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水龙吟》读后感(一)
辛弃疾是我最崇拜的伟人，他于公元1140年5月18日生，公元1207年10月3日逝世，他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此字号“稼轩居士”。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我最欣赏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这首词作于乾道四至六年(1168-1170)，整首词抒发了辛弃疾郁结心头的悲愤之情。特别是最后一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更使人感受到《水仓吟·登建康赏心亭》整首词荡气回肠。但是整首词还不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是那么的豪放。当时，辛弃疾南归十余年，在江西任刑法狱颂方面的官吏，经常巡回往复于湖南、江西等地，来到造口，俯瞰不舍昼夜流逝而去的江水，词人的思绪也似这江水般波澜起伏、绵延不绝，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当然，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辛弃疾的爱国之情。辛弃疾22岁就拉起千人队伍、率万人南下归宋，当时他还是个英雄少年，却如此血气方刚，欲为朝廷通杀贼寇，收复失地这又是何等的豪壮呀!
但是，世上的事并非都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刻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再也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中凛然的杀气和磅礴之势。我们要永远记住，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必备的品格，我们现在唯一要做到的是认真、努力地学习，我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辛弃疾《水龙吟》读后感(二)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唯一性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杀过几次人的，他天生威武高大，从小苦练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蹂躏，二十二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有一次军中出现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辛弃疾提剑单人独马追了两天，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为光复大业，他说服义军首领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料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判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那时候他还是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只想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失去了利剑，就只剩下了一只羊毫毛笔，他再也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了，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它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在历史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重读他的作品，扔感到一种凛然和磅礴之势。比如著名的《破阵子》。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
除了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曹植作为统率，大军还未出发他自己就先烂醉如泥，李白虽号称在闹市中有杀人的胆量，也只是动动嘴皮子或如谢安那样玩玩
花花肠子，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都是
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上滚过来的经历呢?正如北宋的范仲淹据说曾经让西夏人闻风丧胆，不过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也没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场的记录。“剑指三秦”“西风塞马”“投鞭飞渡”，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也是不可多得帅才，他在《九议》书中主张编练特种部队，重视谍报和情报认为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他的兵学的思想不在戚继光之下。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只能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只能热泪横流。
他在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写了一首《水龙吟》。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了他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尽职而招灾。但是朝廷怕他也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四十年，有近二十年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有又三十七次被调动。每到一处他都特别认真，激情工作时刻摆出一副要冲向前线的样子，他这种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著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畏缩圆滑，嫉贤妒能，只求偏安的南宋官场上立足。
“过则成灾”终于惹来许多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皇帝对他时用时弃。危难时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水龙吟》读后感(三)
这首词是词人在建康任职期间所作，此时词人正值年轻时期(约在30岁左右)。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那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上片写景，高远寥阔。南楚碧天千里辽阔，一派凄清的秋色，长江水随着碧天远去，秋色无边无际。景中寓情，沉郁悲壮。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峰，不禁触发起诗人一股浓烈的乡关之思和家国之愁，山河之美引起愁怀的原因：它已沦陷异族了。“落日”六句意境悲凉，似心平气和却壮怀激烈、悲愤填膺。落日斜挂楼头，离群孤雁悲啼声里，江南游子悲愤压抑，看着吴钩宝剑把玩不已，拍遍了九曲栏杆，没有人领会词人登楼远眺的心意。下片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与悲叹。接连用了三个典故：引季鹰的故事，表明自己早已以身许国：引许汜故事，表明自己不屑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风雨飘摇;“树犹如此”是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之叹，作者亦引以表达自己功业未建年华虚度的感慨。结尾收到英雄襟抱，无人抚慰。与上片煞拍呼应。词中以佳人发饰寓山河之恨，以美人衬映英雄，以历史典故写抱负，委婉跌宕，极沉郁悲慨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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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容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下文是他的诗歌中的自然美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陶渊明，东晋诗人，一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篇。他的诗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他农村生活的情景，开创了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现仅就“田园诗的自然”的思想本质、田园诗自然美的内容、自然美的艺术特色以及陶诗对后世的影响四个方面浅谈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自然美。
一、“田园诗自然美”的思想本质
纵观中国古代的诗人和文学艺术家，我们常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不少人越是轻视社会现实功利，越是回避人生和生活，却往往更能引起后人的敬仰和顶礼膜拜，如晋代的陶渊明就是一例。在那个悲惨的，充满着野蛮的杀戮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没有投身时代洪流，沉浮于政治历史舞台，而是躬耕南山之下，倘徉林泉之中，忘情杯盏之间，老死户牖之下。与他这种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的处世态度相反，他获得了他同时代那些对功名利禄炙手可热梦寐以求的不朽的名声。
这种现象我们应作何理解呢?但有一点，肯定陶的处世哲学就等于否定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否定它又难以一笔勾销文学史上种种情感体验和美学观念。即使从“历史的合理性”角度去解释，肯定其历史合理性部分，扬弃其弊端，仍给人闪烁，模糊的感受。
二、陶渊明田园诗自然美的内容
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陶诗的内容相当丰富，从多方面地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达到自然美的境地。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1、他的田园诗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把自食其力的劳动作为最符合自然的原则。他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却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所归，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
2、表现农村美和悠然自得的心情美。如《归园田居》其一：诗人对草屋茅舍，榆柳桃李，远村炊烟，鸡鸣狗吠的白描，给人们呈现了一幅农村恬静美好的风情画卷，令人驻足神往，仿佛将要置身于世外桃源。同时，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对田园风物由衷喜爱和深深依恋之情。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一，给人无限遐想，留下无穷的回味。
3、一部分的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以及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之美。这类代表作《归园田居》其三最为突出，这是陶渊明田园诗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从中不难看到躬耕的极大热情，虽然是早出晚归，收获不丰盛，但诗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如果没有对农业劳动的热爱之情，就不可能如此坦然，而相反，牢骚满腹。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日荷锄归夕露沾我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4、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农村的调蔽和自己的窘困。如《怨诗楚调示庞王薄邓治中》：“炎火要焚如，螟蛾姿中用。……造夕是鸡鸣，及晨愿鸟迁。”从这里就可以隐约地看到战争和灾害对诗人个人的困厄以及农村经济的破坏，农村美好生活的损蚀。
三、自然美的艺术风格――真、淳、朴
中国文学艺术家们认为天地万物的自然美才是真美。因而艺术创作要力求浑然天成，达到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它反对人为的娇揉造作，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制造人为的晦涩、浮摩、怪诞，崇尚真淳、质朴、清新。
“真”追求人性美 。老子说过“见素抱朴”，所谓绚烂归于自然、平淡，好的艺术真是不需要多费口舌，或者充满花哨的笔墨，重要的是韵味的流动，也许你看不见，却时时回荡你心间。
“淳”体现社会美。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田园诗的特点，是在描写农村景物中，不单纯着意于形貌的刻画，而是随意于神韵的点染，因而诗中的画面不现雕琢痕迹，自然而真实地表现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语言自然朴素，表现出单纯自然、浑然淡远的新颖风格。
“朴”体现清新的艺术美，似癯实腴。陶渊明的诗，很明显的抒情，很朴素的描景，从不假手于辞藻的堆砌，也不乞灵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大多如口语不经意流出，自然真切，是诗人心胸的真实展示，读起来无限亲切熨帖。语言看似简易，其实正是艺术造诣高超的表现。
四、陶渊明及其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对中国诗乃至中国文化史所产生的影响，却大都令人难以置信，他对自然本体的回归，使他产生了与自然物态的审美投入关系。田园风光描写达到主客体合一的境界，自然景物染上了鲜明的主体色彩，有一种生命的充实感，表现了光明峻法的人格价格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加之他的诗又能“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显现一种既平淡自然，又朴实渊深的风格。
论陶渊明诗歌语言的自然美感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诗歌的风格，苏轼认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貌似“枯淡”，而中实膏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惠洪《冷斋夜话》：“东坡尝曰：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秦观亦云“陶潜之诗长于冲淡”(《韩愈论》：“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杨时《龟山先生语录》：“陶渊明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曾纮曰：“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葛立方《韵语阳秋》：“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吴澄《送袁用和赴彭泽教谕诗序》：“其为诗也冲澹，华而不炫，如絅里之锦，读者莫知其藏绚丽之美也。”(《吴文正集》卷二十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元亮得步兵之澹。”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阮、陶二公，抗迹尘寰，神致冲淡，妙寄笔墨之外。”
陶渊明诗文风格多端，题材丰富，但只有田园诗才能前逾古贤、后难继武，因此，谈论陶渊明作品，就应该立足于田园诗，其它题材的作品，如咏史、读书、行旅、赠答等，虽能丰富陶诗的内涵，却并不能代表陶诗的卓越品质。陶渊明田园诗感情流露舒缓自如，抒情方式平淡自然，其“素淡”的风味，乃剥落繁华所致，发源于真，归乎自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非有意为之所能及。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貌，应当和他深切膺服老庄美学思想有密切的关联。
老子从其道论出发，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推崇“淡乎其无味” (《老子》第三十五章)的美学境界，所以会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认为浮华绚丽的事物往往使人心智迷乱，被蒙蔽而看不到大道之美。所以老子提倡“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庄子承续老子的哲学思考，也崇尚自然质朴的审美趣味。比如写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 庄子推崇自然朴素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刻意的雕琢、虚伪的华饰。未经雕饰的原木是朴，没有染色的白帛为素。朴素是事物的天然本色、原始状态。庄子以朴素为美，正是取它的这种含义、“朴素”即未经雕琢饰染的自然之美。《天运》说:“夫鹊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天鹅自来白，不是因为日日洗澡，乌鸦天生黑，也不是天天日晒的结果，两者都是出于本然，这就是朴，这才是美。因此庄子反对“饰羽而画”(《列御寇》)，在天然美丽的羽毛上再涂以华彩，只会破坏朴素的美。“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刻意》)素是不受外界熏陶濡染，保持天然本色，犹如没有染色的白帛。
其实“朴”的观念在《老子》《庄子》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等诸多方面，在此单纯从美学观上加以考察。“朴”的美学要求就是平淡自然，简单真切，罢黜一切不必要的铺陈、藻饰、雕琢，因此老、庄都对矫情做作的语言进行了批评。《老子》第八十一章有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王弼注曰:“实在质也”，“本在朴也”。可知老子重视的是质实的内容而不是华美的形式。张松如说老子指明的是:“信实之言多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尚华饰，故不信。”(《老子校读》)质朴的语言往往可传达简洁而准确的内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第四十一章)，越简单的形式往往有越丰富的内容，所以老子提倡“朴”，与他尚真、尚自然的思想相一致。庄子也认为: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 华丽繁缛的语言只会遮蔽言说的真面目，无足取法。基于这种重内容而轻形式的思想，《庄子》一书进而形成了“忘言”的观点:“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言只是达意的一种工具，故“得意”才是目的，而不必在为达到目的而借助的工具上大作文章。语言都可以完全忘却，摒弃不用，因而对语言进行藻饰、雕琢更是毫无必要。
综上所述，老、庄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文艺观念：至高的美就是天地自然的本原，质朴无华，不烦绳削。语言所要表达的是大道之美，是真意，因此语言也要有真实朴素的风格，如果可以领悟到大道的意味的话，甚至言说也成为累赘。
陶渊明无疑认可接受了老庄所阐发的美学趣味，所以古今论陶均不离“素淡”，安盘言陶诗“冲澹深粹，出于自然”(《颐山诗话》);徐骏说它“淡泊渊永，复出流俗，盖其情性然也。”(《诗文轨范》)宋叶梦得《玉涧杂书》写道:“陶渊明真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他是把自己内心所体验到的事象或感受，倾其所有，尽性发露，而无意于玩弄语言文字的技巧，这就使得他所描述和表达的事物，获得了如同生活本身那样的色泽和味道。例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等。所有这些描述都带有着生活、自然的原生形态，没有任何艺术雕琢的痕迹，本色本香，却能够给读者带来美好独特的阅读体验。
又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其一)诗人描写的是平常的田园景物和村居生活，前四句生动地描写了田园夏日的景物，表达了诗人畅适的心境。中间十二句写平静的田园生活，读书、弹琴、饮酒、劳作，与幼子玩耍，这些平常的小事却给诗人带来了极大乐趣，它使诗人从仕与隐的困惑和焦虑中彻底摆脱出来，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真正意义上的解脱。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凡庸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所以，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不只是写实，其中蕴含了诗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襟怀气度，这也是陶诗虽然素淡却韵味悠长的奥秘所在。诗的最后两句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使诗的内涵大大增加，整首诗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凡意境，百读不厌。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宗白华说:“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创造过程中，陶渊明或许并不排斥审美的加工，而只是加工得舟过水无痕，雁过空无迹。葛洪《冷斋夜话》这样解释陶渊明诗作平淡朴素的风格：“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则说:“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陶诗在平淡自然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单调乏味的平淡，只是寡淡无趣，面目可憎，其妙处高处在于寄至味于平淡，有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平却平得有趣，淡却淡得有味。例如《移居诗》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敝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首诗只是描述了移居南村及其与邻里交往的寻常情景，但其中汩汩流淌着至深至浓的人情。正因为陶诗意味淡而实厚，因此历代诗论家认为，读懂陶诗需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人生况味和生活阅历。黄庭坚《跋渊明诗卷》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一是反复咀嚼，领会其中的蕴涵。清伍涵芬《读书乐趣》写道:“陶渊明诗语淡而味腆，和粹之气，悠然流露，最耐玩味。……人初读，不觉其奇，渐咏则味渐出。”
建安文学为中国文坛带来悲慨苍凉之美;西晋诗人贡献了绮丽之美;而陶渊明则开拓了以自然平淡朴素为美的天地。吟咏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如展开一幅趣味盎然的田园生活画卷，只觉山清水秀，徐风拂面，但看炊烟袅袅，犹闻飞鸟啼鸣，令人忧烦扫尽，陶然忘机，不禁心醉意迷，心驰神往。
王维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他题材较少。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
王维一生曾两次出塞赴边，第一次是因遭受朝廷的打击而被贬凉州，第二次为奉命出使偷林郡，其时间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王维现存的40 首边塞诗，大致可分为亲历边塞诗、送别边塞诗、虚拟边塞诗三类，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王维的边塞诗对时人与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与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边塞诗的创作，以诗人之众多，名作之如林，而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诗人王维，即创作了不少边塞诗名作，如《使至塞上》、《从军行》、《陇头吟》 等，令人遗憾的是，王维现存的边塞诗为整 40 首 ，其数量虽然较高适的 20余首明显为多，但却始终不曾引起边塞诗研究者或文学史家们的重视，而己行世的多种王维研究著作，对于王维边塞诗的涉笔也甚微。在单篇论文方面，以“王维边塞诗”为题进行研究者，不仅数量极为有限，而且所言多只停留在思想内容这一层面上 。这种研究状况的存在，对于王维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显然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王维的边塞诗作一较为全面的观照，并兼对王维两次边塞之行的历史真实略作考辨。
一、遭受打击与奉命出使
研究王维的边塞诗，首先得对王维边塞之行的历史真实进行考察，因为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王维的边塞之行，传统的说法认为，王维一生曾两次出塞赴边，第一次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五年秋至二十六年夏间，第二次的时间为天宝四载，前者的事由为“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后者则为“受制出使”。持此说者，有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 》所附之《 王维年谱 》（以下简称“陈《 谱 》”）等。对于王维的第一次边塞之行也即“赴河西节度使幕”者，研究者尚有另一种认识，即认为王维的此行，乃是受朝廷打击的结果所致。如孙昌武 《 佛教与中国文学 》 即持此说：“王维出朝到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处作判官，这是他受到的另一次打击。” 这两种说法当以何为是呢？持打击说者虽然未能对“打击”提供材料方面的依据，但核之有关史实，知其乃为事实。
众所周知，王维在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期间，之所以能在京师长安任职，主要是因为张九龄的荐举所致，而王维集中的《献始兴公》一诗又可证之。是诗之末有云：“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求张九龄汲引之意甚为明显。而王维也因了这一次的献诗于张九龄，而被“摧（？）右拾遗”。但据《唐书·玄宗纪》、《旧唐书 · 张九龄传》等材料可知，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罢知政事”，翌年四月即被贬荆州长史，而被贬的原因，则为荐举非人。《新唐书．张九龄传》对此载之甚详，其云：“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幼奏仙客，其语援徽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壤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人，贬荆州长史。”张九龄既然被贬荆州，其所贬又为荐举非人，而王维之任右拾遗乃为张九龄所摆拔，且此前王维因违“禁约诸王”之令曾遭受过唐玄宗的亲自惩治 。合勘之，则王维是次的河西之行，乃因打击所致也就甚明。即是说，王维的这次遭受打击，应主要是与张九龄因荐举非人而被贬荆州有关的。而其集中的《寄荆州张垂相》一诗，又正好透露出了这一方面的信息。是诗云：“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击南飞鸟，何由寄一言。”其中的“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两句，是王维在张九龄被贬荆州后，为自己前途担忧所作的一种最坏的打算。但朝廷并没有让王维去“艺植老丘园”，而是将他贬到远离京师整“二千里”之遥的凉州。王维到了凉州后，陈《谱 》据王维集中《凉州赛神》、（双黄鹊歌送别》二诗题下“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之所谓“自注”, 而认为王维是“先为监察御史，后兼节度判官”, 并说：“唐时节度使皆自辟佐史，然后上闻，盖维先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至幕府后，又受到希逸的聘用，兼任节度判官。”实际上陈《谱 》的这一认识乃为错误，原因是据《旧唐书 · 职官志三》可知，节度使府之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随军诸职，“皆犬宝后置”。而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的《唐六典》无“节度判官”等职之载，又可对此佐证。由是而观，可知王维在凉州是不曾“兼任节度判官”之职的。也就是说，《凉州赛神》、《 双黄鹊歌送别 》 二诗题下的“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的所谓王维“自注”，乃皆系他人所作伪。而此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王维此行既然是因遭受打击所致，则其集中《出塞作》诗题下的“时为侍御史，监察塞上作”之“自注”不可相信，也就甚为清楚。即是说，王维此次的河西（凉州）之行，是不可能以“侍御史”的身份去“监察塞上”的。这是因为，王维当时是否任侍御史之职，乃无任何材料可以为之证实。退一步说，即使王维当时确曾任侍御史之职，他也是不能“监察塞上”的，原因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侍御史并不掌“监察”之职事。对此，杜佑《通典》卷二十四乃有专载，其于“侍御史”内云：“侍御史凡四员，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分判台事。…… 神龙以来稍革之，其后名流慎选，体于贞观、永徽矣。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推者，掌推举也）、弹（掌弹举）、公糜（知公廖事）、杂事（台事悉总判之）。”这段文字写得十分清楚，侍御史只在神龙以前“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于神龙后朝廷则对其职事进行了调整，即主要负责“推”、“弹”、“公庭”、“杂事察塞上”的，而 《出塞作》题下的那条所谓“自注”非出自王维手笔，也就不言而喻。这样看来，可知此次河西之行的王维，是既不曾任侍御史之职，又不曾“时为节度判官”与“监察塞上”的。
再看王维的第二次边塞之行。如上所言，陈《谱》认为，天宝四载任侍御史之职的王维，因“受制出使”的缘故，曾到过榆林、新秦二郡，其集中的《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 二诗即写于是时。但据上引《通典》卷二十四可知，“受制出使”与唐玄宗时期的侍御史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陈《谱》认为王维在天宝四载曾出使榆林、新秦的说法，乃是不可信的。这就是说，在王维生平的历史真实中，他压根儿就不曾于天宝四载到过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唐榆林郡治所）一带。由长安至榆林，新秦乃必经之地。 《新秦郡松树歌》有云：“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逢。”诗题中的新秦郡，《新唐书·地理志》 载云：“开元十二年析胜州之连谷、银城置，十四年废，天宝元年复置。”据此，知王维的此次边塞之行当在天宝元年以后。但若以唐人多喜用旧地名入诗的习称度之，似其时又当在开元之际，而王维天宝年间行迹皆历历可考的事实，又可对此佐证之。又《榆林郡歌 》有云：“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流不息。黄龙戍上游侠儿。愁逢汉使不相识。”其中的“汉使”之所指，即为作者本人。这四句诗表明，王维此行不仅时令在春，而且是奉命而为。合勘之，似王维当在开元末期的某年春天曾奉命出使榆林郡一次，即王维此次的出使榆林，乃在其河西行之后。以王维的行迹与宦历言，其自开元二十三年为张九龄摧（?）拔为右拾遗后，于开元二十五年秋天西出河西，二十六年夏天东还长安，二十八年秋七月经蜀川“知南选”于黔州，二十九年春顺长江出峡而还京师。即是说，在开元二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七年中，只有开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这四年的春天，可供王维奉命出使榆林，但其具体为哪一年，则不可考。
二、王维边塞诗分类鸟瞰
尽管王维奉命出使榆林郡的准确时间难以考知，但王维在天宝元年之前曾经两次到过边塞，则为事实。这两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左右，但其于王维的生活与创作而言，乃是甚为重要的。因为这两次的边塞之行，不仅使王维有机会对边塞生活进行了亲身体验，扩大了其认识社会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其诗歌的创作内容，升华了其诗歌的艺术境界。如果以此为视点，并结合文学写作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则王维现存的 40 首边塞诗，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亲历边塞诗。这类边塞诗又可称之为纪事边塞诗，或者写实边塞诗。这是唐代边塞诗的主流，即其皆为诗人们写于边塞前线，且其所写又皆为诗人们所见与所闻，因此，这类边塞诗既具真实性与即时性．又不乏新闻性与形象性，如岑参现存的边塞诗，几乎全部属于此类。王维集中的这类边塞诗，除了上面所言及的《榆林郡歌》、《新秦郡松树歌》、《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双黄鹊送别》诸诗外，还有《使至塞上》、《送崔三往密州觑省》、《灵云池送从弟》等作。从总的方面讲，王维的这类边塞诗，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写实性也很强，则其自然是属于典型的纪事写实之作。如《凉州郊外游望》一诗：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郁。
婆姿依里社，萧鼓赛田神。
洒酒浇当狗，焚香拜木人。
女巫纷屡舞，罗袜自尘生。
全诗对凉州地区胡汉边民祭祀社神的情景，写得既生动形象，又庄严有序，读之使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事一般。王维集中另有《凉州赛神》一诗，也与此相类似：“凉州城边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这是一首直接写边地民众进行赛神活动的诗。从这两首诗可知，唐代凉州一带的“赛神”活动，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场面壮观，气氛热烈．而所有这一切，均为作者亲眼所见。所以，这两首诗之所写，又如两幅“边地习俗图”一般，作者则于其中又采用了“点”、“染”之法，而使凉州人民对丰收的企盼，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以及抗击入侵者的英雄气概等，皆得以形象而又鲜明之展现．而《使至塞上》一诗，则更是别具特点：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这是王维集中最负盛名的一首边塞名作。全诗 j 、句，句句都是对作者西至凉州时的纪行。首联与尾联，既问答并用，又互为呼应，极写“边”之浩瀚，以反衬出诗人初次西行时的心境。中间四句，重在写诗人“出汉塞”而“入胡天”之所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所写，场面壮阔，景象雄浑，意象吃动，扣人心弦，非亲历其地亲睹其景者，是难以作如此大手笔之描绘的。其他如《出塞作》之“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漂姚”，《榆林郡歌》之“山头松柏林，山下泉声伤客心。千里万里春草色，黄河东流渡不息”等，或纪事，或写景，其事与景即皆为诗人所亲历亲见，因此均能给人以真实亲切之审美感受。
（二）送别边塞诗。这类边塞诗与上述亲历边塞诗中的送人之作相比较，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送人之地为边塞，后者的送人之地则在长安或者他地。如在《送崔三往密州鳃省》 一诗中，王维所送之崔三其人，乃是由凉州“往密州觑省”的．故此诗的作地为边塞也就甚为清楚．而送别边塞诗则不然。以《送岐州源长史归》一诗为例，诗题中的源长史其人，尽管曾与王维同在河西崔希逸幕府供职一时，且王维于诗中又多言及边塞之事，但据诗意可知，这位源长史此行乃是由长安而归岐州的，所以王维以诗相送之地非为凉州甚明。正是因为这类边塞诗的作地不在边塞，所以作者于所送之人，大都是对其边塞之行的举措予以鼓励和赞赏，并积极支持其到边塞去建功立业。王维集中的这类边塞诗甚多，其代表作有 《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护卿归安西应制 、《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 、 《送刘司直赴安西》、《送平淡然判官》、《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送陆员外》、《赠裴将军》 、 《 送韦评事 》、《送元二使安西》等。如《 送张判官赴河西》诗：
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
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
沙平连白雪，蓬转入黄云。
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
仅就第五、六两句的写景而言，可知这首诗的作年乃是在王维凉州行之后的，这是因为，其所写之景，皆为王维当年所亲历亲见。而作者之所以写此诗并“高歌一送君”者，关键就在于其友人张判官的再次“报国敢邀勋”（据“单车曾出塞”之“曾” , 知张判官此前曾出塞一次），因而才有对其“慷慨倚长剑”之激赏。又如《送赵都督赴代州》诗：
天官勤将星．汉地柳条青。
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隆。
忘身辞凤阔，报国取龙庭。
岂学书生竿，窗间老一经。
仍然是以鼓励、激赏的语言相赠送，特别是最后四句，以真挚的情感，对友人赵都督的出塞赴边、许身报国之壮举，进行了高度赞扬，并勉励其一定要建功边睡。而值得注意的是，王维在这一类边塞诗中对友朋因临别而所赠之言，其所体现与反映的，乃是他自己早年抱负的一个缩影。由于种种原因，诗人自知许身报国已是无望，因此只得寄希望于他人，特别是那些赴边出塞的友人，此即成为了王维送别边塞诗的内核之所在．所以，在王维的这类边塞诗中，既洋溢着诗人的爱国热情，又闪烁着一种时代的光辉，其思想性也自然藉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虚拟边塞诗。对于这类边塞诗，亦有称之为模拟边塞诗者。大体说来，这类边塞诗之所写，既非以诗人之亲历目睹为具体描写的依据（就其纪实性与即时性而言），也不是对历史事件或事实作如实之描述，而是属于生活真实范畴的一种艺术虚构。正因此，对这类边塞诗进行写作年代的确定，就令人感到特别棘手，原因是无任何依据可藉之以对其进行编年。如王维集中的《少年行四首 、《燕支行》、《夷门行》、《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 《从军行》、《李陵咏》、《观猎》等诗，即皆是如此。不独如此，这些边塞诗所描写的内容，尽管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但却又很难与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或事实进行“对接”。请看《燕支行》一诗：
汉家天将才且雄，不时诵帝明光宫。
万乘亲推双阅下．千官出钱五陵东。
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寒中。
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
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
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
画戟雄戈白日寒，连旗大筛黄尘没。
登鼓遥翻瀚海波，鸣茄乱动天山月。
麟麟锦带佩吴钩，飒杳清骊跃紫骚。
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
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
教战须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这首诗的题下有“时年二十一”之所谓“自注”, 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王维并无“自注”的写诗习惯 。如果将王维生平与诗中所写内容综而观之，可知这首诗的作年当在王维两次赴边之后，但确切年份则无考。全诗以“汉家天将”的出征为描写对象，通过“万乘亲推”、“千官出饯”的盛大场面，用以突出“天将”的非凡气概，并对其率部深入“燕支”前线、剑断“天骄臂”而大获全胜的英雄事迹．进行了热情讴歌。然而诗人笔下所描述的这一切，都是属于建立在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典型，即在正史新旧《唐书》中，并无可与其“对号入座”的具体人和具体事。再看《陇头吟》：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陇头明月回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
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泪双流。
身经大小百余战，魔下偏稗万户侯。
苏武才为典属国，节魏空尽海西头。
这首诗是否为《老将行》的初稿，因资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二者皆为“身经大小百余战”的老将得不到封赏而鸣不平的主旨，则是甚为一致的。由此看来，可知这两首诗在“人”与“事”方面虽然为“虚”，实则是“虚”中有“实”，即其所批判的笔锋均直接指向了当时的唐王朝．其思想的深刻性仅此即可见一斑。
上述王维的三类边塞诗，既各自有别而又各具特点，因此，其无论是从思想性抑或艺术性乃至审美的角度言，都堪可称之为王维诗歌中的一束奇葩。这些边塞诗的存在，不仅丰富了王维诗歌的内容，扩大了其诗歌的题材表现领域，并且在所获成就方面，与其山水田园诗相比较也不逊色。而开元时期王维的思想与抱负，藉之亦可窥其大概。所以从总的方面讲，这些边塞诗所反映所代表的，乃是王维诗歌中的一种精神。
三、王维边塞诗的文学史地位
边塞诗之于唐代，最早对其进行创作的诗人，当首推唐太宗李世民．这位皇帝诗人现存的边塞诗，被《全唐诗》编于卷首的作品有《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辽城望月》、 《于北平作》、《伤辽东战亡》、《辽东山夜临秋》等。唐太宗的这些边塞诗，均为其写于率部征战辽东期间，故所写皆乃为其之亲身经历与亲眼所见。其后，陈子昂以其两次赴边出塞的经历，先后写下了《赠赵六贞固二首》、《观荆玉篇并序》、《度峡口赠乔补胭知之王二无竞》、 《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题祀山烽赠乔十二侍御》、《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送魏大从军》、《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西还至散关答乔知之》、《东征至淇门答宋参军之问》、《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登幽州台歌》等诗。据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可知，陈子昂的两次边塞之行，共创作了21 首边塞诗，其数量之多，乃居初唐诗人之冠。唐太宗与陈子昂对边塞诗的创作，不仅拓展了唐诗的题材领域，为“军事文学”之作在当时的诗坛上赢得了一席地位，而且也极大程度地激发了青年诗人们到边塞前线去建功立业的雄心与壮志。而正是因此之故，诗人杨炯才于《从军行》中，发出了“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呐喊。杨炯虽然不曾出塞，但其与卢照邻等诗人一样，也曾创作了一些属于送别类的边塞诗，如《送刘校书从军》 即为其例：而在卢照邻集中，则有《送幽州陈参军赴任 等诗。所以，从盛唐边塞诗派的角度言，唐太宗、杨炯、陈子昂等人的边塞诗创作，已是为其之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的。而为这一诗派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则非王维莫属。如上所言，王维现存的边塞诗有整 40 首之多，这一数量在初盛唐边塞诗人中，是仅次于岑参而名列第二的。众所周知，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一生曾五次赴边，共创作了约 70首左右的边塞诗（据《全唐诗 · 岑参集 统计）。岑参现存边塞诗的这一数量，虽然较王维为多，但如果着眼于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的这一事实，则王维在进行边塞诗创作时，岑参尚不曾赴边出塞，而是乃“往返于京洛间”的1131 ( Pl02）。如此，则知王维在边塞诗创作的时间方面，乃是要较岑参早出十多年的（岑参天宝八载始随高仙芝出塞，详见闻一多 《唐诗杂论》第 108 页）。而盛唐边塞诗派中的另一位重要诗人高适，其现存边塞诗的数量不仅较王维为少，而且在创作时间方面也较王维要晚出许多（唯《燕歌行》创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具体参见拙著《唐代诗人探绩》第237一244页）。其他如王翰、王昌龄、崔颜、贾至、王之涣、李硕等边塞诗人，于边塞诗创作的时间虽然大抵与王维相前后，但在数量上却皆无法与王维相提并论。此则表明，王维乃是唐代大量创作边塞诗的第一人。正是由于王维在开元年间就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边塞诗，并经过高适、岑参等人共同的创作努力，才使边塞诗这一唐诗中的新品种得以在当时尉为壮观。于是，一个可与“山水田园诗派”比美的新诗派一一“盛唐边塞诗派”即因此而形成，而确立。因此，着眼于盛唐边塞诗派的发展史以论，王维应是这一诗派最早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诗人，王维对于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繁荣所作出的努力，还重点表现在艺术的创新方面。相对于唐太宗、陈子昂及盛唐前期的边塞诗而言，王维边塞诗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乐府诗题进行边塞诗的创作。这是王维边塞诗有别于唐太宗、陈子昂等人边塞诗的显著特点之一。王维集中属于具有这一特点的边塞诗，上举其虚拟类边塞诗中的《少年行四首》、《燕支行》、《夷门行》、《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从军行》等，即皆为其代表，其中，既有袭用乐府旧题者，如《少年行四首》、《夷门行》、《陇西行》、《陇头吟》等，又有属于新题乐府者，如《老将行》、《燕支行》等。这两类乐府边塞诗，虽然多属古体诗的范畴，但也不乏近体诗之作，如《少年行四首》等，仅此，即可见出其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之一斑。而据拙作《论王维的乐府诗》一文的考察又可知，王维现存的乐府诗，无论是乐府旧题抑或新题乐府，也无论是古体乐府抑或近体乐府，全部都是可以配曲而唱的，则其乐府类边塞诗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特点的存在，对于王维边塞诗的传播与走向社会，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其二是王维的边塞诗有许多是以写人见长的。在边塞诗中塑造与刻画人物艺术典型，王维称得上是开先河的一位诗人。一般来说，王维之前的初盛唐边塞诗，大都为抒情与记事之作，即使如高适、贾至著名的唱和诗《燕歌行》也不例外．但王维的许多边塞诗，则是重在以人物活动为描写的中心，并且特别注重于人物的细节描写，从而首创了在边塞诗中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的先例，如《少年行四首》中的“少年”、《老将行》 中的“老将”、《燕支行》中的“汉家天将”等等，即皆为其诗歌人物画廊中的艺术典型。这些边塞诗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而且性格各异，风采独具，如“少年”的血气方刚与以身许国，“老将”的无辜被弃而爱国热诚不减，“天将”的威风凛然与非凡的英雄气概等，即皆具特点。也就是说，作者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既使之具有外貌特征的鲜明性，又不失对其内心世界予以展现，因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尤值称道的是，王维还曾于一首诗中同时刻画出几个人物形象，且人物的精神面貌与思想情绪各自有别，如《陇头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首诗中，既有“夜上戍楼看太白”的长安少年，又有“夜吹笛”于陇上的行人（征人） , 更有“驻马听之泪双流”的关西老将，作者着力刻画的这三个人物形象，所分别代表的是长年生活于边塞前线的老、中、青三代征人的不同情怀，因而极具典型意义。
其三是扩大了边塞诗的艺术境界。从美感特征的角度进行审视，王维的边塞诗在诗境的营构方面，较之其前的边塞诗而言，大都能给人以雄浑壮阔的审美感受。这其实是一种诗境的开拓。这种开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质，若借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的话来说，就是“雄浑胜” 。沈德潜的“雄浑胜”虽然是针对王维五律而言的，但王维的边塞诗亦具有这一特点，如上引《使至塞上》即为其例。此诗“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 ，形成了雄浑壮阔的诗境，并以长河、落日、孤烟、归雁等意象相互作用，从而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背景壮阔、气象宏丽、意境深远的壮美境界。由王维所开拓出的这种阔大壮美的艺术境界，不仅对后来岑参的边塞诗以很大影响，而且还为岑参发挥到了极致。
王维边塞诗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三个方面的艺术创新，对于激发当时与后来诗人们的创作热情，推动边塞诗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于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与确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其之所以能够进行如此创新者，则应主要来源于这样的三个方面，一是诗人在边塞的亲身生活体验与感受之使然，二是受汉魏乐府诗如曹植《白马篇》等作品影响的结果，三是与其“画师”的审美趣味关系密切。而这三者的结合，便历史地奠定了王维作为盛唐边塞诗派先驱者的永久性地位。
注释：
① 关于王维边塞诗的具体数量，研究者或认为有“整 30 首”，或认为是“三十多首”，或认为’ ' 40 首”等，说法种种，本文从“ 40 首”之说，故特此说明。
② 截止于 2007 年 10 月，对王维边塞诗进行专题研究者，共有 6 篇论文，其依时间次序具体为：张清华《论王维的边塞诗》（载《中州学刊》1984年3期）、王拾遗《论王维的边塞诗》（载《宁夏教育学院院刊》1984 年 4 期）、王从仁《论王维的边塞诗 （载《上海师大学报》1985 年3 期）、马秀娟《论王维的边塞诗》（载《南昌大学学报）1985 年4期）、张学忠 《论王维的边塞诗》（载《函授教育》1988 年5 期）、苏华《论王维的边塞诗》（载 《新进大学学报》1996年 4 期无这 6 篇论文不仅题目均为《论王维的边塞诗》，而且所论内容大致类似，即其都是以其思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③ 关于王维“知南选”的选所之具体所在地，旧说或认为在襄阳，或认为在岭南道之桂州（今广西桂林），均误。其正确者乃为羚中道之珍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对此，拙著（唐代诗人探绩 》第二章之《王维开元行殊求是》一节乃有详考，可参看。该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第 46 页一第 57 页。
参考文献：
陈铁民．王维年谱 [A ] ．王维集校注[M ]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第二章）[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欧阳修．新唐书（卷二 O 二，王维传）IM ]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 M ]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王辉斌．王维与玄宗、肃宗的亲系[J ] ．南都学坛，2007 ( 5 ) .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 [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刘 响．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MI .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杜 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欧阳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 M ] . 北京：中华书局，19 ? 5 .
王辉斌．李白送陈郎将等五诗考释以[A〕．李白求是录（中篇） [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王辉斌．王维集校注若干问题举隅 [J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 3 ) .
傅漩珠．唐才子传校笺 《 卷三）[M ] ．北京：中再局，1987 ·
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 [A] ．唐诗杂论 [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王辉斌．论李白的乐府诗[J] ．山西大学学报，2005 ( 4 ) .
王辉斌．高适燕歌行新探〔A ] ．唐代诗人探啧〔 M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九）[M ]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