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国风》作为各地民歌的总集,生动地反映了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晏子春秋·问上》曾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1]俗谚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区域体现出来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创造着各自的生活样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圈。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地域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被称为“区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传承、演变和表现形式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融合、变异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左传》的“虞人之箴”曾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 这里记载的是夏王朝的范围,“九州”、“九道”的说法证明夏朝的统治地域已经小有规模。而商代曾有过五次迁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前期频繁迁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4] 如此频繁的迁都恰恰说明当时的地域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跃。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分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域文化的发展。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正如《诗·小雅·北山》所盛赞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国,使得各诸侯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各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实现了由自然产生到主动创造的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思想、物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这种格局却没有消亡,反而随着时代和岁月的积淀而稳定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窥见当时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更是一部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它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地域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经》之所以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因为它本身特殊的成书方式造成的。关于《诗经》的成书,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不同的说法,其中“采诗说”尤其值得注意。
所谓“采诗”,就是收集诗歌,这是当时周王朝的一种制度。《汉书·艺文志》中提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7]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周王朝出于“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派出专门的采诗官员——也就是“行人”,到各地去观风察政,收集各地的民歌,献给“太师”。“太师”再将这些歌曲重新整理(比其音律),最后献给天子。一方面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考察执政得失,了解民情民俗。
采诗制度表明:《诗经》确是一部各国歌曲的集合,特别是十五国风,更是各地乐歌的专辑。虽然这些诗歌后来经过乐官的加工整理,但是诗歌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却保存了下来。因此通过国风,我们可以考察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地域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关于国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格局,古人早已有所察觉。比如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论及风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他将国风中的“陈郑之国”、“郑卫之音”、“秦豳两国”、“唐魏之国”并举,同时提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表明他开始注意到风诗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后来东汉后期的学者郑玄作《诗谱》,也论及各地的风俗。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更是专门研究《诗经》地理方位的专著。
到了现代,朱东润指出《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以地而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8]同时他还指出国风皆以产地而言:“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小雅、大雅、为名十七,实则皆以诗之产地而言,其为言人事者则一也。”[9] 游国恩则更进一步,将风诗分为五个区域:一是王郑陈郐,属于中部地区;二是邶鄘卫魏唐,属于河东地区;三是秦豳,属于河西地区;四是齐曹,属于海滨地区;五是“二南”,属于江汉地区(参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这种分法强调了地理因素,却忽视了人文历史的因素,因此尚有疏漏。如邶鄘卫和魏唐,虽然都在河东地区,但是区别很大。邶鄘卫属于今河南地区,代表着殷商故地文化,而魏唐属于今山西地区,代表着晋文化。因此邶鄘卫和魏唐,若合而言之,则失之于笼统,故宜分开。但游先生这种从地域角度对风诗进行分区的思路,却颇有可观之处。
其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风诗的地域分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如李旦初把国风分为“郑卫”、“二南”、“秦幽”、“魏唐”、“齐曹”五个流派,依据的是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参见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陈春保等则归纳出《诗经》中几种显著的地域文化,如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参见陈春保、高金生《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另外,从风俗和文化的角度对春秋地域文化进行整体划分的研究著作也不在少数。如蒋宝德等认为我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化有秦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及中原文化(参见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而陈绍棣则把两周列国分成中原、齐鲁、北方、秦、楚、吴越和巴蜀滇等七个风俗圈(参见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这些观点都颇具启发性。 综合考虑前辈和时贤的意见,笔者认为:《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划分标准应遵循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理标准,即考察诗歌的产生地的地理位置;第二,人文标准,即兼顾诗歌产生地的人文因素,如民风民俗;第三,文学标准,即分析风诗本身的特点。依据这一标准,笔者将十五国风划分为五个地域文化区,具体论述如下:
其一,中州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河南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王风、邶风、鄘风、卫风、郑风、桧风、陈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八十四篇。
其二,东齐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东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齐风、曹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五篇。
其三,西秦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陕西、甘肃两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秦风、豳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七篇。
其四,南楚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中国南方地区,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周南、召南,涉及的诗歌篇数有二十五篇。
其五,北晋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西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唐风、魏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九篇。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中州地区涉及的风诗共有八十四首,已占了《诗经》全部风诗的一半以上。这一数字清晰地说明中州地区是国风的最主要的采诗源地,也是春秋时期地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和中州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所谓“中州”,意思是位于“九州”之中央。“九州”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禹贡》。该篇相传为大禹所作,而实际成书约在战国时期。《禹贡》篇结合当时的地理知识,根据“禹别九州”的传说,将天下分为九个地区,具体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的具体位置据《吕氏春秋》记载:“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10]
此处的“豫州”指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区域。现在看来主要就是指河南,即中州地区。又《周礼·职方氏》和《尔雅·释地》均载“河南曰豫州”,可为明证。若把九州用一个圆形圈住的话,豫州正处于这个圆的圆心,这也说明豫州即中州。后来的“中州”一词所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中原地区,也称中土;狭义则专指河南地区。今天的河南被称为“豫州”、“中州”,正是如此。本文即采用后一种概念。
中州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夏商周直到元明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 在春秋时期,中州邦国林立,是周王朝诸侯国最多而且最集中的地区,是列国争霸的主要舞台。不同的邦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现在《诗经》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代表不同地域特色的风诗。为便于说明,现将国风所涉及的中州地区的主要邦国归纳如下:
其一,周王室:都城在洛邑,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王风》的产生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周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其地位下降等同于列国,不能和西周时期同日而语)。其二,卫国:都朝歌。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卫风》的产生地。其三,邶国、鄘国: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邶风》和《鄘风》的产生地。其四,郑国:初都郑,后迁于新郑。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郑风》的产生地。其五,桧国: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桧风》的产生地。其六,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东南部,是《陈风》的产生地。
由于当时春秋各国之间的兼并和斗争十分频繁,风诗所涉及的七个国家也不例外,如郑国灭掉桧国,卫国吞并邶国和鄘国,而陈国则被向北发展的楚国所灭。这种邦国间的兼并和融合对各地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在国风中就是诗风的趋同性,如邶、鄘、卫,始为三国,后统一于卫,其产生的风诗特色就有相似性,这就是班固所说的“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而陈国靠近楚国,后被楚灭,受南风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一特点的影响,《陈风》也是巫风盛行。
由上面的归纳可见,《诗经·国风》真实地记载了中州地区的民歌,是了解当时中州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把钥匙。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单地指出了风诗与中州各地地域文化的对应关系,至于风诗中反映的中州地域文化的具体特色,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学形式,而《木兰诗》则代表了北方民歌的最高成就。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
(一)、地理环境练就民族性格
北方民歌起于“河朔”,河朔主要指的是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宋史兵志十》:“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北方地形较为平坦、开阔,几乎是一马平川,同时因为北方地区较为干旱,降水少,多风沙,荒漠与戈壁较多,所以北方地区的气候环境比较恶劣,北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大漠上,他们喜欢骑马射箭,习惯于在草原上奔跑,生活比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且北方地区地形比较平坦,很多地区都是一马平川,平原广布。北方地区植被稀少,不像南方绿树成荫,风景优美,这也就养成了北方人民广阔的胸襟和直爽的性格。在《木兰诗》中体现出北方人的豪放、直爽的性格特征。“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虽然路途遥远,行程艰苦,但期间看不到一丝留恋与愁苦的迹象。尽管木兰女扮男装,远离故土,虽为女儿身,但身上的那股北方人的坚韧与刚强却是无处不在的。她没有把从军当作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不论在战争生活还是在和平生活中她都表现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活热情。
(二)民族性格影响文学风格
北方山川深厚,那广囊的大漠,无际的草原,凛冽强劲的朔风,使生活在这种辽阔苍茫的`大自然环境中的北方人,心胸也随之开阔明朗,其作品也就具有一种苍茫雄劲的格调。《木兰诗》主要是描写一位呆在闺中的少女,女扮男装代父出征,并在战场上建立军功,最后成为巾帼女英雄的一位奇女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对着门织布的木兰,想着年迈的父亲要出征,而自己又无兄长,所以她无心织布,发出一声声慨叹,终于,她从容地走上战场,没有丝毫的胆怯,这也就把北方儿女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从军虽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可是她既然做了选择,就表现得十分干脆利落,并无丝毫不情愿与难过之情,当事情降临的时候,她选择的是毅然的接受,勇敢的面对。“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不怕万里征程的遥远,奔赴战场,像飞一样地跨过一道道的关,越过一座座的山。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清冷的月光映照着战士们的铁甲战袍。在这样凄清的环境下,木兰没有半点抱怨,半点恐惧而是忍受着孤独,既然决然的接受着眼前的一切。一位女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将北方女子尚武的精神及时骨子里所带有的坚强与勇敢刻画的生动形象。
二、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的相互渗透
(一)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人物命运
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长期分裂,因此南北方的交流也被阻断。但总体来说,南方的政治局面比较稳定,这既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南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而北方则是长期战乱,在战乱的年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场景几乎天天都会发生,悲伤充斥着人们的心灵,看到家国受到欺凌,便涌出思乡爱国之情。在动荡不安的北方,少男少女也就无暇儿女情长、卿卿我我,而是乐于保家卫国,奔赴战场。欧阳修《明妃曲》:“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草甘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所以北朝民歌中有很多歌咏豪男健儿尚武精神的作品,充溢着粗犷豪迈的气概。可谓“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拌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整个北朝尚武之风盛行,连女子也不例外。“李波小妹字雍容,寨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雍容骑术精湛,箭无虚发,比起须眉男儿毫不逊色。更有众所周知的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压倒须眉。这种英姿飒爽的女儿形象和粗犷豪勇的健儿,在南朝民歌中寂而无声,无处可寻。加上北方由于连年战火,人民生活困顿不堪,因此,保家卫国的思想已在北方人民心中生根发芽,所以,本可以守在闺中绣花织布的花木兰也被形式所迫,女扮男装,奔赴战场。
(二)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影响作品内容与风格
北方人民生活在辽阔苍茫的环境之中,再加上长期的游牧征战生活,不仅使他们练就了娴熟的弓马技巧,也形成了他们的尚武之风。因此北方人民较为爽朗、豪放,喜欢在舞枪弄棒 。北朝女子更多关注社会生活方面,她们渴望婚嫁,对男女双方的身份地位有意识地作出表露。因此她们的口吻直截了当、理直气壮、性格大胆率直,敢说敢做,言情之时也是快人快语,尽吐衷曲。由于社会政治环境、民风原因,她们特别偏爱那种豪勇健儿,“念郎锦栖档,恒长不忘心。”“郎非黄鹤子,那得云中雀。”并且她们自己也多能骑善射,比起江南女子的那种似水柔情,真是有天壤之别。因此,北方人即使在谈情说爱之时,也是快人快语,直来直去。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闲情唱出南朝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柔情歌曲,而是多将心中的所思所感形之于声,发之于外,形成一种不同于南歌的雄放博大境界。像李波小妹、木兰那种能征会战的巾帼女儿形象在南朝男儿中亦不多见。因此北方民歌格调多简单疏朗、质朴无华、刚劲有力,毫不造作矫饰。在文学内容上,像《木兰诗》这种书写征战行役、羁旅相思的作品也较为多见。
总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北方,那里风沙广布,大漠辽阔,平原众多,北方人民的视线不会被山水阻饶,北方的地形总是将他们的视线引向高处,这就使北方人民胸襟开阔,视野广阔。而且,北方人民从小喜欢骑马射箭,这就培养了北方儿女的独立,自强和尚武的精神。而民歌则是作者思想情感的抒发,大多显示了作者本身的性格特征。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民族性格与风俗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北方民歌豪放、刚劲和质朴的风格。可见,民歌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内容提要:《诗经》中的国风是产生于周代各诸侯国地域的文学作品。不论从其生产的地域范围,还是诗歌本身所表现的思想内容,都代表着所产生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格。其不仅具有周代诗歌的一些共同特点,同时也具有较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本文以《齐风》为例,粗浅地解读《齐风》的思想内容与齐地的地域特征,以便更好的把握《齐风》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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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三百篇中,最能体现西周、春秋时期区域文化色彩的自然首推《国风》。无论从其产生和收集的地域,还是它们在音乐和诗歌艺术形式上的表现,都代表着各自生产领域,表现着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一点,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如在内容上,《郑风》和《卫风》多情歌,多言男女之事,《陈风》多靡靡之乐和巫鬼的舞诗,多神秘梦幻,《秦风》则多金戈杀伐之音,粗犷强悍。而《齐风》为《诗经》十五国风中姜姓部族的风歌,《齐风》中女子对爱情幸福的追求上表现大胆而热烈、齐地的尚武精神以及物质生产力极其先进等。《齐风》中各诗篇所表现出来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是我们因该重视的,只有对其在地域文化上所表现的特点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最后才能使《齐风》回归自己本来的面貌。因为作为文学作品,总是要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并且带有普遍性。
一、《齐风》独特的地域文化渊源
在周初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齐和申、吕等式姜姓国。姜者羌也,他们原本是羌人的一部分,和姬姓部族世代联姻并进入中原。姬、姜两个部族是从两个通婚的胞族发展而来。《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鲁颂·闭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姜姓部族在殷末周初发生了一个大转折,一部分随着周人向东方的征服扩张而进入中原,另一些姜姓羌人则留在原地,至东周初年又掀起一场东迁运动。但羌人东周初年的东迁与西周初年的姜姓东迁截然不同。先入中原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姬姓及当地文化融合而华夏化;后入者还保持着原先的风俗,却被周人视为“姜戎”,视为戎狄异族。所以顾颉刚说:
然者申、吕、齐、许者,戎之进入中国者也;姜戎者,停滞于戎之原始状态者也。抑申、吕、齐、许者,于西周之世东迁者也;姜戎者,于东周之世东迁者也。由其入中国之先后,遂有华戎之判别。
另外,齐国所居之地,在远古即为一些著名的部落旧居,到春秋时代,齐国周围仍然有谭、纪、任、宿、句须等不少小国,都为太皞和少皞等古族的后裔,因此齐国实际处于异族文化的包围之中。《史记·鲁世家》曾经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记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鸣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所谓“从其俗为”,便是有意促进作为统治者的齐国上层姬姜旧族与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而这一段记载,正说明了齐国与鲁国的差异所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以下三世丁公吕及、乙公得、葵公慈母,均以天干为号,明显地是以姜姓而袭用殷人子姓的命名习惯。到后来,齐地的各种神仙信仰也和土著信仰交融在一起。因此,我们要理解《齐风》诸诗所反应的齐国风俗,可以从羌人和齐地土著族部落的风俗中找到某些根据的。《后汉书·西羌传》载汉代的羌人之俗云: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性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
这一段记载,正可以和《齐风》所反映出的齐人之尚武和贵族婚姻上的乱l风气相连接。独特的齐地地域特征展现了独特的齐国社会风尚和人文风貌。
齐文化是构建在东夷文化基础之上的。在姜太公立国之前,齐地主要是东夷人世代居住的地方。东夷民族是我国历史上分布很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太公构建齐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保留了东夷文化的基础,又在经济上保留了东夷海文化的特点。齐人尚武,尚功利,注重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具有开拓性,从地理文化讲,则融合了邻近海洋和内陆文化的特点,所以他们兼具农业、渔业之所长。在弄清了齐地独特的地域文化的渊源之后,再来看《齐风》所表现的文化特点及其文化根源。其主要体现在对爱情热烈的追求、耕织、渔猎等各个方面,独特的地域人俗风情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感受之中。
二、齐地地域文化影响下的齐风特点
从《齐风》反映的社会风尚方面考察,有着独特不同于《国风》其他诗篇的特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今结合作品作简要分析。
1、女子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热烈而大胆
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齐风》中爱情诗不少,涉及到的就有《著》、《东方之日》、《莆田》等。通过这几首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齐人的恋爱情怀。
《著》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来回忆女子出嫁时夫婿来迎接时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了她的喜悦之情: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