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丁玲整个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发表后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结构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它不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还击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必要步骤，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大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适应新的形势，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次年九月，党中央又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于十月十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样，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兴起，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清算。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阶级素质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
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读后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读后感》。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
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
斗争中不断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
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划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
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
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
作者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
对县宣传部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在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被宣告结束。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自己作了这样的评价，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我们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109年沧桑巨变，换了人间。北京天安门在1900年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49年的秋天它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前赴后继在这峥
第五篇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件事：志当存高远。因为人是为什么而活?又是什么在支持着人们奋发向上?其实不过就是两个字——信念。
当国人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沉醉不醒时，在欧洲，许多西方国家却在悄然发展壮大着，他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志向远大而又有着令人惊诧的行动力。当本国的资源不能满足时，他们把目光看向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东方国家。当英国派出使者向清朝请求通商时，乾隆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一口拒绝了他。那时的清朝已经在安逸中消弭了意志，不求上进，在自己自足的满足中一醉不醒，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是，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潮流擦肩而过，没有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
清朝的闭关锁国，孤立了自己，使自己在世界上落伍。结果曾经的东方大国，被欧洲国家的尖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从此步步沦丧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蒙受了百年屈辱。
“志当存高远。”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繁花似锦，不能奢望能一劳永逸，不能满足于眼前的一点点成就，而是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并为之不断奋斗，最终才能成功。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饰以琉璃，饰以黄金，饰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毁圆明园的命令，其理由是”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不易泯灭，永远保存的痕迹......圆明园宫殿为之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警醒其迷梦”这一行动得到了英国首相巴麦尊的同意，他还暗示额尔金烧毁紫禁城。
为了给予中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破灭中国人民的信心，这座耗费了150多年时光和数不尽的人力物力才建造起来的万园之园，被一把火和一个野蛮的命令所毁，只给百年后的世界留下了断壁残垣和不绝于书的愤怒。
“志当存高远。”如果当时的王朝统治者能目光远大，立志高远，或许这梦一般的园林不会被毁得如此令人心痛。可是世界上不会有“如果”，我们必须以此为鉴，从伤痛中走出来，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通过光绪帝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虽然变法最后失败了，但是它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它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新思想，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志当存高远。”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觉醒，志向远大的仁人志士在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时勇敢的站了出来，希望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为此奔走奋斗。其中尤其是”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时拒绝了逃生机会，表现出了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甘为变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这种捐躯的壮烈行为，来唤醒民众的觉悟。但是树立了远大的志向，还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最终才能获得成功。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最终使一场千年巨变——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也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和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都是警醒他人的例子。
“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心信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说过。这句话告诉了我们意志的重要性，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软弱与退缩都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我们要勇于面对困难，愈挫愈勇。因为“虽然试了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试的话一定会失败”。很多时候成功都是一扇虚掩着的门，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推开它。或许困难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