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读后感一
观弥勒一笑，看遍红尘无限事。
看平凹一文，阅尽天下千万人。
若用一个佛来比喻贾平凹的话，那么“弥勒”则是再贴切不过的喻体。
第一次听到老贾是很久以前了，反正我也不记得了，但是知道有这个人，是个名作家，但是其余的就不知道了。等到真正开始想了解这个人，想读这个人的书，则是在初三，看《风言锋语》时，听到李蕾说贾平凹的《废都》时。我当时就想买本书看看，但苦于初三无隙，也可能是懒得去读，迟迟未买，直到这次，我才买了这本他的散文准备细细品味。
总的来说，他的文字是属于稍微有些嚼不烂的精肉这一类，比周树人的文字要更随意、诙谐，同时少了些许考究。但是就如我吃肉喜欢吃有嚼劲的肉一样，老贾的这种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
读他的文章不用费多大神，拿得起，放得下。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读它，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放下。但是你却可以从中读出一种人生的哲理，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如一篇《卧佛》短小，但又不乏哲理，从中可以读出老贾的一种处事淡然的心境，又如“说死”，以一个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人面对“死”这一必修话题时的各种态度，特别是里面有一句“社会主义那么地好，你为什么要死得这么早”，笑话而已。
他也不是什么事都淡然。《月鉴》中，他用对环境的描写与对妻子的语言共同来描写或说艺术加工出一个虽有一身正气却无处发泄的贾平凹，而他只能向妻子发泄。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他将正义与人性之弱点放在一起，通过景物串在一起。《敲门》中，他亦对那些敲门求事并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骚扰”他人的人做了讽刺。(当然，他也说有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敲他门请他做事的人都是空手而来，蹭饭一顿，再满载而归)。不过有时他的正气虽有，胆量却无。在《我有个狮子军》一文中，老贾阐述了他从无“狮”至“狮”成散兵，至“狮”成大军的过程，显示了他从有气无胆，至有胆亦会忍的阶段。
贾平凹说他有他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不信。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想借神佛之名来讽人表意。“佛”，他一直用的字，也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处事泰然，或者说是他步入中老年之后的心态。“钟馗”作为一个吃鬼的人，跟宋定伯一样是降鬼的。“吃”“鬼”二字，贾平凹将它们分而置之，合而置之。“鬼”是可爱的，老贾一直坚信这一点，更何况家里还有钟馗的画像。很奇怪，中国的鬼怪都是从志怪小说中流传开去的，而这些神鬼亦是可爱之物，有人灵、人性、人情，甚至有人会犯得低级错误。但是，鬼在现在却变成人人畏惧的东西，“鬼”这个意象变得玄乎其玄，成为一种从小孩到大人都害怕看又都想看的东西，恐怖片将这种原本可爱的东西变成人们寻求心理刺激的东西，而“佛”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看破红尘的象征，却被用于各种电视剧中与“鬼”演对手戏的不二角色。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角色在贾平凹这里被还原为本貌，而贾平凹的思想则被这两个物象氧化得更深刻。
读贾氏文后，再观人生百态。
走人生路毕，又读贾氏幽默。
贾平凹散文读后感二
常听人说，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一个伟大的心灵对话。以前，我对此总是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我偶然邂逅了它----《贾平凹散文精逊，轻轻打开，才读了一小篇，就被那质朴幽默，形象生动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从此改变了对这句话的看法。
初读贾平凹，还是在我六年级时。我随手翻开，看到有篇《风雨》的短文，看第一遍，觉得很有意思，细节描写的手法和老舍先生颇为相似;饶有兴趣地看第二遍，觉得简直要拍案叫绝了：描写的是在狂风大作，大雨滂沱之时人畜的神态动作。细节描写非常细腻到位，生动形象。文章题目虽为《风雨》，但通篇读来却未见“风雨”二字。细细品味，却让你觉得无处不是风雨，且风之大，雨之狂，都让作者写得达到了巅峰状态。那些被作者形象化的一幕幕像慢镜头一般展现在我的眼前，真是让人生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风雨》读来，让我感受到了贾平凹酣畅淋漓的文字魅力。
再读贾平凹，是在初一学期结束时，老师推荐学生多读名家佳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本书。其中有篇《丑石》，让我印象深刻。作者借物寓意，发人深剩丑石很丑，丑石既不能用来凿字雕花，也不能用来浣纱捶布。丑，且一无是处。丑石没人喜欢，连孩子也咒骂它。可是就是这么一块丑陋之石，有一天却被专家确证为陨石，是天上之物。也正因如此，所有人才会对它另眼相待。一时间，丑石身价百倍。丑石这种大起大落，天壤之别的待遇，让我想到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事，真是令人感慨。生活中，有多少如丑石般有锦绣才华却无显赫背景或者是光鲜亮丽的外表的人，因为少了专家的一句首肯或者是投门无道而终身郁郁不得志，埋没了大好的才华，真是令人心痛啊!这些人的遭遇，不及丑石。贾平凹先生，在创作的初期，是不是也有像丑石相似的遭遇呢?所以才能写出这么令人感同身受，触物通情的文字啊!
细读贾平凹，有时也有令人莞尔的文字。譬如这篇，《我的老师》，主角是位做事说话有板有眼天真善良的稚童。孙老师，是个孩子。从他的身上，作者发现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文中这么写道：“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是孩子最纯真的善良，唤醒了大人们即将泯灭的一丝真，以及对美的重新审视。就是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坦坦荡荡，童言无忌，却在无意中保护了美好。作者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一个儿童的尊重，对纯真的尊重。向孩子学习，拜孩子为师，就是向真善美学习，回归最质朴的人性。
贾平凹的文章，字字犹如细腻的情怀，或淡雅，或质朴，或幽默。从初读到细品，他的文字时而令人深思感慨，时而让人莞儿一笑。字字珠玑，篇篇美文，读来让我心旷神怡，受益匪浅。书香，便在此时，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在那些默默的文字中绽放。大师，这确实是一位文字大师!仿佛，在他被一圈圈令人炫目神移的光环背后，我隐隐见到一位儒雅的书生，有时他会如李白般狂放，有时也会如杜甫般幽思，更多时候，他像个孩子般勤奋执着，也许为了某一篇字斟句酌的文章费尽心思，像白居易一样，"吟安一个字，掐断数茎须”呢!
也许，我想象中的贾平凹跟现实的贾平凹格格不入，不管怎样，见文如见其人，让我们一起来读 《贾平凹散文精逊吧，可能你认识的贾平凹是另外一种样子呢!
贾平凹作品读后感(一)
——《秦腔》读后感
起初对《秦腔》感兴趣，一则仰慕贾平凹的盛名，二则由于茅盾文学奖的效应。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众人眼里的另类。《秦腔》中“我”是个“疯子”，他不同于常人，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秦腔》以“我”(即“疯子”引生)的视角描绘了清风街的“全景图”，有风俗民情、有世事沧桑、更有人生命运之起伏。书中塑造的男女老少各色小人物，无不性格鲜明，几乎每一个都可以在社会里找到原型。小人物的悲欢、他们的生活片段都显得那么真实。清风街的风云变迁，难道不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读罢《秦腔》，一声叹息。小说的结局是很悲哀的，清风街的“贤人”夏天智在满怀忧患中去世了，跟他一样
可是岁月不饶人，当年的小孩已经成人，时过境迁，节日气氛渐渐平淡，唯有家人相聚的亲情依旧温
掩书而思，《秦腔》中乡干部强行收缴农业税费而引发的群众冲击政府事件，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
小说以《秦腔》为名，将秦腔贯穿始终，在我看来是与小说的主旨紧密关联的。秦腔，即农村，即土地。秦腔越来越没人听，剧团倒闭，本雄纠纠气昂昂的秦腔演员摆起了小摊，甚至走街串巷干起了吹鼓手，在丧礼上表现得比孝子贤孙还要卖力。农村越来越没人愿意待，土地越来越没人愿意种，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农田大面积荒芜。秦腔的式微与农村的困境，都因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而起。淳朴变得油滑，踏实变得浮
贾平凹作品读后感(二)
——《丑石》读后感
又一次捧起贾平凹的《丑石》，我仍是爱不释手。让我喜爱的，不仅是作者的生花妙笔，还有丑石所蕴含的那种不屈于寂寞的精神。
丑石很丑，她的模样像石一样，但丑石派不上用场，既不能凿下刻字雕花，也不能供来浣纱
这，不正是丑石内在的价值折射出的金子般的闪光点吗?
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也是一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著名电影舞星艾斯特尔1993年到米高梅电影公司首次试镜候，在场导演给他的评价是：毫无演技，前额微凸，略懂跳舞。然而艾斯特尔并未因此丧失信心，他将这张写有评语的纸裱起来挂在住宅中，并通过勤奋的努力最终成为一名电影舞星。
可以说，艾斯特尔当时与贾平凹笔下的丑石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他未遭到太多人的歧视，但他的才能却没遭到他人的承认，而他最后的成功不正是显示了它的内在才华吗?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贝多分的'老师说贝多芬绝不是当作曲家的料;爱因斯坦的老师也曾说他“反应迟钝·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哲学家曾被人贬为“让青年堕落的腐败者”。而今天，为什莫他们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呢?因为他们有用不服输的精神和志气，有自己的真才实学，有时是在在的贡献。
然而在今天，却有人因为一时不被重用，发挥不出长处，找不上合适的工作就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暂时的受挫正是对人的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经不住这种考验，就会永远被闷在地下。还有的人，并没有真才实学，也不踏实钻研，却总以为自己是块金子，是个英雄，抱怨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这种虚伪的心里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
老是把自己当做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成泥巴吧，然总人把你踩成一条路。
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作，谁能否认明天不是一个丰收的日子呢?总有一天，你辛劳的双手会将自己的生命装回的五彩缤纷。
丑石并不丑，因为内在的价值为他的生命度上来了一层美丽的镁光。丑石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并非就是庸俗和空虚，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是真真切切的生命之旅……
贾平凹作品读后感(三)
——《带灯》读后感
读着贾平凹先生今年新出的小说《带灯》，我走进了那个秦岭深处的风光秀丽而又贫困的村镇——樱镇。伴随着主人公带灯走进了那个镇政府大院，窥见了当前乡镇干部内心的隐秘，她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的真实可感，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她内心的纠结与矛盾，还有她的隐痛。她的痛苦是深厉的：或许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比喻多么的贴切与恰当啊!一心向上，把工作干好，可努力却未必有回报，天道也未必酬勤，换来的只有苦楚的泪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然滑落。直至最后成了乡民械斗的替罪羊，她努力的抗争归于失败，那颗在浊世间索求光明的灵魂失落了，一个聪秀能干善良灵巧的青年干部被折磨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带灯，本名萤，得知萤火虫生于腐草时，则坚决改了名字。而事实上带灯不过是萤火虫的一个别称罢了。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她所面对的大多是乡村里的一些难缠的人和事。她同情农民，想着法子维护他们的利益，却又不得不执行领导的命令，极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领导的仕途升迁保驾护航。为了安抚上访者绞尽脑汁，一听说有上访者到县里了，就不顾一切去阻拦，想方设法化解矛盾，可矛盾又往往不易化解，尽管矛盾的成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却未必领情，甚至恩将仇报;处处为领导排忧解难，却无法让领导高兴。工作的苦烦，生活的无奈，情感的挫败，将她狠力地折磨。与元天亮的通信，成了她抚慰心伤的一缕春风。尽管几乎得不到回信，可她还是一直写，用这种方式使自己暂时摆脱现实中的杂乱沉闷，寻到了避风的港湾。她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如清水般纯洁，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恋，不沾染一丝儿的尘灰。
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颇值得我们深思。马副镇长为了补身子吃胎儿肉，见难以升迁，就破
带灯，就是一只萤火虫，牺牲了自己暖亮着乡村，默默无闻的贡献着，期待着，抗争着，也痛苦着。她是当前有良知、有责任感却又面对着重重压力终难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作者写作上的一大突破与自我超越，也为
篇一：贾平凹《废都》读后感
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至今十七年矣。
十七年后，再见庄之蝶，他依然活着。
在此期间，《废都》遭遇了严峻的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废都》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这个叫庄之蝶的人，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人。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件事不言自明地成为了立论的前提：作为文学人物，庄之蝶是知识分子的镜鉴——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反正，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
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废都》中的“口口口”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口”时，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他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他也的确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次狭邪的玩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过了《废都》，然后读到了福柯，现在，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废都》中的功能。那些“口口口”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在那些特定场合，我们对文本的“真实”幻觉被击破：眼前之事被删减和缺省，因而也是被“写”出来的，那么，是谁写了它谁删了它呢?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
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些“口口口”是当代出版对于明清艳情小说通行的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作出评论，他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他的特定意图。
——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从人物身上移开，被引入了一个对照的文本序列：简体横排的、被删节的艳情小说和原版的明清艳情小说，贾平凹的意图正在此间，他在整部《废都》中明确地模仿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明清小说传统，在此处，自废文本是要凸显这种模仿的当代语境，庄之蝶这个人的根本境遇由此呈现：他或许竟是一个明清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删节的、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
——的确非常机巧，在这样的地方我能够领会贾平凹在《废都》中那种错综复杂的才能。但就这件事而言，它或许复杂得失去了控制，且不说它确实很容易被读成一种低级噱头，更重要的是，它使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
注视着眼前这些空缺，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原是古老声音的回响，尽管是喑哑断续的回响，就好比，在这处私室一系列镜子互相映照、
是的，这正是我的感觉：庄之蝶这个人在此时恰恰是不在场的，他从那些“口口”中溜走了。
这才是问题所在。似乎底本已经写定和改定，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他的身体和心灵边界之内，似乎他不过是被动地扮演一个“山寨版”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似乎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不能负责。
我认为，那些“口口口”之根本的不道德就在于庄之蝶的这种溜走，这种不负责。贾平凹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人物的身心之中有些事物是他无力触摸和言说的，他无法让庄之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明确的个人责任乃至公共责任，于是，他机巧地使出腾挪大法，招来昔日幽魂，让这个人变成了不在。
所以，必须注视庄之蝶这个人。他是谁?他如何看待他的世界和他自己，他如何行动如何自我倾诉和倾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人们把庄之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展开争论和批评时，批评者们实际上是借此确认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那么，对庄之蝶来说，他的问题是他和我们不像吗?我们又凭什么认为他应该像我们?也许他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太像过于像呢?——这不也是人们感到遭受冒犯的一种理由吗?也许情况更为复杂：庄之蝶是像我们的，但这种“像”不符合我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描述，这个人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无法顺畅运行。
但无论如何，贾平凹不应埋怨别人误读了《废都》和庄之蝶，庄之蝶这个人无疑有所指涉：贾平凹给他起个名字叫“庄之蝶”——庄生的蝴蝶，是蝶梦庄生还是庄生梦蝶?谁是蝴蝶谁又是庄生?最直接的答案是，庄之蝶是贾生梦中之蝶，但每个阅读者也有权自认为蝶或自认为生，在这个开放的绵延的镜像系统中，误读是必然之事，也是被作者充分纵容之事。
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大观园中一公子吗?是一块遗落的顽石吗?还是一个浇
但想到了和做得到是两码事。二十世纪至今，“红学”蔚为显学，端的是开言不谈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但相形之下，《红楼梦》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艺术其实甚少影响——曹雪芹那种眼光几乎是后无来者，大
然后就是贾平凹，他的上下文和曹雪芹同样不重合，但他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创造一种语境，与曹雪芹仍有不同，但在这种语境中《红楼梦》式的眼光竟有了着落。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评论家的滥调是力戒模仿，但你模仿一个《战争与和平》试试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深刻地感受着他与伟大前辈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他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写一部《红楼梦》时，他是认真的，他尽知其中的巨大难度。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任何当代作品中《红楼梦》式的虚至少在叙事层面上都难免装神弄鬼的不诚挚，就《废都》而言，那个口唱段子的
庄之蝶是一位作家——他后来被一群治文学的学者痛加修理不是没道理的——而且他享有巨大的名声，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从父母官到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识庄之蝶。人们熟知、关注、溺爱着他，虽然很少有人搞得清他究竟写了什么。
除了一些应酬文字，我们也不曾见过庄之蝶写什么，也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力图写一部作品，他一直在为此焦虑，最后他终于要去写了，但这部作品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想象，或许也就是这部《废都》。他几乎从未谈论过文学或他的写作，尽管他为此以可疑的方式从公家弄到了一套房子，但那房子里的事后来被证明皆是胡扯和胡搞。
也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红火热闹立于浮名之上。如果我们断定庄之蝶就是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那么，他这一笔巨大的象征性资本应该是来自八十年代，那时的文学声名是有可能达到如此地步的。但是，尽管所有关于《废都》的评论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际上下手，但在《废都》内部，庄之蝶其实从未流露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他并无八十年代之乡愁;有太多的论者在他身上搜寻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和精神变化的征兆，并在一种集体建构的历史论述中以时代的变迁解释他的生活和命运，但庄之蝶本人对此似乎毫无领会。他通常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领会自身：一种浩大难逃的宿命。似乎《废都》如《红楼梦》仅仅是一个世间故事，久已有之并将继续流传，并不属于特定年代——这是非历史，但也是非历史的历史化，贾平凹寻求的不是以历史解释人，而是以人的恒常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一起，开启了当代文学的重大转向。但贾平凹与“新写实”又有根本不同：他的“恒常”不仅是生活被勘探的底子和被发现的“真相”，更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的空间。
恒常如新。十七年后重读《废都》，我感觉 庄之蝶先生很像一个现在的人——也许比九十年代初更像，他是一个“百家讲坛”上的说书人，一个“名人”，他戴着他的光环游走于世间，精于象征性资本的运作和增值。他也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和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等等，就差开坛讲学了。
如任何名人一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食客”——一条社会生物链，在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相互依存，有“食客”在，庄之蝶才成其为“名人”，庄之蝶反过来必须提供和分配“食物”，他像个小朝廷的君主或小帮会的大哥，他当然不能去打人，但他显然有义务“罩”着兄弟们，带领兄弟们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换。
一部《废都》是一张关系之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他的本质，马克思的教诲贾平凹同志是深刻地领会了。《废都》一个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这个结构不是狭义的政治性的，但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如何在利益、情感、能量、权力的交换中实现自组织，并且生成着价值，这些价值未必指引着我们的言说，但却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生活。
——这种结构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和常态，它并非应然，但确是实然，而认识实然应是任何思考和批判的出发点。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贾平凹的这份洞见，我们可能都把这视为自然之事，以至它无法有效地进入我们的意识;更可能的是，在一套对生活的现成论述中，这种结构被忽略了被径自超越了。比如，对《废都》的另一种诟病恰恰就是，贾平凹并不了解城市生活，他笔下的城市更近于一个巨大的农村。
对此，贾平凹也算是自食其果——他大
乡村无故事——不要忘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乡村中人走出去，进入现代境遇，或者现代性降临乡村，乡村才能够成为小说想象力的对象——贾平凹在《秦腔》中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在这座大城之中，复杂的社会生物链活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