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隋朝之后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从秦汉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的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是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灿烂局面。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及唐代文学，就必然要谈及唐代诗歌。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从现存的五万多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唐朝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和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甚至可以与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媲美。
唐诗最为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其繁荣发展是多种因素使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诗歌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
第一，唐帝国的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城市发达，是诗歌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隋朝统一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但隋炀帝穷兵黩武致使民生凋敝而民怨沸腾。唐朝代替了短命的隋王朝，统一全国。初盛唐时期，封建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缓和阶级矛盾，实行了休养生息与均田制等一系列安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不仅从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大唐帝国统一的政权，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繁荣。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一百几十年间，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从唐诗中可以透视出唐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与发达的城市。唐玄宗言曰：“若考论政绩，在户口存亡。”据《食货志》载：
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千，绢一匹钱三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此足以可见当时社会的繁盛。而这种繁盛又激发了萌生于现实的灵感与情素，促进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有《忆昔》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近，男耕女桑不相失。”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能够相对地安居乐业，从事各种经济生产与经营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诸如扬州等城市的发达与繁荣。城市的发达使得一批或居住或游览于其中的士子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城市生活与景色的诗歌，如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
“夜市长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此外如大诗人杜牧，有很多描写扬州的诗歌，扬州的繁华即可由此窥见一斑。杜牧诗中有很多描写扬州歌妓的诗歌，如《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另有徐凝《忆扬州》诗等等，均刻画了扬州城的繁华。据此可见当时唐朝的繁荣以及其繁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南北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对诗人的思想以及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唐朝的统治者极重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且实行对外开放，与西域各民族甚至海外各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友好往来。同时唐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的并存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促成了唐代文化的高涨。由于这些原因的刺激，唐代的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均有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些艺术形式又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西域舞蹈艺术的传入对唐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舞蹈艺术并行的是唐代普遍发展的音乐艺术。没有音乐艺术的发展，就不会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不会有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等。白居易另有《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诗云：
“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由此诗足见音乐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大诗人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第三，是政治宽松制度健全的社会环境。
这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十分重要。唐代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各司
其职而又互相监督，为政治的开明打下了基础。元稹有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李校书即李绅），其序云：
“余遭理世而君胜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人。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第一，唐代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
《孟子》中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据此可见“上好下甚”，最高统治者对诗歌文学的重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发展与繁荣。
历代最高统治阶级重视对文学的考察，为唐代的最高统治阶级树立了借鉴的光辉榜样。唐代最高统治者重视对文学的考察，并做有大量的诗歌。唐太宗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固然显著，但其对诗歌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思想对初唐文坛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太宗诗多忆征战、述胸怀、描绘景物的壮伟，另有点缀升平、润色鸿业之作。在其影响下，虞世南、杨师道等有不少歌功颂德的奉和应制之作。此外帝王还修撰类书，也对诗歌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代有欧阳洵的《艺文类聚》，另有徐坚编撰的类书《处学记》。
第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中下层文士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科举取士的制度促进了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
唐代的科举制度始于于唐高祖，至唐太宗时完善发展。太宗以此广纳士才，曾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矣！”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打破了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为庶族大开了进仕之门。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都护使等高官中有许多均是进士出身。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是促进诗歌繁荣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唐代有大量的省试、州府试诗，并有许多有关进士主题的诗歌。其中如袁皓《及第后作》诗、白居易《及第后忆旧山》诗、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诗等。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云：“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不及也。”
唐代的科举制度因以诗赋取士，故当时多行卷、温卷、纳省卷等多种形式。赵彦卫《云麓漫钞》云：
“唐之取士，先借当时显人之姓名达之王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晚唐时诗人王贞白有《寄郑谷》诗云：“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
第三，从诗歌创作的诗人主体来看，，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唐代处于以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
站在一起的。太宗时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份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已知的唐代两千多位诗人中基本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多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比较接近下层，更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没有庶族地主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的上的活跃，也就不会产生如杜甫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不会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
再次，唐代诗歌文学得以繁荣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即是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唐代诗歌极高的社会应用价值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罕见的。诗歌在唐代作为特殊的交际工具，产生了诸多的形式，如应制诗（应制奉和之作）、联句诗、唱酬诗等。诗人可以利用诗歌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可以之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此外诗歌还可以作为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送人出使或还乡、慰人贬官或下第的交际工具，其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许多诗人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特殊关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既是唐诗繁荣发展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种原因。
最后，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
我国的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并得到发展。而到唐初“沈宋”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与七律，长篇排律也在唐代出现，等等。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而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到唐代后期，传奇和词兴起，戏曲处于萌芽状态，而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抒情述志、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也可看作是唐诗繁荣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研究唐诗所以繁荣发展之原因，而不止是单纯地研究唐诗繁荣的盛况以及它的体式、内容与思想价值，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有更多的借鉴与启发之处。
李白一生著述颇多，他以超凡脱俗、清新飘逸的浪漫主义文风见长。
一、前言
李白，是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父名叫李客，从中原被贬至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李白就诞生在那里，长到四岁后，再迁回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二十岁时只身出川，漫游全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但一直未得人赏识。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遂名震天下。李白初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的幕府。但是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到夜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二、李白诗歌作品中融注的民族平等思想
(一)突破华夷之防
儒家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时局混乱，提出所谓“四夷交侵”是为了团结中原华夏各族抵御外来侵略的用意。《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汉书・匈奴传论》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内外，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
到了唐代，虽然民族政策开明，可是李唐王朝向来以华夏文化的正统自居，因此儒家的夷夏观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有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少数民族，在遇到异族入侵中原时，也往往坚持尊王的态度，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
(二)李白对民族战争的不同态度
安史之乱时，各文人志士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情绪，杜甫在《彭衙行》中说“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在《北征》中曰：“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这些言辞显然继承了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当然，李白也反对安、史的叛乱，但是他的反对在立场上有本质的差别，他曾在《永王东巡歌》中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可见，李白只是反对胡人入侵中原，给人民带来痛苦。但并没有带尊王攘夷的主观主义色彩。
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奉玄宗之命攻打吐蕃石堡城，结果战死数万兵卒。当时高适、王维、储光羲等文人墨客纷纷表明一直的态度，错误地歌颂李唐对边境少数民族所发动的不义战争。而对伤亡的惨重，值不值得却避而不谈。而李白则作有《古风》十四中曰“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余……”可见李白反对残民拓边战争，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还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云：“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当广大文人都陶醉在哥舒翰的战功时，李白却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言论，并谴责哥舒翰穷兵黩武、邀功晋爵。
天宝十三年(754年)，杨国忠发动了对南诏的非正义的战争。当时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旨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李白的诗里指出这些被拉去的“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李白在《古风》与乐府的若干篇章中描述了战乱之中人民的痛苦，其中，《古风》三十四中揭露了唐王朝向西南边陲进军伤亡的惨重和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痛苦。
该诗体现了李白的主张，认为对南诏根本不该用兵，战争前后死了将近二十万人，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最终，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李白的观点客观公正。他既反对外族扰乱华夏，也反对中央集权对外扩张。
三、李白民族观形成的因素
李白与同年代的文人志士在对待民族战争问题上态度的显著不同是有原因的，这与他所受的家庭的特殊文化背景、受到的教育以及整个唐王朝的大环境有着或主观或客观的必然联系。
(一)李白的出生地及成长地对他的民族观的影响
李白出生的碎叶城，自隋唐以来主要聚集着突厥、鲜卑、铁勒和教育、粟特人。它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碎叶城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的交汇处，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是东西使者的必经之路，这也并然使得此地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李白热也在彼此间悄然兴起。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李白之父为胡人，母亲据记载是突厥人，甚至断言他根本就是西域胡人。
蜀地西鄙绵州昌隆青莲乡，是李白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地。该地也是少数民族羌戎和南蛮族(巴氐)丛居之地，亦是道教的发源地。因此李白深受突厥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自小就沉浸在道教微妙玄通的气氛中，其后他浑然天成的仙风道骨也不足为怪。青莲乡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誉为“李白故里、华夏诗城、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在这充满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环境熏陶下，李白的青少年必然耳濡目染，其内心潜移默化地对广大少数民族怀有一视同仁的态度，并在其诗作中充满了辨证的思维与客观的评价。
(二)纵横家赵蕤对他的影响
唐代，民间流传着“赵蕤术数，李白文章”的俗语，且两人并称“蜀中二杰”.赵蕤一贯主张“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下为家”、“一人独占”。代表作《长短经》书成后，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宣扬天人合一，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李白对其中所讲治国谋略非常感兴趣，决定拜赵蕤为师。赵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悉数传给李白，对李白的思想观念、生活道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玄宗数次征赵蕤为官司，都被婉言拒绝，他情愿过隐居生活。李白与赵蕤结成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在李白辞亲远游，卧病淮南时，写了《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中表达了对赵蕤深切的思念之情。在赵蕤晚年时，李白还给他写过一首《送赵云卿》，鼓励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施展其治国安民之术。
(三)唐代的民族政策对李白的影响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开放的民族政策、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唐朝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与唐朝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其中，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更是与唐“和同为一家”。
首先，开国皇帝李渊本人有部分鲜卑血统并对突厥的敬畏之情。唐前期三代君主皆是鲜卑女子所生，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这无疑影响了唐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等，则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其次， 唐代羁縻州的建立， 使唐中央和边地各少数民族结为一个整体， 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频繁往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就不难理解李白在对待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辨证、客观与豁达的态度， 与当时其他的文坛巨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代边塞诗数量之多，诗人之众，风骨雄浑豪壮，特别是盛唐边塞诗，在中国历朝同类诗歌中居于领先地位。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最早起源于《诗经》中有关战争和征戍题材的诗歌，经过汉魏六朝，边塞诗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到了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造的普通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的军戍生活。在近些年的唐诗研究中，边塞诗是众所瞩目的热门课题，已发的论文多达数百篇，但大多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边塞诗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边塞诗在盛唐盛行原因的论文甚少，从解放到现在主要相关论文有陈涛的〈〈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黎传绪的〈〈论盛唐诗歌特征及其原因〉〉[2]等，还有个别的论文集也有所论及，其中胡大浚“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的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盛唐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3]是最重要的观点，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并深入地论述边塞诗盛行的历史原因，在综合前人的观点上通过举例等论述使之成为更为全面的结论，这不仅可以理清其盛行原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对唐文化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认识。下面我将从物质、精神、文化、战争融合四个方面来浅析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一、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物质方面)
唐承隋制，是在隋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给人以一种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背景，必然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充实人们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出崭新的局面。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起来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经济是十分发达的。由于唐初推行均田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势力的严重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发展。到贞观年间，唐代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的恢复，还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贞观政要.政体>>有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就是见证。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颠峰，<<杜甫.忆昔>>中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
同时唐帝国也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这为唐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像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宫》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因此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空气。<<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诗人可以“举觞白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市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唐代的变革更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形成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这种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方面)
盛唐边塞诗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乎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
三，民族边患战争的长期存在也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繁荣。(战争和融合方面)
自大唐建国伊始，便面临着严重的边患。事实上，在李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边患一直没有真正解除。于是，在唐代士人中，特别是那些渴望建功立业而扬名沙场的高洁之士便大量涌现出来，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而与此相关的边塞诗也便应运而生了。当时边事不休，文人崇尚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成为当时众多士子的共同心态;而国内承平气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汉王朝空前威严雄浑气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爱在诗中出现“秦汉”字眼，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17]，这种对秦汉王朝的'追慕情怀，笔者姑名之为“秦汉情结”)，这更激起诗人心中的豪情。 盛唐边塞诗人中作豪壮语者颇多。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极写军情之急，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力衬唐军之勇。高适在《燕歌行》中，以将士面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酷烈战争，表现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哪顾勋”[18]的无私报国。
但不可回避的是，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豪情也往往伴随着“边愁”。边地辽远，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杨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组诗《从军行》中，王昌龄才抒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19]的愁绪。
由于战争的影响，所以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融合，再加上唐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从而扭转了自古以来大汉民族鄙视少数民族的偏见，如<<资治通鉴>>中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李世民的带头下诗人们也逐渐摒除了民族偏见，这就从很大形势下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变，为各民族边塞诗人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各民族诗歌风格的相互融 合，为诗歌的发展补充了异样的血液，从而促进了 边塞诗的繁荣.
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唐朝边塞诗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它的形成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事实上早在边塞诗派形成之前，不少文人已经创作出数量可观且远胜于前代的边塞诗，像骆宾王，陈之昂等，但唐代边塞诗派的真正形成却是在盛唐时期。从骆宾王到陈之昂，初唐边塞诗大大地发展、丰富了，虽然还未能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边塞诗创作时代的到来。
由此观之，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不是单方面造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构成的，是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明的文化政策、士人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及下层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与融合谱写出来的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