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诗坛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年代，90年代的诗歌似乎以年轻诗人的早夭来宣告一个寒冷季节的到来。
1991年9月24日，留下一纸遗书和二百多首诗稿后，在一个安静的晚上，戈麦自沉于当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溺死的北京西郊万泉河中，时年24岁。戈麦短暂的一生中时时都冥想死亡，也在抒写死亡，死亡如同影子一样死死地跟着他。
十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位过早离开我们的天才诗人。西渡曾说：“或许他是半神，他是天使。”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诗歌，但愿也能获得“永生的自由”。
诗人戈麦最喜欢的一句诗是：“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他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同为北大英年早逝的诗人，海子或多或少对戈麦产生过影响，尤其是海子的卧轨给了更年轻的戈麦很大的打击。现实的处处打击和对这个时代的绝望，让戈麦的诗歌逐渐游离于生活，形成一种独特的诗风而不被当时的时代所接受。戈麦的诗没有海子那般明朗的意象，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抒情，比海子更倾向于死亡的抒写，可以说他的诗是一种“黑色的美丽”。
戈麦考进北大中文系是鬼使神差的，高中时选学理工，高考时报的是经济学，后来却进了北大中文系，但所有这些似乎注定了他的文学道路选择，注定了他会以全部生命来实践他的诗歌创作。
“我从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直到1987年，应当说是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诗可能是一种损失。”
“朋友们渐渐离我远去/我逃避抒情/终将被时代抛弃”（《诗歌》）。就是这种逃避抒情的思想，排斥了诗歌创作中的偶然性，突发性因素，使得他与时代拉开了距离，慢慢培植了他的“厌世”观，在他完成自我的分裂和选择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孕育着诗人人生悲剧的必然性的种子。“无论如何，我对诗的感激要高与对生活的留恋”，这句话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诗人的决绝，诗歌成了他的精神故乡。
麦田是海子的精神家园，而戈麦的精神家园是在红果园，“我手捧一把痛楚，一把山揸/把一切献给广阔的家园/献给燃烧中灼热的胸怀”（《红果园》），与现实的决裂，造成戈麦面对的是想象的失落，语言的失落，精神的失落。在红果园，精神的家园，诗人的心依然无法明亮，“家乡的红果园/心灵的创伤连成一片”（《红果园》）。
戈麦是一个把体验诗歌当成体验生命的人，有人在评论戈麦的诗时，提到了戈麦作为一个诗人的谦卑，一种对语言的谦卑，将自己降低到语言之下，让语言自己来呈现。然而在归结其中的原因时，我却觉得并不单纯的是由于戈麦本身的谦卑的个性，很大一部分在于诗人特性，一种群体性，而戈麦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他的“逃避抒情”，“痛恨重复”，“必须诚实”等思想，尤其是他的“厌世”，他对这个时代，对生活的绝望，更明确地说是对人的绝望，这必然使他将人放得很低，自觉地将自己放在语言之下，降低自我，泯灭自我。
“当我说到风/我的心头涌起一层淡淡的云/我的话语像一片苇叶/风从苇叶下面一掀而过”（《风》）。对于语言的谨慎，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然而正是这种并非常态的敏感，营造出一种如“纤细的手指敲击着/浅蓝色脆弱的玻璃”般的意境，“那些刮到树木的并不是风/而是像一样杳无踪迹的语言”，在语言过分强大的力量面前，我们读到的是一种游离于生活的思想，一个在精神家园里流浪的受伤的灵魂。
《誓言》是戈麦的一首极优秀的诗作，也是解读戈麦精神轨迹的一个重要的入口，整首诗昭示着一种重要的分裂，“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这种对于“异常完美”的渴求与向往，使年轻的戈麦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分裂，并以此抵押了自己的未来。
对于诗歌道路的选择，一次重要的分裂的完结，却是另一种人生悲剧的开始，如今的我们已很难相象那个时代里的诗人，对于诗歌这种语言的纯粹的追求，然而这种过于纯粹的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往往会造就一个诗人的悲剧。
从《誓言》这首诗的语言开始挖掘，我们便能很容易发现戈麦在用一种几近崩溃的词句对这个世界进行消解，将它们转入一个隐喻的空间。另一位北大诗人指出：“戈麦始终运用一种可能性意味浓郁的汉语来写作。”这体现了诗人想象的.力度和高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诗人一次次地将自己降低，让词语淹没自己，在隐秘的修饰中，让语言作为一个主体自我呈现。
伴随着决绝与分裂，选择与悲剧的开始，戈麦作为一个九十年代的诗人，一个异常脆弱的群体中的一部分，始终无法摆脱一种带血的召唤，“你是谁？为什么在众人之中选择了我/这个不能体味广大生活的人/为什么隐藏在大水之上的云端/窥视我，让我接近生命的极限”（《陌生的主》）。这种被召唤的命运让诗人陷入了痛苦的矛盾，“而他最终听从了命运的召唤/我将成为众尸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不会是众尸之王”。
海子在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样明亮的诗歌后，依然步上了殉诗之路，而戈麦在接近生命的极限的过程中，在命运带血的召唤下，走上了他在自己的诗作《金镂玉衣》中所想象的：“而我将故去/将退踞到世间最黑暗的年代/故步自封，举目无望/我将沉入那最深的海底”。
海子和戈麦的相继离去，给90年代的诗坛带来了一股压抑的空气，诗人之死难道真的是一种命运的召唤？我们后来的人也只能站在诗人的坟墓面前，用诗人的血宣誓：
如果你们活着，只是为了证明诗篇
往往比谎言更加美丽
就让你们都死去吧
让我穿起你们的黑影，开始重塑自己
诗人之死诗歌1
我们先来埋葬爱情
为租赁婚姻的坟墓
抢个首付
焚香烧纸
斯地匍匐
备好花环
祭奠爱情
未婚已死
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先来埋葬理想
北冥之鱼
放生池塘
何时化鸟
蔚蓝天空
不见飞翔
匍匐于地
烧纸焚香
且把三颗滴泪
去渣研墨
刻于石碑之上
滇东少年
祭奠理想
某年某月某日
埋葬了左手的爱情
右手的理想
两手空空
一无所有
剩下的
就是把自己埋葬
诗人之死诗歌欣赏
诗人之死诗歌2
就在三天前
卧夫死了，诗人卧夫死了
我不认识诗人卧夫
只是从这些天的新闻中
得知了他绝食而死的消息
怀柔山中，从此
多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故事
令我感惋惜的是
他竟然用一种近乎殉道的`方式
进入理想的天国
相信卧夫必定不是软弱的
不然，肯定不会如此从容地
结束他的人生，离开这个世界
以及喜欢着他的人们
当然，他也一定很幸福
因为，在向着梦想前进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人
关注他，关心他，关爱他
甚至，嘲讽他，曲解他
只是现在
这些都已不再重要
如果死亡可以解脱一切
如果生命只属于未来
那他必定是幸福的
而且他必定相信
死亡的尽头，是灵魂的新生
是寻觅已久的乐园
现在，留给我们的
只能惋惜，只能喟叹
只能是对生命更多的敬畏
诗人的生命是火，是光
如果生活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彩
就请给予诗人卧夫
选择死的最后权利吧
也许，这是我们能给他的
莫大的安慰，以及最好的思念
也是对生命应有的尊重
瑞典著名诗人、84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于2015年3月26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他很早就和死神跳过贴面舞——15岁那年冬天，他得了抑郁症，从黄昏到清晨都被恐惧缠绕，因焦虑而绷紧的神经时时提醒他：头顶上空，有死神俯身。
面对绝望，他选择读书。后来他回忆说：“我每天睡得很少，坐在床上，面前通常放着一本很厚的书。我在那段时间读很多厚书，但我不能说我读了那些书，因为那种阅读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后，他回忆最早引发他恐惧进而导致抑郁的是一部讲述酒鬼混乱悲哀生活的电影，名叫《虚度光阴》。
这似乎是个隐喻——早熟少年在人生画卷刚刚展开之时，就已窥见生命本身的虚空、荒诞，并为之痛苦。此后，他一直在寻找有力方式与自我和解，与死亡对抗。写诗便是他找到的方法之一。诗人北岛评价他“写得很短、很慢也很少，几乎每首都好，如同奇迹”。
2011年，80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凭借诗歌作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
这是一个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结果。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已有15年没有青睐过诗人。而且他又是瑞典人——或许是为了避嫌，诺贝尔文学奖一贯很少颁给瑞典本土文学家。颁奖词称他的诗歌“通过其凝练、透彻的意象，给予我们通往现实的崭新途径”。
这和他本身对诗的理解完美吻合。他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在他的诗歌里，你会读到各种奇诡的隐喻和梦一般的画面。他写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瞬息点燃荒草”；写雨中乘舟，“船在暴雨的马蹄下颠簸”；他描摹世界的不可知和空荡是“剧场空空。这是午夜∕文字在墙上焚烧∕未回复的书信之谜∕沉入冰冷的月光”；刻画孤独困惑又挣扎的人生状态则是“我像一只铁锚在世界的底部拖滑”。
他因此被人称为“隐喻大师”，“象征主义大师”。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这种风格——他23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开篇首句就是：“醒来，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常人不同，他仿佛居于梦中，偶尔“跳伞”降落真实人间，向读者传递他梦中所见。
《诗十七首》震撼了当时瑞典乃至西方的诗歌界，被称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这之后，他继续写诗。和很多诗人也写诗评不同，他选择做“诗歌的禁欲主义者”——只写诗歌这一种文体，且只写短诗，平均一年写两三首，四五年出一本诗集。他一生共发表200多首诗，归拢结集也不过薄薄一本。有人说，他大概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里，作品总字数最少的人。
他的诗中有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在写诗之外，特朗斯特罗姆对心理学、绘画、弹琴等各种和探索心灵、艺术创造相关的事物，都抱有强烈学习兴趣。
在童年时期，他喜欢想象、热衷探究的性格就已展露无遗。他在自传《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里写，自己五岁开始写作，但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转而画画，但也不耐烦好好画，干脆发明一种速描方法，画只有他自己能欣赏的漫画。
小男孩时期的他迷恋自然历史博物馆，成日呆在里面看昆虫、鱼类、哺乳动物的标本和化石，仰望高挂在拱顶下、发出奇异气味的鲸鱼骨架。稍大一些，他带着捕虫网独自在旷野与森林里游荡，收集见到的所有昆虫，制成标本，收藏在家中的小碗柜里。
与此同时，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在他脑中拔节成长，馆内藏的那些“林地与天空的档案”后来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他写雪地里麋鹿的蹄迹，冰川时期的红色野兽，也写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山顶上蓝色的海正追赶着天空。
诗人之外，特朗斯特罗姆的正式职业身份是心理医生。之所以选择这条分析、治疗人心的道路，显然和他少年时曾被抑郁症困扰的经历有关。中学毕业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学心理学，同时辅修文学、宗教。1956年他大学毕业留校做了四年心理学研究，之后去了青少年拘留所工作，为少年犯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
和他相识多年的诗人北岛曾半开玩笑地说，在写诗之外，特朗斯特罗姆做的`也是“最接近诗歌的工作”，因为“诗歌就是一个少年犯”。
两只马头就是一副眼镜
如果说15岁那年，他只是因抑郁有轻生念头，59岁的他则遭受了死神的正面袭击——他突然脑溢血中风，右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严重受损，只能吐出婴儿般咿咿呀呀的音节。不幸之中的幸运是，他的头脑依旧运转如常，思维清晰。
他并未因此放下笔。他说：“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他原先赖以写作的右手已不再受他的大脑支配，他便改用状况稍好的左手写字，因为手抖，字迹凌乱如震后灾区，妻子莫妮卡一一辨认后，帮他整理录入电脑，他再在她的打字稿上逐字修改。
在1996年，他中风后出的第一本诗集《悲伤的凤尾船》中，你可以读到和疾病同行的诗人内心所承受的那份挫败、屈辱和疼痛：“那巨大的羞辱∕裹住你的脑袋，胸部，膝盖∕你的身体偶尔活动∕但并不因春天而欢悦。”
中风后，莫妮卡成了他和外界沟通的“翻译”。当特朗斯特罗姆说话时，莫妮卡会靠近他，凝视他的眼睛，解读他的意思。他会用手势、画画等方式帮她理解。即使是在病后的日常交流里，特朗斯特罗姆也依然喜欢玩隐喻游戏，这导致他们夫妻间的对话在外人看来如猜谜一般神秘。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有次去他们家里做客，看到特朗斯特罗姆在纸上画了一个马头，交给莫妮卡。见莫妮卡没明白，他又画了一个马头。莫妮卡这次知道了：“你要找一副眼镜。”马悦然看得如坠雾中，问莫妮卡：“为什么两只马头就代表眼镜？”莫妮卡一笑，说托马斯写过一首名为《打开的窗子》的诗，结尾几句是：“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相比以往，病中的他更频繁地描绘死亡。在《黑色明信片》中，他写“生活中，死亡有时会登门∕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生活依然在继续∕但寿衣在无声中做成。”
如今他已穿好死神递来的黑衣，“穿过苍白春夜步行回家”，但这次家中不会再有恐惧等他。在人世散步的84年中，他已经留下了比死亡更长久的东西。如他所言：“我的诗在生长∕它在生长∕占据我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