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写的文章。余秋雨在分析超时代人物的状况时也非常清晰和深刻。一种叫做起哄式的传扬，一种叫做起哄式的贬损，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东坡突围赏析，欢迎借鉴！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鉴赏：
从《苏东坡突围》中走出来，悲愤与悲哀，苍凉与无奈，一种令人莫可名状的痛楚袭在心头。的确，挺悲哀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有些文人。
而今，时尚已过，却提笔又一次走向余秋雨，不敢说这是赶时髦，只是想在轰轰烈烈的“时髦”之后，捡起一点余光，算作是时尚后久远的回声吧!
余秋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人中叫得最响的名字。一部浩荡的《文化苦旅》凝聚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的血泪历程：从《道士塔》到《莫高窟》，从《三峡》到《都江堰》，从《江南小镇》到《白发苏州》，无不深沉而细腻地透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慨叹与热爱。《废墟》的蓬勃大气，《阳关雪》的凝重执著，《牌坊》的感人与深刻……一切的一切都把艰辛的漂泊历程从户外刻入读者的心灵。作为学者，余秋雨不失风度。他的苦旅文化，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驻足《道士塔》前，他会狠狠地说一句“我好恨”，然后再大哭一场;走进《莫高窟》，他是“飞天的后人”;行在《沙漠隐泉》，他看到“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于是，他在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以及神醉情驰中，抒发了“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的灵动的人生。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余秋雨以最大的明智行在慢慢的旅程中，用深触的笔法挥洒着民族的残梦。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浩荡的《文化苦旅》热潮。
余秋雨出名了，中国文坛从此又射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风景”太奇异了，太惹眼了。昏黄朦胧的氛围怎能容忍一道独特的宇宙之光?于是，围攻，还是围攻——小文杂刊里随后甚至发出了“余秋雨既然能够在传媒间红起来，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之类的狂言;南北报刊上也登出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妄论，如“他的文化散文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更有万般无奈的“先生”，在望文生义中捧着盗版的文字，在里面搜索着“硬伤”，然后毫无根据抑或小题大做地抽上一棒。
就这样，在坎坎坷坷中，文坛沉闷的空气蒸腾了，批评家们也多了起来，南北杂刊也百年不遇地热销，而余秋雨则被围在其中，“红”一块，“青”一块，有时候是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是冷得像淋过一场秋雨。
其实，散文就是散文，不管是对文化还是历史，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好就是好。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学者硬是把它套进“学术理论”的圈子里“乱吵”一阵呢?是想证明自己的学术高深，还是源于心理上的不平衡?难道是因为自己深浸在学术研究中几十年，虽然也涂出密密麻麻的文字，可没人家的响，没人家的亮，于是便气愤、痛恨，再气愤，再痛恨，直至怒发冲冠，咬牙切齿，最后只能采取行动表示这种气愤或痛恨吗?
同苏东坡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足踏华夏地，口饮长江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在空间上被万水千山阻隔，可我们为什么总在覆蹈历史的悲剧?那些批评家们，那些专爱挑骨头、钻缝隙的人，还有那些心理不平衡的攻击者，总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且不说人格，只看心态就能说明一切。有诗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留给中国人的应该是目视四周、耳闻八方的浩瀚，而不是为了区区小利，长时间地耿耿于怀。
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出名——他的文化散文有真切的历史情怀，有蓬勃大气的笔调，有洋洋洒洒的抒情，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骄傲。能够折射民族之光的人，我们说他是时代的英雄。同为中国人，我们永远唱着同一首歌。拥有伟人、才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荣耀。至于我们，不管是凡人也罢，还是庸人也罢，虽然不能为民族争光，但有义务守护已经出现的亮丽风景，而不是竭力地去压制，甚至是想去否定它。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亿万中国人去呵护。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文化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闪光。
是的，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用余秋雨的话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是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文人的成熟，是民族文化的成熟。历史也许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荒凉的梦”，但这个梦醒来便不再是一片荒凉，而是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奋发向上，似清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闪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他是余秋雨，他是学者，但他没有“学者的架子”，面对众多的“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他没有退缩，仍然继续着他的“文化苦旅”，走进《秋雨散文》，走出《山居笔记》，已是《霜冷长河》。
(参见：附图8 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夔纹瓦当)
4. 楚汉浪漫主义
孔子的实践理性精神在北方大行其道，而同时期的南方，文化上则保留了远古而浪漫的神话-巫术，并且通过《楚辞》流传下来，成为汉赋的文化渊源之一。到刘汉王朝时，虽然沿袭了秦代体制，文艺上却同时包含了儒家、道家以及原始图腾，展现了一个神话-历史-现实混合的五彩缤纷的浪漫世界。汉代讲究成仙，但是跟远古图腾不同，前者是要上天参与和分享神的快乐，后者是祈求神灵来主宰人间。汉代艺术，无论是画像石、俑还是雕刻，总是以粗线条和夸张的形态表现出力量、运动与速度，让人感到一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文学方面，汉赋体现出一种华而不实的铺张，虽然体裁上显得粗重笨拙，但却体现了极开阔的心胸和极宏伟的气势;工艺品方面，汉代在漆器、铜镜、织锦等方面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成就，因为它们是奴隶集体手工业的成果，集体手工业的特点是世代相袭，不计时间、工力。
(参见：附图9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乐舞六博图)
5. 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崩溃，代之以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时期的思辨哲学达到空前的纯粹，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论衡》)，文艺上则以三曹、嵇阮为代表，书法上以钟、卫、二王为代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为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种觉醒并没有流于颓废消沉，而是隐藏了积极的主题，所以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是“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情怀贯穿于从十九首(中国古代最早的五言古诗)到陶渊明的始终。
艺术开始从“人伦教化”中分离出来，人们开始“为艺术而艺术”，冗长笨拙的汉赋被抒情诗替代，诗歌开始讲究造词炼句、词彩华茂，不过，六朝的山水诗仍然把人跟自然对立，分了主客体，相比于汉赋以自然作为人们功业和活动的外化，六朝诗是把自然作为人们观赏、思辨的对象，因之跟唐诗相比，显得缺乏个性和情感。
阮籍与陶潜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最佳代表，不过两个人背景不同，个性亦不同，诗的艺术境界也截然不同，阮籍是门阀世族的名士，身不由己地卷入上层政治漩涡中，虽然外表洒脱不凡，内心却有异常深沉的冲突痛苦，忧愤无端，而他的诗也显得深沉美丽;陶潜虽也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不过他终究算是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某种安慰，并且把他的情感与山水草木融为一体，不过陶潜的诗是在打上了苏轼的“烙印”之后，才得以以超脱尘世的形象流传于世。
6. 佛教艺术
从北魏到隋唐，佛教被赋予极高的地位，然而佛教终随着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衰亡而衰亡，
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魏：从云岗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描绘的是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施舍儿女等故事，是悲惨世界的美，希望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和佛陀的恩宠。这一时期的佛教精神体现为思辨。
2)唐前期：主要是北周和隋，隋塑方面大耳、短颈粗体，到唐代更是健康丰满，描绘的是佛国净土，故事上表现为人情世故的大团圆，儒家的思想在唐代也终于渗入禅宗，体现为有某种统治秩序的佛像组合(比如主佛、大力士、观音等)，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安慰。龙门石窟中奉先寺的本尊大佛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它甚至还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期的佛教精神体现为主宰。
3)唐后期、五代、宋：中唐之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佛国圣地，宗教艺术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虔诚被戏说取代，寺院“俗讲”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宗教哲学也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宋代的理学既没有宗教的热情，又缺乏深刻的思辨，宋代石窟亦精神全无，比如大足石刻、晋祠宋塑、麦积山的宋塑等，也许只有近于写实的山水楼台还可以看看。这一时期的佛教精神沦为世俗。
7. 唐的开阔和婉约
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诗歌方面，初唐以张若虚、初唐四杰为代表，散发着小清新，即使在颓废忧郁中也闪烁着青春和自由，到李白时，唐诗的清新开阔达到某种顶峰，书法亦然，张旭、怀素代表了王羲之之后书法的最高成就。盛唐的音乐也不再是一种礼乐，而是世俗的欢乐之音，盛唐的舞蹈亦融入了异域少数民族之风，比如胡旋舞。
不过随着门阀世祖被打压，科举
中唐时期，诗歌随着社会的变迁显得退缩和萧瑟，儒家教义也日益渗透到了封建文艺的审美理想中，不过，这些世俗地主知识分子们常常是一方面打着孔孟旗号，一方面却又沉浸在声色犬马中，注重心灵的舒适和享受，文艺和哲学分道扬镳，到了晚唐，书生进士日益陶醉于在繁华都市中舞文弄墨，个性越发突出，文艺方面开出的花朵也越发灿烂，无论是诗、文、画，风格都跟盛唐时截然不同，并渐渐有了从诗向词的过渡。如果说盛唐时期的李白张旭是打江山，讲究“破”，那么晚唐的杜诗颜字韩文则是坐江山，讲究“立”，为后世的诗歌、书法树立了在规范中创作美的基本要求，不过韩愈和杜甫的真正成名则要到北宋时期，他们分别得益于北宋欧阳修、王安石的吹捧。
苏轼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处在文艺史上某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最早体现了地主阶级士大夫的矛盾心情，虽然一生并未退隐，却通过诗词表现出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想解脱又无法解脱，有一种飘渺的禅意，这样的美学理想影响了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不过却也隐含着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某种破坏。
8. 宋元山水意境
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从皇帝到官吏到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士大夫也日渐取代门阀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阶级，他们满足于既得利益，把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并且希望这样的心情能长久保持，山水画成为了这些由地方来到京城、由乡村来到城市的士大夫们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而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的日益流行，也成为了山水画讲求人与自然和为一体的哲学渊源。
山水风景画在六朝时期的宗教绘画中只是一种背景，到了中唐时期才由附庸真正独立，这也得益于宗教意识的日益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下慢慢解放了出来，首先解放出来的是人物、牛、马，因之中唐以后便出现了不少以仕女牛马为主题的画作，而山水花鸟则要到宋代才成熟，宋元山水画的成就超过了其它许多艺术部类，成为与几千年前的青铜礼器交相辉映的世界艺术史上的辉煌篇章，山水画是士大夫的艺术成就，不过北宋、南宋、元的山水画自有其特点：
1)北宋前期：注重全景式的整体画面，讲求“可望可行不如可居可游”，似乎在想象的幻觉中面对着一大片气势雄浑邈远的真山水，呈现出异常繁复杂多的整体面貌，但也体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风貌。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胜在雄浑、辽阔、崇高。
2)南宋：诗意追求(诗意画)和细节真实(院体画)同时并举。描绘的是“剩水残山”，把人们的审美感受导向更为明确的主题，在有限的画面中画出无限的诗情，自然景观的地域差别消失，景物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和观念有了更多的表露。胜在秀丽、工致、优美。
3)元：形似与写实被放在次要地位，着重主观的意兴心绪。强调文学趣味和笔墨，把线的艺术传统推向了最高阶段，像写书法一样去画画，是一种“有我之境”，院体画之后兴起了文人画。
(参见：附图10 北宋关仝-关山行旅图;附图11南宋马远-松下闲吟图)
9. 明清文艺思潮
如果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心境、意绪，那么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社会风习。
小说：宋代平话跟六朝志怪或唐人小说不同，它们不是以单纯的猎奇或文笔的华丽来供少数贵族们思辨或阅读，而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来供广大听众消闲取悦，至明中叶，市民文学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市民文学虽然充满了小市民的'种种庸俗浅薄，不如士大夫阶级那么高雅纯粹，但也代表了某种真正的生命活力，展现的是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重视情节的曲折和细节的丰富，把真实创作为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由此奠定了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
戏曲：与宋明话本、拟话本并行发展的是戏曲，明中叶以后，元曲发展为综合了说唱、表演、音乐、舞蹈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后又演变成昆曲和京剧，戏曲虽然以文学剧本为内容，但实际上却是以艺术形式而成为了国粹，并且尽管日后吸取进入到了上层和宫廷生活，它的根却依旧在民间。
版画：随着市民文艺的兴起，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最初它是以戏曲、小说的插图而畅销的。
小说、戏曲、版画构成了明代中叶以来文艺的真正基础，不过世俗的市民文艺要真正成为一种浪漫文艺，从而跟士大夫的正统古典文艺相对抗，却还需要某种哲学精神的转化。
李贽是明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他“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认为文艺的可贵之处就在各人得以表达个人的真实，不必“代圣人立言”，提倡个性解放，与他同时期的汤显祖、冯梦龙等也都成为了这股浪漫思潮的推动者，相应地文艺创作也开始有了近代人文气息，清新朴素、平易近人(比如《项脊轩志》)，明中叶以来的这股文艺思潮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
到了清朝，上层浪漫主义变为感伤文学，纳兰词更是把词推到了艺术境界的新高度，而下层的市民文艺则突然萎缩。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明清文艺思潮的三个不同阶段，《红楼梦》作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虽然是描写上层士大夫的文学，却对世态人情悲欢离合作了无上的升华。
10. 我的心得
《美的历程》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横跨了文学、书法、建筑、雕塑、绘画等多个领域，商周时期的青铜，汉代的工艺和汉赋，六朝的雕塑和骈文，唐代的诗歌和书法，宋元的绘画和词曲，明清的戏曲和小说……因之，那些曾走访过的名胜古迹，和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感受过的文物(附图1-8都是之前在各地参观博物馆时拍的照片)，以及脑海中零零散散的古诗词和文人骚客都被这本书串到了一起，并且这种串联让人十分惊讶地发现，似乎所有艺术的源头都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的图腾和巫术礼仪，从最原初的基因开始，不断进化和衍变，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当然还可以继续往下探究图腾和巫术礼仪的起源，也许艺术终究来源于民间，不过却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提炼和一定的市场需求才能催生出“艺术作品”。
从这本书里亦可以粗略看出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汉朝的“独尊儒术”，魏晋时期佛学流入中国，随着中晚唐时期门阀的衰落士大夫的兴起，儒家的世俗精神重新受到重视，到宋代继而发展为程朱理学，明时在儒家正统之外，讲究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心学开始兴起……总的来说，孔孟之道是主流，道家、佛家都只是穿插其中起到陪衬作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哲学精神或者说理性精神体现为一种深深的世俗主义，于是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中国哲学好像始终无法达到某种极致，私认为哲学的极致是要能够严肃认真而系统地回答生死、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
《美的历程》是一本大师之作，语言尤其流畅优美，不过私认为有两点小小的缺憾：其一是对历史的分析不够客观，尤其是明末清初那段，相比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而言，有点片面和主观;其二是对佛教的刻画有失公允，佛教是无神论的，是理性、思辨却又贴于生活的。
回到书名，什么是美?如果说科学之美是自然之美，它的极致是宇宙终极之美，那么艺术的美，便是自然的投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虽然艺术有分门别类，每个类别亦有其独特的技艺和审美标准，但其共通的地方在于跟人的心理结构相互呼应，越是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美越是有某种普遍性，这样的美越是能跨越时空而存在。
《答谢中书书》原文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答谢中书书》译文
山河的壮美，自古以来是人们共同谈赏的。这里的高峰插入云
《答谢中书书》注释
1.本文节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四十六。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编，共分十五集：《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先唐文》，共收录唐以前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或作三千五百二十人)，每人附有小传，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对唐以前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思想家、书画家，医学家，丹阳秣陵(现江苏南京)人，人称山中宰相。有《陶隐居集》
2.谢中书，即谢
3.山川之美 山川：山河 之：的 美：美景
4.五色交辉：这里形容石壁色彩斑
5.青林翠竹 青林：青葱的林木 翠竹：翠绿的竹林
6.四时俱备：一年四季。 四时，四季;俱，都
7.晓雾将歇 将：将要。 歇：消散。
8.乱：此起彼伏。
9.夕日欲颓：太阳快要落山了。颓，坠落。
10.沉鳞竞跃：潜游在水中的鱼争相跳出水面。沉鳞，潜游在水中的鱼，(这里用了借代的手法，鳞指代鱼)竞跃：竞相跳跃。
11.实：确实。
12.是：这。
13.欲界之仙都：即人间仙境。欲界，佛家语，佛教把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没有摆脱世俗的七情六欲的众生所处境界，即指人间。仙都：仙人生活在其中的美好世界。
14.康乐：指南朝著名山水 人谢灵运，他继承他祖父的
15 .自：从。
16 .未：没有。
17.与(yù)：参与，这里指欣赏。
18.奇：指奇山异水。
《答谢中书书》文言文知识
古今异义：
①四时俱备(时 古义：季节 今义：时间)
②晓雾将歇(歇 古义：消散 今义：休息)
③夕日欲颓(颓 古义：坠落 今义：消沉，委
一词多义：
夕日欲颓(将要)
实是欲界之仙都(欲界，指人间)
词类活用
五色交辉 (辉，名词用作动词，辉映)
《答谢中书书》赏
《答谢中书书》是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书信。
文章以感慨发端：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有高雅情怀的人才可能品味山川之美，将内心的感受与友人交流，是人生一大乐事。作者正是将谢中书当作能够谈山论水的朋友，同时也期望与古往今来的林泉高士相比肩。
接下来的十句，作者便以清峻的笔触具体描绘了秀美的山川景色。“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极力描写山之高，水之净，用笔洗练，寥寥八字，就写出了仰观俯察两种视角，白云高山流水三重风物，境界清新。“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又改用平远、高远的视角极目远
最后，文章又以感慨收束，“实欲界之仙都”，这里实在是人间的仙境啊!自从谢灵运以来，没有人能够欣赏它的妙处，而作者却能够从中发现无尽的乐趣，带有自豪之感，期与谢公比肩之意溢于言表。
王国维云：“一切景语皆情语。”本文写景，没有仅仅停留在景物本身，而是抓住景物的灵魂，即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通过高低、远近、动静的变化，视觉、听觉的立体感受，来传达自己与自然相融合的生命愉悦，体现了作者酷爱自然、归隐林泉的志趣。文字明朗，毫不雕琢。
《答谢中书书》情感
自然景物的绮丽风光，本身就构成优美的意境，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以饱和着感情的语言激起读者的兴致，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的意境。山水相映之美，色彩配合之美，晨昏变化之美，动静相衬之美相互作用，构成一幅怡神悦性的山水画。全文只有68个字，就
作者从欣赏景物中发现无穷的乐趣。同时能与谢灵运这样的林泉高士有志向道同之处，生发出无比的自豪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喜爱之情。
表达了作者沉醉山水的愉悦之情和归隐林泉的高洁志趣文学小常识：
汉魏时，极盛于汉代的辞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逐渐产生变化，最后在南北朝时代形成新的赋体——
《答谢中书书》佳句赏评
①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俊俏的山，直直耸立，有白云轻绕;俊美的水，清澈见底，有鱼儿嬉戏。溪水两岸的石壁，更是美妙绝伦：绿树、青草、翠竹、红花、蓝天、白云……四时不同、景色各异，五彩缤纷、交相辉映，美不胜收;特别是青翠的丛林，碧绿的修竹，四季常青、生机盎然。这一句是
②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作者选择了两个极具画面感的镜头“晓雾”、“夕日”来描
早晨，群山叠翠、清雾朦胧：山，似出浴的西子，亭亭玉立、超凡脱俗;雾，似斜披的轻纱，若隐若现、似有似无。这是一天最美的开始。山，阳光相拥，雾，紧紧依偎。漫步崎岖的山间小路，看舒缓的溪水流淌，品轻巧的小鸟婉鸣，听通灵的猿猴长啸，乐趣无限。山是质朴的、独特的，水是自然的、灵动的。多么清净的山水啊!一如梵音自天际间飘来，顿时让人耳聪目明，如悟禅机。
黄昏、夕阳，又是另一幅山水佳景。落日余辉铺就大地、
《答谢中书书》总评
文章开始，作者从人们对山水的态度入手：古往今来，没有人不赞美青山绿水的，特别是江南的山山水水，更是柔媚亮丽、清秀绝尘，是如此的典雅、飘逸。接着描写了山水、石壁、丛林、翠竹和早晨、黄昏的景象，融情于景，表达作者对山水的赞美之情。最后，作者发出慨叹：从谢灵运后，又有谁能欣赏如此美景呢?望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能全身心投入自然的人，还有多少呢?一片黯然之情，悄然流露。
整篇文章，六十八言，有山水竹林、晓雾夕阳、猿鸟锦鳞，有比喻、夸张、拟人，有正面描写、侧面描写……说不完无限情趣、道不完生机盎然。这在魏晋六朝“诗尚玄理，文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