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使至塞上》为盛唐著名边塞诗，要如何探析该诗呢?
王维《使至塞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边塞诗，诗中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尤为人称赏。然而，学术界关于此诗的论争迄今仍聚讼纷纭，异论异解迭出，令人莫衷一是。据笔者考察，关于此诗，从创作的时间、地点到主题思想，从标题到诗歌最后一词，几乎都存在争议，古虽有“诗无达诂”之说，但如本诗一样争议如此之多，争论涉及面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这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极为罕见的。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作此文，试图解开这个学术界的难解之谜，以期为这首著名诗歌的研读乃至诗人王维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
我们认为，解读本诗，了解当时王维出塞的路线是关键。《使至塞上》诗是王维出塞时创作的一首描写旅途见闻的诗歌，此点为学术界所公认。我们知道王维此次出塞，是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出发去往凉州(唐代河西节度使幕府所在地，即今武威)，而这段路途正是汉唐时代我国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东段。了解王维此次出塞行走的路线，对于准确理解本诗的内容至关重要。历来解诗者，大多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持本诗作于赴塞途中说者还是持凉州说者，关于本诗的内容基本都持相同的观点，即本诗主要描写了王维赴塞途中所见到的奇特壮阔的边塞风光。如果我们弄清楚了王维此行出塞走的路线，再对照诗中所描写的景观，自然也就能准确理解诗句的内容与含义了。
在盛唐时期，凉州是唐代西北的边关重镇，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河西走廊咽喉之处，其东南可直通长安、洛阳，其北可防突厥、回鹘，其南可抵御吐蕃，其西可通西域各国，故唐朝将其作为河西节度使幕府所在地，有重兵驻防。河西节度使也是唐代首先设立的节度行营。同时，凉州也是非常繁盛富庶之地，从唐人诗歌中即可见一斑，岑参有诗：“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元稹有诗：“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西凉伎》)由此可见其盛。但自“安史之乱”使河西陇右诸州尽陷于吐蕃后，昔日繁荣的塞上边城即日渐式微，其与关中的交通也戛然中断，诚如唐史大家严耕望先生所云：“凉州(今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1}
其实，盛唐开元时代，凉州的交通非常便利，据《通典》卷七记叙当时交通状况云：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
中唐以前，从长安通凉州的驿道属于长安通西域的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主要有南北两大通道，“考凉州东南至长安，有取兰州(今兰州)取会州(今靖远、景泰间黄河东岸)两驿道，可谓南北道”{3}。南道称“秦州路”，北道称“乌兰路”，史学界亦称之为丝绸之路东段之南道与北道。关于此二道的具体走向、驿程里数及驿站设置等，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对之考证极详。据严先生考证，此南北二道具体路线如下：南线秦州路，自长安都亭驿出开远门西行，经凤翔府(今凤翔)以及陇(今陇县)、秦(今天水)、渭(今陇西)、临(今临洮)、兰(今兰州、皋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全程凡二千零二十里。北线乌兰路，亦由长安都亭驿出发，西北行经(今县)、泾(今泾川)、原(今固原)、会(今靖远北徙城堡地区)四州，渡河至凉州，全程凡一千七百九十里。{4}
严先生考证的这两条路线，也得到了后来学者实地考察的证实。1990年7月20日至8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丝绸之路综合研究沙漠路线中国地段的考察，此沙漠路线考察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世界上19个国家四十多位著名学者组成。经过中国学者考证古籍，印证考古发现，结合实地考察，基本上搞清楚了丝绸之路长安至敦煌段有三条路线，其中北线和南线的分支经过武威(凉州)的线路与严先生考证的乌兰路和秦州路基本吻合。{5}2008年，著名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西北大学教授李健超先生曾先后五次亲临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对古丝绸之路进行考察，其得出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线路是：从关中中部的咸阳、长安出发，经醴泉、乾县、永寿，沿泾河经彬县、长武，甘肃的泾川、平凉、泾源，北上到宁夏的固原，越六盘山又经海原，再经靖远、景泰、古浪到武威的丝绸之路北线，开辟于战国，到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才全线贯通，并西到今新疆境内。{6}可见，严李二位先生考证的线路基本是一致的。
另据王开先生考证，唐代陕西境内的驿路，以长安为中心有11条主干道连接各州、府、县并通往境外。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陕西境内南有陇关道，北有萧关道。{7}此陇关道与萧关道，即严先生的秦州路与乌兰路在陕西境内的两段。丝绸之路研究专家薛正昌先生对于萧关道，有非常清楚的阐释，他说：“广义的萧关古道就是关中西出北上塞外的丝绸之路东段通道。通常意义上，大致有两条走向：一是出长安，沿河、泾水过三关口，出固原、海原，在甘肃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直抵河西走廊武威;二是出西安，沿泾水过三关口后翻越六盘山，沿祖厉河而北上，在靖远县附近渡过黄河。而汉唐丝绸之路长安―凉州道东段北道，则主要是畅通于前者。”{8}
二
弄清楚了长安至凉州的路线以后，再来看王维究竟走的是哪条线路。学术界一般认为王维走的是由兰州渡黄河的南道，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南道较北道平坦且沿途较富庶，北道虽然比南道少近二百余里，但崎岖险峻且沿途干旱贫瘠，风沙较多，严耕望先生即持此观点;二是盛唐著名诗人高适、岑参出塞走的都是南道，所以王维也应该走的是南道。显然这两条理由很不充分。我们认为在中唐以前，北道当是通往西域的主道，王维出塞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理由如下： 第一，没有任何文献明确记载盛唐人西行出塞与行人商贾西来入塞主要走的是南道，那种认为唐人西行出塞主要走南道的观点，实为主观臆测。有的学者在解读《使至塞上》诗时，武断地指出王维此行出塞并不经过萧关，显然是难令人信服的。更何况北道比南道少230里，走北道至少可以节省两天的时间，这是古人出塞不得不考虑的有利条件，故元、明、清三代通新疆的官马大道陕西段皆是选择北线而非南线。据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元代，通中亚、东欧四大汗国之南线经潼关、长安、泾州、平凉府西去{9};明代，通西北有三条道路，而主干驿道为经州、长武、平凉府西去{10};清代，官马驿路“皋兰官路”仍沿袭明代通新疆路线，其途径为经西安、乾州、州、长武、皋兰西去{11}。三代官道都不约而同选择北线作为主干道，一者当是北线本为捷径，二者很可能是沿袭自古以来北线即为关中通西北的主干道的先朝惯例。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大力修治此道，并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时人称为“左公柳”，成为祖国西北边陲一道壮丽风景线。光绪五年(1879)杨昌巡视西北，见路旁林带如城，曾即兴咏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无疑为我国西北交通史留下了一段美丽佳话。
北道开通虽然比南道要晚，但自西汉开通以后，就成为较南道更为便捷的交通要道，往往成为官员、商旅的首选线路。一些历史学家，如王开、李健超、薛正昌等皆认为北道才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干道。薛正昌先生就曾明确阐说：“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谷西北而行，经平凉、固原，在甘肃靖远过黄河，抵达武威，再出河西走廊，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线路，同时也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12}
第二，中唐以前，诗人西向出塞走北线者大有人在，而走南线者则寥寥无几。据笔者所查，初唐诗人出塞(指出西北塞)并留诗者如下：卢照邻《上之回》诗：“回中道路险， 萧关烽侯多。”(《全唐诗》卷十七)虞世南《从军行》诗：“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全唐诗》卷十七)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全唐诗》卷七十九)胡皓《答徐四萧关别醉后见投》诗：“萧关城南陇入云，萧关城北海生荒。咄嗟塞外同为客，满酌杯中一送君。”(《全唐诗》卷一○八)盛唐有：储光羲《使过弹筝峡作》：“晨过弹筝峡，马足凌兢行。”(《全唐诗》卷一三六)陶翰《出萧关怀古》诗：“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全唐诗》卷一四六)王昌龄《塞下曲》：“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全唐诗》卷一四○)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七：“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全唐诗》卷一四三)中唐有张籍，其诗《泾州塞》云：“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双古堠，犹记向安西。”(《全唐诗》卷三八六)另颜真卿亦曾走北道出塞，见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全唐诗》卷一九九)高适《奉寄平原颜太守》诗：“应念萧关外，飘随转蓬。”以上诗作中的萧关、弹筝峡等，皆是丝绸之路北线的.著名景观，也是北道必经之地，由此可知他们出塞走的是北道。而走南道出塞者，只有盛唐岑参、高适两个显例。另唐以前也有赴凉州走北线的著名例子，如东汉班彪即是。东汉更始年间(23―25年)，班彪为躲避关中战乱，携家人自长安出发，往投姑藏(今甘肃武威)，并留下征行赋名作《北征赋》，该文将其自长安出发至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的行程完整地记叙了下来，可以说是有关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最早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因此，相比较而言，古人走北线者反较南线者为多。
第三，也是最主要证据，即王维本诗中所描绘的地名景观，为北线所有而南线所无。上文已述，《使至塞上》诗为王维到达凉州后回忆旅途见闻以及抒发即时感受之作，故只需了解诗中所写地名景观之地理位置，即可确定其所走路线。这恰可从诗歌后两联得到证实。首先，尾联之“萧关逢候骑”，乃实写王维行到萧关逢到侦察骑兵。此处的“萧关”，是指汉萧关故址，其地理位置在唐原州(今固原)东南三十里，正为北道行途的重要关塞，此中详情，读者可参阅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之有关“萧关”之考证。前文已述，古代经萧关的一段道路亦称“萧关道”，乃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一段，这亦可从前引初盛唐诗人所作诗中得到证实。后之学者昧于此而妄言此“萧关”乃是虚写，泛指边塞之地，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实，能确证此一点，即足可证实王维走的是北线。其次，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北道所独有的景观。诗中的“大漠”指北道途中自新泉军(今景泰)至凉州(今武威)段所经过的腾格里大沙漠南沿，走南道是见不到大沙漠的。“孤烟”指报平安的烽烟，亦称“平安火”，唐代有烽火报平安的制度，详情可参见陈梦家先生的《汉代烽燧制度》。“长河”指北道途中自会州(今白银市平川区)至会宁关(今靖远县北城滩)间的一段黄河。据严耕望先生考证，长安至凉州的北道的会州至会宁关一段，其走向基本是沿黄河河谷西北行，此段路程有180唐里。这一段路程非常重要，因为此段路径基本是伴黄河而行，且至少需行两天时间;特别是此段长达180唐里的黄河整体流向是西北向，且其中有些河段(有的长达十余千米)完全是东西向，即黄河是由东向西而流，这种大河西流的景观，乃为此段黄河所特有，这从地图上亦清晰可见。根据常识，“长河落日圆”这种奇景，只能出现在东西向或者西北向的大河上。如果是晴天的傍晚，沿河而行的旅客就能欣赏到“长河落日圆”的奇丽壮阔的黄河奇景。另据考古发掘，唐代的会州州城与会宁关皆建于黄河岸边，此两处也同样可见“长河落日圆”的景观。一般人只知道王维出塞要横跨黄河，而不知道王维此行至少有两天时间几乎是伴黄河而行，正是在这段旅途中，王维才第一次见到了大河西流的地理奇观以及“长河落日圆”的奇异边塞风光。而这种大河西流的情况是走丝绸之路南道的人见不到的。
综上所述，王维出使河西走的是北道而非南道，其《使至塞上》诗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正是描写盛唐时丝绸之路北道的独特边塞风光。
《除夕感怀》
谭嗣同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胜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除夕感怀》
谭嗣同
内顾何曾足肝胆，论交晚乃得髯翁。
不观器识才终隐，即较文词势已雄。
逃酒人随霜阵北，谈兵心逐海潮东。
飞光自抚将三十，山简生来忧患中。
《除夕感怀》
谭嗣同
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
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镜不尘。
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着孤身。
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1]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2]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古诗十九首》是由汉代无名文人创作的五言抒情短诗，最早著录于萧统的《文选》。《古诗十九首》自出现以来，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古诗十九首》和《诗经》往往相提并论，它之所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马茂元先生指出：“《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总结了汉代乐府的光辉成就，替建安文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它正是由两汉发展到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古诗十九首》是以抒情见长的，它发展了汉乐府抒情性的一面，使五言诗发展成为成熟的抒情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呈现出了和前代抒情诗截然不同的风貌。
《古诗十九首》所抒之情是自我之情，关注的是一己之情。在真正意义上表现了人的本身，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各种正常的感情。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他们常年漂泊在外，为的是能步入仕途，建立功业。东汉承袭了西汉的察举制度，有地方察举贤良方正，孝廉，茂才，明经等，然后待诏而行。所以东都洛阳就成了许多文人士子的游学，读书之地，谋求功名利禄的场所。但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人一天天的增多，而官僚机构的容纳毕竟是有限的，这就形成了得机幸进者少，失意向隅者多的现象。而且东汉末年是政治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上的腐化和堕落已达到顶点。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文人失去了正常仕进的机会，倍感前途的渺茫和无望。这样的遭遇，使得他们彷徨苦闷，难以抑制心中的悲哀，发而为诗。就充满了“怨”的色彩。但是这种“怨”是哀而怨，不同于《诗经》中的“怨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着眼的是自身，他们无意于反映深广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抒发的是自己的人生感慨，所忧所怨都与自身的'遭遇有关。令他们感伤的是功业难成“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今日良宴会》);朋友的遗弃“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知音难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相思成疾“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行行重行行》);人生苦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驱车上东门》)。面对生命如寄、功名无望的残酷现实，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是那么痛苦而短暂，人生的意义又那么虚无，只有青春与生命才是最可贵的。既然处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之中，痛苦的灵魂无处安顿那么还不如放开怀抱寻求解脱之道，于是及时行乐的思想就油然而生了。他们“荡涤放情志”(《东城高且长》)，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策驾马，游戏苑与洛”(《青青陵上柏》)游戏人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更为颓废放纵了。至于诗中思妇发出的“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呼唤则更真实地表现了生命本能的冲动。乱世中的文人已经不再忌讳什么，他们敢于把内心深处的自我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写出了最真实的人性，把握现实生活，渴望有意义人生的生命冲动。正是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内心真实情感的直白袒露，传达出了人生中一些最动人的感觉和经验，长久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地读者，也正是这种纯粹的自我之情，使得《古诗十九首》迥别于以《诗经》《离骚》为代表的抒情诗。
作为抒情诗，《古诗十九首》能更好地展示文人士子的心灵世界，它虽然有世俗化的情调，但又不同于民间乐府诗，带有较强的文人化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它的抒情方式上，“《古诗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苑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陈柞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更符合古代文人的心理，也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唐人皎然也说：“《古诗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古诗十九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在于它真实地传达了自我之情，更在于它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之功。这种“作用”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首先在于诗歌意象的选择
意象不是外在于主体的物象，它融合了创作主体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是与主体心灵世界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作者情感的载体，诗歌意象的选择和诗人抒发的感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读完《古诗十九首》所感受的不是轻松和愉悦，而是沉重和无奈。它流露出的感情倾向于孤独，失意，苦闷，焦虑，这是文人士子们现实处境和内心世界的真是写照。《古诗十九首》的感情基调是悲哀的，感伤的，怨愤的。这种感情外泄必须附着于能与之相融的物象，才能构成诗歌的意象。《古诗十九首》中“意”与“象”结合真正到了浑融无迹的境界，正所谓“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皎然《诗式》)
《古诗十九首》中的意象与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及其低沉的基调，是谐调一致的。诗人选择的是一些代表死亡，孤独，弱小，阴郁的意象，符合了他们真实的心灵世界。如《东城高且长》一诗：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映入诗人眼帘的是“回风动地”的萧索城郊，秋风摇落之中，绿意渐尽的衰草。灰黯的色彩，低沉的情调，构成了让人凄婉伤怀的情感氛围。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这两句之中出现的时间意象在《古诗十九首》中是极具典型性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他们对于季节的变化非常敏感。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本是大自然的规律，但诗人们却赋予时令变化以浓厚的情感因素。以时令的忽复移易，秋冬的寒冷萧瑟蕴涵了诗人功名未就，欲归乡而不得的凄苦心情。生命的一次性与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重了感伤色彩。这样的时间意象，融入了诗人对生命，宇宙的认识，经过了情感的加工，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出现了“晨风”和“蟋蟀”两个意象。“晨风”是鸟名，就是鸷鸟。《诗经·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意思是风急天高的秋空，健飞的晨风为茂密的树林所遏。《东城高且长》中出现“晨风”意象是取其怀才不遇之意，孤独，悲愤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暮)。今我不乐，岁聿其除。”“蟋蟀”蕴涵人生短暂，及时行乐之意。诗人借“蟋蟀”之义，传达了人生穷途末路之叹，生命短暂之悲。
这些蕴含了诗人哀怨感伤之情得意象在《古诗十九首》中是随处可见的。如表达人生短促之感的还有“秋蝉”“蝼蛄”等意象，包含不为世用的自嘲有“驽马”等意象，“胡子”“越鸟”等意象则浸润了游子思乡之情，至于“墓”“坟”“丘”等意象更为作品蒙上了一层萧杀之气。意象的精心选择使得文人士子们的情感有所承载而更真切可感了。
其次，所谓“作用”之功还体现在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上
诗人精心选择了意象，并将这些蕴含了情感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
《古诗十九首》通过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等手法成功地创造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意境，使得情与境，主观和客观融合无间，达到了抒情诗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时，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和景同时出现，或以哀景写哀思，或以乐景写哀思;一种是只出现景物，没有感情的正面抒发。下面以《驱车上东门》、《回车驾言迈》和《迢迢牵牛星》为例进行分析。
《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红!松柏夹广路。下有沉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万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原作者：陈 智)墓地本是让人神伤之地，而墟墓间的白杨萧萧，松柏森森更现萧瑟凄惨之景，这种情景何长眠地下的“沉死人”，“年命如朝露”的现实人生直接联系起来，诗的情绪也就显得更加感慨悲凉。生命无常，时光难驻之感在此情景之中油然而生。由此诗人发出了及时行乐的感慨。由景到情，景是愁景，情是哀情，两者浑然一体，宛如天成。
《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诗人从客观景物的更新，联系到人生寿命的短暂，因而发出“立身苦不早”，沉沦失意的感叹。《驱车上东门》是以哀景写哀思，而此诗则是以乐景写哀思。前者以秋冬景物为背景，与愁人善感的心情相适应，容易融合无间，本诗所写的是明媚的春天，却给人以冷漠悲凉之感。开篇的“回车”就透露出了客游失意之感，而前途是漫漫长路，写出了人生的无可归宿。和暖的东风，摇曳的百草，本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带给诗人的却是“四顾茫茫”的茫然之感，春天的生机也就变成了秋冬的萧瑟了。因为诗人内心深处的感受，不由自主地灌注到一切的客观景物，为其涂上了一层凄凉黯淡的气氛。“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客观景物成了诗人心灵的外化物，主客体合而为一，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
《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全诗是想象和写景的结合，秋夜寥阔明净的显空，有关双星的传说更容易触动人的离愁别绪。眼前的景物合现实心情自然地结合起来，河汉女其实就是人间美丽而勤奋的女子的化身，看似浅浅的银河是阻隔游子思妇的人间鸿沟的写照。脉脉凝视之间，虽不曾一字言情，但满腔的哀愁又有何人不解。此诗只有景的出现，没有正面写情，但情景早已水乳交融，让人嗟叹不已。所以清人李因笃评到：“写无情之显，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
《古诗十九首》不仅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还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创造了浑融的意境。如《凛凛岁云暮》：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后，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甫，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徒倚怀感伤，垂涕双扉。
这首诗描写了寒冬深夜里得梦境，表现了因相思而坠入迷离恍惚中的惆怅心情。全诗以严冬凄凉的景象开篇，思妇触景生情由此想到漂泊在外的游子。“锦衾遗洛甫”二句只是一种设想。前六句由客观景物到主观感受，写足了梦前相思。后六句写因思入梦，全是虚笔，梦中所见全是新婚时的欢娱。正是梦境的甜蜜反衬出梦醒之后现实的凄凉，醒后惟有独自倚门垂泪。正是在这虚实结合之间把思妇的孤独失意，落寞惆怅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黯然神伤。
再次，运用生动流畅，浅近自然的语言来以形写神，传达感受也体现了《古诗十九首》的“作用”。
《古诗十九首》语言虽然浅近自然但却极具表现力，有“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之誉。诗人正是用这传神的笔墨表现出了人生最强烈，深刻而真实的情感。
《古诗十九首》的诗人们用简短凝练的语言，对生活现象做出了高度提炼和准确的概括，表现了深刻的内涵。如“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用极为质朴而又极其概括的语言写出了人生最深刻的经验感受，是人人意中所有，但又是从笔下所无的境界，所以就益发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又如“去者以疏，来者日以亲”，朱筠评到：“茫茫宇宙，去，来二字概之;穰穰人群，亲，疏二字括之。去者自去，来者自来。今之来者，得与未去者相亲;后之来者，又与今之来者相亲。昔之去者，已与去者相疏;今之去者，又与将去者相疏。日复一日，真如逝波。”这种沉痛而深刻的人生感慨怎能不让人掩卷叹息而愁情顿生呢。难怪前人评其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此外，诗人们依靠生动的语言引发读者的想象，创造了言外之象，以此来传达情感。如《冉上孤生竹》中“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表面是写美丽而富有生气的蕙兰花将要随着秋草一齐枯萎，但读者不难由此联想到一位青春美貌的女子在孤独等待中顾影自怜，唯恐韶华不再，传达出了在哀怨幽思中的自伤迟暮之感。
《古诗十九首》打破了“诗言志”的传统，无关政治教化，也不歌功颂德，而是抒写一己之情，坦露真实的心灵世界。虽然其中流露出了及时行乐，追求名利的思想感情，但我们要看到其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能因此抹杀了它的整体价值。《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抒情方式切合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心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古诗十九首初探》 马茂元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2、《中国文学史》卷一，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1999年8月第1版
3、《文心雕龙注》刘勰著，范文澜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4版
4、《简论的艺术特色》 鱼笃志 赵昌正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5、《论的浑雅之美》曹胜高 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6、《一切景语皆情语》 牛晓东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0月第10期
7、《怊怅切情 清音独远》 洪克明 青岛教育论坛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