广有这么大的功劳，但没有得到应得的封爵;而那些无德无才的人，不但被封侯，而且死后还给建立了高大的坟墓。
【创作背景】
此诗是为感叹温德彝的有功无赏而作的。温德彝于大和四年(830年)任河中都将，从诸道兵出征蛮戎，返途又从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温造平息兴元军叛乱。此诗疑作于此时。
【赏析】
这首诗题为《伤温德彝》，中心在一个“伤”字。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将官温德彝有功而未得封侯一事，借汉代大将军李广的命运作比，对唐代统治阶级的赏罚不明，埋没有人才，进行了大胆的讽刺。
诗人先濡毫大书边将温德彝的卓著功勋：“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古代泛称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为戎，戎虏乃对其蔑称。史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麾军直驱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多用典故，借古讽今是此诗的特色，诗中名物事迹皆不可拘泥字面，“一败龙城”喻称边将大获全胜。此两句从“戎虏”的“犯”，写到“戎虏”的'“还”，虽然将军的战绩只字未提，但将军的卓著战功已经写出。两句以夸张的笔墨、雄豪的气势，赞颂边将温德彝面对戎虏的进犯，奋起反击，斩获至多，敌军只落个匹马逃归的惨败。昔年建功如此，昂首青云，扬眉吐气。
接着褒扬之笔一顿，厉扬奋发之气全敛，出之以沉痛不平之语：“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李广功劳很大，但不得封侯。他曾反思平生、扼腕怅叹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建者，何也?”丘垄似天山，谓建功天山，死后建冢亦似天山，系化自霍去病祁连山冢典故。霍去病乃汉武帝后族，夤缘少年得志，十八岁即领兵作战，六次征讨匈奴，将西匈奴驱至祁连山以西，二十四岁病逝，汉武帝特许建冢像祁连山，以示殊恩，世以为荣。其墓在今陕西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东五百米处，土冢犹存。第三句写李广有功“不闻封”，第四句用一“似”字作了入骨的讥讽。题中之“伤”字，其意也就自在其中了。诗人借汉庭暗指唐朝，以李广喻比温德彝，醒警而形象地指责李唐王朝厚此薄彼，对一些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将领刻薄寡恩，激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发人深省，令人愤恨。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者岂止边将，诗人亦属其列，故有此同情。纵览《温庭筠诗集》，与此诗旨意相仿者时有可见，《赠蜀府将》云：“志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苏武庙》云：“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联类并读，当有助于理解此诗中的悲情恨意。
拓展阅读：《弹筝人》温庭筠
弹筝人
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
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
【赏析】
温庭筠以宰相之裔孙，生不逢时，终身怀才不遇、坎坷飘落，饱尝人间之忧患艰辛，因而怨怅凄伤伤情填膺，时借吟咏宣泄排遣。此诗即借咏弹筝人排遣悲郁之作。
“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道教称天帝曰玉皇大帝，简称玉皇。唐玄宗李隆基敬奉道教，故而这里借玉皇指代玄宗。宁王，李隆基之兄，初立为皇太子，后见楚王李隆基诛杀韦后、拥立睿宗，有定社稷之功，遂“累日涕泣固让位于楚王”，薨，追册为让皇帝。此诗构思巧妙，先捺下千种凄怜、万般感叹，以叙述笔法、清雅语言，介绍这位弹筝艺人往昔天宝年间曾凭藉技艺供奉玄宗，又教过宁王度新曲，寄仰慕之情、褒扬之意于轻描淡写中。玄宗、宁王弟兄皆精通音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羯鼓录》)宁王亦以“审辨音之妙”而著称于世。弹筝人能在长安如云高手之中，独得玄宗、宁王的垂青，其技艺之精、名声之重、境遇之顺可想而知。诗人赞美之辞仅止于此，而读者遐想之心却驰骋于天，引发之笔可谓踏雪无痕，蕴味有致。
“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后两句换用描叙笔法惋伤弹筝艺人此时的遭际。钿蝉，镶嵌珍宝的蝉形首饰。金雁，谓筝柱。伊州，商调大曲，西凉节度盖嘉运所进。诗人巧妙地以物喻人，首饰筝柱的衰败黯然，象征着绝代艺人的飘零凄凉，惟其老境悲凉，故而格外眷恋昔日的盛荣，一旦旧曲重弹，即勾起满腹的愁绪怨意，泪下滂滂了。这万行珠泪蕴含着的情思，也许是对人间沧桑的怨怅，对世态炎凉的愤懑，也许是对自身悲遇的伤悼，对似水年华的追恨，诗人给读者留下了细品情思的广阔余地。
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直到晚唐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李商隐与杜牧二人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
四、 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