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的古诗：
1 《江南》 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敕勒歌》 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咏鹅》 骆宾王(唐)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风》 李峤(唐)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5 《咏柳》 贺知章(唐)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6 《凉州词》 王之涣(唐)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7 《登鹳雀楼》 王之涣(唐)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春晓》 孟浩然(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9 《凉州词》 王翰(唐)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0 《出塞》 王昌龄(唐)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1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2 《鹿柴》 王维(唐)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yǐng)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3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唐)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唐)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5 《静夜思》 李白(唐)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6 《古朗月行》(节选) 李白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17 《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8 《赠汪伦》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9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0 《早发白帝城》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关于苏轼的古诗：
1、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2、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赠刘景文》
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5、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苏轼《江神子·江景》
6、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7、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
8、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春景》
9、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0、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11、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2、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13、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14、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15、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6、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17、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18、笑渐不闻声渐悄。——苏轼《蝶恋花·春景》
19、林断山明竹隐墙。——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20、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李白的写作风格资料：
李白的古诗词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诗人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李白的性格豪迈，也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他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而言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其中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其实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他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诗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第8册，P4519）这里，詹ｙīｎｇ＠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
李白的“气”
抱负很大奈何鲲鹏之志难施展
昨晚大雅堂前座无虚席，康震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古诗词爱好者。“我是第一次来杜甫草堂，也是第一次到成都，今天能站在诗圣杜甫塑像前进行讲座，我真是受宠若惊。四川好啊，李白、苏轼都是四川人，就连原本不是四川人的杜甫，来了成都也成了诗圣。”康震身着红色T恤出现在观众面前，一番幽默的开场白引发热烈掌声。现场，他站着脱稿开讲，将《百家讲坛》活脱脱搬到了成都。康震说，现在有些人从实用角度出发，觉得背唐诗宋词没用，“学这些诗词不能买房，买菜也不能便宜一点，用来谈情说爱又觉得不是自己原创。‘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这哥们豪爽倒是豪爽，但要搁现在肯定不行，这物价、房价，千金散尽恐怕就回不来了……在诗词面前人们仿佛得了失语症，可诗词真的没用了吗？要分析诗歌就得分析诗人，从他们的志向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
“李白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人也很狂，有一股‘气’。他交朋结友都是自己看得起、用得着的人。”康震透露，唐代大诗人大多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李白没考过。经研究，可能是因为其祖父坐过牢的原因，令李白不能参与科举考试。于是，李白经过几番周折，通过唐玄宗妹妹的推荐，40岁时进长安见到了唐玄宗。当时他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为皇帝创作一些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诗句。“一般人这样写一辈子就算了，你让李白写一周也可以，但写一年他肯定疯掉，于是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充满傲气的诗句。”
杜甫的“情”
古代士大夫情怀与深情的体现
在现场，康震坦言，中国古代文人、诗人从杜甫开始，有了一个重大转折：开始不要倾诉、抱怨自己的痛苦。这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和民众的重大一步。“你不能总在后花园弄一瓶酒，然后就抱怨‘独酌无相亲’吧，但你若把自己关在后花园里，当然会‘独酌无相亲’。”他说，杜甫就不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当时在长安做最小的八品官，而且没什么实权。长安米贵，他当这官还养不起妻儿老小，于是他把家人安置在郊区奉先县，他则不时回去探望。这年冬天，他回去探望妻儿，路过一个著名的浴池华清宫，听得里边鼓乐喧天，便写了著名的《咏怀五百字》。康震指出，这首诗最关键之处是杜甫的眼睛关注的是谁？“诗中他写道：我很惭愧，作为父亲，却养不活儿子。凭我这居官位的人景况尚且如此，那些平头百姓家里得死多少人呢？注意，这是在他儿子饿死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仍是他人。”康震润了润喉咙，评价说，孟子有句很著名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伟大之处就在这里，自己身陷困境时想到的仍是他人。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情怀、深情的体现，他把目光投向比他更贫寒的家庭，这时的知识分子不再只是那个“独酌无相亲”的人。康震直言：“与李白的诗句不写细节不同，杜甫的诗句关注现实生活每个细节，这些细节跟老百姓，跟他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中国文人在人格精神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苏东坡的“趣”
想到苏轼就会发出会心一笑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康震坦言，苏轼的人生境界体现在一个“趣”字上。“林语堂曾评价说，人们想到李白，总觉得他是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而想到苏轼，则会发出会心地一笑。”康震说，通常有学问的人都很无趣，但苏轼擅长将大学问转化为人们熟悉、喜爱的东西，这让他成为一个有趣味的人。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领域均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在他之前少有的.全面性。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
康震分析道，很多人关注苏轼心中那雄壮的、浪漫的、美丽的历史，这其实也是苏轼留给人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现实生活中，苏轼也许是痛苦的，但他的精神、他的理想却一直在天空中飞扬。“所以我们说，苏轼在儋州也好，在惠州、黄州也罢，他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都善于运用历史、运用文化、运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解脱这种苦难。”康震说，苏轼的人格发展，是自唐代以降知识分子人格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苏轼的理解就会非常地片面。我们要深入了解他的生活、思想，就必须了解那些在苏轼之前和苏轼等量级的伟大作家的思想、生活和人格发展，必须关注他们之间紧密的联系。只有通过这样融会贯通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加了解这些唐宋大家的可爱之处，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们的伟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