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元宵后独酌
朝代：明代
作者：杨慎
原文：
千点寒梅晓角中，一番春信画楼东。收灯庭院迟迟月，落索秋千翦翦风。
鱼雁杳，水云重，异乡节序恨匆匆。当歌幸有金陵子，翠斝清尊莫放空。
注释
①落索：冷落萧索。翦翦：形容风轻微而带寒意。
②鱼雁：指书信。
③金陵子：歌女。
④斝(jiǎ)：古代酒器。
赏析
此词写元宵节后的独酌思乡。“迟迟月”与“翦翦风”，点缀出早春夜晚的清寒，也烘托出怀乡的愁绪。末两句以歌酒故作宽解，更见乡愁的深挚婉曲。
作者简介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生平
杨慎自幼聪颖，十一岁即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古战场文》,众人皆惊。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
此外，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师，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伺机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处处小心。驰骋万里，到达云南之后，几乎一病不起。
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病逝，杨慎获准归葬其父。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明史》有传。
喜藏书。早年，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重要结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文史创作
杨慎存诗约 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评价
褒
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五)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四〉)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著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 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贬
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 “(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
第一篇：追慕先贤
故乡村旁有条弯弯的小溪，清清的绕村流过，四季不息。
春来了，溪边盛开金珍花，引得蜂飞蝶舞;冬天，水面结有一层薄薄的冰、晶莹剔透，你能看到溪水跳着、舞着，潺潺流向远方。
自从小溪的源头龙王泉被填死之后，便只剩下一湾干涸的渠道。说它干也不尽然，每到雨季，总有一些积水存留下来，微风吹过，水面缬皱着，倒也汩量然、粼粼然。
儿时，在溪水边常看到姑娘、村妇浣纱的身影。那时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望着溪水，独自倾听哗哗、的流水声，出神地望着、想着……想些什么呢?说不清，现在也记不得了。大概总有一些借助那水光波影而使童稚的忙乱灵有所感的东西吧?因为水是可爱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智者乐水，仁得乐山这句话，不免感念圣人的高明。但也有些茫然，见过比故乡水溪气派得多的大河，面对浑浊的流水，思绪常被牵去很远，但儿时在溪畔与水心交神会的懵懵感觉，却很难再现。
再以后，漂泊辗转，寄身他乡，难得见到如故乡水溪的一泓碧水，，和缕清波。偶尔行经名川大河，目光虽不免有种干涸的感觉。
幸好，我的居处虽无水，案头却常有书。我发现书里的古人与水相会，留下许多观水佳话。
你看：屈子行吟泽畔，魏武观海遗篇，陶公问津桃源，东坡赤壁作赋……骚人临水之际，是何等兴会淋漓!
再看：范蠡五湖泛舟，达摩一苇渡江，宗泽三呼过河，荷苻坚投鞭断流……志士凭流之时，双是保等意气风发!
人心灵对水的感受，或水对人心灵的昭示，常常因人、因时、因事、因势而大相径庭。此谓观水有术。水不同，人相异必不然，亦不必尽然。其实流水无言，古圣先贤却把如许沉重的人生感慨托寄给了它。
然而，流水却是有情的。这情属于生命，属于热爱生活和用心去体味人生历史的人。
俱往矣!
诗人也好英雄也罢，千古风流人物终被滚滚的流水淘尽。留下的惟有与水神交的晶体。
因为有了这些晶体，心中便常闪念着溪水的踪影。每每一些忧与乐萦回于胸时，它将会涤荡、滋润着我的心灵，使我从前人的情思中受到某些启迪，获得释然和解脱。
溪水如斯，包含了多少难言的会心与默契。
第二篇：追慕先贤
汨罗江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先后收留中国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秋冬之际，杜甫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转道襄陽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世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
在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我去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车出平江县城，颠颠簸簸，往南行二十余里，终于看到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蓬门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管理墓园的老人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墓坐北朝南，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秋风吹来，墓草萧瑟。墓前的香炉小小，炉中残留三四根燃尽的香头，也不知是何方来客对他的祭奠。
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夜总会娱乐城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求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
第三篇：追慕先贤
当我想到我青年时候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时，我不能不纪念和怀想李大钊同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和我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边远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穷乡僻壤来到了北京。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欺凌宰割，国内军阀混战，祖国的危难，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谛。有些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以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能改变中国;还有的人钻进整理国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标榜“国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种牌号的改良主义道路：如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类;也有的人标榜所谓国家主义。就在这样生气勃勃却又一切动乱、思想庞杂的环境中，我逐渐地发现高师中有一群青年，他们学习刻苦努力，生活态度严肃，热心公益事业。他们多数属于一个叫“工学会”的组织，而且多数人是和我一样靠本省官费过活的穷学生。我又逐渐知道，他们曾得到李大钊同志的暗中指导。
后来由当时“工学会”的一名活动分子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工学会”的活动从学习互助，贩卖书刊文具，扩大到办职工夜校;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随着形势发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并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负责主编一份小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份八开的铅印小报取名为《劳动文化》。这份不定期的小报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许兴凯等人。李大钊同志仔细地看过我们的每一期小报，以致一九二三年初，两位日本共产党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国路经北京时，李大钊同志曾介绍这两位同志和我们座谈，并让我们捡出《劳动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给日共同志。
当时李大钊同志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已经有很多文章问世。象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诣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青人景仰的先辈。李大钊同志关于“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等论述，和“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科学预言，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新社会的曙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三年，我在高师课业结束，被派往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大概是相当于现在“毕业实习”一类的性质)。临行前，李大钊同志曾嘱咐我，可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到地方越多越好，接触青年学生越广泛越好，任务是“广种薄收”，以学校教师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进行宣传活动。同时也告诉我，不担负发展组织的责任。从当时的环境看，李大钊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他重视宣传舆论和思想发动工作。他对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意见，既合乎实际情况，又切实可行。这样，李大钊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启蒙的先辈，而且还是一位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这一宝贵的指示，几乎贯彻在我一生的活动和工作中。
一九二三年底，我回到北京，领到高师的毕业文凭，并按当时的规定，回到云南昆明，担任中学教师。临行前，李大钊同志给我布置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一九二五年冬，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形势发展，北方党组织通知我回北京。我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九二五年底了，我去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云南情况，当时李大钊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办公，但另开一旁门出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东北(当时叫满洲)很需要人，你赶快去，找吴丽实同志接头。他还向我介绍了东北的情况，布置了在文化教育界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要求。当时由李大钊同志派往东北开辟党的工作除了吴丽实同志外，我知道的还有任国桢、杜继曾等同志。由李大钊同志批准，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哈尔滨转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在大革命的形势推动下，由于吴丽实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虽是秘密的，但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文化教育界，党组织掌握的或党员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报纸有《哈尔滨日报》、《国际协报》的副刊，并出版了一份叫《灿星》的文艺刊物。党组织派人经办的滨江大戏院经常放映介绍苏联和十月革命的电影。党在铁路工人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进展。以吴丽实为主要负责人的哈尔滨特区党组织的工作，显得很活跃，因此也就引起了东北反动军阀的注意。
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哈尔滨日报》上刊载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滨江大戏院也被封闭。一些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这时，吴丽实同志曾派我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情况。我到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由于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告吴丽实同志，随着大革命、北伐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扩大，东北也将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同志还指示我们，活动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总之，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次年，即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们在哈尔滨成立了最早的以吴丽实为书记的满洲省委。党在东北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就在此后不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随后英勇地就义于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下。“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李大钊同志悼念牺牲了的战友的诗句，也成了后起的同志对李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颂歌和最深沉的悼念。
从我和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是沉默寡言笑的，但一当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却异常精辟而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极为刚毅的印象。建国以后，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选集》题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这总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人和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我曾想到过这总算是初步实现了先烈的理想，算是对先烈的缅怀和安慰。李大钊同志早年的诗中曾写过：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也是神州久经风雨、获得胜利的记录。但是，要在神州建立经得起任何风雨考验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任务还很繁重，年青一代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但愿我们永远记住先烈的献身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斗争意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勤奋地工作和不断地努力!
要了解诗词格律，先要知道诗词格律的一些概念，下面一起来看看!
第一节 韵
韵是诗词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诗人在诗词中用韵，叫做押韵。从《诗经》到后代的诗词，差不多没有不押韵的。民歌也没有不押韵的。在北方戏曲中，韵又叫辙. 押韵叫合辙. 一首诗有没有韵，是一般人都觉察得出来的。至于要说明甚么是韵，那却不太简单。但是。今天我们有了汉语拚音字母，对于韵的概念还是容易说明的。
诗词中所谓韵，大致等于汉语拚音中所谓韵母。大家知道，一个汉字用拚音字母拚起来，一般都有声母，有韵母。例如"公"字拚成g ōng，其中g 是声母，ōng是韵母。声母总是在前面的，韵母总是在后面的。我们再看"东"d ōng，"同"t óng，"隆"l óng，"宗"z ōng，"聪"c ōng等，它们的韵母都是ong ，所以它们是同韵字。
凡是同韵的字都可以押韵。所谓押韵，就是把同韵的两个或更多的字放在同一位置上。一般总是把韵放在句尾，所以又叫"韵脚"。
试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书湖阴先生壁
[宋]王安石
茅檐常扫凈无苔(t ái )，
花木成蹊手自栽(zāi)
一水护田将绿遶，两山排闼送青来(l ái )。
这里"苔"、"栽"和"来"押韵，因为它们的韵母都是ai. "遶"(绕)字不押韵，因为"遶"字拚起来是r ào ，它的韵母是ao，跟"苔"、"栽"、"来"不是同韵字。依照诗律，像这样的四句诗，第三句是不押韵的。
在拚音中，a 、e 、o 的前面可能还有i ，u 、ü，如ia，ua，uai ，iao ，ian ，uan ，üan，iang，uang，ie，üe ，iong，ueng等，这种i ，u ，ü叫做韵头，不同韵头的字也算是同韵字，也
可以押韵。例如：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m á)，村庄儿女各当家(jiā)。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guā)。
"麻"、"家"、"瓜"的韵母是，韵母虽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是同韵字，押起韵来是同样谐和的。
押韵的目的是为了声韵的谐和。同类的乐音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复，这就构成了声音回环的美。
但是，为甚么当我们读古人的诗的时候，常常觉得它们的韵并不十分谐和，甚至很不谐和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的缘故。语言发展了，语音起了变化，我们拿现代的语音去读它们，自然不能完全适合了， 例如：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
白云深处有人家(jiā)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huā)。
xié和jiā，huā不是同韵字，但是，唐代"斜"字读siá(s 读浊音)，和现代上海"斜"字的读音一样。因此，在当时是谐和的。又如：
江南曲 [唐]李益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q ī)。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ér )。
在这首诗里，"期"和"儿"是押韵的;按今天普通话去读，q ī和ér 就不能算押韵了。如果按照上海的白话音念"儿"字，念像n í音(这个音正是接近古音的)，那就谐和了。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按照古音去读古人的诗;不过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纔不至于怀疑古人所押的韵是不谐和的。
古人押韵是依照韵书的。古人所谓"官韵"，就是朝廷颁布的韵书。这种韵书，在唐代，和口语还是基本上一致是;依照韵书押韵，也是比较合理的。宋代以后，语音变化较大，诗人们仍旧依照韵书来押韵，那就变为不合理的了。今天我们如果写旧诗，自然不一定要依照韵书来押韵。不过，当我们读古人的诗的时候。却又应该知道古人的诗韵。在第二章里，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讲。
第二节 四声
四声，这里指的是古代汉语的四积声调. 我们要知道四声，必须先知道声调是怎样构成的。所以这里先从声调谈起。
声调，这是汉语(以及某些其它语言)的特点。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构成了汉语的声调，而高低、升降则是主要的因素。拿普通话的声调来说，共月四个声调：阴平声是一个高平调(不升不降叫平);阳平声是一个中升调(不高不低叫中);上声是一个低升调(有时是低平调);去声是一个高降调。 古代汉语也有四个声调，但是和今天普通话的声调种类不完全一样。古代的四声是：(1 )平声。这个声调到后代分化为阴平和阳平。
(2 )上声。这个声调到后代有一部分变为去声。
(3 )去声。这个声调到后代仍是去声。
(4 )入声。这个声调是一个短促的调子。现代江浙、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处都还保存着入声。北方也有不少地方(如山西、内蒙古)保存着入声。湖南的入声不是短促的了，但也保存着入声这一个调类。北方的大部分和西南的大部分的口语里，入声已经消失了。北方的入声字，有的变为阴平，有的变为阳平，有的变为上声，有的变为去声。就普通话来说，入声字变为去声的最多。其次是阳平;变为上声的最少。西南方言(从湖北到云南)的入声字一律变成了阳平。古代的四声高低升降的形状是怎样的。现在不能详细知道了。依照传统的'说法。平声应该是一个中平调，上声应该是一个升调，去声 应该是一个降调，入声应该是一个短调. 《康熙字典》前面载有一首歌诀，名为《分四声法》：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这种叙述是不够科学的，但是它也这我们知道了古代四声的大概。
四声和韵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韵书中。不同声调的字不能算是同韵。在诗词中。不同声调的字一般不能押韵。
甚么字归甚么声调，在韵书中是很清楚的。在今天还保存着入声的汉语方言里. 某字属某声也还相当清楚。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一字两读的情况. 有时候，一个字有两种意义(往往词性也不同)，同 时也有两种读音。例如"为"字，用作动词的时候解作"做"，就读平声(阳平);用作介词的时候解作"因为"，"为了"，就读去声。在古代汉语里. 这种情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现在试举一些例子：骑，平声，动词，骑马;去声，名词，骑兵。
思，平声，动词，思念;去声，名词，思想，情怀。
誉，平声，动词，称赞;去声，名词，名誉. 污，平声，形容词，污秽;去声，动词，弄脏. 数，上声，动词，计算;去声，名词，数目，命运;入声(读如朔)，形容词，频繁。
教，去声。名词，教化，教育;平声，动词，使，让。
令，去声，名词，命令;平声，动词，使，让。
禁，去声，名词，禁令，宫禁;平声，动词，堪，经得起。
杀，入声，及物动词，杀戮;去声(读如晒)，不及物动词，衰 落。
有些字，本来是读平声的，后来变为去声，但是意义词性都不变。"望"、"叹"，"看"都属于这一类。"望"和"叹"在唐诗中已经有读去声的了，"看"字直到近代律诗中，往往也还读平声(读如刊)。在现代汉语里，除"看守"的看读平声以外，"看"字总是读去声了。也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如"过"字用作动词时有平去两读，至于用作名词，解作过失时，就只有去声一读了。
辨别四声，是辨别平仄的基础. 下一节我们就讨论平仄问题。
第三节 平仄
知道了甚么是四声，平仄就好懂了。平仄是诗词格律的一个术语：诗人们把四声分为平仄两大类，平就是平声，仄就是上去入三声。仄，按字义解释，就是不平的意思。
凭甚么来分平仄两大类呢?因为平声是没有升降的，较长的，而其它三声是有升降的(入声也可能是微升或微降)，较短的，这样，它们就形成了两大类型。如果让这两类声调在诗词中交错着，那就能使声调多样化，而不至于单调. 古人所谓"声调铿锵"[1] ，虽然有许多讲究，但是平仄谐和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平仄在诗词中又是怎样交错着的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1)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
(2 )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
这种平仄规则在律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例如毛主席《长征》诗的第五、六两句：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这两句诗的平仄是：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就本句来说，每两个字一个节奏。平起句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仄，仄仄后面跟着的是平平，最后一个又是仄。仄起句仄仄后面跟着的是平平，平平后面跟着的是仄仄，最后一个又是平。这就是交替。就对句来说，"金沙"对"大渡"，是平平对仄仄，"水拍"对"桥横"，是仄仄对平平，"云崖"对"铁索"，是平平对仄仄，"暖"对"寒"，是仄对平。这就是对立。
关于诗词的平仄规则，下文还要详细讨论。现在先谈一谈我们怎样辨别平仄。
如果你的方言里是有入声的(譬如说，你是江浙人或山西人、湖南人、华南人)，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在那些有入声的方言里，声调不止四个，不但平声分阴阳，连上声、去声、入声，往往也都分阴阳。像广州入声还分为三类。这都好办：只消把它们合并起来就是了，例如把阴平、阳平合并为平声，把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合并为仄声，就是了。问题在于你要先弄清楚自己方言里有几个声调. 这就要找一位懂得声调的朋友帮助一下。如果你在语文课上已经学过本地声调和普通话声调的对应规律，已经弄清楚了自己方言里的声调，就更好了。
如果你是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北部的人，那么，入声字在你的方言里都归了阳平。这样，遇到阳平字就应该特别注意，其中有一部分在古代是属于入声字的。至于哪些字属入声，哪些字属阳平，就只好查字典或韵书了。
如果你是北方人，那么，辨别平仄的方法又跟湖北等处稍有不同。古代入声字既然在普通话里多数变了去声，去声也是仄声;又有一部分变了上声，上声也是仄声。因此，由入变去和由入变上的字都不妨碍我们辨别平仄;只有由入变平(阴平、阳平)纔造成了辨别平仄的困难。我们遇着诗律上规定用仄声的地方，而诗人用了一个在今天读来是平声的字，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可以查字典或韵书来解决。注意，凡韵尾是-n或-ng 的字，不会是入声字。如果说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北部来说，ai，ei，ao，ou等韵基本上也没有入声字。
总之，入声问题是辨别平仄的唯一障碍. 这人障碍是查字典或韵书纔能消除的;但是，平仄的道理是很好懂的。而且，中国大约还有一半的地方是保留着入声的，在那些地方的人们，辨别平仄更是没有问题了。
第四节 对仗
诗词中的对偶，叫做对仗。古代的仪仗队是两两相对的，这是"对仗"这个术语的来历. 对偶又是甚么呢?对偶就是把同类的概念或对立的概念并列起来，例如"抗美援朝"，"抗美"与"援朝"形成对偶。对偶可以句中自对，又可以两句相对。例如"抗美援朝"是句中自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两句相对。一般讲对偶，指的是两句相对。上句叫出句，下句叫对句。
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 仍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例："抗"、"援"、"保"、"卫"都是动词相对，"美"、"朝"、"家"、"国"都是名词相对。实际上，名词对可以细分为若干类，同类名词相对被认为是工整的对偶，简称"工对"。这里"美"与"朝"都是专名，而且都是简称，所以是工对："家"与"国"都是人的集体，所以也是工对。"保家卫国"对"抗美援朝"也算工对，因为句中自对工整了，两句相对就不要求同样工整了。
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是作用是形成整齐的美。汉语的特点特别适宜于对偶，因为汉语单音词较多，即使是复音词，其中词素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容易造成对偶，对偶既然是修辞手段，那么，散文与诗都用得着它。例如《易经》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干文言》)《诗经》说："昔我往矣，扬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这些对仗都是适应修辞的需要的。但是，律诗中的对仗还有它的规则，而不是像《诗经》那样随便的。这个规则是：
(1)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相对立的;
(2 )出句的字和对句的字不能重复[2].因此，像上面所举《易经》和《诗经》是例子还不合于律诗对仗的标准。上面所举毛主席《长征》诗中的两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纔是合于律诗对仗的标准的。
对联(对子)是从律诗演化出来的，所以也要适合上述的两个标准。例如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举的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里上联(出句)的字和下联(对句)的字不相重复，而它们的平仄则是相对立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3].就修辞方面说，这副对子也是对得很工整的。"墙上"是名词带方位词，所对的"山间"也是名词带方位词. "根底"是名词带方位词，[4] 所对的"腹中"也是名词带方位词. "头"对"嘴"，"脚"对"皮"，都是名词对名."重"对"尖"，"轻"对"厚"，都是形容词对形容词. "头重"对"脚轻"，"嘴尖"对"皮厚"，都是句中自对。这样句中自对而又两句相对，更显得特别工整了。
关于诗词的对仗，下文还要详细讨论，现在先谈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