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àn)尔：黯然，心神沮丧的样子。
五情：《文选·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形影相吊，五情愧赧。”刘良注：“五情，喜、怒、哀、乐、怨。”亦泛指人的情感。
立善：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叫做三不朽，总称为立善。遗爱：留给后世的恩惠。
胡为：为什么。竭：尽，谓尽力、努力。
方：比较。讵(jù)：岂。
大钧：指运转不停的天地自然。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无私力：谓造化之力没有偏爱。
万理：万事万物。森：繁盛。著：立。
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
以：因为。我：神自谓。故：缘故。
君：你们，指形和影。
结托：结交依托，谓相互依托，共同生存。
安得：怎能。
三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三个帝王，说法不一，通常称伏羲、燧人、神农为三皇。
彭祖：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生于夏代，经殷至周，活了八百岁。爱：当是“受”字之讹，谓彭祖享受了八百岁高龄。《楚辞·天问》：“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眠远也。”永年：长寿。
留：留在人间，不死。
复：再。数：气数，即命运。这两句是说，寿长、寿短同是一死，贤人、愚人也并无两种定数。
日：每天。忘：指忘记对死亡的担扰。
将非：岂非。促龄：促使人寿短。具：器，指酒。
当：会，该。为汝誉：称赞你。
甚念：过多地考虑。
委运：随顺自然。
纵浪：放浪，即自由自在，无拘无柬。大化：指自然的变化。
无：同“毋”，不要。
白话译文
序
人无论贵贱贤愚，都戮力劳心，操持经营，爱惜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是实在是很困惑很糊涂的。因此极力陈述形影对此的抱苦含怨之辞，讲述神辨析自然之理来开释它们。关心此事的人们可以于此获取普遍的道理。
形赠影
天地长久，永远不会湮灭，山川走形，永远不会变更。我们平时随处可见的草木，虽然生命短暂，但它们却拥有大自然恒久不变的道理：尽管冬霜使它们枯萎，然而当春天的露水降临时，它们又会重新焕发。人类是所谓的万物灵长，在生命这个话题上，却反而不能像那些植物一样得到永恒。适才还在世间相见，可转眼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永无归期。对于这个大世界来说，走了一个人，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但是亲戚朋友，哪有不思念的!放眼望去，只看到了他生前使用的物品，而这只能引起无限伤感。我只是一个形体，没有腾化成仙的法术，必然也会死去，这没什么可怀疑的!希望你能听从我说的话，得到了美酒，千万不要推辞。
影答形
长生不老地留存生命是不可能的'，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卫护生命保持健康，也让人很苦恼，没有好方法。我打心底里想到昆仑山和华山这样的仙境去学习养生之道，无奈路途遥远不可通。自从我影跟你形在一起，就一直在一起不离，不管是悲还是喜，我们都一起承受。其实在树荫下暂时分开，而止于阳光下，我们也始终不离别。可是，这种形影不离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形总有一日会灭亡，而影也会跟着一起黯然俱灭。想到身子没了，但是名声也没有留下，实在是心情复杂。如果多做些有德行的事，立些大功，就可以见爱于后人，为什么不竭尽你的能力为之呢?酒虽然能够消除忧愁，但是与此相比，岂不是太拙劣不堪了吗?
神释
大自然的造化，是没有私心的，万物自然生长，繁华而富有生机。人可以列为天地人的“三才”之中，是因为神的缘故啊。虽然神与形和影相异，但是三者生而依附。形影神相互依托，三者关系休戚相关，看到形与影如此为生命所困，作为高一等的神，自然不得不说几句话了。上古时代的三皇，今天又在哪里?彭祖传说活了八百岁，可是也会终结，再想留在人间实在不可能了。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是贤人还是小人，都难逃一死，死后没有区别。倘若如形所说，每天喝点酒，或许可以暂时缓解不能长生的苦恼，但是长期下去伤身子，说不定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减寿了。倘若如影所说，多做善事确实是件好事。可是留名于世是那么容易吗?又有谁来赞誉你的名声呢?老想着这些事啊，实在有损我们的生命，不如顺应天命，放浪与造化之间，听从天的安排，顺其自然，不因长生而喜，也不因短寿而悲。待到老天安排人生到了尽头，那就到了。此外，不要为这些多虑了吧!
【创作背景】
这三首诗大约作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陶渊明当时四十九岁。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田园诗人，写的都是田园诗。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田园诗只是陶诗的一部份，田园诗不足以概括陶渊明的诗，田园诗人也不足以概括陶渊明。陶渊明本人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不能肯定是形、影、神三者中的哪一种。从陶渊明的诗歌来看，陶渊明归隐田园，在山水田园之乐忘怀生死，神所代表的态度似乎是主导，但陶渊明一生好酒，有饮酒行乐之意，又不能忘怀政治，形和影所代表的态度也是时时涌现，参杂其中。[2]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名家点评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陶渊明《神释形影》诗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着。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我，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块然血肉，岂足以并天地哉!末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
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如此理语，矫健不同宋人，公固从汉调中脱化而出，作理语必琢令健，乃不卑。
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形影神》三诗，用《庄子》之理，见人生贤愚、贵贱、穷通、寿夭、莫非天定，人当委运任化，无为欣戚喜惧于其中，以作庸人无益之扰，即有意于醉酒立善，皆非达道之然。
清代马墣《陶诗本义》卷二：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而迄莫有知之者，可叹也。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
一、辅时及物 参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柳宗元在求举过程中，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792)，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过诗文。但柳宗元及第并不单单依靠了权贵的
按规定，唐时进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做官。恰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病逝。柳宗元由于眼父丧，在三年之内无法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出路做官。于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有机会考察唐代的西北边防。
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氏成了亲。同年，他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未被录取。
柳宗元曾自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他早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制举落第时，曾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
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
柳州比永州更加荒僻、遥远。柳宗元这次去柳州，还是沿着一个月前进京时的旧路而行，也就是11年前被贬南下时的路线。但他这次的心情异常黯淡。这一年他已43岁，他深感前途的渺茫。他与刘
十年憔悴到泰京，谁料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
直以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
他深感自己性不谐俗，徒有文名，不为世用。经过十年的艰难困苦，盼来的却是投身岭外，心中的痛苦无法平息，只能对友垂泪。此后他又写了两首赠别刘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怀着凄楚悲伤的心情，拖着衰病之身，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柳州。
柳宗元到柳州虽然是遭受打击，但此时他作为一州之长，与永州时的境况大不相同了。他毕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做点实事，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愿望，做一个好的地方官。他采取措施，解放奴婢，鼓励发展生产。韩愈后来表扬他在柳州的政绩时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
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此外，他还与僧、道、隐士交结，思想上进一步发挥了“三教调和”的理论。
在柳州，柳宗元还是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政局。他一贯反对藩镇跋扈。元和十二年十月，裴度荡平叛乱30年之久的第一强藩淮西镇，柳宗元获此消息，非常激动，为了歌颂这次胜利，他写了有名的《平淮夷雅》两篇，一为《皇武》，赞颂裴度，一为《方城》，赞颂李囗，实际上是歌颂唐室“中兴”。《平淮夷雅》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四言诗中的精品。
但是，凄苦与失意始终与柳宗元相伴。他来到柳州时，已须发斑白，而此时他才43岁。在永州时留下的疾病也日渐沉重。他料到自己已不会久于人世了。此时他似乎已不再有什么遗憾，只是向往着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在公务之余，他放情于山水，以排遣心中的寂寞。一山一峰，常常勾起他对故乡、对友人的思念。
当年柳宗元37岁时，曾写信给萧亻免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他的设想已够凄凉的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生命比他预期的要短促得多。写这些话后仅过十年，柳宗元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根据刘
柳宗元临死时，曾写信给好友刘
三、出入百家 归于孔子
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于政体”，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
四、批判天人感应 恢复儒学原旨
传统儒学紧扣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以仁义礼乐为价值体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努力于社会风俗的改善，重人道、轻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合在一起，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天人相通的目的。但孟子所说的“天”还不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荀子更强调“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的光辉思想。因此，先秦儒学始终洋溢着理性的精神。但到了秦汉以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被泯没不彰。天被描绘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但一直在汉唐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连韩愈也信守这种天命论，将人的贫富贵贱归之于天命。认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祝与福存乎天”。在柳宗元时代，“务言天而不言人”，推天引神的风气泛滥，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神学外衣，还“圣人之道”以本来面目，恢复儒学的“人学”特征。
柳宗元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对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发扬了葡派儒学的理性精神。在宇宙论问题上，柳宗元认为，关于悠远而渺茫的宇宙起源问题，虽然有过许多荒诞的传说，但都不足以信。事实上，昼夜交替、万物生成，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外在力量使其如此。他以《天对》为题，对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囗黑晰砂，往来屯屯。囗昧革华，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所以，“天”“地”都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
解决了宇宙观的问题，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学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剥夺了。柳宗元的宇宙论中已经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说：“天地，大果囗也;元气，大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己矣。(《时令论》上)
本着上述认识，柳宗元对两汉以来所谓的“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批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他认为“天”“神”都是用于“神道设教”，真正的“聪明睿智者”是不应该相信它的。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为臣。他批评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团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陆淳学派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此作为自己辅
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是我国现实主义的源头，而《诗经》中的讽喻诗是现实主义的最好的体现者。我将从讽喻诗的概念、产生背景、特点、创作倾向、地位及影响对《诗经》进行阐释，其中还通过结合具体的作品来比较《雅》、《国风》中的讽喻诗的区别，同样的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诗经中的战争诗也可以作为讽喻诗的一部分。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读它就像读周王朝从后稷开始建立、壮大、发展到春秋中叶衰亡的发展史。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的哀叹。《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民歌，而根本就没有爱情诗。朝廷官吏和士大夫诗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的，有的赞颂好人好政，有的讽刺弊政，只有几首是表达个人感情的诗。《颂》则为宗庙祭祀歌舞，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
虽然在《诗经》中比较著名的是爱情诗，但是其中的讽喻诗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认为《诗经》中讽喻诗的地位比爱情诗更为重要，因为《诗经》的价值在于开了现实主义的源头，然诗经中现实主义最好的体现在讽喻诗而非爱情诗，爱情诗较著名是由于赋、比、兴的灵活多样的运用或是后世爱情诗赋对其模仿的较多或是对婚嫁民俗的研究所致。《诗经》的现实主义从讽喻诗中体现，所以《诗经》中的讽喻诗应值得在此作论。
一、《诗经》中的讽喻诗的概念
一提到讽喻诗，首先要提的就是《小雅》和《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但是《国风》中也有许多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广泛、深刻地展现了周代人民惨遭剥削、压迫的现实处境的讽喻诗。
1.《雅》中的讽喻诗。《雅》中讽喻诗的作者多是贵族阶层中的“公卿”。他们虽作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但却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与乱世，这使他们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要承受自身的种种挫折与不幸，甚至不得不同社会上一切腐朽现象、腐朽势力做斗争。在内外因素的变化和作用下，使他们作诗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时代条件的变化由颂美而转向讽喻和怨刺。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另一类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其主要见于二雅，如《大雅》中的《民劳》、《板》；《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等都属于这类作品。这两类诗在内容上又有其共同性，即表现了那一时期的卿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忧国之情。
2.《国风》中的讽喻诗。《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批判政治和道德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来说，这些诗较多的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抒发了他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怨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也有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
虽然《雅》和《国风》中的讽喻诗有所不同——创作者是不同的团体，《雅》是公卿而《国风》是社会下层人民，但是从性质上来看是有共同点的，即对现实统治阶级的愤恨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的宣泄。《诗经》中的讽喻诗的重点是讽而非喻，喻是为了讽，是为讽作铺垫和服务的。由于讽喻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讽，通过讽来警示、告诫、揭露、批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他们是正视社会、描写社会、揭露社会、批判社会，抒发心中的郁闷、怨恨、忧国忧民之作。《诗经》中的讽喻诗写出了诗人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忧患现实、反映现实，抨击统治者和政治的弊端，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佞臣和统治者的蒙昧无知，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
二、《诗经》中讽喻诗产生的背景
《诗经》产生的年代属于奴隶社会中后期，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生活，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在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励精图治是西周出现了繁盛稳定的局面，而在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的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
周人在社会结构上完善了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了一套以“礼”为本,以德为基础“尊尊”“亲亲”⑤并重,这样一系列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本观念。而这些观念的不断深化、延展便促成了一种社会的自觉意识 ,显现出它作为长治久安之大计的思想力量。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观的统治思想治理天下,这已化为社会的自觉意识,它是周王朝意识形态发展运动的主潮。《诗》正是这一主潮与春秋的时代意识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既是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 ,同时 ,它也体现了春秋尊王攘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西周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礼控制人民的言论，残酷的剥削人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的反抗，厉王逃亡而死。宣王即位，修内政，定边疆，史称中兴。幽王继位，增赋税、宠褒姒、任小人，也是一个暴虐昏庸的统治者，终被犬戎所杀。厉王幽王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人民对于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和讽刺诗。而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时期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于是在这时期产生了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这些诗大多都出于士大夫之手。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而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
三、《诗经》中讽喻诗的特点
通过对《诗经》的阅读和分析，总结得出《诗经》中讽喻诗具有以下特点：
1、讽刺并非全都直露。
由于周代所形成的一整套礼制以及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使得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伟大的恐惧情绪克服着暴力夺权的胜利者傲慢心态的扩张，也制止着政权的夺取者将自己膨胀为政治中“无限的超越体”②，将人民贬损为“纯被动的潜伏体。”③全体民众都有“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的流氓性政治意识，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正视受其政治统驭者的客体独立性和主动性，是周代德治典则的心态本质。
所以，《诗经》所讽的对象虽以统治阶级为主的，有的直刺统治阶级，但是较大比例的还是间接的讽刺统治者。有时通过间接隐喻的方式讽刺统治阶级，如《昊天》以咒骂老天的方式痛斥统治阶者；有的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讽刺统治者的。
2、以社会政治诗为主。
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生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者，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①
由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的动荡，政治黑暗，致使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的出现。可以说讽喻诗出现的根源是周统治导致政治不稳，而使人民心中逐渐充满怨恨，所以《诗经》中讽喻诗是以社会政治诗为主，社会政治诗是《诗经》中讽喻诗最集中的。《诗经》中社会政治诗主要有三类：1.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2.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3.书法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
3、全方位反映忧患意识。
可以这么说《诗经》是从个人，家庭、社会等诸方面来反应各阶层的忧患意识，其讽喻诗的创作者既有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士大夫，也有以被统治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人民，具有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特征，相对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而论，《楚辞》则主要集中反映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深沉意识，呈现出浓厚的个性化政治色彩。《诗经》呈现出的忧患意识场面壮观、气势宏大。
4、以统治者作为讽刺主角
《诗经》中的讽喻诗讽的是包括帝王在内的全部统治者和官佞，主要原因在于讽喻诗的作者基本都是受社会政治的影响而心积郁闷之情愤而做诗。这与其相同历史地位的《楚辞》形成鲜明的对比，《楚辞》讽的是针对性的建宁小人，抒发的是屈原自身的爱国忧国之情。
5、现实主义倾向。
《诗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主义特色，但是我觉得《诗经》中的讽喻诗是现实主义的重要体现。他们善于用质朴的文风，简洁的语言，巧妙的比兴，塑造出真实、自然而生动的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反映现实。 如《王风?君子于役》写了一为妇女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她在苍茫的暮色中倚门而望，但太阳落山、羊群归圈、鸟儿归巢、家家团聚，而自己的亲人却不见回来，孤寂之感涌上心头。作者把这一画面用朴素简净、感人之深的语言描绘出来，使人想起了徭役的沉重、野有征夫、家有怨女的社会现象，激起人民对主人公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恨，同时也是作者讽刺社会和统治者的体现。《诗经》中的徭役诗虽然体现的侧重点在思乡怀念上，但是其中也包括了浅浅的怨恨和讽刺意味。
四、举例具体分析诗经中的讽喻诗
一、《雅》中的讽喻诗
《雅诗》中的讽喻怨刺诗产生在“王道衰”、“周室大怀”的西周中，从内容上看又可以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其二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这两类诗在内容上有共同性，即表现了那一时候的卿士大夫的们的忧患意识和忧患之情。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忧世，也就是忧国忧民；忧生，也就是感慨个人遭遇。一般来说，由于《大雅》的作者多为贵族中地位较高的人物，宗法血缘关系已把他们个人的命运同周王朝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对于国家兴衰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对于宗周的倾圮有焚心之忧、切肤之痛，故出于这个阶层之手的诗多表现为讽喻和规谏。《小雅》的作者地位较《大雅》为低，其血缘层次和等级身份虽使他们也关注国家命运，但是在等级制度中他们某些人或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或有不幸的个人遭遇，因此在他们抒愤述伤的'诗篇中，便感慨个人的遭遇而每多“忧生之意”，相应的这些诗的主调也主要表现为怨刺于批判。下面我们就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1.讽喻规谏诗
在讽喻规谏诗中，《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之一：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
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
这首诗相传为周厉王时的老臣凡伯所作，全诗共分为八章。第一章由天道变化，人民遭难说起，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当政者没有政治远见、王道无常所造成，所以诗人要进行讽谏。第二章接写天降灾难，乃是由于为政多变、国家政策不得人心。第三章责备那些当政者，他们本与诗人是同僚，但是却不听诗人的劝告。古人曾说为政者还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可是现在这些持证者连我这样同僚的话都听不进去。第四章进一步以一个老臣的身份来责备周厉王，说自己如此真诚恳切地劝导，可是你却如此的骄傲无礼，“老夫灌灌，小子蹻蹻”，以至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第五章劝周王要正视天的愤怒，要关心民生疾苦。第六章告诉周厉王正确的治民之方，那就是为政的和谐，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像乐器的合奏，像圭与璋的相得益彰。并且告诫周厉王，百姓们之所以生出邪癖之事，主要是由于当政者做出了坏的榜样，“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第七章再告诉周厉王为政之方，要正确地认识天子也群臣诸侯之间的关系，要把他们团结再自己的周围，而团结的根本在于“怀德维宁”，否则就会自毁城墙，就会是国家灭亡。最后一章，再一次告诫周厉王要敬畏天怒。整首诗就这样以一个旧臣老者的身份，反复地向周厉王陈说，促其猛醒，其拳拳之忠，溢于言表。
《诗经》中这种讽喻规谏之诗的言辞，有时显得非常激切，这在后世的诗中很难出现。而在“以德辅天”与“敬天保民”观念深植的周代社会，以诗规谏当政者却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据《国语?周语》记载：“故天子听证，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酙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说明在周代“公卿列士”献诗本属礼乐文化内容之一，而备“王斟酌”以使“事行而不悖”的讽喻诗，若到“尽规”、“补察”、“教诲”的作用，也自然成为那些进步的贵族思想家用以辅政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宗周亲倾圮，国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们更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向统治者进言，忧时感事之意溢于言表。本诗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多有揭露，但箴诫规谏的精神还是寓于全诗。
2．讽刺批判诗
这一类诗篇大多出自受到当权者打击迫害的卿士之手，表现出强烈的讽刺批判精神。其讽刺批判的对象由地上的当权者而及天上的主宰者，还有那些宵小和权臣。《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是代表性诗篇之一：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日不时。胡为我作，不卿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孽，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周幽王六年（前776），曾发生过一次日食，这此之前的四年（前780）年，周地又发生过一次大地震。这在古代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是天怒人怨、天下大乱的表现。于是，诗人写下了这首批判昏君佞臣的政治抒情诗。全诗共八章。第一章先写日食之变，指出这是在上昏庸，也是在下民的悲哀。第二章分析日食和月食产生的原因，那是因为统治者的失政。第三章追溯发生在前四年的大地震，曾经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可是统治者并没有引以为戒。第四章对倒行逆施的七个用事大臣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幽王宠妃给予直斥其名的揭露。第五、六章则直接揭露七个用事大臣中的代表皇父的罪恶，他毁坏了别人的天地房屋，聚敛财富，在向地经营自己的采邑。最后两章写自己为王事而勤劳，却无辜被馋的遭遇，以及面对时政不敢贪图安逸的忧心。整首诗所表现的这种嫉恶如仇的态度和直言不讳的大胆批判，使其与《板》、《荡》等诗的谆谆劝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区别，这就是讽喻规谏诗与讽刺批判诗的区别。
箴谏规谏诗和讽刺批判诗在情感的表现上虽有不同，但是二者的精神实质又是共同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的讽喻精神，而这些诗的作者，也被后世称之为“讽喻诗人”。他们是周代贵族中的优秀分子，良好的文化教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造就了他们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忧国忧民的情怀，第二是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讽喻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与周王朝休戚与共的命运决定的。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周代建设制度，政治上代表“大宗”的周天子是整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讽喻诗人则是处于不同等级上的臣下士卿；伦理上，周天子乃是宗族的一族之长，讽喻诗人则是处于不同血缘层次上的兄弟子孙。这样宗法血缘关系就把他们同周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忧国忧民的情怀遂成为他们对与“礼”的笃信并恪守“德”的规范。他们把它视为生活原则，既用以自律又以之律他，要求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依此而行。
二，《国风》中的讽喻诗
《国风》中有不少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喻诗。《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新台》揭露劫夺儿媳为妻的卫宣公的丑恶行为，把他们比作癞蛤蟆。《相鼠》痛骂那些无耻的统治者连老鼠都不如。《南山》斥责齐襄公禽兽之行，竟和同胞私通。以《七月》和《相鼠》为例进行分析：
周代农业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全社会所有人几乎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直接关系，许多政治、宗教活动也都围绕着农业而展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可以说《诗经》中所有的诗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从题材、道德观念到审美情趣都带有农业文化的性质，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农事诗主要是指《诗经》中描述农业生产生活的以及与农事直接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诗歌。
《七月》全没有《伐檀》、《硕鼠》那样强烈的怨恨与反抗，它只是出于一种雍容和缓的客观陈述。《七月》是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诗中客观反映出农夫生活和贵族生活的悬殊差别，通过这种隐藏这的对比来批判贵族和统治者，并一次来抒发心中的哀怨和不满。
五．《诗经》中特别的讽喻诗——战争徭役诗
战争和徭役作为周代社会历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贯穿其始终。据粗略的统计，战争徭役诗大约又30余篇，占《诗经》诗篇总数的10％左右。⑤《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除若干篇什表达了共御外侮、保土保国的的豪情外，其他主要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恋亲意识，从而吐露出较强的周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但是我觉得战争徭役诗还是有讽刺的意味的，因为战争徭役诗大多都充满了厌战情绪，这样在愤懑中还是会透露着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或多或少的讽刺了统治者和当权者。
一，周人厌战的原因
在西周分封制社会中，不论是从社会结构法则的内容上，还是从构成这个社会的各等级群体中，都无从找到好战的因素和好战的势力。从分封制的社会结构原则上看，社会对权利的划分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社会并不是不承认每个成员的利益，但是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得，必须受到血缘关系准则的限定。在周人的观念中“富”和“贵”是统一的，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在宗法等级中的贵贱。分封制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原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在社会的不同等级的人群中，缺乏一个有着为自身的权益而不断进去的人群阶层。贵族和“国人”之间，仍然被血缘关系牢牢地连结着。《国语?晋语》及《左转?成公十八年》、《襄公九年》都有贵族对族人下层“救灾难、宥孤寡”的记载，而近年出土的铜器铭文，又充分证明了《周语》、《左传》记载的确定不移。⑥贵族对下层的救抚是由宗法制度社会结构原则决定的。贵族对族人的庇护，族人对上层贵族的归服，都根源于社会宗法意识。在这样的现实关系下，“国人”不可能超越宗法制度的限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可能想到用战争掠夺的方式发展自己。这样看来周人厌恶战争，仍是因为战争不会给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带来任何的改善。黑格尔说：“个人都把被承认看作是绝对重要而显得骄傲，因为‘自我’能够伸张各种无限的权利”。⑦而在西周特定的社会原则下，个人没有理由将自己视为一个绝对的主体加以显扬。
二．试通过《小雅?何草不黄》来说明
《何草不黄》这是一首“经营四方”的“征人”们的哀歌。诗以野草的枯萎比喻他们的劳苦生活、由于被征调，他们不得不像野兽一样四处奔波。开篇的“何草不黄”在我觉得是充满怨气的不仅仅是怨恨统治者，也怨恨老天为什么青草要黄，以这种毫无理由的责问老天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请求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之情。他们在发泄的时候抱着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其中也饱含着淡淡的讽刺意味。也许作者不觉得有任何讽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宣泄的过程中已经讽刺了当权者，他们所要说的就是草没有不黄的日子，我们的日子也是没有出头之日了。表面如此，但是我觉得其中还包涵着这层意思我没有出头之日这都是因为连年的苦役，统治者也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压力，只顾自己享乐逍遥。“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他们没日没夜地劳作，过着不如动物的般的生活，以讽刺统治者的冷酷、无知，“朝夕不暇”，这使他们发出了“独为匪民”的怨愤。这种种的感情的表现就如陆机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⑧
六．《诗经》中的讽喻诗的地位及影响
《诗经》中的讽喻诗是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敢于向统治阶层中的腐.败和不公现象进行批判，使后者代诗人继承了它的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一方面纠正了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的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诗经》讽喻怨刺诗中所体现的这种讽喻精神，其作者群体性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诗经》开创了这个文学传统，其作者的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特征，无疑对屈原以后的诗人及作品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屈原忧愤深广的政治抒情诗《离骚》和抒发了“郁结纡轸”之怀的《九章》，就直承《诗经》的怨刺讽喻的精神；屈赋中抒情主人公重视内修外仪的人格美，诗人追求美政、坚持道德操守的精神品格和“忧国怨深”的情感特征，也同样能从《诗经》“二雅”怨刺诗人那里找到其多方面的文化继承。屈原以后，杜甫等大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也正是上承《诗经》的这种传统。
《诗经》讽喻诗呈现出的忧患意识，是士大夫爱国所致，所以《诗经》也开了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的先河。这些贵族文人关心的是奴隶主的宗国，关心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为后世开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好头。那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正是汲取了包括《诗经》在内的思想文化的精华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思想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介入、干预社会生活，试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的吟咏，到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诗经》忧患意识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