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诗词是反映道教生活、表现神仙理想或借助道教神仙意象来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在道教的大量经籍中，有不少是采用诗词形式撰写的。有些经籍虽然并非全书或全文均采用诗词体裁，但往往也掺合某些诗词篇章或片断。另外，随着道教的传播，许多文人也关注道教活动、神仙故事，并采用诗词形式进行此类题材的创作，从而使道教诗词逐步丰富，成为道教文学的一大门类。具体可分为诗、词、玄歌变文、仙歌道曲四种。
道教诗的发端甚早。在东汉的《太平经》中，便可略见端倪。该书卷三十八载有一篇九十三字的《师策文》，除了开头“师曰”二字外，全用七字一句，其中有云：“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绐。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①虽然这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口诀，但作者已注意用韵，似为七言诗的雏形。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四言者如：“真人至妙，若有若无。仿佛大渊，乍沉乍浮。”②五言者如：“岁月将欲讫，毁性伤寿年，形体为灰土，状若明窗尘。”③其为骚体赋者如：“白虎倡导前兮，苍液和于后；朱雀翱翔戏兮，飞扬色五彩。”④《参同契》的文体虽然不纯，但运用诗歌形式以论炼丹的特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
东汉以降，道教组织逐步壮大，道教诗也随之增加和日趋成熟。魏晋南北朝间，不仅在道门中秘传着炼丹诗、咒语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着游仙诗。
炼丹诗是以炼丹为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看，炼丹有外丹、内丹之分，故而炼丹诗的内容也有内丹、外丹之别，或主内丹、或主外丹，或内外兼而有之。《正统道藏》中有《太清金液神丹经》一部，该书卷上载有一篇五百零四字的歌谣，其中有云：“六一合和相须成，黄金鲜光入华池。名曰金液生羽衣，千变万化无不宜。”⑤该书在抄录了这首歌谣之后称此为《太清金液神丹经文》，本上古书，不可解，阴长生“作汉字，显出之”。由此推测，魏晋以前或许已有初始形态的炼丹歌谣。魏晋以来，出于炼丹实践的需要，道人们又加以整饬，遂有七言炼丹诗的秘行。从内容上看，这首七言炼丹诗主要在于暗示外丹炼法，描述外丹形象和炼丹人所处的境界。同时，魏晋间还流传着两部以描述修炼内丹的作品，这就是《黄庭内景经》与《黄庭外景经》。二经均以七言诗的形式写成，其意象的运用颇为隐晦，但其比喻与象征手法则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
在炼丹诗秘传之际，道门中还注意创作咒语诗。咒语本是一种祝告之辞。相传黄帝时已有咒语传世。道教产生之际，咒语成为道士们召神驱鬼、治病求道的一种形式。到了魏晋时期，咒语更加发展起来。咒语有散文体和诗体两种，但以诗体居多。较著名者有《真文咒》《三皇咒》《洞渊神咒》等咒语诗不仅注意模拟自然声响与节奏，而且表现出明显的爱憎情绪；同时咒语诗也注意典故的应用与气氛的渲染。如《真人咒》中便应用了碧霞元君传说的典故。再如《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许多咒语诗也广涉道教典故并有一定的场面描绘。
除了炼丹诗、咒语诗外，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在社会上也有较大的影响。游仙诗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情的诗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楚辞》，如屈原的《远游》，也不乏仙人漫游的描绘，颇多浪漫色彩。还有秦始皇时期博士所作《仙真人诗》，也是游仙诗的源头之一。在道风盛行的背景下，游仙诗遂应运而生。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不等。梁萧统《文选》首列游仙诗为文学体裁之一。从作者身份来看，游仙诗可分为道人游仙诗和文人游仙诗。前者的主要作者有葛玄、吴猛、杨羲、许谧、许岁羽；后者的主要作者有：曹操、曹丕、曹植、嵇康、阮籍、何劭、张华、张协、郭璞、陆机、梁武帝、沈约、江淹、张正见、颜之推等。道人游仙诗与文人游仙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共同点是：不论是道人的游仙诗或文人的游仙诗都表现出“冲举飞升，遨游八极”的浪漫色彩和奇幻的想象力。不同点是：道人的游仙诗往往是崇道思想与神游境界的结合；而文人的游仙诗则多借神仙意象和神游广阔恢宏空间，寄托自我理想的追求。如曹操《秋胡行》第一首想象自己居于昆仑山之上：“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⑥全诗“歌以言志”，表达自己求贤的愿望和对成就霸业的宏愿。再如郭璞的《游仙诗》中云：“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女亘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颻戏九垓。……”⑦他以大胆的想象和高度的夸张，渲染了自己所向往的神仙世界，抒发“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⑧的超然物外的思想。
唐宋时期，道教昌隆，反映道教生活和追求成仙的诗歌也繁荣起来。一方面是道人们热心于诗歌创作，如著名道教学者、道士叶法善、吴筠、吕洞宾、施肩吾、陈抟，张伯端、张继先等积极投身于诗歌创作，他们或者以“洗心”、“醉吟”为题，结合山水名胜的描写，表现自己对道教宗旨的见解和神仙信念；或者通过修道方法的描述和介绍修道的感受，以昭示玄理。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在受到道风濡染或者观察体验了道教生活之后，也创作了一些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到盛唐诗人沈亻全期、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李白，从中唐诗人白居易、李贺到晚唐诗人李商隐；从北宋西昆派代表杨亿、张咏到南宋诗人杨万里、刘克庄、朱熹，都有吟咏道事、游仙畅玄的诗作行世。在这些诗人中，有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与道教的神仙理想合拍；有的虽然并不那么虔诚相信道教，甚至有时还批评道教，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又往往表现出追求道教神仙的意境。
此外，青词在道教文学中也是重要的一支。它是道士在斋醮仪式中上奏天神的表章。因用朱笔书于青藤纸上，故又名绿章。但多为骈文，间或也有诗体。
词起于唐五代而盛于两宋。其创作与道教活动也有不解的因缘。不少词牌都源于神仙故事而得名，就此可见一斑。据《钦定词谱》称，《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牌本于《列仙传拾遗》所载故事。据载：萧史擅长吹箫，能吹出鸾凤之音。秦穆公女弄玉也善于吹箫。秦穆公将女嫁给他，他就教弄玉学凤鸣。经过十多年，凤凰飞来止宿。秦穆公为此修建凤台，供萧史夫妇居住。以后弄玉乘凤，萧史乘龙飞升。又如始于温庭筠的《女冠子》，因咏女冠（道姑）情态而得名。词曰：“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雪肌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其他如《解佩令》《望仙门》《献仙音》《金人捧露盘》《迷仙引》《潇湘神》《月宫春》等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从内容上看，宋代许多词作具有鲜明的道教蕴含。不少大作家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神仙词。诸如柳永、韦骧、晏幾道、苏轼、李之仪、范祖禹、了元、丁仙现、黄裳、黄庭坚、晁端礼、秦观、仲殊、晁补之、周邦彦等都有此类题材的词作。这类作品常常把仙话典故同神游的心绪相糅合。例如柳永一阕《巫山一段云》：“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相将何处寄良霄。还去访三茅。”⑨该词先写朝夕朝拜西王母之事，接着笔锋一转，引入了求仙人穿着又轻又薄的六铢衣，随着天风摇曳，骑在鹤背上升太空的情景。作者着意刻划了求仙人在鹤背上的心理状态，写出了居高俯视下界的孤危之感；又以贪看仙人刘海蟾“狂戏”而耽误了行程，结果因天门齐闭，不得不从太空中返回，到曲句山访问三茅真君去了。
道教的玄歌变文别具一格。所谓“玄歌”也就是“玄道”之歌，其源盖出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过，它不是专以演述玄理的散文或韵文，而是通过对道教神仙奇异故事的讲述来宣传道教信仰。从形式上看，玄歌属于道教说唱曲艺作品中的唱词之类。为了吸引听众，玄歌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故事。例如《老子化胡经》卷十所收的《化胡歌》第五首：“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修身岩石里，四向集诸仙。乐女担浆酪，仙人歌玉文。天龙翼从后，白虎口驰劖。玄武负钟鼓，朱雀持幢幡。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刚身。时与决口教，后当存经文。吾升九天后，克木作吾身。”这里的“我”代表老子，作者以叙事的口吻，描绘了老君修道场所的仙家景色，讲述了“化胡成佛道”的故事，具备了叙事诗的基本特征。
在《老子化胡经》中还收有《老君十六变词》十八首，此即属于道教变文之类。所谓“变文”是演述神变故事的一种体式。“道教变文”即演述道教神变故事的一种体式。适应说唱的需要，变文往往是韵散结合。当然，就具体篇目而论，有的以散文为主，有的以韵文为主；有的则纯粹是韵文，如《老君十六变词》便是纯韵文。从描述老君神变的特点看，《老君十六变词》也和“玄歌”一样，具备了叙事诗的基本品格。作者按照方位的变更来组织情节，其场所转换亦依据《易》的九宫八卦方位。八卦代表八方，轮转两周，便有十六变词。最终两首，套用晋代丁令威歌，以示一世（五百年为一世）终了，二世还归之意。
除了上述种种，仙歌道曲也是道教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仙歌道曲是一种配乐演唱的道教诗词。它的产生与道教斋醮仪式的建立与流行有密切的关系。为使仪式的进行更加隆重，道人们便将赞颂与歌咏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各种唱词的出现。《无上秘要》卷二十引《道迹经》称：西王母为茅盈作乐，……命侍女于善宾、李龙孙歌《玄云之曲》。其辞曰：“大象虽云寥，我把九天户。披云泛八景，倏忽适下土。大帝唱扶宫，何悟风尘苦。”尽管西王母为茅盈作乐事乃出于道教传说，但从《道迹经》的描述不难看出魏晋间“仙歌”已在道门中流行。《无上秘要》卷二十尚录有仙歌若干首。其中有“上元无英帝君”所唱《上元洞门变真内章之曲》；“中元黄老帝君”所唱《中元洞化内真章曲》；“下元白元帝君”所唱《下元洞虚化真章句》以及《阳歌九章》《阴歌六章》等等。从体例来看，《无上秘要》在摘录这些“仙歌”时都略加说明，指出其来历及何位仙人所唱。其体裁皆为五言，句数不一。表现了早期道教“以诗为词”的创作特点。
与仙歌相媲美的是道曲。其主要体式有步虚词、赞咏词、道情。
步虚词是乐府文学形式之一。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谓：“步虚词，右道观所唱，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由此可知，步虚词在内容上亦离不开神仙之事；在形式上，它属于曲调一类。步虚词之缘起，历来传说不一。晁公武《读书志》尝云：“《步虚经》一卷。右太极真人传左仙公。其章皆高仙上圣朝玄都玉京，飞巡虚空之所讽咏，故曰步虚。”ae所谓“太极真人”系指徐来勒；“左仙公“
系指葛洪从祖葛玄，为汉末三国人。据此，则三国时期当有步虚词行世。此后，历代皆有人为之。考之典籍，影响较大的步虚词有晋代《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五所列之《步虚》以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的《空洞步虚章》，他如北周庾信所作步虚词，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影响。作为一种与音乐、舞蹈紧密结合的文学样式，步虚词的歌唱节奏是以《易》的八卦九宫方位的阴阳回复韵律为本的。步虚诵咏过程有一定路线，要求精神专注，念唱、步法、道具和谐统一。
与步虚词一脉相承，唐宋以来的赞咏词也是一种配乐的歌词。在道教斋醮仪式盛行之际，道士、文人乃至皇帝官宦广制道曲，遂有各种赞咏词之诞生。今所见《金箓斋三洞赞咏仪》与《玉音法事》中便收录了不少赞咏词。如宋真宗的《白鹤赞》《散花词》，宋徽宗的《玉清乐》等。从形式上看，赞咏词虽然尚保存了步虚词的入乐法式，但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长短句的出现。例如《金箓斋三洞赞咏仪》卷上所录《太清乐》：“太清乐，太清乐，太清乐处以逍遥。太清乐，紫微瑞色驾青龙。……”af作者在七言诗的基础上加入许多衬句，这就形成了长短不一的格式，具有独特的风格。
与步虚词有关的道曲还有“道情”。《太和正音谱》把道情与步虚并列，作为唱曲的门类之一。道情多为游方道士所演唱，主要流行于民间。故其言辞较通俗易懂。例如张三丰《无根树道情二十四首》，其一曰：“无根树，花正幽，贪恋红尘谁肯修？浮生事，苦海舟，荡去飘来不自由。无边无岸难泊系，长在鱼龙险处游。肯回首，是岸头，莫待风波坏了舟。”作者通过一系列比喻，以浅显的语言启人悟道，形象生动，富有情趣。
注：①《太平经合校》62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②③④⑤acaf《道藏》第20册74页，78页，92页，第18册750～751页，第25册52页，第5册765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⑥《曹操集》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⑦⑧《古诗源》181页，180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⑨ae《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7册55页，第674册40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ab《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2249页，中华书局，1983年
ad《乐府古题要解》卷下，《学津讨原》本，上海博古斋据明汲古阁本影印
ag《张三丰全集》6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
传统诗歌：道教诗歌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
仙界地府、出神入化、隐身遁迹，天上一日、世上千年……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道教世界，给中国古典文学以不尽的养料、无穷的遐想，引发出古典文学创作中的无数灵感。而这之中的道教诗歌则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个神奇瑰丽的浪漫天地、想象世界，促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道教史上，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从民间兴起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在文学史上，诗歌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道教对文学创作影响甚大，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游仙诗的创作。游仙诗作为一种漫游仙境之诗，本是起自道家方士，后来成为道教内外人士广泛采用的创作样式。在魏晋等时期，道外文人对游仙诗的兴趣相当浓厚，以至所作诗章成就甚至超过道内人士。如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郭璞、沈约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
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文人南下，南朝文学得到了发展。道教方面，陶弘景对道教进行了改革，他总结了上清派的修炼方术，创立了茅山教团，建立了完整的道教神仙信仰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游仙诗的创作再度兴盛。就连溺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向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讨教。梁武帝曾写游仙诗，“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具闻上仙诀，留丹未肯饵。潜名游柱史，隐迹居郎位。委屈凤台日，分别柏寝事。萧史暂徘徊，待我升龙辔”。诗中写到，成仙的要诀都了解，炼就的丹药不肯服食。开天的萧史请再徘徊，等我一起驾起龙辔神游，以享受人间欢乐。但是作为一个享受着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虽然也向往着成就一身的仙风道骨，却也贪恋着尘世的快乐。诗中较好地体现了作者既贪恋尘世又仰慕仙界的双重心理，这也是除梁武帝之外，其他游仙诗人作品的基调和特色。
游仙诗的创作曾成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的一大时尚，许多道内道外文人创作了许多游仙诗，为当时的.诗歌风格形成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宋时期，道教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样一种崇道的氛围下，必然出现大量吟咏道教的诗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可谓非李白莫属。李白的诗歌，气象万千，变换无穷；时而雄浑豪放，时而澹远恬静；时而现实，时而虚幻。他一生留下的许多流传千古的优秀诗歌，是中国文化瑰宝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永垂不朽。
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教信仰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作为一个诗人，他继承前人诗歌成就而又发扬光大；作为一个道教信徒，他从道教中采摭大量的神话，并从道教的宗教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他的诗才。因而纵观李白的诗文，有许多是吟咏道教的神仙诗，当然更多的是受老庄道家思想濡染而创作的浪漫不羁、超然物外、孤高飘逸，一叹三绝、千古吟唱的浪漫主义文学杰作。李白的游仙诗，最有代表性的而是《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清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首诗，境界极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白对瑰丽、美好神仙世界的向往。其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是登峰造极，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吟诵。
除了李白，唐代诗人受神仙思想影响，并写有游仙诗的诗人很多，如杜甫、李商隐、李贺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神仙观念对我国古代诗人的人生境界、追求和诗歌浪漫化表现手法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
从魏晋到唐宋，中国诗坛上确实飘荡着一团团道教的云气，诗人们不仅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以反映道教活动为基本内容、表现道教理想追求的游仙诗、涉道诗，而且广征博引道教的神话典故，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中国的宗教与文学之间有很深的关系，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事实。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里，佛教总是比较受重视，而道教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却比较被忽略，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阶层就越来越看不起道教，觉得佛教理论高深、生活高雅，而道教则属于迷信，比较粗浅。文化阶层对道教的轻视态度影响了研究者对古代社会生活中道教的地位的判断，误认为古代也和现代一样，道教影响很小。第二，道教经典的时代、内容、语言十分复杂，时代不清、作者不明、隐语很多。道教的理论常常隐藏在它的法术、神谱、仪式背后，很难清理它的思想系统。第三，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道教辞典的编纂还不够细致，至今中国还没有一部非常广博、非常细致、非常准确的道教大辞典，可是道教偏偏词汇又非常隐晦、深奥，隐语极多，这使得很多研究者很难深入这一领域，所以道教和文学的研究至今还不是很成功。
五年前，我在写完《道教与中国文化》后就把其中最末一节进行大修改，写成了《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一书，对道教与唐代的小说、诗歌、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里，我就根据这本书对道教和唐代文学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分析主要集中在道教和唐诗方面。
诗歌的基本要素是语言，道教对唐诗的影响首先也要从语言开始讲起。
十年来，读《道藏》，有两个印象很突出，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古奥，一个印象是觉得道教语言很华丽。
"古奥"是指道教经典的语言有很浓厚的复古意味，从《太平经》时代起，道教就一直有意在创造一种古拙的语言形式和神秘的词汇系统。从文字形体上，是从楷书复古到隶书，从隶书复古到篆书，从篆书进而神化为更艰涩的"古文鸟迹，篆隶杂体"的"云篆"；从语言形式上，是越来越古奥深涩，他们很爱模仿先秦典诰和汉代辞赋的句式，让人看上去似乎来历很早。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来讲，这才是从上古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云篆光明之章"，不是普通人能精通的日常文字；从辞汇上来说，道教很多术语都有"隐语"，这些隐语常常很华丽也很难猜。我想道教经典尤其是符咒颂赞之所以要把语言变得古奥艰深，一方面是为了"取信"，也谙使信仰者相信它是"天授神意"一方面是为了"隐密"，使普通人不能了解和掌握，也使道士不能胡编乱造，正如《真诰》卷一《运像篇》所说的两句话，"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绪"，"使吾等不有隐讳"。
"华丽"是说道教经典的语言一方面追求古奥艰涩之外，一方面又追求流彩溢金，有如金碧辉煌的道观建筑和五彩缤纷的道教仪式。这里的道理很简单，道教比较强调神灵的力量对人的拯救的意义，即比较重视人生解脱与超越中神力的作用，它的追求目标之一就是成为神仙，因此，为了宣扬神迹、树立神权，道教经典常常用各种极尽想象力的华丽辞藻来反复重叠地描写仙境、仙人的美妙，鬼怪、阴间的恐怖，这样，道教语言就和佛教语方言、儒家语言大不相同。佛教在唐代逐渐强调"心灵拯救"，靠信仰者内在自觉自我拯救，一面讲究对理论的理解，真正从理性上理解"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面讲究对人生的感悟，真正从直觉中体验心灵的清静与自然，所以语言当是浅近、明显的，不应当成为意义的"障碍"和"遮蔽"，所以整个唐代，佛教语言是向日常化、口语化、浅明化发展；儒家主要在强调"道德拯救"，圣人只是导师，不是万能的神灵，人都有可能是尧舜，能拯救精神的是自己的道德自觉，所以儒学宣传主要是"规劝"，而规劝主要是需要清晰的理路和严肃的箴言，没有必要神秘诡异，语言也同样需要平直朴素；而道教则是强调"神灵拯救"，一方面是由道士垄断沟通人、神的权力，对信仰者产生震慑力量，一方面要把俗界与天界隔离开来，使天界更有诱惑力量，所以它的语言就需要"古奥"，古奥才会有神秘感，也需要"华丽"，华丽才会有吸收力。所以总的来说，唐代影响文学的宗教中，佛教语言趋向浅近自然机智，儒教语言趋向平直、朴素、严肃，道教语言趋向于古奥华丽诡秘，正是因为佛教重在启迪，儒家重在劝说，道教重在想象。
中国人常说"古怪"、"奇怪"，古奥使人觉得"怪"，奇丽也使人觉得"怪"，道教影响下的唐诗就很可能显得有些"怪"，首先，受道教影响的一些诗人普遍爱好古拙的古体诗或古风而不太擅长写近体诗。其次，受道教影响的诗人在写一些有关道教的作品（如赠道士、咏道观）时，特别喜爱用一些色彩浓艳的神奇辞藻。再次，有一些诗人为了增加诗歌古奥的效果，还会采用道教颂赞、乐章的形式和辞语。
对于不满足于常见语言的诗人来说，道教古奥华丽的陌生语言是他们的一个绝好的材料库，在道教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平时很注意积累道教的典故、词汇，也很注意吸收道教的句式、句法，当诗歌创作需要的时候，就从记忆中把它们找出来，放在诗歌里，使诗歌也有一种古奥、华丽的风格。
但是，仅仅有记忆力是不够的，诗歌还需要有想像力。道教给唐代诗人提供的不仅仅是语言、词汇，也刺激了诗人的非凡想像力。我在《道教与中国文化》、《想像力的世界》两本书里都讲到了这一点。首先是道教信仰者在仪式上、在炼气时，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充分运用自己的想像力，而"存想思神"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很重要的幻想力。其次是道教服药后产生的幻觉，道教的丹铅之术有很多成分是很有刺激性的，唐代诗人如卢照邻、李颀、韩愈、白居易都服食过丹药，很可能这种经验会对他们诗歌创作的想像力产生刺激。再次，道教的盛大仪式、神奇壁画会对诗人产生影响。
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受了这种影响的诗人和诗歌，会显示出一种特别的风格，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是顾况，他中年以后受道教影响，晚年到茅山定居，曾在衢州开元观等地读道书，受道符，他的诗歌尤其是古风就被皇甫湜评价为"出天心，穿月肋，意外惊人语"，意思是他的诗歌想像力非常丰富，语言非常奇特。
第二个是韦渠牟，他当过道士，权德舆就说他信奉道教之后，"多言其神奇之迹"，"不复赋人间之事"，而且诗歌语言"缛彩绮合"，也就是说他信奉道教后，诗歌不再写人世间的事情，主要是吟颂神奇的事情以表达自己对仙家生活的向往，语言也变得华丽而多彩。
第三个是刘商，据武元衡记载，他晚年弃家学道，"梦寝灵仙之境"，于是写的古歌诗变得想象很玄妙，语式很奇特，辞采也很华丽奇诡。
这是不是能说明道教对唐诗的深刻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