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普希金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中学学习，年仅12岁就开始了其文学创作生涯。在那里他从进步教师身上理解了不少自由主义思想。
1812年的卫国战争对普希金影响很大，他赋诗陈词，流露出一片民族爱国热忱。普希金这时在校内外已小有名气，很受当时俄国著名作家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等人的器重。
1815年，在中学考试中他朗诵了自我创作的“皇村回忆”，表现出了卓越的诗歌写作才能，个性是他诗作韵文的优美和精巧得到了广泛的赞赏。
在早期的诗作中，他效仿浪漫派诗人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学习17--18世纪法国诗人安德列谢尼埃的风格。
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到彼得堡的外交部供职。这个时期普希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活跃。
这期间，他深深地被以后的十二月党人及其民主自由思想所感染，创作了(《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许多反对农奴制度、讴歌自由的诗，
1820年，普希金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叙事诗《鲁斯兰?柳德米拉》，这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内含民主主义精神。因此触怒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20年被流放到俄国南部。
在那里，普希金写了热情浪漫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未完成)，还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太阳沉没了》(1820)、《囚徒》和《短剑》(1821)等，表达了诗人向往自由的政治情绪。
1824--1825年，普希金又被放逐到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这期间，他创作了近百首诗歌，完成了长诗《茨冈》和历史杯具“《鲍里斯戈都诺夫》”。后者描述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冒名为皇太子的修道士格利戈里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最后格利戈里取得了胜利，贵族攫取了人民的胜利果实，人民只有以沉默反抗。高尔基认为“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俄罗斯最好的历史剧，是普希金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胜利。”
1826年，普希金被允许回到莫斯科，但仍处于沙皇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
1829--1836年，普希金的创作到达了高峰，其间几乎每部作品都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1830年，普希金的作品多，他写了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别尔金小说集》(5个短篇)、四个小杯具(《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沙莱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长诗《柯洛姆纳的小屋》、历史讽刺故事《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还有近30首抒情诗和一些时论性的文章。
30年代的普希金，创作精力仍很旺盛，而沙皇政府对他的迫害活动也在加紧进行。
普希金
娶年轻的纳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洛娃为妻，她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在上层社会也很有名气。据说沙皇尼古拉一世垂涎她的美色，所以怂恿法国籍宪兵队长丹特斯亵渎纳塔利娅，沙皇政府散布流言，给诗人和他的朋友们写些侮辱性的匿名信。普希金为维护自我的声誉，只好与丹特士进行决斗。
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腹部受了重伤。
1837年2月10日，这位伟大的俄国诗人，心脏停止了跳动。普希金的遗体被从彼得堡运往他先前流放过的地方米依洛夫斯基村，葬于圣山(今名普希金山)镇教堂墓诗人母亲的墓旁。
他死后，俄国进步文人以前这样感叹：“俄国诗歌的太阳沉落了”，因此，普希金素有“诗歌的太阳”的美名。
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继承了古代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大大发展了它。在俄罗斯文学中，他为现实主义夺得了主导地位，他的作品成了反映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各种文学体裁上(抒情诗、叙事诗、诗剧、小说、童话)普希金也为后人带给了优秀的范例。
俄罗斯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别林斯基赞叹道：“这是怎样的.诗行啊!一方面是古代的雕塑的严格的单纯，另一方面是浪漫诗歌的音韵的美妙的错综，这两者在他的诗韵中融合起来了。它所表现的音调的美，和俄国语言的力量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它像海波的喋喋一样柔和、优美，像松脂一样浓厚，像闪电一样鲜明，像水晶一样透明、洁净，像春天一样芬芳，像勇士手中的剑一样的坚强而有力。它有一种非言语所能形容的迷人的美和优雅，一种耀目的光彩和温和的润泽;它有丰富的音乐、语言和音韵的和谐;它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创造的想象及诗的表现的喜悦。”
诗人38年的短暂一生却给俄国文学，也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丰厚的、无可替代的遗产。屠格涅夫称他“创立了我们的诗歌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高尔基称他为“世界上极伟大的艺术家”，别林斯基则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位诗人和艺术家”。
普希金天才的杰作，激发了多少俄罗斯音乐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以普希金诗篇作脚本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黑桃皇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玛捷帕》、《茨冈》等等，无一不是伟大的音乐作品;普希金的抒情诗被谱上曲，成了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普希金的诗还被改编成芭蕾舞，人们透过舞者的身体语言领略到诗作的无尽魅力;普希金的诗甚至成为青年男女传情书信中必不可少的闪光点……
普希金作品崇高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使他具有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文字。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自由、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理智必能战胜偏见的坚定信仰，他的“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亮”的崇高使命感和伟大抱负深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为了纪念普希金，人们把他出生的皇村改名为普希金(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在那里去世)。此刻那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著名的波将金村也在这附近。
牢固树立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相互联系的系统中，很小的初始量产生一系列连锁反映。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是党的的根本建设。要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组织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推动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坚持用制度管权管是管人。积极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坚决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认真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坚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促进干部廉洁自律。
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我党必须始终抓好的政治任务，我们务必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在思想上建立抵御诱惑和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敢于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作风建设：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勤俭办事，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大兴批评于自我批评之风，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以下是“苏轼的旷达情怀”，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书法，苏轼求变、尚意，自成一家，推为“宋四家”之冠；绘画方面苏轼首倡传神写意，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这样一位旷世无双的文化巨人，四十年仕途生涯却坎坷曲折。嘉佑二年考着礼部进士，继而“制科”入三等（最高等），经历五个朝代，曾任八州州官，政绩卓著，元佑时擢升高位，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主张“渐进”的变革，对新法要“参用所长”，因而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北的黄州，第二次被贬到广东省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苏轼一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在朝任职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所度过的。而且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旷达的处世态度，一生著述不辍，因而，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巨大的文学成就以及人格力量的魅力，又使起成为一位深受人民喜爱和崇敬的伟大人物。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的一生，苏轼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着重论述在苏轼大量的诗文中，体现出的旷达精神。
所谓旷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心胸开旷，想得开。”在《词源》中解释为“心胸开旷，举止无检束。”苏东坡的确如此，这种身处逆境之中，既保持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达观胸怀，又始终不放弃对人生的热爱，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态度，就是苏轼旷达精神的所在。
一、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的旷达精神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政治荣辱、对家庭的磨难离散、对自身生活、对后学僚属等方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胸襟。
对待政治荣辱
对政治荣辱，苏轼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的态度。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嘉佑二年（1057年）三月宋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当时的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富弼等都以国士之礼对待年轻的苏轼，但苏轼并未以此自衿。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 密州出猎》、《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如：“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谁道人生不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此外，《念奴娇》中“凭高眺远”、《西江月》中“照野弥弥浅浪”、《水调歌头》中“落日绣帘卷”等。这些诗词均作于他贬黄州之后，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秀美的风物，雍容的气度，安闲自得的情趣。苏轼一生的文学名篇，很多是在黄州谪居期间完成的。代表着苏轼散文高峰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那首苏词中乃至整个词史上被誉为“千古绝调”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作于此时。词中虽有功业未成，壮志未酬，韶华易逝，人生苦短等哀叹，但哀而不伤，嗟叹而不颓丧。相反，那由大江、惊涛、巨石、高岩所构成的宏伟画面，那睥睨一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所组成的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视野为之开阔，胸襟为之开展，精神为之振奋。这些，都是他心境旷达的表现。
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纪昀批语）。他这样旷达，以致当时宰相章惇见此诗，认为苏轼太“安稳”，将苏轼远贬儋洲。（曾季狸艇斋诗话》）
但苏轼没有被压倒，在创作上，他仍保持乐观。如：“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之一）“霹雳收咸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纵笔三首》之三）。这些诗里，看不到苏轼身陷南荒，老病交加的困境和窘态，展示给你的是那里的海风快意，民风淳民，自得其乐。特别是他渡海北归的那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次北归，苏轼只是遇赦而已，并非回京作官。同时，这首诗写在他迭经打击之后，写在险象环生的海浪海风之中，写在他终生坎坷，即将辞世的前一年，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痛定思痛，感慨万分。但是在诗里，我们看不到愤怒与忧伤，所看到的，是对莹洁无尘的人格和心灵的自我鉴定，是对此理性的美学审视；那可能带来舟覆人亡的风啸涛吼，成为雄壮的音乐；那缺医无药的瘴疠之地，成了他一生中最适于观赏的奇绝之处。这里，所表现的平和心态，洒脱风度，乐观精神，豪迈气概，可与“大江东去”那首词相提并论，其心胸之旷达，于此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展示。
对待家庭磨难
苏轼的家庭生活，也随着苏轼的遭遇几经曲折。他的三位妻子都先他而去，原配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病逝了，续配王闰之于元佑八年（1093年）病逝于京城、，终年四十六岁，侍妾王朝云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惠州，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患瘟疫去世，这对五十九岁的苏轼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他俩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承受父训，一起出游长安，共赴科举，同科中举，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时，子由多方营救，愿捐纳自己的职位为兄长赎罪。结果，苏轼被贬黄州，子由也遭贬，兄弟两人长期不得相见。政治理想的一致，生活意趣的相同，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互相唱和，互相友爱，在苏轼的诗集中，和子由唱和的诗，以及怀念子由的诗，举不胜举。如：《初别子由》、《九月微雪怀子由弟二首》、《病中闻子由不赴商州三首》、《岁暮思归寄子由弟三首》、《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别子由三首》、《子由生日》、《书子由梦中诗》、《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和子由苦寒见寄》、《和子由论书》《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诗中无不体现出对弟弟真诚的牵挂和友爱，表现他与弟弟的深沉情谊和兄弟间的共同命运。在诗中，苏轼以他兄长的宽广心胸，旷达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论修养帖寄子由》），感染着弟弟同逆境斗争。“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黄叶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壑，挽著沧江无万牛。”（《秋思寄子由》）。尤其是一阕《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见其旷达心胸。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词中，作者勾勒出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意境，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在词末，亲人间的欢聚既不能强求，当此中秋月圆，则唯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亦足以慰情。两句据南朝宋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转出更高的四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添了积极奋发的意蕴，由感情转入理智，化悲怨而为旷达。
在对待自身生活方面，初到黄州，“癛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书》）而且，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市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处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只有靠躬耕田亩，“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答秦太虚书》）写得辛酸、幽默，苦中有乐，深切感人。公元1097年4月，苏轼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当时苏轼已62岁了，处境也更为恶劣。亲人只有幼子苏过同行。当时海南岛的生活比惠州还要恶劣得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如非被认为罪大恶极，惟恐其仍得生还，一般不至被贬逐到这样险僻的`地方。苏轼深知“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昌化军谢表》），他自己也作了死别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等待苏轼要过的儋州生活果然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连生存都困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苏轼一面遍和陶渊明的诗，作《和陶诗一百二十首》，一面潜心做学问，他修改和完善了黄州期间所作的《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又写了《书传》十五卷、《志林》五卷。
苏轼将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种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如他的《养生诀》介绍的“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按摩两脚心，“梳头百余梳而卧”的确是很好的养生之法。还有《学龟息法》、《求医诊脉》、《治内障眼》，服用生姜、茯苓、地黄均有文字。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写有《饮酒说》、《漱茶说》、《煮鱼法》（即后世的东坡鱼）、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可以说，正是在这写大大小小的认识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备的真实性情。我认为这同样是苏轼旷达精神的表现。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在凤翔任上，苏轼与太守陈公弼的关系比较紧张。陈系武将出身，待下甚严，僚吏不敢仰视。苏轼却常同他争论，以至形于颜色。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比较融洽了一点。陈公弼修了一个凌虚台，要苏轼作一篇记，苏轼写了《凌虚台记》，在记中，苏轼认为“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陈公弼只字未改而刻于台上。以后，他们同登凌虚台，举酒赋诗。苏轼与陈公弼的幼子陈（字季常）的关系很好，成了终生密友。在苏轼贬官黄州期间，陈慥与他过从甚密，经常往来唱和。苏轼为他俩写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时，与太守陈襄的关系很好。陈襄决定修复钱塘六井，苏轼积极支持。当六井修复完工，苏轼又写了《钱塘六井记》，对陈襄的功德进行表彰：“明年春，六井修毕，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江，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当陈襄任满离杭时，苏轼写词相送《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文学成就已相当出色，因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不少文人学士纷纷投书，向他求教。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书信和两首古风，表示愿列在苏轼的门下，秦观进京应举，专程到徐州拜见苏轼，还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 也游学于苏轼门下，被称为“苏门六君子”，前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官黄州，废弃闲散，困匮乏食，他“焚笔弃砚”，即使亲友也少通书信，但仍与文学后进书信不断。《答李昭玘书》、《答李端叔书》、《答秦太虚书》、《答陈师仲书》等，给他们以很大的激励。苏轼贬官到儋州，仍然勤学不倦，写了许多诗文，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琼崖后学。先后到儋州向他求学的有琼州人姜唐佐、潮州人吴子野、儋州人黎子云兄弟、符林等。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琼崖地区没有一个人进士及第，经苏轼指导后不久，姜唐佐于大观三年（1109年）终于考中进士。直到素食去世前不久，他从海南回到北海，看到了广州小吏谢民师的诗文，立即爱不释手，以至“观之熟矣”。他与谢民师并“无一日之雅”，但觉“倾盖如故”。他写了《答谢民师书》，在信中对其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传授了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
二、苏轼旷达精神形成的原因
旷达，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苏轼为何能臻此境？
首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苏轼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黄州之后，他对别人百般钻营拼命夺取的东西——官职，便一辞再辞，朝廷先后升任他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都上奏一再辞免。正因为此，他在日后不断遭贬，打击日甚时，才未在心理上形成极大反差，没有重大的失落感，也没有了不起的痛苦。而且他能随缘自适，苦中作乐。可以说，不断地淡化作官意识，是他旷达的思想基础之一。
其次，苏轼有一定的民本思想，平等观念。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他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他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文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文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
第三，在认识论上，他的思想有诸多辩证法因素，深受儒释道的影响。儒家思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苏轼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对苏轼影响颇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对立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苏轼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则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写道：“客亦知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这里论述的是“变与不变”。这种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正因为用这种观点看待宇宙的万事万物，作者的悲怨就得到了思想上的解脱，共同去拥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寄托。他能从客观上观察事物，能透过个体看总体，透过局部看全局，能看见事物的相互转化，以个人遭遇而言，那就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忧了。这种情怀，突出地表现于他在黄州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雨后是晴，晴后又是雨，如此相因相生，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何必自囿于一端呢？这样观察事物，他便能超脱出来，进入旷达之境。
三、苏轼旷达精神的意义
东坡的旷达，对他在史册上熠熠闪光，大有好处。首先是延长了他那宝贵的生命，使他有时间给人类留下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著作有《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二，由于他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其三，由于他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由于他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到了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给后人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