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本文主要想通过对《诗经》中爱情诗的研究，总结出先秦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真实地再现周代的时代风貌。本文主要从文本入手，分
关键字：诗经;择偶;汉乐府;文学影响
On Mate Selec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With 《Book of songs•GuoFeng》 for example
Abstract:Love since ancient times is a constant topic of this paper, on the "Book of Songs" love poems, summed up the pre-Qin era people on the marriage market, a true reprod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of the Zhou dynasty.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text, analysis summary of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between the sexe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the Zhou Dynasty Ceremony of Love and Marriage, reflecting the love and marriage existing social values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to choose a spouse. The angle of the inner heart from the appear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way male and female mate selection criteria, such as women's appearance, conduct, loyalty, men of talent, character, two-way mate concept,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oncept of of refraction love from the cultural level, marital where the concept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oncepts.
Keywords:book of songs;Mate Selection;han music bureau;Literary influence
纵观现有资料，我们知道礼教伴随着私有制在夏商之际产生。到西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普及但尚未占统治地位，这就为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古人认为，人是承“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1]而产生的，是“天地之心”、“万物之君”。而礼的作用就在于“取天之道”，“治人之情”，他具体体现表现为“人义”。何为“人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对礼的解释为“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人义”所包含的具体要求。其中也涉及到了对夫妇的要求，要求夫妇分别做到“义”、“和”与“听”、“柔”，这其实也是当时人一些择偶标准，本文就是要以《诗经•国风》为研究对象探寻其中表现出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择偶标准以及有此择偶标准的原因何在。
《周礼》之所以对夫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是有原因且有用意的。一方面这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也就是人的生理要求，即所谓的“食色，性也。”另一方面是为了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为统治阶级服务。周代的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人的寿命短暂，同时由于常年的战争，人口成为重大问题，加之周代的分封制与宗法制更是加剧了对人口的要求，宗法制更加注重血缘，所以当时人极为注重传宗接代，增加人口数量成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周礼有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3]与是便有了仲春之月男女尽情相会的场面，促成男女间的相识相知，使它们能够恋爱、结婚、生子。从而促进人口的增长。《诗经》中反映这种礼俗的是个还有很多，如《郑风•
郑风•
《
因为个体的差异，每个人的择偶标准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好以《诗经》为本，把诗经时代的审美情趣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为切入点，通过文本中所呈现的零零散散的审美内容加以
一、《诗经•国风》中的择偶标准
一、高大壮美
外貌是每个人的第一特征，对外貌美的追求，不仅是我们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就算是几千年前的周代人也不例外，《诗经》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有男有女，其中描写的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以形体高大为特征，可以说明高大壮美是当时人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同时也成为了择偶的必不可少的一条标准。从《诗经•国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男性心目中，高大、俊美、丰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
这首诗描写的是贵族夫人庄姜的外貌，首句就以“
女子除了欣赏男子的高大、魁梧之外，也注重男性身体的壮实、有力。《国风•邶风•简兮》中有云：“有力如虎，执
我们试想一下，为什么先秦诗经时代人们的择偶标准要以
二、端庄貌白
《诗经》中有许多诗句描写女性容貌之美的句子，在男性眼中由以皮肤白皙为美。“白”字在《诗经》中的表现相当广泛，主要是指光彩，包括肌肤的白净，手指的纤白，面部的白皙，开了重色之先河。诗中不乏有对女性形象的直接表述，多种多样，不可胜数，城边静女、月下姣人、采桑少女、出嫁少妇、幽怨弃妇、离异的思妇，在诗中应有尽有。其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卫风中的《
《诗经》描写月光的诗歌《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中说“皎”是月光。诗句用朗月比喻女子皎好的脸庞，如明月一般皎白。《召南•野有死
分
三、窈窕淑女
关
关关
参差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
参差
我们从诗经开篇之作《关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
桃之夭夭，其叶
诗歌用盛开的桃花来赞美这位美丽动人的新娘，因为这位新娘能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能够给夫家带来欢声笑语，结婚后能为夫家生儿育女，能够与夫家家人和谐相处，从而给大家带来幸福美满。《邶风•燕燕》有“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的句子，意思是仲氏为人可靠，她的心地厚道，既温柔又和
四、谦谦君子
人性之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容貌之美，更是外貌美与内在品德之美的有机统一，“君子”与“淑女”是几千年来人们分别用来形容男女双方品德的词语。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美”和“善”的标准来要求男方。
卫风•淇奥
有匪君子，如切如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充耳
瑟兮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5]
诗经中的《卫风•淇奥》篇，是女子赞美男子的一首诗歌，这里的君子是一位贵族。《诗序》中说“《淇奥》，美武公之德也”[16]。这虽然不一定是作者的本意，但是确实描写了一位身份地位很高的男子，他雍容闲雅、端庄大方、博得了一位女子的深爱。因为在淇奥狂欢的季节里，他们曾一起欢乐过。因此他的音容笑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歌以淇水弯曲幽深之处的绿竹起兴，让人似乎看到的是“君子”挺秀清朗的风姿，而联想到“君子”内在的“虚心有节”，展示“君子”的品格，才华。而这位女之爱上这位君子，也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与财势，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的“德”与“行”。尽管诗中也说到他的服饰和车辆的华贵，但主要强调的还是他的温文尔雅，不像其他的贵族那样高傲和粗蛮，空有一身好皮
另如《郑风•叔于田》和《齐风•卢令》都是从一位女子的角度去赞美自己心爱的小伙子，而这两位男子都是猎手，她们觉得自己的爱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他不仅貌美而且品德好，诗中说他们“
二、社会环境对于择偶标准的影响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然前文中提到过周代淳朴自由的时代风貌，但并不等于周代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当时，男女的交往已经受到了礼俗的影响和制约，从而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单一和理想化，同样的，择偶标准也会受到社会礼俗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在周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礼制也受此影响愈发完善，“三礼”成为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青年男女的择偶，婚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礼俗的限制，而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她们受到的束缚最多，但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表现出了她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和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召南•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这话语中包含着这位女子坚定的反抗精神，面对强权，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而委屈自己下嫁他人，这就使得她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礼可还，人不从!”。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千载而下，令人依然为那样的执著，那样的爱恋深深感动。
《王风•大车》说的是一位姑娘爱上一个架大车的小伙子，在外界的阻挠下，他们不能自由结合。这位泼辣的姑娘要求与情人一同私奔。“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是子不奔”，她下定了决心与男子私奔，但却担心男子没有勇气为爱情抗衡世俗，这位女性的光彩远远超过了男子。女性的痴情、重情也由此可见。为了让男子相信她的决心，她指着太阳发下了“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坚贞誓言。这同样是以死来抗争，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把女性的爱上升到了极致，到了连生命都可以舍弃的份上。私奔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是离经叛道的忤逆大罪，那个以伦理主宰一切的社会，女性是不能自主的，婚姻必须符合世俗礼仪的规范。而《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冲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爱人逃往远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样的勇敢表现着她面对强大势力的阻挠但却坚贞不渝的坚强与决心，这样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对爱人那悠悠的痴情，没有了这份痴情，也绝没有离经叛道的反抗，这样的悲剧让人们深深地体味到了女性的尊严与对爱的执著和不悔。
但也有许多女性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如《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之死矢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之死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规则与框架下的爱情循规蹈矩，如一潭死水，波澜不惊。《
但也有许多女子因畏惧父母，而惆怅矛盾。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18]
女主人公“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害怕父母的责骂，担心兄弟的斥责，担心别人的风言风语，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
齐风•南山(三、四章)
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日得止, 易又极止。[19]
《齐风•南山》，前一句以种麻必纵横耕地起兴, 以推论的方式表明自己如果娶妻一定要告诉父母的观念。后一句以砍柴必用斧子起兴, 说娶妻一定要获得媒人的同意。可见在齐鲁这些地区,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已极起作用, 故诗中以十分肯定的口气, 向世人表明由父母、媒灼决定娶妻乃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青年男女的择偶过程中也产生重大的影响，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孟子•
商周时代，因为礼制的逐步完备，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交往，婚姻关系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外界社会舆论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因而一定程度上受到礼俗的制约，所以不可避免地给男女的择偶标准打下了礼俗的烙印。
二、道德舆论
《齐风》中非常显著的就是其中写了许多淫乱之诗，如《东方之日》“确为贵族淫奔之诗”(陈子展《诗经直解》)[21]。如《邶风•新台》中用癞蛤蟆比卫宣公、齐风讽刺齐
邶风•新台
新台有
新台有洒，河水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22]
卫宣公是以位淫昏的国君。他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成人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齐女也因为自己将要得到一个英俊少年作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但是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宣姜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本来的英俊少年换做了驼背鸡胸的老头，大为不快，“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可以看出其心理落差之大。卫国人对宣公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讽刺挖苦他，说他是鸡胸驼背的癞蛤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由此可见，当时的择偶标准还受到道德舆论的压力，这种公公霸占儿
《齐风•南山 》(一、二章)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
葛屦五两，冠
这是一首讽刺的诗歌，它讽刺的是齐
礼教对《诗经》有着极大的的影响，《周礼》中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对于贵族阶级来说，“礼”的约束是与对平民一样的，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放纵自己，但对于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来说，却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商周时代，随着礼制的逐步完善，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婚姻的缔结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尽管很多青年男女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配偶，但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规范对男女的择偶标准与婚姻的成功与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教已经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扎根，对爱情和择偶的自由的规范与约束越来越多，因为“周人认为人的遭遇是取决于其行为的，行为所导致的成败、兴亡的后果是因为人堆自己、对他人能够敬重或不能够敬重，而不是对人以外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敬或不敬，其行为后果在人而不再天”我们对待诗经，必须以一个公平、客观的态度，回到以人为人的真我境界，充分展示人类美好的精神世界，这也是诗经之所以流传至今的活力所在。
三、《诗经》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汉乐府诗歌的影响
可以说《诗经》中的择偶标准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爱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诗经》中许多诗篇描写的婚姻爱情生活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在《国风》中很少，大都体现在《大雅》中，它们与爱情诗相依相偎。同样择偶标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政治的牵连，尤其是对贵族女性的婚姻。“周国之所以由弱变强, 由小变大, 并最后灭商, 公刘、古公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
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25]
《陌上桑》是我个人认为在汉乐府中描写女性形象的佳作。试以分
我们反过来仔细想一下，罗敷眼中的理想的对象“夫婿”。他的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洁白皙，
封建的伦理道德愈发完善，因而择偶标准受到了强烈的束缚。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
本文在展示《诗经》这一部不染脂粉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时，也将其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社会生活和恋爱婚姻的真实记录昭示后人，大胆地打破外界约束，为追寻自己的心中所爱而无所畏惧。《诗经》中的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爱情主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早期人类质朴的本质、健康的感情、淳朴善良的面貌，凸显《诗经》爱情诗中的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以及世俗爱情观的影响颇大。
注释：
[1][2] 杨天宇.礼记•礼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76,275.
[3]杨天宇.周礼译注•地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P205.
[4][6][12][14][15][17][18] [19][22][23]刘毓庆、李蹊.诗经(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月,P235,150,2,17,144,62,198,248,113,110,248.
[5][25]袁行
[7][13][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导读.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P62,5.
[8][16]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P223,214.
[9]唐莫尧.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M].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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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
目录
1
2 地区年代
3 主要内容
4 徭役诗
5 婚姻爱情
6 艺术特色
7 地位影响
《诗经·国风》《诗经·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
《诗经·国风》-
国风的“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
静女
《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
“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诗经·国风》-地区年代
《诗经·国风》分布的地区，“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为分界线,其东为“周南”，大体上是从洛阳向南抵湖北北部江、汉一带;其西为“召南”，大体上是今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地区。其他13国风，“邶”、“卫”、“王”、“郑”、“桧”、“陈”为今河南北部、西部、中部及东南地区，“秦”、“
秦风·蒹葭
《诗经·国风》产生的时间，考之于《诗经》各篇《小序》所说美刺某王、某公的本事，多数不足信，但也有一部分材料比较可靠，能够据以确定《风》诗大体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
西周初的作品有《
春秋中期作品有《秦风·黄鸟》。《小序》说：“哀三良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些记载与诗篇内容相合，则此诗为秦穆公死(公元前621)后，秦人为哀悼三良所作，当无疑义。此外，《陈风·株林》也是春秋中期作品。《小序》说:“刺灵公也。”陈灵公因淫乱被杀，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记载，《史记·陈世家》也载及。此诗当作于宣公十年(公元前599)以前，为《诗经·国风》诗中年代最晚的一首。
《诗经·国风》-主要内容
《诗经·国风》大部分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诗经》中的精华。其主要内容：
①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愿望和对劳役、兵役的痛苦与反感。例如《
诗经书法
②对劳动的讴歌。如《周南·
③表现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如《秦风·无衣》反映战士们在国难当头为保卫家园，慷慨从军，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豪情。《载驰》表达了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而奔走的崇高爱国精神。《陈风·株林》还揭露了陈灵公的荒淫无耻，《相鼠》则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④表达爱情的恋歌和反映妇女婚姻与命运的诗篇。如《周南·关
《诗经·国风》-徭役诗
如果说《诗经》的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国风》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
国风·东山
肃肃鸨羽，集于苞
由于“王事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诗经》战争徭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
《诗经·国风》-婚姻爱情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国风》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在河之洲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种表现男女相互爱慕的诗，《诗经·国风》中还有不少。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静女其姝，
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
正是由于《诗经·国风》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
《诗经·国风》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夫妻都这样温情缱绻。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婚姻的幸福对妇女来说，常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
《诗经·国风》-艺术特色
《诗经·国风》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国风》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国风》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监本诗经
《诗经·国风》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国风》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国风》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国风》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
《东山》
《诗经·国风》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中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国风》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诗经·国风》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国风》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国风》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
总之，《诗经·国风》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国风》-地位影响
《诗经·国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
《诗经·国风》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国风》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国风》开始，就显示出中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中国诗歌沿着《诗经·国风》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国风》
《诗经·国风》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
《诗经·国风》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国风》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国风》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国风》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国风》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国风》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国风》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战争诗绘本
《诗经·国风》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国风》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国风》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国风》对中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收集和保存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描绘出两千多年前各阶级人民的生活状况及社会面貌。而《诗经》中描写的服饰也是这部诗歌总集的重要内容。
服饰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随着人类思想与审美的发展，还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民俗、礼教和文化。服饰作为文明的重要内容，在《诗经》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诗经》305篇中有65篇涉及服饰描写。服饰犹如白瓷釉上的浓重墨彩，成为《诗经》中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面貌的画龙点睛之笔。以下从三方面浅谈《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一、《诗经》服饰与阶级礼教
《白虎通义》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可见服饰有三大功能：一是用来蔽形遮羞;二是用来勉励为善;三是用来区分身份地位与所处的场合。在古代，政府对天下百姓都有规定的服色，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时代不断变迁，中国文化中不断加入外来文化，流行服色也会反过来影响制服服色。古代的服装，依穿着场合，原则是地位愈高的人，穿着的种类愈多，可以用的颜色也愈多。
1.《诗经》服饰区分身份地位
《诗经》中描写人物的一大方式是服饰描写。从服装的颜色、材料、样式，我们可以分辨出主人公的身份与其所处社会的阶层或阶级。
至春秋时期，服饰已出现以红、黄、黑、蓝、绿、白为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其中贵族以正色为贵，尤其崇尚红色。《小雅·采芑》中描述了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为威慑荆蛮而演军振旅的画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主人公方叔服其命服，朱衣绿佩，气势汹汹。在这个句子中，作者重点描写了方叔所穿的衣着，刻画了一位勇猛自信的贵族大将形象。其中“朱芾”最是点明方叔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从《小雅·斯干》中的“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与《曹风·候人》中的“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我们也可以看出贵族的服饰尤以红色为主。所以，在《诗经》时期，朱红色衣服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在春秋时期，服饰的制作已出现多种多样的材料。“葛”、“麻”、“蚕丝”、“皮毛”等都为主要的服装材料。在这之中，不同的服装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阶级层面：平民百姓的服饰材料多使用“葛”“麻”，而王公贵族则多穿由蚕丝、皮毛做成的衣服。《豳风·七月》中的“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说明了劳动人民使用麻、葛做出为自己穿的衣服，而柔软的蚕丝是用来为贵族公子们做衣服的，平民百姓很少机会能够穿上由名贵的蚕丝所做的衣服;“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句诗写道：劳动人民十一月上山猎貉，猎取狐狸的皮毛，送给王公贵族做皮袄。这里面也显示了像狐裘这样的材料都只是身份显赫的贵族才有资格穿着，普通的平民百姓只能穿着粗劣的葛、麻等材料所做的衣服。
2.《诗经》服饰区分不同的场合
春秋时期，人们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特殊身份的人的衣服更是有特别的规格。
在正式场合中，贵族们会穿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服装来显示身份。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赏赐诸侯的场景，里面记载了“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黑色龙纹的礼服，“黼”为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诸侯在接受天子赏赐的这种隆重的场合中特别地穿上了与日常衣服不同的“玄衮”“黼”，既表明诸侯对天子的尊重与崇敬，又显示了自身显赫的家世与地位。从这之中我们就能够知道高级官吏与诸侯会在正式场合穿上有别于日常服装的高级礼服。
另外，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也有其特定的官服，称为缁衣。《诗经·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说明“缁衣”为特定的朝服，有其特定用途。
二、《诗经》服饰与感情世界
《诗经》时期，最让人神魂颠倒的莫过于一篇篇触人心弦的爱情绝唱。情，往往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完整的，而《诗经》中的恋人们要怎样才能表达出对心上人深深的爱恋与欣赏呢?情人眼里出西施，每对卿卿每销魂。在热恋期间，少男少女们不能具体的描绘出对方身上的美好，所以他们开始从彼此的着装等小细节来表示出对对方的关心与喜爱。这种含蓄又热烈的方式也成为《诗经》爱情诗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途径。
《郑风·有女同车》通过对女主人公佩饰的描写，表现了男子对他所娶女子的赞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点出女子拥有着绝美的外貌。“佩玉琼琚”中以洁白的美玉衬美人，装点出女主人公娇美的容姿与纯洁温柔的气质，并且“佩玉将将”更是从听觉上表现出女子的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宛如在眼前有一位窈窕的女子穿着华服、带着玉佩从远处娉娉婷婷地走来。玉声和谐，行步中节，行之有度。此外，作为服饰中配饰的玉在古代常常用来表示美德与贤才。从女子佩玉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可以知道女主人并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在美丽的外貌下，更有高尚的品德与素养，是一位德容兼备的女子。
除此之外，《齐风·著》中也通过服饰描写表现恋人之间的绵绵情意。“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开篇，女子跟随着迎亲车辆踏进婆家大门，她急切渴望见到屏风后面的夫君。少女的靦覥，使她羞于说出“他”字，但从“俟我”二字却能品味出她对夫君的情意和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与幸福。到了二三句，女子离夫君越来越近，此时她已可以清楚地看清夫君的样貌。
她看到了那个在内堂穿着华贵、气宇轩昂的男子，内心不免颤动，可此刻的她无法大胆直率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便含蓄地通过对夫君身上着装的描写来隐隐透露出内心的.娇羞与欢喜。反观男子身上的着装：“充耳”是一种垂挂于两耳的耳塞，属于冠服的装饰品，一般为玉石、香木、宝石所做。文中的“素”“青”“黄”表示“充耳”边悬挂的各色丝线;
“琼华”“琼莹”“琼英”表示玉瑱;“华”“莹”“英”均称赞了美玉的光泽。闪闪发亮的“充耳”与美玉刻画出男主人公当日的风度翩翩与容光焕发。此外，汉刘熙《释名·释首饰》云：“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佩戴“充耳”也有告诫人们要有所闻，有所不闻，言行举止要谨慎的意思。从这层意义来讲，人们佩带“充耳”也就有彰显德行之意。由此，从文中男子佩戴“充耳”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男主人公不仅仅只有华丽的外貌，更有高尚的品德，是一名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翩翩公子。面对这样的一位男士，女子又怎能不心动呢?
三、《诗经》服饰间的差异
服饰可以反映人物的身份地位与人物形象，但是有时候，相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差异。
《诗经》中的三篇《羔裘》(郑风、唐风、桧风)均是用服饰来表现人物形象的，但在这三篇《羔裘》中，有一篇是不同与其余两篇的。在郑风中的这篇《羔裘》通过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赞美了穿朝服的官员的正直的品德与出众的才能。而在桧风中，却通过纯洁而富有光泽的羔裘来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在唐风中也是如此，羔裘讽刺了那些穿着羔羊皮袄豹袖，抛弃故旧的人，突出了官员的傲慢态度和虚伪的、浅薄的德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国家间的政治差异。下面，我将从郑风、桧风的政治背景来简要分析一下。
郑人东迁入主中原的骄奢之风使处于风光旖旎，山水秀丽，经济富庶的溱、洧地区的郐国奢华之风大张，并且郐国主昏臣怠，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在郐国的社会黑暗的背景之下，民众心中的不满渐生，对官员与统治者的怨恨便从诗歌上表现出来。而羔裘作为一种珍贵的服饰材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而为统治者劳动、制作这些华贵服饰的正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生活困难、衣食无着，而统治者却酒池肉林、奢侈糜烂，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劳动人民无法直接对统治者表达不满。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中用贵族所穿着的昂贵的羔裘侧面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与人民内心的不满。
再来看看郑风：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郑国商人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占社会阶层的比重较大。郑国的商人的祖先，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在丧失土地、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这一条件使后来的郑国的商业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稳定，平民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也比在桧风中少很多。综上所述，政治背景是两篇《羔裘》中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出现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不同地区、相同的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会有差异。
总之，服饰作为《诗经》中的一种重要元素，为《诗经》中阶级礼教、感情世界、人物形象的重要标识，更是成为“周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文化会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在研究《诗经》中的服饰文化时，要寻找共同，比较差异，在服饰中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与古人的深远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