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4〕，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5〕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16〕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17〕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18〕。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注解】
〔1〕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2〕“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3〕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4〕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5〕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6〕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66页注〔1〕。
〔7〕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反动派，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8〕“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9〕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10〕《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11〕《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12〕“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13〕“杀，杀，杀”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14〕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15〕蒲力汗诺夫(CAD艶GHIJKL，1856—1918)通移樟泻号捣颍欢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参看《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及其注〔1〕。
〔16〕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17〕锻炼周纳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18〕“刀笔”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匪笔三篇〔1〕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2〕。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3〕”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4〕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Lombroso〔5〕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6〕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7〕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其实，古如陈涉帛书〔8〕，米巫题字〔9〕，近如义和团传单〔10〕，同善社乩笔〔11〕，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一撕票布告潘平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二致信女某书金吊桶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
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诘妙嫦书飞天虎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
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十年九月十日北京《语丝》第一四八期。
〔2〕“动机”陈源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的动机?”
〔3〕剑仔广州话：匕首。
〔4〕《平民周刊》即《民众文艺》，北京《京报》附出的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过自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一个囚人的自序，即《一个“罪犯”的自述》，该文曾由鲁迅加上按语，发表于《民众文艺》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Lombroso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荒谬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6〕《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
〔7〕《文笔对》清代阮福为回答他父亲阮元的提问而作。它“综合六朝唐人之所谓文所谓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阮福认为：“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这篇文章收入他所编的《文笔考》，又见阮元的《"C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8〕陈涉帛书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二世元年(前209)，他和吴广被派戍守渔阳，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雨误期，按秦代法律将被斩首，于是揭竿起义。据《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前夕，“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9〕米巫题字据《后汉书·刘焉传》，东汉张陵于“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后来，张陵被尊为“张天师”，并奉为道教的创始人，他的道徒与巫觋一样，都以符箓为术。符箓，是在纸或布上划的似字非字的图形，他们用以“祭祷”、“治病”和“驱使鬼神”。
〔10〕义和团传单十九世纪末，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一些宣言和传单中，往往借用神灵、符咒来号召群众：如“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备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见《拳匪纪事》)
〔11〕同善社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乩笔，扶乩的人假托鬼神降临，用木锥在沙盘上划出的“文字”。内容是与人唱和、示人吉凶，或为病人开具药方等等。
《三闲集》内容简介
作者自编文集，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鲁迅杂文经典作品
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作品的风貌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主要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坟》等。
引导语：鲁迅作家的许多杂文，我们从字面上看只是针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具体的人、事和社会现象，但他所表现的思想和精神却远远地超越了现实空间。他的《三闲集》杂文集中的《文坛的掌故》，大家知道?下面就是原文，我们一起阅读学习吧。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1〕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2〕。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3〕(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4〕，《文化批判》，《流沙》〔5〕，蒋光X(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6〕，王独清领头的《我们》〔7〕，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8〕;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9〕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10〕。但前几天看见K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11〕，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12〕，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13〕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2〕徐匀未详。
〔3〕《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4〕《创造月刊》创造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5〕《流沙》创造社的综合性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六期停刊。
〔6〕《太阳》即《太阳月刊》，太阳社主要文学刊物之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七期停刊。蒋光X，指蒋光慈(1901—1931)，曾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改赤为慈)，安徽六安人，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作家。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7〕《我们》即《我们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创刊号上第一篇系王独清的《祝辞》。王独清(1898—1940)，陕西西安人，当时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
〔8〕《戈壁》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9〕《现代小说》月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洪荒》即《洪荒半月刊》，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三期停刊。
〔11〕K君指郭沫若，参看本卷第306页注〔26〕。他和成仿吾与日本战旗社作家藤枝丈夫等的谈话，载于《战旗》一九二八年七月号。《战旗》，当时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创刊，一九三○年六月停刊。
〔12〕“阴阳脸”《戈壁》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13〕“玸鲁迅”指《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阿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te(玸吉诃德)——玸鲁迅!”玸，西班牙语Don的音译，通译堂，即先生。
鲁迅先生杂文读后感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
鲁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在字里行间，我们能隐约发现鲁迅每一篇文章时的心态都是不同的。而《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