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
名士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名”。因为有“名”，所以他们才会赢得统治者的礼遇。历代的帝王，常以礼遇名士来显示自己的胸怀雅量。罗致名士入朝，既可以得到礼贤的美誉，又可以消弭政治上的消极因素。而对于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则又可以籍其“名”进而实现其现实的目的。因此，名士与帝王的相互为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惟其如此，士人采取以名士进入统治集团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其现实的可能性。而走名士从政的道路，尽管可能比普通士人所取的常规仕进方式要艰难得多，风险要大得多，但却仍然会成为一些对自己的才性充满自负与自信者的选择，且在不同时代都不乏走这条道路的成功者。不过，这样一条道路，对士而言，关键在于其“名”，“名”之大小，总是与其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仕进道路相对宽广的时代。科举制度为具有不同背景的士人的进取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这就使得大量的士子竟趋于科举之途，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但是，尽管如此，唐代社会对名士仍然有着普遍性的尊崇。唐代的统治者也常以征召手段，罗致名士，使其或为己所用，或以为政治清明的妆点。以名士身份而入仕，在唐代尽管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李白生活的盛唐，正是以政治清明、重视贤才而著称的历史时期。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士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这应该是形成李白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重要背景。但李白却没有选择众多士子竟趋的科举之途。李白之不走科举之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已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个性鲜明、才能超群、独立不
李白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必须培养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声望。实际上，李白从青少年时起，就颇注意展示自己禀赋与才华的卓
二
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的眷顾被征召入京，这是他实现政治目标并开始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但李白最后的失败，同样也是与其名士的身份特点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因为长期对名士的追慕所形成的名士心态与文化性格，最终导致了其在进入政治中心后，又因其与环境的冲突而以失败告终。
李白是一个身处唐代的现实而又在精神上生活于自己所陶醉的理想世界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他所钟情的是以才性、功业的超群拔俗而为人所仰慕的名士。就李白作品来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有奇谋宏
李白天性浪漫，崇尚真率、自然。他对六朝尤其是晋人的潇洒风流、真率任情而又自尊自信尤为钟爱。“李白对东晋的向往，何等执着，可以说是怀有一种情结。他足迹遍天下，曾在许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数最多，时间又长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为最。六代豪华，名士云集，文物鼎盛，文彩风流，时时激发他的诗情，在在引发他怀古的胸怀”，“在他的诗集中，以‘金陵’一地开头命名的诗题不下一、二十首，可见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与众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1)。他对越中也同样一往情深，一生尝三至越中。“越中山水于李白，固可以消弭烦虑、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熏陶自己的品格、风度和节操。所谓品格、风度和节操的感染力，来自于越中山水的‘开发’者：在汉以自尊的严光为代表，在晋以任情的王
任何时代，官场都会有其相应的规范与规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的成熟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唐代相关的制度建设与官职规范方面的严密。研究唐代文学者，常常会因为唐代文学中出现的诗化的浪漫而忘记唐代相关制度的周备以及士人入仕后对规范与制度的遵守。应该说士人在入仕后，都会遵循相应地官场制度规则，违触相关制度会受到非议乃至处罚，这是每个入仕而成为官僚集团成员的士人都明白的。岑参以舍人掌纶诰，因疾久不宿值承旨，即受到了同僚的非议;董思恭性清脱，因泄露进士考试问目，为三司推问，最后被除名流放(1)。所以，唐代一些主管
唐代对官员设立了完备严密的职律。当然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必要做全面的讨论。以下主要围绕与李白相关的翰林院的制度规范做些论
翰林院是在玄宗时期逐渐成为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的机构的。关于翰林院的创建、沿革等，新旧《唐书》俱有记载。《旧唐书·职官二》下有“翰林院”条，并详载其处所、沿革、变迁等，云：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
牢固树立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相互联系的系统中，很小的初始量产生一系列连锁反映。思想建设:思想建设是党的的根本建设。要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组织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推动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坚持用制度管权管是管人。积极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坚决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认真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坚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促进干部廉洁自律。
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我党必须始终抓好的政治任务，我们务必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在思想上建立抵御诱惑和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敢于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作风建设：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勤俭办事，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大兴批评于自我批评之风，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
原文：
注释：
1、
2、
3、烈祖：《毛传》：“烈祖，汤，有功烈之祖也。”《集传》：“
4、汤孙：《集传》：“汤孙，主祭之时王也。假与格同，言奏乐以格于祖考也。”《通释》：“绥我思成，犹云贻我福，与《烈祖》‘
5、
6、穆穆：《集传》：“穆穆，美也。”
7、
8、夷：《毛传》：“夷，说(悦yuè)也。”
9、自古：《毛传》：“先王称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有作，有所作也。”
10、恪(刻kè)：《毛传》：“恪，敬也。”
11、
译文：
多么美好多堂皇，拨浪鼓儿安堂上。鼓儿敲起咚咚响，娱乐先祖心欢畅。汤孙奏乐来祭告，赐我太平大福祥。拨浪鼓儿响咚咚，箫管声声多清亮。音节调谐又和畅，玉
鉴赏：
《商颂》的作年问题历来存有争议。司马迁及三家诗认为《商颂》作于宋时，朱熹(《诗集传》)??魏源(《诗古微》)??皮锡瑞(《经学通论》)等皆持此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考证《商颂》名物与殷
《那》为祭祖诗，共二十二句，是一首整齐的四言诗。《毛诗序》和《郑笺》皆认为《那》为祀成汤之作，如《郑笺》曰:“烈祖，汤也。汤孙，太甲也。”而《毛传》却认为:“烈祖，汤有功烈之祖也。"“於赫汤孙，盛矣汤为人子孙也。"孔颖达《正义》亦解之为《那》“美成汤之祭先祖"也。《那》的祭祀对象与其作年问题一样，目前皆存有争议，但该诗为祭祀商人先祖乐歌的看法还是没有问题的。而《那》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对祭祀礼仪中乐舞活动的铺张描写。全诗除“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及末尾八句外，其余都是对乐舞活动的直接描写。在这其中，诗篇又极力突出了祭祀的乐“声”。“奏鼓简简”??“
学者们对商代祭祖礼的研究表明，商代存在着以翌??祭??
《那》中的乐器“庸”主要为商代晚期的流行器物，这是《那》作于商代的重要物证。据李纯一考证，商
从《那》所呈现出来的宗教思想来看，《那》篇狂热的宗教精神也符合商文化的特点。开篇“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曾对《那》的内容提出了这样的疑惑:“然诗虽祀汤，而不言汤之功德，独举
另外，《那》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的，表明祭礼是有王亲自参与的，而且王很可能就是主祭之人。周初祭礼沿自殷商，但金文资料表明，至西周中期穆王时代，周代逐渐形成自己的礼制并日益完备起来。王秀臣指出，西周穆王时代是周代典礼制度和雅乐体系发展变化的转型时期，马银琴亦认为穆王时代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分水岭，详细论
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来考证古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由于受当时材料的限制，他在论证《商颂》非商诗时所使用的证据，如今大都被新的考古研究所推
在我国上古社会中，商代祭祖之盛无可比拟，祭祖乐舞相当发达。商代祭祖乐舞的盛况从其周祭祀典中可见一斑，从商代考古中所发现的大量乐器及卜辞记录中亦可看出。在这种文化孕育下，产生一些祭祖乐歌是非常可能的。江临昌在《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中曾就商代《颂》诗的存在进行了取证。其一是他根据一九七六年在周原遗址扶风庄白村南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铭文论证指出，周公安排微史烈祖“处甬”??“以五十颂处”都与巫史之官掌管“颂诗”乐舞有关。作者在文中引用了裘锡圭“甬”与“颂”相通的观点，认为商代原是有“颂”的，微氏集团便曾是商王朝的掌“颂”集团。从而肯定了商代《颂》诗的存在。
综上所述，《商颂》为商人所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那》应为商代的作品，但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可能经过了一定文辞的再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