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李白诗中相近的色彩合并计算, 则其主要色彩字出现的次数是:白553次, 绿406次, 青360次, 金333次, 黄183次, 红150次, 紫128次。细致分析可看出以下特点:
一是李白描绘色彩基本上按客观存在而再现, 色调以事物的固有色为主, 体现出诗人“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追求。
二是搭配色彩往往运用色度对比, 如碧山青天、青山碧水、绿竹青萝、玉阶白露、秋月白壁、明月镜湖等。极为引人注目的是, 他将“青”“苍”“碧”“绿”与“明月”映照, 光色谐和, 加强了明度和纯度, 整体色调明丽素雅, 构成清逸的意境美。如“青山映辇道, 碧树摇烟空” (《效古》) 。
三是色彩字的大量运用, 展示了李白诗歌激情洋溢的生动境界。而白色、绿色的`普遍组合, 与诗人心仪明月、崇尚皎洁、热爱自由、理想不灭的人生追求相契合。
李白是唐代对色彩使用最多的诗人。以他为中心, 考察其他盛唐诗人, 如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等等, 他们诗歌中的色彩均鲜明地反映出与李白色彩运用的一致性。再将其与中唐的韩孟诗派加以对比, 我们会看到, 明秀清逸、自然和谐的追求, 才是盛唐审美趣尚的底蕴所在。盛唐诗人正是在充满自由、宁静、安逸之感的“绿”色天地里, 表现着他们对自然、生命的最为充分的向往和体悟, 坦荡地抒写自我, 以自己“在玉壶”的“一片冰心”, 透视人间, 感天动地。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色彩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它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是美的构成部分。
《诗经》中色彩众多，如描述红色的词有“赤”、“赪”、“赫”、“赭”、“炜”、“璊”、“朱”、“丹”等，这些色彩因为程度深浅而被区分开来，也有因附着物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名称，同是白色，“素”、“缟”多用于指丝帛服饰，“皦”、“皎”用于描述日月之光，“瑳”、“皙”多指容貌。色彩分类如此详尽，丰富了古代色彩词汇，也体现了《诗经》时代的人们对色彩关注的认真态度。
一、《诗经》色彩话语揭示出对美的认同和自觉追求
作为农业文明古国，自然地理环境为先民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和审美观照对象，当他们向周围伸出触角，去感知，去体验自然环境的同时，不同的自然环境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给予主体心灵新的刺激，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可以说，对美的自为自在的追求，自古至今，从不间断。
(1)用色彩渲染人物的容貌仪止
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它需要一双美的眼睛去发现它，《诗经》时代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这种美，并运用想象、联想等思维特征，使客体与主体相融合，对美的认识做了很好的把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灼灼”：花鲜艳盛开的样子，“华”同“花”。这是一首新婚祝贺诗，诗人看到春天柔嫩繁盛的桃枝和鲜艳怒放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青貌美。这种美是炽热的，奔放的，诗人以鲜红夺目的色彩形式的描摹，给人醒目的感觉，印象深刻，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后世作品中出现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人花互相映衬，人更添一份别样的姿色。宗白华说：“在美学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重形象，西方重理性。”但《诗经》对物象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堆彻和罗列，也不是对这些物象的名称和性能作简单介绍，而是在筛选过程中，运用想象，象征，比喻等思维方式对物象特征进行的一次对照和黏合，是诗人为了情感表达，寄托情思有意识进行的选择。
(2)植物染料凸显审美情趣
孙作云先生统计，《诗经》中的植物染料有三种：一，菉草，通做“绿”，可以染绿;二，蓝草，即靛草，可以染青(蓝青色);三，茹藘，即茜草，可以染红。《小雅.采绿》：“终朝采蓝，不盈一襜。”《郑笺》：“蓝，染草也。”《毛诗正义》：“以蓝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蓝。”“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绿，即菉也。程俊英《诗经译注》：“绿，草名，即荩草，可以染黄。”《说文》云：“‘戾’，草也，可以染留黄。”“菉”一音“戾”，“留黄”即“绿”。朱熹《诗集传》：“绿，王刍也。”明方以智《通雅》云：“古者供草入染人(官名)，故谓之‘王刍’。”《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毛传》：“茹藘，茅蒐也。”马瑞辰《诗经传笺通释》：“茹藘，染草也。”《说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绛。”程俊英《诗经通释》：“茹藘，茜草。其根可作红色染料。”《郑风.出其东门》：“缟衣茹藘，聊可与娱。”《毛传》：“茹藘之染女服也。”《郑笺》：“茅蒐染巾也。”白色的衣服，配上鲜红的头巾，光彩夺目，十分好看。植物染料改变了单一的服饰色彩，由一种或几种颜色调和成更为复杂的颜色，获得了视觉美感，提高了审美情趣。
二、《诗经》色彩话语体现了生存环境的优美适宜
《诗经》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物质上，包括人自身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赐予的，人依存于自然。精神上，甚至人的一切艺术活动，也都依赖于自然。《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淇，水名。”“奥”：澳或隩的借字，水岸深曲处。“猗猗”，美盛的.样子。河岸曲折之处淇水流过，青青绿竹迎风婀娜，营造出静谧幽清的境界，诗句不加点缀，而以自然描摹，从远及近，有动有静，一副惬意之景映入眼帘。
三、《诗经》色彩话语折射下的礼仪、典章制度
(1)白茅作为祭品的衬垫物
茅，又称白茅、茅草、茅菅等。茅草有韧性，可苫屋、搓绳。茅针、茅叶和白色地下根茎可供药用。初生的茅根，洁净白嫩，祭祀便取其洁白柔顺之意。茅在古代祭祀中主要用作祭品的衬垫物，以凸显其圣洁庄重的氛围。《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古时，狩猎是男子事，采集是女子事，这首诗描绘的是“吉士”把猎物赠给心上人的情形。而麕为何以白茅包之?李湘在《诗经名物意象探析》中说：“凡在各种重要的盛典、祭祀、进贡等场合，或即使个人方面的一些活动中，必以白茅为铺垫为包束，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虔诚和获得吉祥平安的信念。”因此，白茅成了“隆重、信诚、尊敬的重要表征和平安吉祥的象征”了。
(2)从服饰色彩看周朝礼制
人的衣生活是社会制度的附属品，服饰文化体现着社会制度。《诗经》所蕴含的服饰文化丰富多彩，不同等级的周人所用服饰各不相同，同一等级之人不同场合所用服饰也千差万别。阎步克说：“中国的服饰文化不仅高度细密，还是高度‘数字化’的。它充分运用数列手段，对服饰要素——如尺寸、质料、色泽、图样、饰物等——做等级安排。”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坨。”朱熹《诗集传》：“皮，所以为裘，大夫燕居之服。”这是一位身穿羔羊皮袍，并以白丝饰之的大夫形象。《郑风.羔裘》：“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管子·揆度》：“卿大夫豹饰。”《诗集传》：“礼，君用纯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为饰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饰之裘者如之。”《秦风2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五彩斑斓的锦服配以狐裘，诸侯像也。“君子至止，黻衣绣裳。”《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贵族公子服裘，皮，丝等，并且色彩明艳、端庄华丽，而贫贱之人黼葛，褐，枲麻等粗布衣服，色彩灰暗。《豳风·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劳动者连抵御寒冬的粗布衣服都没有，还要“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阶级对比鲜明，令人哀伤。
《周礼》详细记载了掌管服饰制作的官职，有司裘，掌皮，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染人等，分工明确，制作精细。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等服饰等级制度森严，如若错穿，即有僭越违理之嫌。《唐风·扬之水》：“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陈奂《诗毛氏传疏》：“素衣，谓中衣也。……礼唯诸侯中衣则然，大夫用之则为僭。”襮也是诸侯的服饰，潘父是大夫，他却穿起诸侯的衣服，可见潘父已经僭越礼制，企图作乱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的诗歌。据统计，在《诗经》的305首诗歌中，与女性有关的诗共有100多首，占了《诗经》1/3的篇幅，仅在“国风”中关于女性的诗歌数量就有80多首，其中，出现“美”字的诗篇共14首，诗句共40句，可见，那个时代的女性美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当时女性的审美意识，本文试图透过这些作品，从《诗经》时代女性的审美标准，审美特征、审美表现形式等方面探讨《诗经》时代的女性审美观。
一、《诗经》时代女性的审美标准
1、体态美：以“硕”为美
《诗经》时代，人们对女性体态美的审美趋向，主要倾向于以“硕”为美，程俊英在《诗经译注》里谈到：“古代不论男女，皆以高大修长为美”[1]89,男性在择偶时，也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卫风·硕人》开头第一句即言“硕人其颀”,描绘了出嫁途中庄姜所展现的第一印象，就是高大、健美的身材。《唐风·椒聊》中有“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彼其之子，硕大且笃”[1]175所赞美的妇人体态也是高大丰腴型的，《小雅·白华》篇中用“啸歌伤怀，念彼硕人”[1]398诗句，表达诗人所思慕的对象也是个“硕人”,从《小雅·车辖》篇“辰彼硕女，令德来教”[1]376的诗句中也可看出被新郎极力歌颂的新娘也是一位身材健壮的女性。由此可以看出，《诗经》时代的人们在女性的体态审美上，都是追求以“硕”为美，“硕人”是诗经时代男人们理想中的结婚对象。
2、服饰美：以“素”为美
《诗经》中的诗篇充分说明了女性在服饰色彩上以“素”为美的审美倾向。《卫风·硕人》作为身份尊贵的庄姜，作为出嫁的美丽新娘，也只是身着“衣锦褧衣”,“褧衣”就是麻纱罩衫；《郑风·丰》中的女子“裳锦褧裳”,外披绉纱白罩衫；《郑风·出其东门》中男子的意中人穿着“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缟”是白色，它的心上人穿的是白衣绿裙，白色是主色；《鄘风·君子偕老》中宣姜虽然身穿“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衣服颜色鲜艳耀眼，但是这是一首讽刺宣姜丑陋行为的诗歌，衣服虽艳丽耀眼，但人们不认为她美，用衣服的颜色反衬出人们当时的审美观。沈从文在《古人的文化》中讲到：“照周代制度，至于一般百姓，自然还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极贫困的就只好穿草编的‘牛衣’了。”[2]80可见，在《诗经》那个时代，女性在服饰颜色的审美趋向上，不追求华丽美，而更喜欢本色，追求以“素”为美。
3、容颜美：以“目”为美
《诗经》在描写女性外在美时，重视五官的刻画，在五官刻画中又注重眼睛的描写，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88歌者从美女庄姜的手指、肌肤、脖子、额头、眉毛、眼睛、笑容等方面传奇形象的描绘了庄姜的音容笑貌。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句最为传神生色，清代著名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千古美人者无出此二语，绝唱也。”庄姜笑起来两个酒窝像花儿一样，一双美目黑白分明。又如《郑风·野有蔓草》中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1]139,“清扬”意思为眉目清秀，通过眼睛的描写，把这位恋爱中女子的妩媚样子描写得淋漓尽致。《鄘风·君子偕老》通过“子之清扬”也道出了宣姜的容颜美。
4、性情美：以“真”为美
《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大胆可爱，率真自由，不受礼教约束的女性形象。如《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1]140这首诗歌反映了青年男女在上巳节这个传统节日里自由交往的快乐。从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女性在爱情中毫不掩饰、真诚、大胆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男子，短短的对话将女子率真热情、调皮可爱、活泼开朗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召南·摽有梅》里也描述了一位热情泼辣、具有率真个性的女主人公形象，可见在《诗经》时代，女性诚挚的情感、率真的个性是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一部分。
5、心灵美：以“德”为美
《诗经》中，有不少赞美女性“品德”美的诗歌，而那个时代女性的品德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脾气和顺，《周南·桃夭》篇阐释了出嫁后的女子应和顺对待你的夫家。二是娴雅大方，《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1]128“都”是娴雅大方之意，三是品德端正，《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德音不忘”[1]128说明女子必须要有好的声誉。四是心地诚实，《邶风·燕燕》中“仲氏任只，其心塞渊。”[1]41“塞”是诚实之意，作者在劝自己的二妹在出嫁后要心地诚实虑事深；五是善良谨慎，《邶风·燕燕》中“终温且惠，淑慎其身”[1]41嘱托二妹不但要脾气温和，而且要善良不断修身。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诗经》时代对女性“德”方面的具体要求。
二、《诗经》时代的审美特质
1、外美与内美相统一
《诗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仅关注外在美，同时还关注内在美。《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3,“窈窕”一词据马瑞辰的解释：“《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1]4可知，采荇菜的女子是一位心灵美与外在美相统一的美人形象。又如卫国人为赞美庄姜所写的《硕人》，表面上看是赞美她的美貌，而实际上是感叹于她的端庄德行。《毛诗序》解释：“硕人，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荅，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3]228《鄘风·君子偕老》一诗极力渲染宣姜华丽的服饰、美丽的佩饰，她雍容华贵、风华绝代，但人们认为她行为不端，所以才有诗中“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一句，表面上赞美她国色天香，实则辛辣地嘲讽她表里不一的“丑”.可见，那个时代的美丽女子是要具备内美和外美两个条件。
2、崇尚积极向上的审美观
《诗经》时代的“硕人”倾向，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当时人们以健康和生殖崇拜为尚的审美观，体现了当时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因为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不论男女都要从事生产劳动，高大壮硕的身体是人类生存的优势，他们不仅能胜任各种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健壮的女人有利于生育、繁衍后代。生育使万物繁荣，蕴含着力量、未来以及生命，因此，在古人看来，生育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唐风·椒聊》中所赞颂的妇女就是多产高生育的母亲：“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1]175用一串串的花椒果实来比喻这位夫人子孙多，身材健壮高大谁也比不上。
3、男性是女性的审美主体
《诗经》时代男女交往的自由程度相对轻松，但那只是局限于婚前，婚后的家庭生活，依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同样，在人物审美中，女性美不美也是站在男性的视野角度而言，女性作为审美客体出现，男性拥有审美主体权。《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1]98这一诗句就形象地说明了在那个时代“女为悦己者容”的审美特征，女子化妆、打扮、美容完全是为了供男子欣赏，并且女性认为，“自身的美似乎只有为男子所拥有并欣赏才具有价值。”[4]这充分反映了在对女性的审美中，男性处于审美主体的作用。
三、《诗经》时代女性美的表现手法
1、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
《诗经》在表现女性美方面，采用了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女性形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淑女形象、游女形象、佼人形象都是实象、实境。但就在这种实境下，又给人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创造了梦境般的想象，让人回味无穷。
《诗经》中大多数的美女都是虚化的，罩着一层面纱，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美的，却说不出具体美在哪里。《周南·关雎》中令男子辗转反侧的淑女形象，《周南·汉广》中令男子爱慕的游女形象，《秦风·蒹葭》中令男子渴望追求的伊人形象，《陈风·月出》中令男子心焦的佼人形象，这些美人形象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朦胧的、虚化的、模糊的，她们在诗歌中没有任何的言语、没有任何的思想，我们不知道她们的眉眼是否清秀、脸蛋是否圆润、皮肤是否白皙、头发是否浓密、声音是否好听……我们只能看到她们绰约的身姿，她们始终没有给读者一个正面的形象，始终与追求她们的男子保持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美。
2、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比兴是《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描写《诗经》女性美的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较为广泛，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卫风·硕人》在描写庄姜的容颜之美时，把比的手法运用到了极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88用白茅草的`嫩芽、凝固的油脂、洁白丰满的天牛幼虫、整齐晶莹的葫芦籽、饱满方正的螓虫、触须细长的蚕蛾来比喻庄姜的纤纤的手指、柔滑的肌肤、洁白的脖颈、整齐的牙齿、方正的额头、细长的眉毛。比手法的运用，把庄姜的美描绘的像一幅工笔画。除了《硕人》，比的手法在描写其它女性美的诗歌中也得到了体现，《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颜如舜英”[1]128用木槿花来比喻孟姜的脸颊，《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1]91,用嫩润的桑叶比喻女子年轻时的貌美。兴是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物，兴在女性诗歌中的的运用也比较常见，《周南·桃夭》开头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1]10起兴，茂盛的桃枝与鲜艳的桃花映衬出出嫁女子的年轻貌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1]10暗示了对新娘的多子多孙的祝福。
结语
《诗经》中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有像庄姜那样刻画清晰的美女形象，又有像游女、伊人那样的描画模糊的美女形象，但不管歌者是用比兴的手法还是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所塑造出的美女形象，都向我们当代人传递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审美都是站在男性的角度而言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审美追求的是健康、自然、不加以粉饰的美，那个时代更加注重女性的内在美，崇尚尽善尽美的审美观。这样的审美观对我们当代女性过度追求人造美、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