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寒假的时间把《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看了一遍，这部剧早在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就推荐过，今天把这部剧看完确实感触不少，现谈几点基本观感。
1、人物评价
《走向共和》通过对慈禧、光绪、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近代风云人物有血有肉的刻画，给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的丰富面相，改变了过去历史教科书对近代人物非褒即贬的刻板印象和脸谱化取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借用剧中李鸿章所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去做他所处时代不能做的事，而过去教科书则用局限性对此进行了一概的否定，实不可取。慈禧、李鸿章等人在那个时代已经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慈禧掌握大权半个世纪，造就了同光中兴赢得了有清以来后妃中最长封号，其功自不待言；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发展洋务，建立北洋水师，同西方列强周旋，不可谓为老成谋国，鞠躬尽瘁。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给他们的评价却失公允，李鸿章更是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而打入另册。中国传统历史的功能就有“知古鉴今”“以为资鉴”的作用，既是资鉴，事物便有正邪之分，人物便有忠奸之别，为了宣传正面人物，自然就会贬低与其对立的人物。如曹操之于关羽、秦桧之于岳飞，这些人物一旦被定性，则其便不得翻身了，哪怕稍微客观点评价都很容易招致翻案之嫌疑。诚然从道德教育出发，我们为了树立正面榜样，需要去对历史上的那些杰出人物的优良品质进行弘扬，但这就只是人物品质和道德教育而言，就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历史研究客观性而言，我们就不能单从其品质来看了，以剧中人物为例，翁同和可谓两袖清风，正人君子，可是他却因为贪图名，而清漪园工程的材供应给了一个投机者，结果遭到贬斥。而李鸿章任人唯亲、贪财好利（签订《马关条约》时接受日本的馈赠。）、“小人之心”，但是开办洋务、交涉外国、创建北洋，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其历史功绩不言自明。但是传统因人废事观念，一个“坏人”纵使做了多少件好事还是坏人，在人物品德与历史功绩之间很难划清界限，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品德高尚有历史贡献的人，为正面人物，品德有问题就算建立奇功，也会招来非议，因此，才会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毁誉参半。怪不得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时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生逢乱世，设使李是中规中矩的按照为臣之道，或许能够混个一世清名，但是，就不会有后来洋务种种，在那个时代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用非常手段。不任用自己人，他所追求的事业何以进行？不去巴结权阉，他如何获得皇帝和太后信任？甚至为了北洋军费，而暗中抓翁同和把柄，种种这些“小人之举”，固为君子不齿，但是，不这么做他能做成什么事？诚然，这其中当然有其私心使然，但是就事论事李鸿章开启中国近代化的事业，其功谁可抹杀？综观《走向共和》中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的刻画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的，这也是本片成功之处。因此，人物评价应该放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同情之理解的去看待。同样场景下的不同人物，同样的人物不同历史场景下，所处角色之不同，所做之事的品评也是不同的，只有这样人物才是生动、鲜明的，这样评价才会客观和具体的。
2、共和之惑
晚清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因为他为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若干可能性提供了探讨空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从自强求富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中国历史发展为什么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洋务运动是从技术上效法西方，君主立宪是在不改变君主制前提下对旧制度进行改造，而民主共和则是推翻清朝统治进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归根结底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洋务运动在器物方面的学习西方，开始了近代铁路、电报等事业，清朝也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看起来也很强大，但是，甲午战败，中兴的泡沫便被捅破，中国的虚弱便暴露无疑，扶持光绪进行维新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呼声日高，但是，却被无情扼杀。及至庚子变乱，太后西狩，见到了民生凋敝，饱尝旅途艰辛，才知“太平盛世，天朝上国”是虚假的，于是，慈禧归政之后也仿行立宪实行所谓新政，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度的俄国似乎也坚定了立宪的决心，于是有了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期间遭革命党人破坏，几不成行。但是，在进行人事调整后，仍是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立宪按照慈禧的意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央设资政院，地方设咨议局，进行新官制改革等等。但是，在不变更君主制前提下，不管怎么改，其本质还是不变的，那就是权力的再分配，袁世凯借新官制来安插亲信，满人则趁改革来逐步削弱汉人在军、政等要害部门的权力，可谓争得死去活来，斗得不亦乐乎。所幸，慈禧还在世，还能控制局面，两派不敢太造次，随着，慈禧和光绪的过世，清朝失去了掌控局面的人，两派斗争表面化。
最后，袁世凯逐出内阁，内阁清一色满人，满人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但是，军权却始终在袁世凯的北洋手上，将不用命，袁虽赋闲在家，军队实际仍为其掌管，满人得到的军职实际是虚的，被架空的；地方督抚也静观其变，皇族内阁被孤立，成为“空中楼阁”，此时，只要外界稍有动静，对清王朝而言都是致命的。武昌起义正是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帝在袁世凯的逼宫下逊位，中华民国成立，民主共和成为选择。从立宪到共和，中国历史似乎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民国成立后，共和依然没有建立，孙中山的临时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总统变成了正式总统，《临时约法》被废弃，取而代之的约法规定了大总统的几乎无限的权力，似此袁世凯应该知足了，但是，袁世凯利令智昏竟然公开称帝，践踏了民主共和。然则民主共和在清末民国这段时间里是否实现过呢？没有。在孙中山眼中，共和是美好的愿景，在袁世凯眼中，共和是谋取权力的幌子，在老百姓眼中，共和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武夫当国在他们眼中没有共和更莫谈民主，从立宪到共和，不过是那些上层人物进行政治斗争玩的文字游戏，专制的本质没有变。不管是立宪还是共和，在剧中就没有看到老百姓的参与，普通民众处于失语状态，当然，老百姓更不知什么是民主共和，对他们而言，谁当皇帝、总统都不重要，只要能过好自己日子就可以了，共和本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状态下的立宪和共和，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权力斗争的幌子。正如剧中杨度所说“共和未必是好，立宪未必是坏。”立宪和共和本身就是手段而已，好坏都不甚重要甚至不在考虑之列。知道了这点也就不必纠缠于共和、立宪甚至帝制选择的区别了，哪个好用就用哪个。所以袁世凯的称帝也就不难理解。袁世凯在世称帝尚能控制局面，他死后的军阀割据局面，个个都是土霸王，如果拿袁世凯和曹操比的话，真是应验了“设使天下无有孤，岂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霸。”这句话，不同的是再也没人敢贸然称帝，冒天下大不韪的张勋也只能把清废帝提溜出来，做一出复辟的闹剧，共和成为大势所趋，成为潮流，帝制、立宪都不管用了，但是整个传统是不变的，专制的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北洋政府只是打着“民国”的幌子，行专制之实。走来走去，共和便成为难以实现的理想和遥不可及的梦想，走向共和便成为仁人志士奋斗的方向。在普通民众没有接受思想启蒙的熏陶和民主共和训练条件下，共和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名词而已。
总之，只要中国传统社会中那些专制和崇尚权力的因素还在，那么民主共和就难以实现。只有广大民众有了民主观念自觉用民主和法制来维护自己权益，成为真正意义的公民，那么，实现民主共和才有希望。
李鸿章传的读后感1
最近重读了梁启超先生之《李鸿章传》，作者仿作文500字照西方人物传记题材，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这本传记对于我们后来人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那个时代，近距离感知历史人物颇有益处，传记的独特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对于历史人物的了解，我们大抵是从教科书开始的。中学时期，我们从教科书中比较全面但又极简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等知识，也许是受篇幅的限制，又或许受限于教育目标的定位，我们了解到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个被串接起来的“知识点”、“考点”。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往往会有一个定义或结论，这自然是背诵的要点，比如我现在都还记得一点关于“太平天国”的结论：太平天国运动坚持战斗十四年，势力发展到十八省，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是我国几千年来农民运动的最高峰等等。教科书对天平天国运动是非常肯定的。李鸿章之流因为先后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运动，后来又作为清政府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虽在洋务运动中有些许贡献，但几十年以来，在普罗大众心中一直是个反面角色。由此，那时的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也是非黑即白的，难以想象英雄人物也会有缺点瑕疵？反面人物何谈什么历史贡献？现如今，网络上那么多的“键盘侠”，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一点这方面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社会更加多元化，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不再脸谱化，逐步变得有血有肉，枝叶繁茂起来。不知从何时起，由史学界到文艺界，不知不觉间掀起了历史人物的“翻案风”。一部电视大戏《走向共和》，让人们对李鸿章等历史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电视剧不代表正史，文艺创作的精彩不能替代历史之事实，但毕竟在众人的心头荡起了一丝丝涟漪，人们看山已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这一波浪潮持续至今，影响颇为深远，加上如今不少的戏说历史、架空历史等等文艺作品的影响，还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引领，当代人特别是青少年如果没有严肃阅读、深度阅读、广泛阅读的习惯，要想触摸一点历史的真相，也是难！
梁任公是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以他的视角观李鸿章行事，评李鸿章才识，定李鸿章功过，自然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然而，尽信书不如无书，梁任公也有梁任公的局限，他的认知自然也受限于他所处的时代，不必奢求亦不必苛求那所谓的“上帝视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读书求学如此，做人行事亦如此，欲跳出此“山”的局限，还得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高度吧！
李鸿章传的读后感2
自古传记诱人之处，不在记事，在于论人。可能写传记的人都力求以最最公允的眼光去评价所要论述之人，总想处于平衡，却又因为自己的价值情感而稍有倾向。我认为，这就是传记之美。梁启超在这本传记第一句就写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大概就是不愿毁誉失衡。文中在众人贬李之时对其维护，在人赞李之处加以指责，不是梁先生故意创新，大概是伟人之见，大抵见人之所未见。
有些人英年早逝，我们无不叹息，总会想象他多活几年会干出更大的成就，比如周瑜，比如莫扎特，比如王勃；有些人晚节不保，总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又干出点不靠谱的事，我们也在叹息他怎么不早死几年，比如李鸿章。想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卑躬屈膝的去跟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去跑到俄国跟沙皇祝寿，洋鬼子占领了北京，没人能担议和大局，还是那个七十九岁的老人，其实我真希望他还是死早点好，像左宗棠，曾国藩那样，至少在历史的评论中誉大于毁。只可惜他亲眼见证着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只可惜当大清苟延残喘之时还要这个耄耋老人独力支撑，担负一生骂名。他有错，但错不足以遗臭万年，他有功，但功不足以流芳百世。
李鸿章传的读后感3
从走向共和拐过来的。李鸿章虽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但同时是官场为官之道的维护者。他自己是官僚体系的获益者，比如不争功，维护曾国权独占攻下天京的功劳。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可算是个外交家。曾积极的和其他国家结盟，维护清帝国的利益。但外交家，首先要有可以自立的资本，然后才可以通过外交牵制他人而不受他人牵制。遗憾的是，李鸿章背后没有这样的国家。
李鸿章师承曾国藩，曾是大智慧。李鸿章每天都在苟且和迁就，以保全自己的名声。谨慎、安分守己，一生都不能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李鸿章自诩，我被全国上下所牵制，有志却不能实现。承担责任。
李鸿章的人生实际就是清帝国的衰亡史，局势一天比一天紧急。日本人评价，聪明机敏，很好的察觉事情的利害与得失
相对于同时代的官员，李鸿章尽职尽责，可谓之清帝国的劳模了。具备基本的国际视野，囿于教育和国家羸弱的基础，做出了无愧于时代和风骨的`事业。当然，官场的陋习系数不拉，贪污、敛财。但能把事情办成，做到了清廷一个汉族官员的极致。
李鸿章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一个造就时势的英雄。那么，谁是呢？袁世凯、孙文、蒋介石还是十三伢子？
历史无法假设。但仍忍不住想，如果光绪掌握了袁世凯，如果慈禧死的更早一些，李鸿章死的更晚一些，后来的事情变化都会很大吧？
李鸿章传的读后感4
李鸿章在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所谓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李鸿章早年师从曾国藩，平太平天国中，始崭露其军事天赋，及至平捻军，已经接替了曾国藩的地位，实为汉臣第一代表。而后致力于洋务，尽力数十载，建立了近代的工业和军事体系，而甲午一战，其苦心经营海路诸军毁于一旦，即是宣告了洋务的失败，从此而来的是中国地位的彻底沦落。之后李鸿章以年过七旬之身体，奔走于各列强之间，尽力维持，而为世人所诟病最多的，也是在这最后的七年。
梁启超从李鸿章未达以前即其时的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要等几个主要阶段和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解读。每一事提及成败，必以李鸿章当时所处的实境，分析他的行为决策，而不以简单成败论，力求客观公正，不无理智与智慧。及至甲午战败，是为李鸿章个人名誉之转折点：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身无完肤，人皆欲杀。而梁启超颇有英雄相惜之情：彼苍者天，此前所以宠此人着何以如是其忧，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费书而叹也。悲戚之情，由是可知。
梁启超写李鸿章，可谓实至名归。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梁启超和李鸿章所处时代相距不过几年，甲午战争败，则维新变法兴。梁启超和李鸿章同为救国于水火奔走，国势之衰微，实为共见。然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视野狭窄，只知西人所谓坚船利炮，而不知政治人心。“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吸取李鸿章的教训，从变法入手，寻求救国之路。梁启超写李鸿章，也是写出了自己变法的勇气与决心。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本人也是毁誉极多，支持过变法，也与孙中山有接触，支持过袁世凯，又鼓励学生蔡锷反对袁世凯，又一手促成五四运动。诟病者认为梁启超善变立场不坚定，投机。而我认为梁启超变得背后，只是在不断寻求救国的方法，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真切而认真的。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是一句惊醒，让我们不要盲目以成败论是非功过，也让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勇气和判断。
李鸿章传的读后感5
对于李鸿章，无人不晓，谁都知道他是那个签了一系列晚清屈辱条约的人，不少人好因此给他冠上了了卖国贼的称号。学习近代史可谓让每个学生难受的了极点。从古代史那引领世界好几千年，到近代落后挨打一百年，巨大的落差，感情上是难以接受。如果我有阿宽的超能力，我相信我回去修正历史的。于是，所有的愤怒发泄到李的身上。签了那么多条约，果然卖国贼无疑。
上学期无意去旁听了一个法律专业同学的商法课。碰巧那老师讲到晚清时期民商法律问题，其中他讲了一些对于李的看法。说他是晚清第一能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诧异呀，与我所知大有出入（不要笑我孤陋寡闻哦），他能牛在哪呢。之后很留意他向我们推荐的的一本书——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说来惭愧呀，暑假借来竟没有读，原封不动的还给图书馆。终于，在这一星期下定决心，读完了。
李和梁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对其所说，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可见梁对其还是相当敬重的。或许，维新派和洋务派还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呢。读完这本书，对李鸿章可谓大有改观。
书中说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势时之英雄，我深表赞同。正像梁所说，吾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具体原因我也不讲述，未免有照搬之嫌。我只说说几点我所转变的看法。
看完此书后，不禁为李扼腕叹息。从镇压太平天国发家，之后又平了北方的捻乱，卓越的军功足以光耀门楣，就像郭子仪一样挽救了大唐。开办洋务，风云中外政坛四十余年，风光无限啊。到1895年，七十好几了，我倒情愿他死了，这样就不用背负国人的诟骂了，相反，绝对是十九世纪的伟人。但如果这样就不是李鸿章了。
他的由盛而衰犹如大清的命运，李的衰亡史即为大清的衰亡史。他不如曾国藩，他的老师急流勇退，保住了一生的好名节。试想，李鸿章也功成名退了，当时中国还有谁可以顶替他的位置。我们诟骂他，可我们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能保证做得比他好吗。人才匮乏，出了一个李鸿章，我们就应该谢天谢地了。没有他，还指不定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清的裱糊匠，缝缝补补而已，那时的人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他只是其中一个。兴办洋务，他比谁都渴望国家强大。签署屈辱条约，没有谁比他更撕心裂肺。书中有一情节让我不禁落泪。十年前，李鸿章在天津傲慢的接见了伊藤博文，根本不放在眼里。十年后却在日本低声下气的与其签订了马关条约。国内叫骂声一片时，谁又能理会李当时的苦楚。
在国内无一人之时，李鸿章站起来，独自承担了这一切（虽然他办的不那么好，可谁又保证办的比他好呢），他应该受到尊敬，他是个英雄，至少他是内心强大，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罗列式的史实，很容易误导我们在心里将李鸿章一棍子打死，对此我向好几年对其的误解表示“忏悔”。你怎么样呢？
1前言
不可否认，如果将这些塑造悲剧性帝王形象的电视剧仅仅作为一个自身封闭的文本来看待，都堪称“精品史剧”，不管是视听语言还是道具、服装、灯光到人物的表演、镜头的调度、情节的安排，都非常好，其悲剧性所引发的对主人公的崇高感也非常之强烈。观众在认同帝王的同时，观众也会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骄傲。
但是，任何艺术都不仅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不与外面世界发生联系，何况和大众接触如此密切的电视剧呢？“电视剧不仅存在于录像磁带上录有负载了一定的社会生活信息的声像符号系统可供电视台播出和观众收看的物化的精神产品之中，也存在于电视剧作家、艺术家等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之中，也存在于作为审美欣赏主体的观众的接受过程之中，还存在于客观的社会生活之中。也就是说，电视剧的存在，不单单是在某一个凝结点上，它的惟一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具有整体构成意义的常新的精神流程。”
2中国电视剧帝王形象的塑造。
因此，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它会在社会文化、观众心理领域发挥作用。 除了这类电视剧制作精良，还有四点原因使其作用巨大：
第一，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帝王都带有悲剧性的英雄气息，而悲剧产生的巨大美感可以给观众以强烈的情感震撼，另外，“宣传家总是在暗示人们，他们所传播的信息同受众现有的信念和态度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一种武器。操纵这种情境的一种绝妙的方法，就是诱使受众与英雄认同”；
第二，这样的悲剧性英雄帝王形象不止一个，而且都有很高的收视率；
第三，和其不符的帝王形象不会出现在荧屏上，观众不知道有另一种的存在，这样的帝王悲剧性英雄形象的强势在光绪等的弱势下更加的使帝王戏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在严肃题材的帝王戏中，观众只能看到有为的皇帝、完美的皇帝、不得已的皇帝；
第四，饰演这些帝王的，都是一些有着“帝王气象”的演员，比如唐国强、陈宝国等，于是，演员的形象进一步弥合了不同帝王的形象差距。综上原因，这类电视剧的传播破坏了一定的生态环境，垄断了话语权。
于是，在电视剧接受上，殚精竭虑、道德完美都是观众潜在的对政治家的希望，反腐倡廉、国家强盛也是观众对社会的渴盼，所以，观众对电视抱有强烈的兴趣和同感。但是，在这表面底下，是皇帝伟大的将自己的国当作家来看待的时候才出现的，而这一切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一点，那就是——权力独裁，权力不能受到制约。这是电视剧在传播观众欢迎的故事情节底下的潜流，它会陪着观众接受情节，接受皇帝的悲剧性英雄形象而进入观众的思想意识。总之，这些文本联系起来则构成了“治理国家的不易”与“追求强国之梦”的复杂的`当代精神与古代精神的合一。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大的绝对伦理的旗帜下走进帝王悲剧，出来时通过认同帝王、认同独裁、认同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于是，这种垄断容易使本来没有关系的“帝王”与“英明”、 “富强” 、“独裁”等文化意义连接起来，并固定下来，构成特定的“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系统：一想到“帝王”这一能指就会想到“英明——富强——独裁”这些所指意义。
这些符号意义及其联系会因为电视媒体的重复传播、电视剧符号的大量聚合204而影响社会共识。按照传播学者李普景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拟态环境修改着我们的主观现实和对社会客观现实的认识。
这样，“独裁——帝王——英明——富强”在与社会文化、政治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了更好的互文和互证，将帝王与政党这些现代政治概念实现了置换。 当然，“解码”与“编码”之间有一定的出入，在《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一文中，霍尔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流通、使用及再生产理论，将电视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划分为制码、成品与解码三个阶段，强调传播并非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从制码到解码，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决定因素与存在条件。206但是，通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这些意义的确得到了传播，与现实的政治文化构成某种后台的伴唱。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王蒙就认为“这种媚俗的文化直接讨好了某些男人唯我独尊、三妻四妾的龌龊内心”，魏明伦坚持“帝王崇拜”意识会严重误导大众，非常不利于民主法制社会的建设。在《雍正王朝》热播之际，秦晖就把人物放在全球视野下，批评雍正政治观念的落后。他认为：“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而雍正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他都嫌专制得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在这样一个历史进步的背景下，就显得非常刺目。”
3结语
这段历史丰富多彩，有巨大的美学价值，丰富厚重、深刻得不得了，不需要做任何的添加，不需要凑戏，只要把它描述一部分出来就不得了，即使是现在的戏，也还是挂一漏万。但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要‘走向共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在大步走向共和。它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在走，人们在读‘走向共和’这四个字的时候，就是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向共和。虽然我们不主张历史剧干预现实，实际上以史为鉴是有意义的。我把它叫做‘探讨历史，关照现实’。”
今天，当用文化批评的眼光来审视的时候，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要表达什么，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加之我们还有浓厚的“以史为鉴”的传统，因此，重要的是电视剧创作者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审美观、文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