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古诗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苏轼《题西林壁》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 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 苏轼《和董传留别》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苏轼《题西林壁》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天涯何处无芳草。 —— 苏轼《蝶恋花·春景》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苏轼《食荔枝》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 ——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王安石的古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 王安石《泊船瓜洲》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 王安石《元日》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 王安石《梅 》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 王安石《登飞来峰》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 王安石《元日》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 王安石《梅 》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 王安石《泊船瓜洲》
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 —— 王安石《伤春怨·雨打江南树》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 王安石《登飞来峰》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 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
平岸小桥千嶂抱。 —— 王安石《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
关于王安石难倒苏东坡故事：
其实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却不同，王安石提倡变法，而苏东坡不赞成，所以两人的关系不好．在宋神宗统治年间，王安石曾做过宰相，苏东坡官卑职小，郁郁不得志，甚至被流放到了海南岛．
传说王安石曾出题刁难苏东坡，他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要苏东坡对出下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
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原来那年是闰八月，阴历正月和十二月都有立春这个节气，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两度春秋．另外，对联的'第四字与第十二字都是“春”字，要求下联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难度．
苏东坡虽是奇才，但碰到这种挖空心思的怪题，想了好久也对不出来，只好交上白卷，受到王安石的耻笑．不过，王安石本人当时并没有亮出他的下联．苏东坡挨了“整”，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时间过去几百年之后，直到清朝中叶，对联专家梁章巨才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下联：
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
1.王安石和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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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安石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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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安石写的的古诗咏梅
东坡一生境遇与那位刚强执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关系很密切，两人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同朝为官之时，不仅在文学上互相匹敌，在政治上更是各持己见，一度曾为政敌。
二人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1042年)中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前辈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
东坡，更是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倍受老前辈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
《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知看，二人在文学上彼此非常的赏识，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极有可能成为难得的文友。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着太大的不同，同朝为官，也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的'亦敌亦友恩怨难明。
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这件事对二人关系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成为政敌。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宋神宗犹豫再三，召集了许多大臣讨论。而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于是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为虚有，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苏轼外任期间，朝廷中变法派争异乎激烈，由于新派当权，旧派官员纷纷去职，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团异化，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这一切对新法实施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上下一时怨声载道。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乱，反对派趁机起哄，造谣说这次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继而，朝中又有人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在诸多压力排挤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罢相。但这个罪名太离谱了，王安石很快恢复清誉。
次年，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对变法态度的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同是变法内部的吕惠卿，把王安石曾写给他几封有“无使上知”字样的信件交给了神宗，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呼声依旧日益高涨，最后连皇太后也站出来了。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33岁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终究再次罢相，回到了江宁(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筑了座“半山园”，从此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时年，苏轼正在密州任上。再说苏轼在外任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及其诚恳的回顾，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不想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了，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淡化了昔日政敌关系，而是更欣赏对方的才气与学问了。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为苏轼求请，由此可见他其为人之正直高洁及对苏轼之才之人的爱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知音难得。后来在同游钟山时，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苏东坡读完后，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并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王安石还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诗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诗正是王安石定给苏轼约他买田金陵，相作邻居，苏轼十分感动，于是作了和诗另首《次荆公韵》诗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亲”的典型。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著名的诗人，大家之间有哪些联系?关系是如何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政治交往、私人交往和学术交往三个方面。
在政治关系上，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贬。被贬之后，他又写了不少政治诗来讽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以致又被―贬再贬，流落岭南海南。对于王安石―苏东坡是“对立”的，还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还是个人之间的思想?
有人认为，苏轼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两句：“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均输法，食盐买卖由国家统一经营，山村之民，由于供应不上，吃不上盐了，这便是讽刺“均输法”。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说：“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然而有人综合考察了苏东坡的为人，根据他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两头挨打的.事实，认为苏东坡“非随时上下人也”。(刘安世《元城语录》这倒是说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态度出现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据1962年在湖北对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讨论会看来，少数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却替统治阶级说话，反对变法;大部分人则认为，苏王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也有人认为：“苏王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政治见解的不同，整个说来，在苏王的争论中，苏是偏于保守的”综合来考察，由宋到清，大体是抑王扬苏，而现代人则相反，是抑苏扬王。象林语堂那样极力贬斥王安石，即使在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也是少见的。
就王安石方面来看，还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武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载。有两次王安石欲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来，至于御史台之狱，却是吕惠卿、舒檀辈搞的。他们虽然也是新党，但他们给党营私，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安石，即令他的政敌司马光亦说;“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宋史·王安石传》也说："安石与(司马)光素厚。"在变法上，司马光却是王安石景激烈的反对派。由此也许可以想见苏王关系之一斑。
在私人交往上，苏东坡从御史台之狱出来后，到黄州做了4年零2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据朱弁《曲洧旧闻》载：“东坡自黄徙妆，过金陵，荆公好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又，蔡倏《西情诗话》云：“元丰网，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看样子;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但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小皇帝撰写了首《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南宋初年的郎晔说：”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又作有《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此，苏王之间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于与学术关系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小视王安石。王安石咏菊诗有‘’昨夜西风过国森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以“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不过，对于《字说》的语源研究不满意的，还大有人在。王安石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驳者则说，那么‘’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显然，这样解字，是很牵强的。因此有人认为问题的确出在《字说》本身，倒并不是苏跟王过不去。而更多的佚闻，反映的是苏王之间的互相钦慕。如在金陵他们“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亦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读苏东坡的“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此老乃野狐精也”当今学者王季思先生曾说：“苏轼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但是他们在文学上却互相钦佩”不久之后，却又说：“苏轼在诗文里攻击王安石的地方非常多，难道这样一次会见就表现了他们的爱才服善吗?”―人之言，前后相抵，虽有原因，但苏王关系之微妙，不是很有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