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的不是这部影片，而是背后那段沉重的历史。——题记
“饿死还是当亡国奴”是个伪命题
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抛弃了1000万灾民，让他们自生自灭，把他们视作乱摊子抛给了日本人。在国民政府的眼中，几百万灾民的生计在抗战大业面前几乎不值一提，就像二十年之后几千万人的生存在国家建设的“大仁政”里也不值一提一样。抽象的国家宏大的需要压倒了具体国民的生死存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由程朱理学所树立的传统道德观在国家层面就成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道德律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那段话堪为代表：“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旱灾蝗灾并起之下，军粮照征不误；灾民的生死小业让位于抗战的生死大业。
美国记者白修德看不懂。没有经历过极权社会的美国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美国人，享受一流政治文明的美国人，当然看不懂。他们不懂“是饿死还是做亡国奴”的二分逻辑，也不懂为何一个政府能对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置之不理。在他们看来，饿死和亡国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任何战争最终为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国民的生存和尊严。民都没了，国又何在？
国民政府很快就吃到苦果。日军进攻河南，发放军粮，收拢民心，国军一败涂地。其间，甚至发生豫西山地民众截击国军缴械这些让后人不敢正视的历史。有多少民众“投靠”了日军我们不得而知，有多少是土匪和游击队趁乱抢劫滋事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让一个个吃完了观音土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民众，担负起“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大任，不觉得担子太重了一些吗？
是谁把灾民推给了敌人，是谁让灾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政府抛弃了灾民，日军残忍，败军如匪，火上加油，反过来抢劫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反抗日军的不正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来自自己人的不正义，难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国人不能被外人奴役，难道就活该被自己人奴役吗？“汉奸论”可以休矣。
“民族劣根性”论也可以休矣
冯小刚避免陷入国族的宏大叙事里，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底层中国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为的是不可磨灭的亲情和记忆，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或国家。他深知在这种极端情境中的选择是没有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饿的奄奄一息的灾民按照社会的.想象“气节”一番。这是冯小刚的进步之处。
这部影片现实得残酷，残酷得却不彻底。那段沉重的苦难让人备感压抑，而灾难中真实的人性则让人更加绝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说辞。人命贱如草，生无尊严死无尊严。野菜、树皮、观音土，凡是能撑满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满尸体，任野狗撕咬，路过的人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为交易，卖妻易子，只为几升小米；让这种灰暗的色调蒙上一层黑色的残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先是卑微的苟活，再是沦为野兽般的苟活，活着，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溃败的社会无不如此，这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毫无关系，跟所谓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仅失之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识形态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会发生大饥荒，却没有出现食人的极端场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而是因为有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接济使他们不至于沦为目露凶光、只知果腹的野兽。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仅政府没有动力去解决饥荒，各种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也没有多大生存空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已解剖出大饥荒背后的机理，饥荒的背后是权利剥夺，“从未有一个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这在二十年后那场更大的灾难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又过于保守。他毕竟希望给绝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温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蛮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极端状况，要防止这种极端状况的不断呈现，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变革。
还有多少苦难需要打捞？
一九四二，在抗战八年的宏大叙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刘震云说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的感冒，整个历史上却没有河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上映，某种程度上打捞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片尾旁白问母亲一九四二年的经历，母亲说，那些闹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写它，图个啥呢？
是的，图个啥呢?
【导语】 《菊豆》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中国电影。改编自刘恒小说《伏羲伏羲》，由张艺谋、杨凤良导演，巩俐、李保田主演。以下关于 电影菊豆
【篇一】电影菊豆观后感
杨金山，故事中菊豆的“合法”丈夫，染坊的老板，曾丧偶两次。后有花钱买了新任妻子菊豆，是个礼教的掌权者和执法者，其主要人物特点如下，守旧，表现为传宗接代思想严重。无情，对其养子杨天青刻薄，对其妻子毫无人性，从影片侧面可以得知，杨金山对其前两任妻子的态度。吝啬，对其养子的正常婚姻要求视而不见。狠毒，虐待其妻子及养子杨天青。可以说杨金山是礼教的既得利益者，利用礼教保护其利益。残酷镇压任何企图有破坏礼教的行动。在影片中他试图烧死反抗礼教的菊豆和菊豆的儿子，都表现了他企图扼杀反抗礼教的任何行为。
菊豆：菊豆是杨金山买来的妻子，是礼教的受害者，受到礼教的压迫。菊豆代表了在封建礼教下的妇女形象，其首先是个受害者，她被卖给杨金山，而杨金山已经是个丧偶两次的老头，在开始她受到了杨金山的种种迫害，她开始表现为顺从，顺从被卖，顺从礼教的安排，他一开始也堵住那个杨天青偷看她的那个窟窿，变现了她在礼教的薰染之下已经顺从。同时她也是个反抗者，她并不屈服于礼教的压迫，她追求自由和解放，想冲破礼教的藩篱，代表了被迫害者的愿望和一种自发的革命要求，但她有忌惮于礼教的强大，只敢与其所爱的人在暗处表达他们的爱意，不敢公开与礼教斗争，这体现了被迫害者革命不彻底的一种状态。她多次想与杨天青逃走，意在躲避礼教，但处处是礼教，如何能躲避?但她也是勇敢的，她多次想杀死杨金山，其实就是压迫在她身上的枷锁，争取自由，但由于礼教过于强大，她未成功。
杨天青：杨天青是杨金山收养的养子，这代表了他并不是礼教的传人，他胆小，怕事，又有忠厚老实的特点，他喜欢自己的“婶子”菊豆，但这在他看来是大逆不道，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他自己内心的爱，一方面是那强大的礼教的压力，所以开始他只敢偷偷的看他菊豆，在他夜里听到杨金山迫害菊豆的声音后，他表现出了一种反抗，但他也只是把刀砍刀了楼梯上。后来他又多次决绝菊豆对他的追求，可以说杨天青一直挣扎在矛盾的境界里，他一方面追求自由和解放，一方面又在礼教的压力下不敢做出反抗礼教的事情，他也是礼教的受害者，他从本心上是有革命要求的，但他不会付诸于行动，而且也没有任何办法，菊豆多次让他想个法子，可是他无计可施。他的悲剧也是正来源于此，在礼教的束缚之下，想反抗礼教，却又不行动，那岂不是肯定会被礼教扼杀吗?
杨天白：杨天白是杨天青的儿子，在礼教的安排下，他却是杨金山的儿子，他应该说是自由的产物，他并非来源于正统的礼教，但在礼教的教化之下，他已经屈服于礼教并自觉的成为维护礼教的卫道士之一。这说明了礼教的强大，强大到让新生力量自觉的成为他的守护者，在他刚懂事，他就拿石头扔他自己的父亲。甚至于他最后亲手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
杨二爷：杨二爷是礼教的权威和正统，他代表了礼教的顽固派，墨守与祖宗成法，是礼教的法统代表，他在杨天白三岁生日上说，“二爷我没别的话，天白长命百岁，给咱杨家传宗接代”，这句话道破了他的思想，希望天白做为礼教后续的继任人，并希望他传宗接代，隐含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礼教。在杨金山的葬礼前，杨二爷也是主持者，要求按照老规矩拦路挡棺，以示孝心，要挡七七四十九回，也说明了他的顽固。并表示菊豆不准改嫁，就又表明了他维护礼教的意思。杨二爷开口闭口按祖上的老规矩，并且在杨金山死后，杨二爷说杨天青是外人，不算数，以后杨天白一脉单传，同时也说明了礼教重视规矩，重视正统，而并不重视人真正的感情，而不会管杨天青的个人品格，也说明了礼教对人自由的剥夺。杨金山死后，菊豆和杨天青并未能够自由，杨金山死了，礼教依然存在。杨二爷最后又说，杨家清清白白，总不能让别人说了闲话吧，要让杨天青搬出杨家，这说明了礼教的另外一个特点，形式大于内容，是虚伪的，是做给别人看的。
染坊：主要人物生活的地点在染坊，这代表了礼教，所有人都在这个染坊中，他能将白的染成黑的，黄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在礼教这个染坊里染过。影片中的天白，从小就喜欢在染坑里染东西，就是礼教将他染了，染的失去了人的本性。
【篇二】电影菊豆观后感
与其说这是一部对传统文化和旧伦理所对峙与抗衡的电影，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铁屋子的黑色寓言的电影。
电影在整体结构与故事叙事方面与《红高粱》是如出一辙的，都是一个漂亮的女性由于某种权势的压迫或诱惑嫁给一个封建阶级中具有高端权力的人，并且这个人身体上具有某种巨大缺陷，在《红高粱》中是一个麻风病人李大头，在《菊豆》中是一个性无能杨金山。这种残疾缺陷的设置是为了让电影中的弱者产生一种对秩序的反抗动力，这种行动的整个实施过程便是这两部电影的核，也就是瑞士语言学转型奠基人索绪尔所说的含蓄能指(Connotation)，这种能指的设置也是为了让弱势群体具有勾连的机会，在《红高粱》中，“我爷爷”与九儿是结合与对抗就是由于对秩序顶端的李大头的家财万贯与麻风病感到不服气，对这种由于财产的不平等产生的婚姻霸权和性分配的不平等的不服气;在《菊豆》中也差不多，都是一个弱势群体所勾结起来对权力重新调换的想象。尤其是在《菊豆》中，这种想象始终没有兑换。
杨天青对于杨金山是一种变相的父子关系，他从小便被杨金山收养，但如同下人一般看待，并且由于杨金山的反对他始终没有婚配的权力;杨青天对于他的亲身儿子却丧失了一种真实关系，被迫叫自己的亲儿子“好兄弟”，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父子关系，这种身份的变相认同也是象征着一种难以打破的秩序，最终，这场寓言终于实现，那就是杨天青变相地杀死了杨金山，杨天青的儿子杀死了杨天青，并且死于同一地点，这就是铁屋子的寓言，对高端势力和秩序的反抗只是一场虚无主义式的想象。被边缘化认同的人似乎无法打破铁屋子，也无法撕开诅咒。
在张艺谋看来，杨天青是一个有贼心而无贼胆的人，其实电影所展示出的却不然，杨天青始终具有“弑父”的冲动，或者说是具有一种重新建立权力分配系统的冲动，他不杀杨金山是因为怕被杨家长辈所痛恨和排挤，怕因此失去更多，所以他和“婶子”一起等待他的死亡，他和“婶子”挡馆的那场戏更是说明了他的深谋远虑---哭得和真的似的。
所以说，杨天青与“婶儿”的爱情，在我看来不是纯的，他不带“婶儿”远走他乡其实就是因为他更渴望得到染坊和得到杨金山一样的权力，渴望得到正式婚姻和合法儿女的权力，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拥有高端权力的想象和顶地膜拜，也就是拉康的镜像理论所说的：他恋其实就是自恋。他渴望的或许并非幸福，而是渴望得到获得幸福的权力，得到获得儿子的权力，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因为管自己的儿子叫“好兄弟”而到嚎嚎大哭的程度，不会因为亲身儿子管杨天青叫“爹”而到颓然伤心的地步。因为这是他早就该预料到的。他的预谋不是杀死杨金山，而是看着杨金山死去。
铁屋子的寓言就是反抗秩序的人，未必是想要推翻秩序，而是想要置换自己与秩序顶端人的位置，就像大多数政变者未必是想要施行新的、更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是继续独裁统治。这与《红高粱》的所展示出的真实意义相同，地位的更换是依靠暴力取得的，然而它依旧按照旧秩序的方式方法垂直统治下面的阶层。
二 文化困境和虚无主义
从《红高粱》到《菊豆》，再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一种对困境的发泄与必然的无奈，是一种虚无主义式的借古讽今。在伟大作品《一个和八个》(张军钊导演，张艺谋摄影)被禁，更伟大的作品《黄土地》(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由于曲高和寡而导致的资金缺失之后，张艺谋接受了欧洲艺术电影商的赞助，并开始了对自身文化困境的暗喻与讨伐。本身在那个时期，中国就开始了根源文学热潮和文化反思热潮(《菊豆》就是根据根源文学小说家刘恒的《伏羲伏羲》改编的)，再加上张艺谋自身困境和无助，就出现了这部黑色寓言三部曲。虽然《红高粱》中他试图展现的(也被欧洲评委所认为的)是人性的张扬和血性，其实内在暗涌的却是一种对权力堡垒的向往，《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同样如此。
这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处事态度，不追求改变与颠覆，而是蝇营狗苟地沉醉于权力堡垒顶端的想象之中--轿夫想做酒管家，下人想当染坊主人，小姨太想成大太太。而不是轿夫、下人、小姨太一起想象炸平权力堡垒或者远离权力堡垒。
我遗憾我是太晚看到这部片子了。
因为对经典的敬畏，更因为对沉重的恐惧。
片子确实太沉重，开头土黄的色调，染坊里静默的水车，染后错落悬挂的布匹，金山严厉的神情，菊豆凄厉的喊声……，我甚至觉得我可能没有勇气看完这样压抑而沉闷的片子。但是让我震撼和寒心的是少年天白漠然的深情和意味深长的笑声。
水池边的镜头，当坐在木桶里的金山艰难地想要帮“儿子”把狗尾草染色时，不小心跌进了水池。看着在水里挣扎的这个被自己唤作“爹”的人，年幼的天白没有恐惧没有呼救，而是在一旁那样静静看着，笑容在脸上扩散。
同样是水池边，当少年天白把生父从地窖里背出来后，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水池，看着同样在水里挣扎的生父，他脸上的冷漠和冷峻一成不变，并且面无表情地举起手里的木棒，丝毫不顾及身后的母亲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样的笑容和面孔让我在震撼之余不寒而栗。
我无法谴责专制而残酷的金山，无法谴责有违世俗道德偷情的婶侄，甚至我们谴责周围人的风言风语和小孩对少年天白的讥讽，因为这一切，同样真实地发生在古老中国摧毁人意志的家长制环境中。但是面对一个孩子乖戾的笑容和严酷的表情，我开始感到后怕。这样畸形的家庭泯灭了人的心志，也断绝了一个孩子正常成长的最后可能。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都在弥补自己伤痛的同时，以近乎疯狂的报复的心态伤害着周围的其他人。那笑声里透露的人性阴暗和恶毒，并非所谓的封建残余的流毒，而是隐藏在人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示人的卑劣和残酷。
正是这种残酷，让人心寒，甚至后怕。
撒旦就是因为滥用了上帝给他的职权，所以他才变成了魔鬼!
梗概：本来，克莱德·谢尔顿(杰拉德·巴特勒饰)是一个幸福的居家男人，和美丽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女儿组成了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直到他的所有家人都在一次入室抢劫之中被匪徒残忍地杀害了，克莱德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随后，经过了缜密的调查和取证，几个凶犯相继落网，并由一位成功自信的费城检查官尼克·赖斯(杰米·福克斯)负责这起案件……鉴于案情的特殊，尼克为其中的一位嫌疑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转为污点证人，就可以换取较轻的刑罚。
很快，10年过去了，曾经得到从轻发落的罪犯却突然被人谋杀了……克莱德以一种冷酷的姿态承认自己就是凶手，随后又在牢房里向尼克发出了警告和宣战：如果他继续利用有瑕疵的正义来进行审判的话，就会和自己一样失去家人，当年的那起案件中所有的主要嫌疑犯，都必须接受死亡的命运。
克莱德随即开始实施他所付诸的威胁，在他那独间的牢房里编排了一系列有如恶魔般邪恶的暗杀计划，没有任何征兆，也没办法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由克莱德所引发的`具有传染性的恐惧以最快的速度蔓延至费城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当他以一种鲜明的高姿态将目标一个又一个宰杀时，似乎在他面前，所谓的权威机构也变得如此地无能为力，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止克莱德所制造出来的混乱。
个人认为这是一部下半年稍有营养的电影，本影片涉及公民权利、法、情、钱的多方位关系。对当今社会是个深刻的描画，生动的解读。当女法官在惬意的办公室内，修着指甲，神情泰然的说：我是法官，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谓的法律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律师需要面对的是与道德有关的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许和法官搞好关系就能在罪恶面前减轻，用金钱的砝码加重公民权利的一端，那么另一端的事实犯罪则被滑稽地抬起，似乎在利益面前，在受害人面前，一切都变得那么不重要。斯人已故，世人当戚戚焉?前不久的谭xx(请原谅所有网站对名词的忽略)，面对公共权力时恐怕也是克莱德·谢尔顿的感悟吧，…….技术处理300字。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将强力转化为权利，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我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当然当卢梭搞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他正在被流放，很显然谁这么想，谁这么做都得准备着进疯人院，或者躲猫猫，您身份高点，级别特殊点还可以享受特殊记号的待遇。.“人民主权”的实质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公意”不同于“众意”，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公意”的特点在于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利益、针对共同目标、符合共同幸福而具有的共同意志。尽管“公意”不一定会被每一个人认识到，却是客观存在的。“公意”与私意、团体意志和“众意”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众意”虽然也属于全体人民的意志，但只是个人意志的简单地、机械地和零碎地相加。“公意”是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众意”则在根本上是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的。.国家主权有“公意”构成，并且永远属于人民，由于“公意”是共同利益的体现，所以，主权是一个整体，它不可被分割、转让和代表。因此，应该进行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 说是这么说，不过这些都被定义为理想主义的流毒，不过俺们可以躲在由社会主义国家签盖的署名为xxx的住所里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面有章叙述法律与进攻力量的关系的文字。“当你不能抗拒强力时，它就是权力。实际上站在权力的背后维系它行使的，就是强力;左右强力的，是利益;”①即使你是那个战术专家，即使你是在相当“天赋人权”以及“人民主权”的“自由国度”。所以你要想在国内看到这部电影的完整版，影院版基本是不大可能的了。
在以往的国外电影中，只要民众集体请愿，司法机关是会改变原有的审判，但我要抱歉的告诉您，那只是电影，是编剧们窝在海边洋房里描画处理的柏拉图法治。很明显主权不等于政府。政府是公民和主权者之间的中介人。主权是一种精神力量，政府则是一种行动力量。主权赋予政府以权力，政府则是主权者为人民设立的公共事务机构，是主权者的执行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某些职能。政府是人民的仆从，人民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政府官员权力。
人民是立法者，立法权属于人民。人民立法的原则有：
(1)法律意志的普遍性。即任何个人无权颁布法律，只有主权者才可以颁布法律。 主权者是谁?谁来选举?谁来当选?具备怎样品质的人当选主权者?
(2)法律对象的普遍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只规定人们的抽象行为，不对个别和具体的行为加以规定。法律只赋予某些机构和职务而非个人以特别的职能和权力。
本人本文所有理论依据都为卢梭的《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爱弥儿》，不过可爱的卢梭先生后半生惨遭迫害。现代研究学者也对他的思想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有人说他启蒙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so w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