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油滴的石板上——冷咧
狗尿在石头上——渗也不渗。
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
瞎子推磨——由驴转。
不吃蒜——不想蒜(算)。
木匠的板斧——面砍。
烟雾地里撵狼——冒吼。
石匠断磨——实打实铲。
和尚的帽子——平不塌。
卖豆芽的丢了秤——乱抓
蚂蚁脑上害毒疮——脓水不大。
羊圈里的驴粪蛋——大家伙
正月十五贴门神——迟了半个月。
水缸里拔杆杖——端出端入。
蛤蟆支桌子——全赁一张嘴。
狗舔碾子——没大的油水。
穿上皮袄喝烧酒——里外发烧。
三张纸画得个驴——好大的脸面。
红萝卜挨刀子——干红不出血。
老鼠的尾巴——肿了也粗不了。
拦羊的打酸枣——捎带活。
拦羊拾柴——捎带事。
枣核子上解板哩——不够一锯(句)。
柳木锯牛角——一物降一物哩。
裹上被子看戏哩——尽家当抖哩。
蛤蟆爬到花椒树上咧——麻蹄蹄麻爪爪。
D1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道弯，以她那美丽的身姿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中国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自青藏高原而出，九曲回转，在内蒙古托克托县与山西偏关县之间突然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弯，原本由西向东奔流的河水掉头向南，一路呼啸，势不可当。经过千万年冲刷，在黄土高原上拉开了一道巨大深邃的峡谷，这就是黄河晋陕大峡谷。
D2八月的晋陕大峡谷，陕、晋两边的山野披上了绿装，黄色的河流围绕着峡谷的山巅，画出一个个的乾坤图，不像壶口的咆哮，这里的河水相对平静，在河流的滩涂上，一棵棵黄河滩枣茁壮成长，寄托着黄河两岸农家人的经济期望，也成长着人们对黄河滩枣美味的期望。
D3水与石的较量成就了神奇美丽雄伟的黄河百里画廊——晋陕大峡谷。黄河走出青藏高原后，穿山过岭，九曲十八弯，跌宕下行，至郑州桃花峪，面目骤变，由开沟凿谷转为沉砂造陆，因此黄河的峡谷都分布在桃花峪以上。黄河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的上游河段，以及中游下端的禹门口至桃花峪，虽也有诸如龙羊峡、积石峡、刘家峡、红山峡、青铜峡、三门峡等等著名峡谷，但它们都被一系列宽谷盆地分隔。
D4这条峡谷从偏关县的老牛湾起，到与陕西接壤的山西河津市禹门口止，共700余公里，将黄土高原一分为二。“九曲十八弯”在黄河晋陕大峡谷得到完美的演绎，水与石的较量成就了神奇的超级黄河走廊，塑造了许多险峻奇特的自然景观、丰富厚重的文史古迹和动人的历史传说。在巍峨雄壮的峡谷中间，碧绿的黄河水滔滔而过，黄河母亲用她那甘甜的汁液，滋润着一座座城市和乡村，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D5黄河流经河口镇后，受吕梁山所阻，便折转南流至禹门口，飞流直下725公里，黄河中游水面高程由984米降至377米，将黄土高原劈为两半，东岸为山西省，西岸为陕西省。故而人们把这个大峡谷称之为晋陕峡谷，这是黄河的第一长峡。
D6延川有很多黄河奇景，这里的乾坤湾、清水关（清水湾）、会峰寨、延水关等景点，都是黄河上的美丽壮观风光。乾坤湾更是以325度的弯曲，绘就乾坤之状，留下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清水关的残留墙壁和正在建设的景区，让人回忆这里曾经的繁华。会峰寨一座已经空置的山寨，记载着前人防御与祈祷的历史印记。
D7在这里，她是一条碧绿的河。山峡之间铺满了绿装，黄河之上架起一座座桥梁；一座座大型水电站，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河巨龙之上；一条条峡谷公路曲曲折折，构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一块块形态各异、未经任何雕凿修饰的黄河石成为奇观……
D8晋陕大峡谷自内蒙河口镇至山西禹门口，是黄河干流上最长的连续峡谷。在河套地区呈东西走向的黄河，此段急转为南北走向，由鄂尔多斯高原挟势南下，左带吕梁，右襟陕北，深切于黄土高原之中，谷深皆在100米以上，谷底高程由1000米逐渐降至400以下，河床最窄处如壶口仅30至50米。由于黄土丘壑泥沙俱下，晋陕大峡谷河段的来砂量竟占全黄河的56％,可以说真正的“黄”河是在这里成就的，深涧腾蛟，浊浪排空，黄河峡谷的典型风貌尽集于此。
D9“S”型的乾坤湾、“C”型的清水湾……一艘艘游艇从峡谷黄河中穿过，穿过一道又一道弯，水面溅起朵朵浪花。黄河大峡谷就是这般，给人以恢宏、大气、自然的景象，让我们领略到她独有的魅力。黄河的景色连着天，抬头张望，碧空飘浮着朵朵白云，它的身影在黄河中映现。峡谷黄河，我们为你惊叹，惊叹于你那最动人的曲线！
D10黄河晋陕大峡谷，犹如一篇长文，书写着中华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展示着黄土，黄水与黄河人割不断的情丝，山和水、河和曲，旖旎和壮美，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无限的豪情与畅想，这就是她的魅力！
D11西口古渡是昔日河曲水陆贸易的主要渡口，也是先人们“走西口”的要塞，见证着百年的风雨沧桑路。如今，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晚上，人们摩肩接踵地涌到古渡河边，举行规模盛大的“河灯节”，将365盏河灯放入河中，随波逐流，祈祷岁岁平安。此时，地方特有的“二人台”也同时开锣，热闹非凡，曲调人人都能哼上几句。气势磅礴的黄河和沟壑交错的黄土高坡，使得“曲调”中有着惊涛中扳船汉子的豪放号子，有着岸边上纤夫的低沉吟唱，有着高坡上放羊娃的信天游，有着粱峁上男女直白的调侃，有着走西口的游子们的凄词婉韵……难怪有人说“河曲”就是“黄河”的“曲子”，这也是地名的又一缘由了。
D12由于受黄河自然水动力、风动力及冻融循环等外力的作用，使这段河岸形成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天然水蚀地貌奇观，其形态表现极富艺术感染，有的像密密麻麻的'“天书”，有的像动植物人形，有的像音乐符号，有的像蜿蜒曲折的“迷宫”，堪称黄河魂的真实写照。三年多来，我数次来到这里，随着不同季节光线的变化，她展现出各异的迷人风采。每每站在他的脚下，仰视而见他的伟岸，心思汹涌，感慨万千。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温柔、或刚强。站在这里，一时无法分清这两种概念，也许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也许是造化弄人。
D13走入晋山峡谷，我们才见到了真正的黄河，水势随着地势时紧时缓，绕过山崖，躲过礁石，一路前行，人们说“黄河九十九道弯”，在这里我们才真正见到了黄河的湾。我们的汽车行走在半山腰中开辟的公路上。望下看，有时候黄河如同一条丝线，有时候黄河如同陕西人吃的裤带面一般。
D14黄河在这条切出的大峡谷中，深涧腾蛟，浊浪排空，泼洒出独特而典型的风情风貌，既造就了西口、孟门、碛口之类的古城镇，又冲刷出娘娘滩，太子滩，大同碛之类的激流险滩。还有老牛湾，乾坤湾之类的蛇曲弯道，更有土柱林，水蚀浮雕和壶口瀑布之类的大自然杰作，每一处都会让你惊愕得张大嘴巴！更别说还点缀着寺庙，长城和绝壁栈道等厚重文化的人文景观，没有点文史基础，很难解读出其中的韵味。
D15黄河到此，漩涡急转，撞山击石，浊浪腾空，怒涛咆哮，震耳欲聋，古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赞叹。诗仙李白谓之“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恰好点出了晋陕大峡谷在此达到了最后的高潮。
D16晋陕大峡谷，诸多黄河壮美，其实一个晋陕大峡谷的黄河蜿蜒，就像一个龙腾的图腾，本身就是一幅壮美的山河图，记载着中华民族千万年的历史和沧桑。走在晋陕大峡谷边，走在母亲河黄河边，欣赏的不仅是壮美的风光，更是一种历史的回味。
D17晋陕大峡谷的河曲段内，壁立千仞，崖上有洞，洞中有佛，岸边有寺，不论是进香朝拜还是闲情游逛，弥佛洞，海潮禅寺，岱岳庙，香山寺等等都在向你展示别样的文化，若没有虔诚而不畏艰险的决心，是难以领略其中的乐趣。还有那顶天立地的文笔塔，恐怕只有以黄河为墨，蓝天为纸，才能写诗
D18继续下行，晋陕大峡谷的最大亮点无疑要数峡谷出口的“禹门口〞了。看到名称，肯定是与“大禹治水”有关。黄河行至河津市，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是河水南流的“瓶颈”，由于隘口狭窄而常常发生水患。后来大禹“劈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以疏导之法解决了大难题，并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北魏《水经注》上记载道：“龙门为禹所凿，广十八步，岩际镌迹尚存。”禹门口也称龙门，相传春季农历三月，河中鲤鱼成千上万，逆流而跳，跃登此门，跃入者可化为龙，故有“鲤鱼跳龙门”之说。
D19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晋陕大峡谷，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写的《黄河万里行》中写道：在托克托县河口镇（属内蒙古），黄河受吕梁山所阻，掉头向南，犹如一把利剑，将黄土高原一劈两半，开出一条深遂的峡谷。从河口镇到禹门口（属山西），黄河在峡谷中飞流直下725千米，河面高度由海拔900多米降到300多米。峡谷的起点，终点，长度等数据，表明了真正的“黄”河形成于此。
D20晋陕大峡谷，急流不断，险滩众多。在山西河曲县城外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晋山峡谷的第一个要紧去处。这里原本宽阔的黄河突然收缩成了，只有100多米宽的峡谷，陡峭的山崖，以九十度的姿态冲天而起，人站到悬崖边上，想要看见脚底下的黄河都不能，只能看着远处的黄河滚滚而来。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陈逸飞画的一幅代表作品就是取材于这个地方。一方水土一方人，黄河的滚滚而来，波涛汹涌，似乎是一种武将雄健；沿着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厚重深沉，有着文豪的风采。
D21若从旅游的视野来扫描大峡谷，725千米蜿蜒徘徊的曲线上，所点缀的镇，湾，滩，及峡壁，如同颗颗明珠串起的天然项链，彰显出悠悠文明之美，阴阳刚柔之美，奔腾咆哮之美以及苍凉浑厚之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对黄河大峡谷给出了这样的评语：“黄色的峰峦似凝固的波涛，黄色的波涛似起伏的峰峦，黄河之水在这里演绎成了自然天成的黄河大合唱，尽显一种苍凉与浑厚。”
D22到了晋陕大峡谷中段的临汾市永和县，一处寓意深厚而风情绝韵的自然景观，把峡谷的弯曲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美得能让你窒息，这就是永和县河浍里村和陕西延川县伏义河村交汇处的乾坤湾。一路咆哮如雷的黄河，流经永和县境内后，宛如蜷曲盘绕的蛟龙，前扭后转320度，留下了自然天成的“S〞形大拐弯，形成了河抱山，山依河，山河相映的独特景观。万里黄河，千里一曲，黄河似乎誊恋着这里的山川，蜿蜒徘徊，不愿离去。
王土地的原型为邢台县东石门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他是我国近代黄河后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里。五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七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走西口、谋生于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后被族叔王成收为嗣子。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
渠成后，初名为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说明的是，王同春成绩的亮点如蓝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黄河涛涛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称作河套地区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觑他的历史贡献。然而，他真的不能与晋西北忻州一带、特别是河曲县周边一带历史悠久的移民运动有可比性。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一带的后人们足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许多青壮年男子为养家糊口告别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口外寻求生路。而河北虽也有同样的因素，但河北从历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带的粮食主产区，是历代皇帝长治久安、和谐天下的金库。
山西则不同，尤其是晋西北地区，从来就是汉匈奴与汉朝杂居的地方。东晋后期政权更迭，新兴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据。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无音信，生死难卜，泪水谱写出悲凉的“走西口”小调不胫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亦由此而来，流传至今。现存的西口古渡遗址，见证了过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欢离合的苦难历史。
于是说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业，山西人走西口则是为了活命。
河北王同春与忻州河曲人还一段故事。有一位现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内蒙巴彦淖尔盟采访时听到了杨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间，河曲人杨谦带着两个儿子流落到口外，先在准格尔旗租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剩无几，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来儿子满仓，米仓长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杨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给地主揽长工兼卖豆腐为生。
说是那时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说法了。创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买卖赚大钱的晋吕侉侉们。杨氏兄弟听了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扔了种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兴号”当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皲裂手上老茧半寸厚。后来便协助掌柜察看地形，观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会画图纸了。王同春很赏识这两个河曲人，在开挖沙河渠时，任命杨满仓为该渠经理。此渠所经之地，多为沙丘，工程艰巨，技术难度很大。满、米二仓，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时，王掌柜拈髯赞许，让他们单独包租了卜尔塔拉户口地，自行测量设计并组织地商佃户开挖了三条支渠。
羽翅既硬，杨氏兄弟辞别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来到乌拉河灌区。兄弟俩对天盟誓，一定要独树一帜，发家立业，兴旺族门，的振杨家门庭，遂昼夜勘测，终于掌握了乌拉河东畔水流地质情况，绘制出开挖杨家河渠系草图。
此事经人告发，王同春不由大吃一惊。他一生修渠垦荒，所花白银在一千万两以上，是香火供着的神仙。杨氏兄弟勤恳好学，他是知道。开几条支毛小渠试试，也还未尝不可。但若要在乌拉河畔折腾，王掌柜就要过问过问了。
来到杨家住地，王同春大声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们吃了豹子胆，要来个水淹大后套？杨满仓赶紧应答，我们是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说，闲话休提，快把图纸交出来！接过图纸就要撕。撕的时候不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不撕了。
王同春毕竟是干过大事业的人。他知道这份图纸的分量。满、米二仓出言谦逊，他们的九个儿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泽林、鹤林、占林、贵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盖者，却正如狼似虎地盯着他。王掌柜心头一震，引着杨家父子勘测渠路去了。杨家河定于次年开工。因沿途地亩皆为天主教堂所占，杨家遂派春林即二荒盖去与杭绵旗王爷及三盛公天主堂协商周旋。最后订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归洋人，每浇地百亩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杨家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一九一七年春，杨家河从后套黄河畔之毛脑亥开口。每挖一段，即随时放水，以所收水费支垫开渠费用。开挖中，杨满仓指点其子茂林即大荒盖采用川字形浚河法，为工程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不久，杨满仓因操劳过度瘫痪卧床。米仓和茂林带领其余子弟，四处奔走借钱，工程由杨春林掌管。开渠劳力从逃荒中挑选，无非是些陕北和晋西北的穷汉。渠工编为班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计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资数万，杨家力单难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两成收益，杨家只好忍痛答应。其时，后套鼠灾成患，民不聊生，杨家典了全部家产，依然债台高筑，只好放慢工程进度。渠工纷纷登门要钱，杨家诈称春林惊吓而死，且假设灵棚，大放哭声，把些善良的老乡哭软了，只好恼悻悻地散去。
开工七年，杨米仓因长年奔走劳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杨满仓熬得油干捻尽，也撒手西去了。大荒盖茂林在极度悲痛中，秉承父辈遗志，率领众弟兄继续挖渠不止。当干渠就要接入乌拉河时，茂林亦因忧愁劳累去世，一应重担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个年头，杨家河终于竣工。干渠总长六十四公里，渠宽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桥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桥上可走车马。有支渠四道，总长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顷。
渠既挖成，杨家雇佣巡渠员五十人，昼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称为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为防水患，还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闸，一时流行于河套地区。杨家河两岸，田畴绿野，村落点点，荒原顿时变为膏腴之区。杨家子弟每人拥地千亩，骡马成群，鸡猪无算。各有皆有店铺，且拥有大船数十只，往来于包头与河曲之间。
杨家事业垮在傅作义先生手上。傅将军一声令下，杨家河及方圆土地尽归了他所管辖的绥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马，即将草闸毁弃，为的是多放水多浇地多收银两。不想渠水肆意冲掏，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傅将军或许内心有愧，遂将杨家河所在地改为米仓县，也算他的一点老乡情谊。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贫穷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虽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它却打破常规，在山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出难得的开放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很多走西口人开阔了眼界，走出了谋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来，家道兴旺事业辉煌。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达”，因此固然是“贫穷通走西口路”，但客观上也是晋西北人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先辈们谱写的“走西口”这段悲壮厚重的历史，不仅仅是他们不甘贫穷的.流浪史、迁徙史，更是坚韧不拔的苦难史、创业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完整动人的西口史诗。
据考证，往日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为了谋生，即使干最脏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骆驼为雇主运送货物，有的给当地牧民喂马养牛放羊，有的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有的在店铺做伙计，有的做雇农包种土地，有的给有钱人家揽长打短等等，经年累月，大抵如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他们学到了许多生产劳动技能，锻炼了自己，有许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列宁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曾经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这部生动、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诗。
与时俱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会也不可能有这种进步观念的，但是在客观上，“走西口”却无意中迎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开拓精神。
任何时代都要求社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明清时期，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忻州乃至整个晋西北也由过去的封闭逐渐转向了开放。以河曲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较多，思想比较开阔，口里口外的经贸往来通过“走西口”而日益频繁。河曲城关曾是号称“小北京”的水旱码头，是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相当繁华。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二人台的发展、创新就是汉、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间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到过内蒙古的人会发现，内蒙古汉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这显然和“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西口”还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总起来说，演绎三百余年的走西口历史，是晋西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近年来，每每提起走西口，人们无不赞赏晋商。这倒也无可非议。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似乎忘了，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同样为包头、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本部的繁荣、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码头赌局，或放歌于茶肆乐楼、厅堂府邸，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难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没有歌吟，没有鼓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将是一种什么情景；
于是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还能否称之为城市，还能持久地繁荣，不断地发展吗？虽然，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西部的繁荣、发展和实际看，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为两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戏曲队伍。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民间歌舞表演”或曰“民歌体秧歌剧”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有一句发谚，说“商路即戏路”。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惊异地发现，从嘉庆至清末，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比如：云生班，也称荣生班，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承办；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舞霓园，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三庆班，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聚梨园，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园、乾梨园等等班社，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
这绝非偶然现象，显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理解：首先，从大的方面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与娱乐双重功能的戏剧，在过去缺乏其他娱乐形式的时代，便成了最佳选择；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外，还需通过别的途径塑造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再次，站在戏班的角度考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于经济基础，要生存发展，必须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贸和戏曲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二者便犹如一对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为依存，并共同支撑起一个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大厦。
这样说，有的同志可能会摇头。仅仅一个戏曲便能支撑起一座城镇精神文明的大厦？当然不能。但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在当年包头、归绥的城市文化中，戏曲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有一种统治性的地位。从史籍记载和大量的边塞
于是，当晋商车拉、船载、骆驼运，把一批批货物运到口外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戏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艺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话：“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便非常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远征行动。以包头地区为例，戏曲的流入大约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开始之后，先是在萨拉齐“小试身手”，出现于各种庙会上。同内地一样，口外城乡同样建有许多供奉着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清朝年间萨拉齐共有庙宇209座，遍布城关乡镇、水陆码头。这些庙宇，原先是大都是纯粹的庙宇，而当晋商出现之后，便有半数以上建造了专供演戏的乐楼。庙会期间，晋商从原籍请来戏班，一面酬谢神恩，保佑生意兴隆，一面扩大影响，进一步广开财源，故萨县自咸丰以来，商业发达，戏曲活动亦十分频繁。
尔后，随着黄河码头的西迁，包头逐渐成为北通蒙古、新疆，西达宁夏、甘肃、青海之商贸中心，商业亦由原来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转向开店设庄。到清末，包头的商业、手工业已出现“九行”、“十六社”。这么多的行会，出于各自的需要，纷纷集次建庙，敬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起，社戏开锣，各大行会接台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们便可想象得到当时戏曲演出的兴旺景象。
但戏曲的演出活动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扩大，商业的繁荣，导致人口剧增，市民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现兼营戏曲演出的“戏馆”和“茶园”。所谓“兼营”，即戏曲的演出仍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戏班受雇于店铺，并非自身经营，戏馆与茶园的主业仍以饮食为主。不过，这却大大拓展了戏班的活动空间，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为其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当京包铁路全线通车之后，随着包头市面的进一步繁荣，戏剧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再满足于充当助人发财的工具，开始走向“独立”。原来只把戏曲当作招徕顾客的店铺，也及时改变经营方式，由餐饮为主而转为专营戏曲演出。原来的戏馆、茶园，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专门的戏曲剧场。
既要满足依旧盛行的行会演出，又要支撑数量繁多的专营剧场，无疑得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长期占据剧场并充当主角的是山西艺人。本来，最初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种还有京剧、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剧。但由于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中，晋人的队伍最为庞大。特别是承担着戏曲经济基础的晋商，无论是人数还是资产，都占据着口外市场的大部分。他们的喜好，便也决定了演出市场的导向。所以当京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像一阵见般刮过后，包头、归绥、丰镇，集宁、张家口等地的舞台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晋北的“慷慨激昂不寻常”（郭沫若语）的北路梆子渐占优势，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艺人所说的“红火在东西两口”。
“红火在东西两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艺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现出一大批技艺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和杰出演员。如被誉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号称花脸泰斗的张玉玺（狮子黑），以唱工见长、驰名老生孙培亭（十三红），誉满晋北的焦玉生（十六红），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赵雨亭（金兰红），以刀马为主、兼顾各行旦角的李子健（独庆）及其师兄常兴业（满庆），“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刘氏兄弟刘明山（五月鲜）、刘宝山（十二红），以及贾桂林（小电灯），李桂林（花女子）、杨丹琴（筱桂桃），冯金泉（十六红）、邓友山（舍命红），高旺（高旺黑）等。
毫无疑问，正是走西口，为这些艺人提供了施展才艺的广阔天地；也正是这些艺人，创造了内蒙古中西部戏曲艺术的辉煌，给“走西口”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神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包头、归绥等城市的形成，对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像晋商一样是不可或缺且无人能够替代的。他用们用辛苦、汗水、心智、才华所铸就的戏曲文化，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永远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