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贾平凹作品大多描写社会基层中最日常，甚至琐碎的生活流程，细流蔓延，逐渐汇流成海，直达现象本质，表达出现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与情绪。关于贾平凹小说写作特色是怎样的呢?
贾平凹小说特色
一、追求自然
贾平凹曾在对话《土门》中说，他目前运用的写法，是以聊天的形式说话，一言以概之，说明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追求自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小说叙述人的隐藏，贾平凹认为，传统的叙述中，叙述者站在人群前或者站在台子上，不免会哗众取宠，拿腔作势。而让他从台子上下来，站在人群中，就会正常而真诚的说话。所以，创作中贾平凹巧妙隐藏叙述者，让人感觉不到在“做”，自然无为。《土门》和《病相报告》中，或采用单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或转换不同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述者的强调、选择方面都独具匠心。《废都》中则选择了隐含的叙述者，如奶牛的思考一段，就可视为作者自己的声音。到了《白夜》中，这种叙述者基本上实现完全隐形，叙述与人物故事一起自然而然的随意铺开，混沌苍茫，接近“浑圆”，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光彩夺目，但是你很难找到其中凹凸不平的地方，类似中国园林那样，静立于此，与曲径游廊、亭榭楼阁共同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贾平凹的作品多是记叙生活琐事，鲜有情节，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过多的设置情节就会直接消灭真实，这种原生态的记叙手法正是写出了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像《西京》中，洋洋洒洒30万字，通篇描绘的都是西京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邻里纠纷、送往迎来、婚姻朋友等，没有主线，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具有浓郁烟火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论述形式上，贾平凹也是奉行“无技巧”的原则，力求自然呈现，平平常常的说话，乘兴而行，从容不迫。贾平凹的自然叙述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表达形式，可以使读者有话要说产生共鸣，但是也不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好看性，贾平凹也强调他的作品应该读慢些。二是意象难以张扬。作者在创作时为追求自然而对生活流程很少选择和加工，人物常会淹没在生活中而面目模糊，形象不具突出性。三是叙述者的完全消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思想上的震撼，读者常会如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一样，在生活海洋中迷失 [1]。
二、意象构造
贾平凹的作品中意象鲜活、意蕴深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自然意象，作者想象力丰富，选择的自然意象也缤纷多彩，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高老庄》中的飞碟，《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等，在作者主观思想的熏染下具有丰富内涵。其次是人和事的意象。如《废都》中庄之蝶，《高老庄》中西夏、高子路，《土门》中梅梅和成义等，这些人物或为平凡人，或具传奇性，或为主角，无论是哪一种，作者在塑造时都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思考。情节意象不可或缺，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使人们感到恐慌;《土门》中球迷骚乱事件，明王演出;《怀念狼》中人狼互变，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深化主题。最后是民俗意象。《商州》中民间刺绣、吴氏庙、华山庙会;《废都》中的埙、清虚庵、四合院等，这些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民俗意义，也富含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在看到作品表象丰富的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注意，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碎片连缀的情节结构会消解作品故事性，减弱可读性。贾平凹也说，需要对小说观念进行一定改造，张扬意象。二是营造意象时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矛盾。《怀念狼》一文中人物基本上成为作者传达理念的载体或符号，笔者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心灵深度，才能更好地接受历史检验，贾平凹认为这是“另一路”写法，但是尽管如此，意象的营造与人物的塑造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是亟须解决的创作难题。三是：意象营造时“度”的把握。贾平凹于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将形而上结合形而下，在《怀念狼》中，又谈及 “以实写虚”的问题，这两者其实都在说如何将意与象完美融合，营造意象时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最佳结果，其次是凭意胜或者以象胜，而贾平凹的作品意象之间常出现顾此失彼，不能实现最佳，因而创作时贾平凹应注意意象之间这个“度”的把握[2]。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厚重独特，影响深远，其叙事特色鲜明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创突破、革故鼎新，并依据西方美学观念转化传统，尽力挣脱其消极影响，，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贾平凹小说读后感
观弥勒一笑，看遍红尘无限事。
看平凹一文，阅尽天下千万人。
若用一个佛来比喻贾平凹的话，那么“弥勒”则是再贴切不过的喻体。
第一次听到老贾是很久以前了，反正我也不记得了，但是知道有这个人，是个名作家，但是其余的就不知道了。等到真正开始想了解这个人，想读这个人的书，则是在初三，看《风言锋语》时，听到李蕾说贾平凹的《废都》时。我当时就想买本书看看，但苦于初三无隙，也可能是懒得去读，迟迟未买，直到这次，我才买了这本他的散文准备细细品味。
总的来说，他的文字是属于稍微有些嚼不烂的精肉这一类，比周树人的文字要更随意、诙谐，同时少了些许考究。但是就如我吃肉喜欢吃有嚼劲的肉一样，老贾的这种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
读他的文章不用费多大神，拿得起，放得下。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读它，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放下。但是你却可以从中读出一种人生的哲理，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如一篇《卧佛》短小，但又不乏哲理，从中可以读出老贾的一种处事淡然的心境，又如“说死”，以一个旁观者的眼睛来看人面对“死”这一必修话题时的各种态度，特别是里面有一句“社会主义那么地好，你为什么要死得这么早”，笑话而已。
他也不是什么事都淡然。《月鉴》中，他用对环境的描写与对妻子的语言共同来描写或说艺术加工出一个虽有一身正气却无处发泄的贾平凹，而他只能向妻子发泄。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他将正义与人性之弱点放在一起，通过景物串在一起。《敲门》中，他亦对那些敲门求事并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骚扰”他人的人做了讽刺。(当然，他也说有一部分原因是那些敲他门请他做事的人都是空手而来，蹭饭一顿，再满载而归)。不过有时他的正气虽有，胆量却无。在《我有个狮子军》一文中，老贾阐述了他从无“狮”至“狮”成散兵，至“狮”成大军的过程，显示了他从有气无胆，至有胆亦会忍的阶段。
贾平凹说他有他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不信。我更愿意相信他是想借神佛之名来讽人表意。“佛”，他一直用的字，也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处事泰然，或者说是他步入中老年之后的心态。“钟馗”作为一个吃鬼的人，跟宋定伯一样是降鬼的。“吃”“鬼”二字，贾平凹将它们分而置之，合而置之。“鬼”是可爱的，老贾一直坚信这一点，更何况家里还有钟馗的画像。很奇怪，中国的鬼怪都是从志怪小说中流传开去的，而这些神鬼亦是可爱之物，有人灵、人性、人情，甚至有人会犯得低级错误。但是，鬼在现在却变成人人畏惧的东西，“鬼”这个意象变得玄乎其玄，成为一种从小孩到大人都害怕看又都想看的东西，恐怖片将这种原本可爱的东西变成人们寻求心理刺激的东西，而“佛”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看破红尘的象征，却被用于各种电视剧中与“鬼”演对手戏的不二角色。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角色在贾平凹这里被还原为本貌，而贾平凹的思想则被这两个物象氧化得更深刻。
读贾氏文后，再观人生百态。
走人生路毕，又读贾氏幽默。
篇一：贾平凹《废都》读后感
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至今十七年矣。
十七年后，再见庄之蝶，他依然活着。
在此期间，《废都》遭遇了严峻的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废都》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这个叫庄之蝶的人，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人。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件事不言自明地成为了立论的前提：作为文学人物，庄之蝶是知识分子的镜鉴——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反正，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
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废都》中的“口口口”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口”时，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他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他也的确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次狭邪的玩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过了《废都》，然后读到了福柯，现在，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废都》中的功能。那些“口口口”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在那些特定场合，我们对文本的“真实”幻觉被击破：眼前之事被删减和缺省，因而也是被“写”出来的，那么，是谁写了它谁删了它呢?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
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些“口口口”是当代出版对于明清艳情小说通行的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作出评论，他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他的特定意图。
——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从人物身上移开，被引入了一个对照的文本序列：简体横排的、被删节的艳情小说和原版的明清艳情小说，贾平凹的意图正在此间，他在整部《废都》中明确地模仿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明清小说传统，在此处，自废文本是要凸显这种模仿的当代语境，庄之蝶这个人的根本境遇由此呈现：他或许竟是一个明清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删节的、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
——的确非常机巧，在这样的地方我能够领会贾平凹在《废都》中那种错综复杂的才能。但就这件事而言，它或许复杂得失去了控制，且不说它确实很容易被读成一种低级噱头，更重要的是，它使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
注视着眼前这些空缺，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原是古老声音的回响，尽管是喑哑断续的回响，就好比，在这处私室一系列镜子互相映照、
是的，这正是我的感觉：庄之蝶这个人在此时恰恰是不在场的，他从那些“口口”中溜走了。
这才是问题所在。似乎底本已经写定和改定，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他的身体和心灵边界之内，似乎他不过是被动地扮演一个“山寨版”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似乎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不能负责。
我认为，那些“口口口”之根本的不道德就在于庄之蝶的这种溜走，这种不负责。贾平凹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人物的身心之中有些事物是他无力触摸和言说的，他无法让庄之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明确的个人责任乃至公共责任，于是，他机巧地使出腾挪大法，招来昔日幽魂，让这个人变成了不在。
所以，必须注视庄之蝶这个人。他是谁?他如何看待他的世界和他自己，他如何行动如何自我倾诉和倾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人们把庄之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展开争论和批评时，批评者们实际上是借此确认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那么，对庄之蝶来说，他的问题是他和我们不像吗?我们又凭什么认为他应该像我们?也许他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太像过于像呢?——这不也是人们感到遭受冒犯的一种理由吗?也许情况更为复杂：庄之蝶是像我们的，但这种“像”不符合我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描述，这个人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无法顺畅运行。
但无论如何，贾平凹不应埋怨别人误读了《废都》和庄之蝶，庄之蝶这个人无疑有所指涉：贾平凹给他起个名字叫“庄之蝶”——庄生的蝴蝶，是蝶梦庄生还是庄生梦蝶?谁是蝴蝶谁又是庄生?最直接的答案是，庄之蝶是贾生梦中之蝶，但每个阅读者也有权自认为蝶或自认为生，在这个开放的绵延的镜像系统中，误读是必然之事，也是被作者充分纵容之事。
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大观园中一公子吗?是一块遗落的顽石吗?还是一个浇
但想到了和做得到是两码事。二十世纪至今，“红学”蔚为显学，端的是开言不谈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但相形之下，《红楼梦》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艺术其实甚少影响——曹雪芹那种眼光几乎是后无来者，大
然后就是贾平凹，他的上下文和曹雪芹同样不重合，但他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创造一种语境，与曹雪芹仍有不同，但在这种语境中《红楼梦》式的眼光竟有了着落。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评论家的滥调是力戒模仿，但你模仿一个《战争与和平》试试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深刻地感受着他与伟大前辈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他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写一部《红楼梦》时，他是认真的，他尽知其中的巨大难度。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任何当代作品中《红楼梦》式的虚至少在叙事层面上都难免装神弄鬼的不诚挚，就《废都》而言，那个口唱段子的
庄之蝶是一位作家——他后来被一群治文学的学者痛加修理不是没道理的——而且他享有巨大的名声，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从父母官到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识庄之蝶。人们熟知、关注、溺爱着他，虽然很少有人搞得清他究竟写了什么。
除了一些应酬文字，我们也不曾见过庄之蝶写什么，也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力图写一部作品，他一直在为此焦虑，最后他终于要去写了，但这部作品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想象，或许也就是这部《废都》。他几乎从未谈论过文学或他的写作，尽管他为此以可疑的方式从公家弄到了一套房子，但那房子里的事后来被证明皆是胡扯和胡搞。
也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红火热闹立于浮名之上。如果我们断定庄之蝶就是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那么，他这一笔巨大的象征性资本应该是来自八十年代，那时的文学声名是有可能达到如此地步的。但是，尽管所有关于《废都》的评论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际上下手，但在《废都》内部，庄之蝶其实从未流露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他并无八十年代之乡愁;有太多的论者在他身上搜寻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和精神变化的征兆，并在一种集体建构的历史论述中以时代的变迁解释他的生活和命运，但庄之蝶本人对此似乎毫无领会。他通常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领会自身：一种浩大难逃的宿命。似乎《废都》如《红楼梦》仅仅是一个世间故事，久已有之并将继续流传，并不属于特定年代——这是非历史，但也是非历史的历史化，贾平凹寻求的不是以历史解释人，而是以人的恒常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一起，开启了当代文学的重大转向。但贾平凹与“新写实”又有根本不同：他的“恒常”不仅是生活被勘探的底子和被发现的“真相”，更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的空间。
恒常如新。十七年后重读《废都》，我感觉 庄之蝶先生很像一个现在的人——也许比九十年代初更像，他是一个“百家讲坛”上的说书人，一个“名人”，他戴着他的光环游走于世间，精于象征性资本的运作和增值。他也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和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等等，就差开坛讲学了。
如任何名人一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食客”——一条社会生物链，在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相互依存，有“食客”在，庄之蝶才成其为“名人”，庄之蝶反过来必须提供和分配“食物”，他像个小朝廷的君主或小帮会的大哥，他当然不能去打人，但他显然有义务“罩”着兄弟们，带领兄弟们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换。
一部《废都》是一张关系之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他的本质，马克思的教诲贾平凹同志是深刻地领会了。《废都》一个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这个结构不是狭义的政治性的，但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如何在利益、情感、能量、权力的交换中实现自组织，并且生成着价值，这些价值未必指引着我们的言说，但却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生活。
——这种结构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和常态，它并非应然，但确是实然，而认识实然应是任何思考和批判的出发点。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贾平凹的这份洞见，我们可能都把这视为自然之事，以至它无法有效地进入我们的意识;更可能的是，在一套对生活的现成论述中，这种结构被忽略了被径自超越了。比如，对《废都》的另一种诟病恰恰就是，贾平凹并不了解城市生活，他笔下的城市更近于一个巨大的农村。
对此，贾平凹也算是自食其果——他大
乡村无故事——不要忘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乡村中人走出去，进入现代境遇，或者现代性降临乡村，乡村才能够成为小说想象力的对象——贾平凹在《秦腔》中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在这座大城之中，复杂的社会生物链活跃地
引导语《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又一部以“西京”为背景的长篇巨著。故事以夜郎和颜铭，虞白之间的感情纠纷为整个故事的线索而展开的。那么，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呢？
写作背景
在城市生活了20年的贾平凹“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界上许多作品的敬畏”，“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他对自己“深感悲哀”，于是想要写一部关于“城的小说”。在颇引人“性”趣的但并不十分成功的《废都》之后，贾平凹将笔从城市知识分子投向了普通市民，于是我们看到了更为成熟的现实性与神秘性现代性与民俗性结合得更为圆融的长篇小说《白夜》。
《白夜》所显示的民俗与神秘性是作者在以往多部(篇)作品的试验基础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更是商州独特的人文濡染、作者的个性气质和创作心理的必然。最初的商州系列小说，虽元气初发，生气浓郁，然而毕竟有时代 的流行写作模式的印迹。贾平凹不满于此，他要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他要在笔下造出一个辉煌的商州，要为商州在世人面前树立巍峨的石碑。
于是贾平凹常无数次地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商州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穷极人文物理，搜集风情掌故，翻嘲商州县志，辨识花鸟虫鱼。由此，商州风物了然于胸，商州民俗浸淫于心。虽久居 城市，然而城市在贾平凹看来不过是一个大的农贸市场罢了，只是乡村的延伸。
《白夜》的故事虽发生在西京城，但这只是作者寄情托意的创作载体，作者立于西京城地界。用自己的全部心智复活历史与民间的生命律音，调动起自 己多年的民情储备，在小说中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朦胧氤氲而又清雅通脱的阅读感觉。
白夜读后感
文/李方
《白夜》是贾平凹继《废都》之后，又一部以“西京”为背景的长篇巨著。小说写尽了人世间的官商九流、悲欢离合，全文以夜郎和两个女人的(颜铭和虞白)感情纠葛为线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市民生活的矛盾心态。
主人公夜郎是贾平凹笔下血肉丰实但却令人同情的形象之一。他没有高贵的出身，只凭着不断追求的干劲，独自来到西京城里闯荡。小说一开始，就写了夜郎通过南丁山，结识并追随着祝一鹤，但这段经历很快便随着祝一鹤的瘫倒而灰飞烟灭。事业上失意的夜郎只得寂心思于爱情。他喜欢心性高雅的虞白，而他却是一介凡夫俗子，地位的差别、宿命论的困扰使得夜郎痛苦不堪，他只有从同与他一般地位而且相貌美丽的颜铭身上得到爱情的慰藉。
一个不甘于命运摆布的灵魂最终在世俗的摧残下回归“本位”，这是夜郎的悲剧，也是人生的悲剧。人的一生不可能事事顺利的，在闯荡的过程中总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人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中，因为无论是选择了什么，对于另一种事物，却意味背叛或者是放弃。选择好的，放弃坏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从辨别真伪和好坏，而夜郎在爱情上的选择正是如此。
人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两难”的境地，之所以感觉到“难”，是因为都有太强的占有欲。要占有，自然就害怕失去。夜郎是幸福的，他在事业上失意后，有两个爱他的女人同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但他又是痛苦的，他必须又要从中作出残酷的选择。最终颜铭胜了，因为她有了夜郎的孩子。整个故事看似就要这样结束了，但事实上，夜郎和颜铭并没有走到最后。他们生了一个丑孩，这让生性自卑的夜郎更是怀疑，他们最终因此走向了离婚。从颜铭留下的笔录中，夜郎得知原来颜铭美丽的相貌，竟也是假的!他们的婚姻以颜铭的出走而全部破灭。整个过程，使人对夜郎这个形象又怜悯又憎恨，怜悯其命运多舛，憎恨其其青红不分。
夜郎爱情的悲剧只是《白夜》故事的一个方面，它仅仅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面对选择，人会在失去一些东西时痛苦不堪，因为他们是感情动物，而一个社会在对人的'选择与放弃上却不会这样。
《白夜》中的人处在一个变革的社会环境下，适者生存，他们也要面对社会的选择和淘汰。宽哥是贯穿小说始末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真的可谓是尽职尽责，并且还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但从故事发展来看，他很明显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而处处受人的排挤。房子分不到、妻子要和他分居，最终竟然连警察也无法当下去了，可以说，宽哥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讽刺。还有虞白，她出身高贵、心性清高，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这是她最让人心动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淤泥一般的现实社会中，她也只能是孤芳自赏了。颜铭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个悲剧人物，她经历了由丑小鸭变天鹅的传奇，但那美丽的外表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反而加剧了丈夫夜郎对她的怀疑，她最终的出走，可谓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个社会她已经无人可信了，但一个弱女子会去哪里，她该怎样生存?这不得不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还有好多人物，他们选择着命运，而命运也同时在考验着他们，在一个浮躁不堪的社会中，他们只能是甘心的等待着命运的摆弄。作者在小说中有意穿插了祝一鹤，而他最早被社会所淘汰的，但这种出局并不是与世诀别，他或许也因此成了最早看透世事的一个，终日笑着，最终化为一只透明的蚕。
或许整个社会真像作者起的书名一样，“白夜”——黑与白，人在黑白交织的世界中生存，也在这样的现实中面临选择与被选择，选择意味放弃，在黑与白所构筑的世界中，放弃，或许也是一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