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问答原文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问答注释
余：我。
栖：居住。
碧山：在湖北省安陆市内，山下桃花洞是李白读书处。
闲：安然，泰然。
窅(yǎo)然：远去貌。
别：另外。
非人间：不是人间，这里指诗人的隐居生活。
山中问答的诗意/山中问答的意思
有人问我为什么住在碧山上，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闲适自乐。山上的桃花随着流水悠悠地向远方流去，这里就像别有天地的桃花源一样，不是凡尘世界所能比拟的'。
山中问答赏析
这是一首诗意淡远的七言绝句。
诗的第一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前句起得突兀，后句接得迷离。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山中答俗人》，那么“问”的主语即所谓“俗人”; “余”，诗人自指;“何意”，一作“何事”。“碧山”即指山色的青翠苍绿。诗以提问的形式领起，突出题旨，唤起读者的注意，当人们正要倾听答案时，诗人笔锋却故意一晃，“笑而不答”。“笑”字值得玩味，它不仅表现出诗人喜悦而矜持的神态，造成了轻松愉快的气氛;而且这“笑而不答”，还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造成悬念，以诱发人们思索的兴味。“心自闲”三个字，既是山居心境的写照，更表明这“何意栖碧山”的问题，对于诗人来说，既不觉得新鲜，也不感到困惑，只不过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罢了。第二句接得迷离，妙在不答，使诗增添了变幻曲折，自有摇曳生姿、引人入胜的魅力。
第二联“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写“碧山”之景，其实也就是“何意栖碧山”的答案。这种“不答”而答、似断实连的结构，加深了诗的韵味。诗虽写花随溪水，窅然远逝的景色，却无一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衰飒情调，而是把它当作令人神往的美来渲染、来赞叹。何以见得?因为上面写的“笑而不答”的神态，以及末句的议论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山花如绣颊”固然是美的，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出不同的美，这不同的美却具有共同之点—即“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反映了诗人酷受自由、天真开朗的性格。“碧山”之中这种不汲汲于荣、不寂寂于逝，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实非“人间”所能比!那么“人间”究竟怎样呢?这一回诗人真的不说了。然而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当时黑暗的现实和李白的不幸遭遇，诗人“栖碧山”、爱“碧山”便不难理解了。可见，这“别有天地非人间”，隐含了诗人心中多少伤和恨!所以，要说这首诗是抒写李白超脱现实的闲适心情，恐怕未必贴切。诗中用一“闲”字，就是要暗示出“碧山”之“美”，并以此与“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诗在风格上确有一种“寓庄于谐”的味道，不过这并非“超脱”。愤世嫉俗与乐观浪漫往往就是这么奇妙地统一在他的作品之中。
全诗虽只四句，但是有问、有答，有叙述、有描绘、有议论，其间转接轻灵，活泼流利。用笔有虚有实，实处形象可感，虚处一触即止，虚实对比，蕴意幽邃。明代李东阳曾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如……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皆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这段话对于我们读这首诗倒是颇有启发的。诗押平声韵，采用不拘格律的古绝形式，显得质朴自然，悠然舒缓，更有助于传达出诗的情韵。
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等作品则表现出活泼开朗的情调和浓郁的民歌色彩，《竹枝词》在内容上广泛的咏颂当地风俗人情。
“唐代诗人群体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与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他们用风尘仆仆的行走、直抒胸臆的吟唱，来描绘祖国万里江山的万千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滚动着生命韵律的大唐之音。”[1]中唐诗歌则是继盛唐后的又一个重要高峰。由于盛唐诗人创造的诗歌巅峰几乎难以让人超越，且中唐时局出现了不同于盛唐的新局面，这些都期待着诗风的转型和全新诗风的出现。如果不进行诗歌创新，这无异于自缚手脚，其结果必然老死在别人的窠臼中;况且，那些遗老大师，也凋谢略尽，时代呼唤着后起之秀乘势而起。
韩愈“以文为诗”，力图铺陈，用奇思幻想和僻字险韵，造成了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李贺的诗歌更多地着眼于锻造新颖诡异、精警含蓄的诗句;白居易则努力创造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诗风，努力提倡反映现实的新乐府运动，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刘禹锡则向民歌学习，诗风为之一变，给流派纷呈的大唐诗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刘禹锡学习《竹枝词》是受了屈原的影响，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屈原那样开一代新诗风。在谪居“巴山楚水”期间他注意学习当地民歌，希望在韩白之外独辟蹊径，于文人诗和民歌之间闯出一条路，独树一帜，最终实现文化的创新、诗风的转变。刘禹锡体会到了当地民歌《竹枝词》的艺术魅力，琢磨到这一民歌的“含思宛转”，认识到这种民歌在歌唱爱情和抒发愁绪方面的优势。刘禹锡对这种民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程度，而是虚心求教，并且学会了吟唱《竹枝词》，终于完成了对屈原创作《九歌》精神的师承，实现了对西南民歌的取法。白居易《忆梦得》诗中说：“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并自注说：“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通过体味白居易《忆梦得》诗句，我们知道白居易认为“竹枝歌”是超脱“俗虑”的，就文学的生成规律而言，文学不能附庸于世俗的生活，“文学如果附庸于世俗生活，那么世俗生活中的陈规俗套就会羁绊文学发现，使其毫无所得。”[2]这恐怕也正是“竹枝歌”超脱“俗虑”而别具艺术魅力之所在。
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有两组，一组九首，另一组两首，合起来共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句句皆为妙思，其中描写爱情题材的有三篇，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是诗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那种乍疑乍喜的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作者描绘眼前的实景，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千古佳句。这是采用民歌常用的谐音入诗，以天气的“晴”与“不晴”来暗指对方的“有情”与“无情”。两种不相关的事物被巧妙地勾连在一起，情郎的慧黠，女郎的天真立现，旖旎妩媚、清新可爱的诗情顿出，可谓俗而不俚，别具匠心。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措词流丽，酷似六朝。”并指出这两句诗沿袭了六朝(南朝)乐府民歌谐音双关的特点。
刘禹锡对大胆地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欣赏态度;但并未像今天某些论者所云——将这些歌者上升到置封建礼教于不顾，大胆冲破封建牢笼的高度。我们不能用自己所在文化圈的观念作为参照系去对边缘文化圈的行为进行诠释。文化相对论和双向人类学都强调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周边的事物，对其评判要尽可能地摒弃主观臆断，更不能歧视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当然，也不能无限夸大某一文化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往往被世俗的道德观念所束缚，内心的感情冲动往往被压抑，且颇多顾虑;而远离中原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往往受儒家传统纲常伦理束缚少些，人们往往自由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并且彼此以对山歌的形式来抒发情感，这也正是那些士大夫听到、看到《竹枝词》后，眼前为之一亮的重要原因。正如白居易所说“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判定：第一，唐朝人民生活受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本就薄弱，第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表达个人情感方面本就如此。所以，也就无所谓为追求爱情幸福，敢于冲破封建束缚之说了。
其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这首诗勾勒出一位少妇托蜀客给自己久出不归的丈夫捎讯息，并再三叮咛住址，富于感情色彩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没有细腻的感情描写，而是采用大开大合的白描手法，勾出轮廓。作者在勾勒过程中，对场景的取舍是别具匠心的：“日出三竿”交代了时间，“江头”交代了地点，“蜀客”，交代了人物，还有一个不存在于这一场景的人物“狂夫”。他虽然不存在这一场景，但是，人们却能通过诗句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他存在的位置——即“成都万里桥”——颇有一种“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蕴。这种效果的出现得力于作者独到的场景选择能力。这种选择“将一种跨文本的真实性引入文本之中，将不同系统之中各种被选择的因素带入共同的语境，而这一语境把被选择过程淘汰的因素作为背景，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双向互释的'过程：在场者依靠缺席者显示其存在;而缺席者则要通过在场者显示其自身。”[3]
另外，这位少妇在蜀客面前称自己的丈夫为“狂夫”。这“狂夫”二字用笔传神，可谓语少而意足，有无穷之味，把这个少妇爱夫、思夫，却恨夫不归的纠结之情表露无遗。于是，她便托这位蜀客给丈夫捎信……而 “住在成都万里桥”，以口语入诗，极富生活气息。
其三：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人类为了使自己能够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就不得不克制个人的行为，使之合乎社群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一些欲望往往得不到满足，正所谓“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这在个人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挫折、忧虑、困惑，并进而致使精神文化如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产生。这首诗便是写一个深情女郎在爱情遭到挫折，个人情感得不到满足后的愁怨。她以“山桃红花”比喻自己的情郎，以“蜀江春水”自况。诗人在创作中“以山桃花的花瓣纷纷落满山头和蜀江的奔流不息起兴，紧接着从中引出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用女郎的口气写出了愁怨产生的原因和愁绪的深长，全诗戛然而止。由于比义紧扣兴义，所以上下文之间交相辉映，女郎炽热而又深沉的感情同明媚的自然景色溶合在一起，意境鲜明如画，韵味悠然不尽。”[4]另外，“郎意”和“侬愁”是彼此情感的真实，但是这种“郎意”和“侬愁”究竟是什么样子，作为一种情感，是无法触摸和感知的，于是对其进行了想象：“郎意”似“花红易衰”，而“侬愁”像“水流无限”，这便在现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世界中找到了平衡点。现实与想象的转换过程离不开虚构化行为，“正是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腾为想象，而想象也因之而走近现实”，文本作为民歌的另一种载体也“可以顺理成章地看做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5]然而，“这些挫折与忧虑也是必须要消弭的……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文化基本上是帮助人类在心理上作调适而出现的”。[6]诗中的多情女郎便是通过该地区可以配合舞蹈的民歌抒发自己的愁怨，宣泄自己的感情，希望使心灵可以得以慰藉。
综上所述，通过对刘禹锡的《竹枝词》爱情诗的探析可知，作者从民歌中吸取的民间文化成分是比较多的。从内容上说，诗中对青年男女用唱歌来追求爱情的方式，持明显的赞赏态度。诗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大胆追求健康、纯洁感情的美好情怀。从题材上看，《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清代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竹枝词》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可谓评价至当。在艺术表现方面，《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和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婉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逸绝尘’的境界。”[7] 正是刘禹锡《竹枝词》的这种独特艺术魅力，使其超轶当时，见称后代，遂使状写风土成为《竹枝词》的一种特殊内容，如苏轼的《竹枝词九首》，杨维桢的《西湖竹枝》，郑燮的《潍县竹枝词》四十首。他们的作品也各具千秋，其中以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更优。中唐以后，《竹枝词》俨然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诗体。对此，刘禹锡有肇始之功。刘禹锡《竹枝词》中的爱情诗无论从题材还是从风格上均臻佳妙，可以说是源于民歌而高于民歌，属于民歌的升级版。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年的诗歌。据统计，在《诗经》的305首诗歌中，与女性有关的诗共有100多首，占了《诗经》1/3的篇幅，仅在“国风”中关于女性的诗歌数量就有80多首，其中，出现“美”字的诗篇共14首，诗句共40句，可见，那个时代的女性美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了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当时女性的审美意识，本文试图透过这些作品，从《诗经》时代女性的审美标准，审美特征、审美表现形式等方面探讨《诗经》时代的女性审美观。
一、《诗经》时代女性的审美标准
1、体态美：以“硕”为美
《诗经》时代，人们对女性体态美的审美趋向，主要倾向于以“硕”为美，程俊英在《诗经译注》里谈到：“古代不论男女，皆以高大修长为美”[1]89,男性在择偶时，也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卫风·硕人》开头第一句即言“硕人其颀”,描绘了出嫁途中庄姜所展现的第一印象，就是高大、健美的身材。《唐风·椒聊》中有“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彼其之子，硕大且笃”[1]175所赞美的妇人体态也是高大丰腴型的，《小雅·白华》篇中用“啸歌伤怀，念彼硕人”[1]398诗句，表达诗人所思慕的对象也是个“硕人”,从《小雅·车辖》篇“辰彼硕女，令德来教”[1]376的诗句中也可看出被新郎极力歌颂的新娘也是一位身材健壮的女性。由此可以看出，《诗经》时代的人们在女性的体态审美上，都是追求以“硕”为美，“硕人”是诗经时代男人们理想中的结婚对象。
2、服饰美：以“素”为美
《诗经》中的诗篇充分说明了女性在服饰色彩上以“素”为美的审美倾向。《卫风·硕人》作为身份尊贵的庄姜，作为出嫁的美丽新娘，也只是身着“衣锦褧衣”,“褧衣”就是麻纱罩衫；《郑风·丰》中的女子“裳锦褧裳”,外披绉纱白罩衫；《郑风·出其东门》中男子的意中人穿着“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缟”是白色，它的心上人穿的是白衣绿裙，白色是主色；《鄘风·君子偕老》中宣姜虽然身穿“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衣服颜色鲜艳耀眼，但是这是一首讽刺宣姜丑陋行为的诗歌，衣服虽艳丽耀眼，但人们不认为她美，用衣服的颜色反衬出人们当时的审美观。沈从文在《古人的文化》中讲到：“照周代制度，至于一般百姓，自然还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极贫困的就只好穿草编的‘牛衣’了。”[2]80可见，在《诗经》那个时代，女性在服饰颜色的审美趋向上，不追求华丽美，而更喜欢本色，追求以“素”为美。
3、容颜美：以“目”为美
《诗经》在描写女性外在美时，重视五官的刻画，在五官刻画中又注重眼睛的描写，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88歌者从美女庄姜的手指、肌肤、脖子、额头、眉毛、眼睛、笑容等方面传奇形象的描绘了庄姜的音容笑貌。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句最为传神生色，清代著名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千古美人者无出此二语，绝唱也。”庄姜笑起来两个酒窝像花儿一样，一双美目黑白分明。又如《郑风·野有蔓草》中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1]139,“清扬”意思为眉目清秀，通过眼睛的描写，把这位恋爱中女子的妩媚样子描写得淋漓尽致。《鄘风·君子偕老》通过“子之清扬”也道出了宣姜的容颜美。
4、性情美：以“真”为美
《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大胆可爱，率真自由，不受礼教约束的女性形象。如《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1]140这首诗歌反映了青年男女在上巳节这个传统节日里自由交往的快乐。从一问一答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女性在爱情中毫不掩饰、真诚、大胆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男子，短短的对话将女子率真热情、调皮可爱、活泼开朗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召南·摽有梅》里也描述了一位热情泼辣、具有率真个性的女主人公形象，可见在《诗经》时代，女性诚挚的情感、率真的个性是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一部分。
5、心灵美：以“德”为美
《诗经》中，有不少赞美女性“品德”美的诗歌，而那个时代女性的品德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脾气和顺，《周南·桃夭》篇阐释了出嫁后的女子应和顺对待你的夫家。二是娴雅大方，《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1]128“都”是娴雅大方之意，三是品德端正，《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德音不忘”[1]128说明女子必须要有好的声誉。四是心地诚实，《邶风·燕燕》中“仲氏任只，其心塞渊。”[1]41“塞”是诚实之意，作者在劝自己的二妹在出嫁后要心地诚实虑事深；五是善良谨慎，《邶风·燕燕》中“终温且惠，淑慎其身”[1]41嘱托二妹不但要脾气温和，而且要善良不断修身。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诗经》时代对女性“德”方面的具体要求。
二、《诗经》时代的审美特质
1、外美与内美相统一
《诗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仅关注外在美，同时还关注内在美。《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3,“窈窕”一词据马瑞辰的解释：“《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1]4可知，采荇菜的女子是一位心灵美与外在美相统一的美人形象。又如卫国人为赞美庄姜所写的《硕人》，表面上看是赞美她的美貌，而实际上是感叹于她的端庄德行。《毛诗序》解释：“硕人，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荅，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3]228《鄘风·君子偕老》一诗极力渲染宣姜华丽的服饰、美丽的佩饰，她雍容华贵、风华绝代，但人们认为她行为不端，所以才有诗中“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一句，表面上赞美她国色天香，实则辛辣地嘲讽她表里不一的“丑”.可见，那个时代的美丽女子是要具备内美和外美两个条件。
2、崇尚积极向上的审美观
《诗经》时代的“硕人”倾向，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当时人们以健康和生殖崇拜为尚的审美观，体现了当时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因为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不论男女都要从事生产劳动，高大壮硕的身体是人类生存的优势，他们不仅能胜任各种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健壮的女人有利于生育、繁衍后代。生育使万物繁荣，蕴含着力量、未来以及生命，因此，在古人看来，生育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唐风·椒聊》中所赞颂的妇女就是多产高生育的母亲：“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1]175用一串串的花椒果实来比喻这位夫人子孙多，身材健壮高大谁也比不上。
3、男性是女性的审美主体
《诗经》时代男女交往的自由程度相对轻松，但那只是局限于婚前，婚后的家庭生活，依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同样，在人物审美中，女性美不美也是站在男性的视野角度而言，女性作为审美客体出现，男性拥有审美主体权。《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1]98这一诗句就形象地说明了在那个时代“女为悦己者容”的审美特征，女子化妆、打扮、美容完全是为了供男子欣赏，并且女性认为，“自身的美似乎只有为男子所拥有并欣赏才具有价值。”[4]这充分反映了在对女性的审美中，男性处于审美主体的作用。
三、《诗经》时代女性美的表现手法
1、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
《诗经》在表现女性美方面，采用了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女性形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淑女形象、游女形象、佼人形象都是实象、实境。但就在这种实境下，又给人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创造了梦境般的想象，让人回味无穷。
《诗经》中大多数的美女都是虚化的，罩着一层面纱，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美的，却说不出具体美在哪里。《周南·关雎》中令男子辗转反侧的淑女形象，《周南·汉广》中令男子爱慕的游女形象，《秦风·蒹葭》中令男子渴望追求的伊人形象，《陈风·月出》中令男子心焦的佼人形象，这些美人形象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朦胧的、虚化的、模糊的，她们在诗歌中没有任何的言语、没有任何的思想，我们不知道她们的眉眼是否清秀、脸蛋是否圆润、皮肤是否白皙、头发是否浓密、声音是否好听……我们只能看到她们绰约的身姿，她们始终没有给读者一个正面的形象，始终与追求她们的男子保持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美。
2、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比兴是《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描写《诗经》女性美的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较为广泛，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卫风·硕人》在描写庄姜的容颜之美时，把比的手法运用到了极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88用白茅草的`嫩芽、凝固的油脂、洁白丰满的天牛幼虫、整齐晶莹的葫芦籽、饱满方正的螓虫、触须细长的蚕蛾来比喻庄姜的纤纤的手指、柔滑的肌肤、洁白的脖颈、整齐的牙齿、方正的额头、细长的眉毛。比手法的运用，把庄姜的美描绘的像一幅工笔画。除了《硕人》，比的手法在描写其它女性美的诗歌中也得到了体现，《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颜如舜英”[1]128用木槿花来比喻孟姜的脸颊，《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1]91,用嫩润的桑叶比喻女子年轻时的貌美。兴是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物，兴在女性诗歌中的的运用也比较常见，《周南·桃夭》开头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1]10起兴，茂盛的桃枝与鲜艳的桃花映衬出出嫁女子的年轻貌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1]10暗示了对新娘的多子多孙的祝福。
结语
《诗经》中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众多的女性形象，既有像庄姜那样刻画清晰的美女形象，又有像游女、伊人那样的描画模糊的美女形象，但不管歌者是用比兴的手法还是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所塑造出的美女形象，都向我们当代人传递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审美都是站在男性的角度而言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审美追求的是健康、自然、不加以粉饰的美，那个时代更加注重女性的内在美，崇尚尽善尽美的审美观。这样的审美观对我们当代女性过度追求人造美、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