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匠斫山骨，刳中事煎烹。--刘师服
直柄未当权，塞口且吞声。--侯喜
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轩辕弥明
外苞干藓文，中有暗浪惊。--刘师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侯喜
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轩辕弥明
大似胆，圆如战马缨。--刘师服
上比香炉尖，下与镜面平。--侯喜
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轩辕弥明
一块元气闭，细泉幽窦倾。--刘师服
不值输写处，焉知怀抱清。--侯喜
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轩辕弥明
睆睆无刃迹，团团类天成。--刘师服
遥疑龟负图，出曝晓正晴。--侯喜
旁有双耳穿，上有孤髻撑。或讶短尾铫，又似无足铛。
--刘师服
可惜寒食球，掷此傍路坑。--侯喜
何当出灰灺，无计离瓶罂。--轩辕弥明
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刘师服
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侯喜
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轩辕弥明
徒示坚重性，不过升合盛。--刘师服
傍似废毂仰，侧见折轴横。--侯喜
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轩辕弥明
以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刘师服
常居顾盼地，敢有漏泄情。--侯喜
宁依暖爇弊，不与寒凉并。--轩辕弥明
区区徒自效，琐琐不足呈。--侯喜
回旋但兀兀，开阖惟铿铿。--刘师服
全胜瑚琏贵，空有口传名。岂比俎豆古，不为手所撜。
--轩辕弥明
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
--轩辕弥明
引导语：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韩愈散文特点篇一：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师说》看韩愈
散文的特色(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
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
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
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严谨的结构《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求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真理和知识：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耆，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段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请教老师，那种疑惑就永远解决不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电该跟他学习。我拜老师是学习他懂得的道理，何必
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第二段，批判世人耻于从师风气的种种表现，这段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
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
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凝练的语言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
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
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这三组对句，把人们对待从师的态度归成两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从情理上把耻于相师的人驳得体无完肤。《师说》还注意内容上的前后呼应。在
第一段，作者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在后段，他就批判了“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错误论调，前两句是承前段“无长无少”而言，后两句是对前段“无贵无贱”而发。这样前后照应，加强文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才能在短短几百字里把道理说清说透
。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
韩愈散文特点篇二：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
韩愈的创作风格与人格
韩愈（768—824），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中唐诗坛上一位别开生面，用于独创的诗人。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创新，以纠当时平庸的诗风。韩愈是我国唐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当时的古文运动中所建立的功绩受到后人普遍的赞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不可抵挡的。韩愈的诗歌有四百来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称不上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面影，听到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声，从那些怀才遭冤的怨言中，人们看到封建专制压制人才的某些侧面，从而加深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韩愈诗歌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文评注》上说：“唐文惟韩奇。”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韩愈的诗，也引入了韩文的风格和章法技巧。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韩孟诗派作为中唐诗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艺术创新流派，在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更是表现出异常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韩愈在歌创作上，反对因袭，力求创新。韩愈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崛险怪”，主要表现为想象的特，夸张的大胆，意境的奇幻。
提起韩愈，人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后世一千多年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实他的诗歌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诗歌创作上，韩愈也高举“古文运动”的大旗，创立了新的流派。韩愈为诗的风格也如他的散文一样，浑浩流转，独立特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散文创作不仅某些思
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总的来说，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用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这里主要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韩愈的创作风格。
韩愈的一部分诗拈取鬼怪，离奇之题材入诗。如《陆浑山水》，《月食诗》，《嘲鼾睡》均以题材之鬼怪，离奇著称。此类诗题材特殊，大量引用稀奇古怪之事物，设想之奇特，造语之险，堪称一绝。韩诗之奇险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韩愈另有一些作品，以内涵违情，或意念悖理，而呈现奇险之风格。如《鄭群赠單》云：“身甘寝百疾愈，卻願天日魱炎曦。”再如《双鸟诗》更是一首奇诡费解之作。
作为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韩愈为诗作文，能够摆脱拘束，
自僻蹊径。韩愈不断探索诗歌的新形势，新风格。韩愈诗力求新奇，自成一家。诗中多神奇的想象，每借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正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在《听颖师弹奏》中，诗人之奇思，或在天，或在地，或挟雷电，或跨天宇，雄阔壮丽。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丽奇伟的事物，都用来设喻，使诗歌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以充分表现。韩愈为适应险怪追求的生新，在词语的选用上也很重视，他很少写香艳题材，其词语的选用往往以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为主，从而营造光怪陆离、狰狞震荡的怪异风格。
在《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中，一开首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高远。先总叙五岳，再转叙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显得气势磅礴。写衡岳诸峰，“仰见突兀撑青天”，仰面看去，高峻陡峭的山峰，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给人以奇险明快之快感，“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令人“森然魄动”。
《山石》：“山石确径安徽，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如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这首记游诗意境雄浑，语言流畅，风格清新，在韩诗“奇崛险怪”的诗风中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称誉于后世。
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写道：“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畏药，诲气湿蛰熏腥臊。”这首诗写在中秋之
夜，两位诗人在一起赏月喝酒，回望几年来坎坷的命运，感慨万千。这首诗开头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之口用大段笔墨叙述自己被贬谪之苦，虽然心中苦涩，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又不肯示弱，便写的虚虚实实，含蓄悠远，使得全诗结构上起落多变，让读者觉得奇崛险怪。
在《南山诗》中，诗人先写南山在四季变化中的不同姿态，接着写它的大致轮廓走势，然后写自己的两次游历，到处是铺张扬厉的形状神态。其中写第二次游历的一段，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形容南山众多山岭各个不同的形状神态，尤为奇绝壮观。
在《李花赠张十一署》中，诗人以遒劲之笔描写绮丽的景物，发掘出常人所未曾领略到的自然之美，诗中的奇思壮采，浪漫情调，宏阔意境和难以捉摸的纷繁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用翻空的波涛形容李花林，写白花倒映得天亮而使群鸡惊鸣，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一句想象怪奇，把李花的“缟夜”渲染到极致。
韩愈的诗作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几首，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探险入幽的奇思幻想，拗折排的布局结构，诘屈聱牙的僻字晦句，有意违背常规的险韵重韵，以及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幅，是构成的那宏伟奇崛风格的艺术因素。
那么韩愈“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有以上的艺术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我们知道，影响艺术风格的最直接的便是艺术家本身。艺术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人格力量在艺术风格形成中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人格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种心境，一种
气度。我国古代有所谓的“文如其人”之说，讲的就是创作风格与人格的关系。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所具备的重要而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而人格的形成一般受个人因素，时代背景，家世，个人经历及教育的影响。
“要了解一件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同时，在对韩愈人格进行探究之前，首先要客观地把握一下中唐文人的社会生存方式及他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
韩愈的人生经历较坎坷，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韩愈，河阳人，三岁而孤，童年曾一度随长兄播迁韶岭。兄卒，从嫂郑氏归河阳，即由兄嫂鞠养。此后，他发奋苦读，进士及第，在朝任职，锐意进取，但他的仕途之路坎坷不平，一生多次遭贬。韩愈政治生活和人生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
韩愈研究是中唐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韩愈本人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时局，古往今来，人们对韩愈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贬或褒，众说纷纭。
“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附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服而丧失其人格。”由此可见，时代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复杂性使理想人格的实现成为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韩愈尤其如此，作为儒学的坚决倡导者，他有着对孔孟建构的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而自身人格的形成发展则带有异乎寻常的复杂多
韩愈散文特点篇三：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韩愈柳宗元散文风格比较
摘要：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创作散体文，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唐文坛上的韩愈和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世而立的伟人。二人在散文创作宗旨上有相同的认识,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主张文道合一,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和创新,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习气,创立自由流畅的新散文,而且都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他们不仅为唐代文学的繁荣,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韩、柳二人的散文创作主张及创作实践有相同之处,然细而论之,又是各有千秋的。由于二人的生活地位与思想接受观念不同，他们的创作主张的侧重点也不同。下面就其在散文的文体、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韩愈和柳宗元散文的风格的异同。
纵观韩、柳文集,二人散文总体风格之差异是存在的。韩文内容广博、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气盛言宜,虽然文章具有多样性特点,但共同的特色是雄奇奔放。柳文对现实无不带有一种强烈、抑郁而激愤的色彩,而立意新颖、结构细密,语音简洁精美,形成浓郁而峻洁的风格特色。
一、散文的'文体
韩愈散文，内容复杂丰富，涉及面颇广,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论说文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愈的论说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马说》，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
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
2、叙事文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
3、抒情文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4、书信和赠序文
赠序文是一种文体，指古人惜别赠言的文章，内容多推重、赞许和勉力之辞。序的意义和原意不同。韩文中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柳宗元的散文内容丰富，主要有：
1、柳宗元的议论文，主要是对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的冷静思考。如《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
2、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如《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
3、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永某氏之鼠》写群鼠在旧房主纵容下横行无忌、干尽坏事，最后被新房主彻底消灭。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4、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是作者悲剧人生
的审美情趣的结晶。其代表是《永州八记》。
二、散文结构
在结构表现上,韩文巧于构思，善于变化；柳文则平中见奇,层见迭出。
韩愈论文主张脱落陈意陈言,力求翻新出奇。其文或诙谐滑稽、妙趣横生；或坐而论道，雄肆逞辩；抒情或委婉细腻,或淋漓倾泻。无论是精细入微,还是精笔勾勒，总能因文而异，各施其宜。韩文构思最独到的地方是善“变”。如《送董邵南序》是一篇很难写的送别文章,将自己大篇的议论,难以明言的本意,蕴藏于冠冕堂皇的送别文字之中,既无损友道,又不违己意。韩文在结构上的变化,没有定格,而又极富独创。从文章的开头到行文和结尾,都有自己的特点,孙昌武先生说韩愈散文开头的特点有三，一是雄肆，二是蓄势，三是孤起。文章收结因势而成，包含着强大的鼓舞力量。
反观柳宗元的文章构思表现，则以平起而为，却又能从平凡的、人所常见的事实或历史资料中出人意料地引发有意义的主题。永州山水在南方之景中并无独特之处，而柳宗元的行文构思却能独具匠心。如《永州八记》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互相映衬，为一整体。柳文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像《封建论》那样的长篇，还是象《三戒》寓言或写山水的短制，都能巧于构思，严于组织，使作品各极其妙，具有不寻常的表现力。
三、散文语言
在语言运用上,韩文尚奇好异,文从字顺;柳文则简悍凝敛,古峭峻洁。韩愈非常重视语言创新的作用,力求把造语的新奇和顺畅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以秦汉散文语言为基础,并结合当时口头语言的新的散文语言。如《师说》、
《论佛骨表》、《祭十二郎文》等文章,都写得通俗明白,如同口出。他还注意到
文章语言与所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均随内容需要而自然变化,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短相间,明快流畅。
韩文亦重视语言的锤炼,力求精炼、准确,语约意丰。如《师说》中用“传道、授业、解惑”来概括老师的职责,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来概括择师的标准,用“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来说明师弟之间的正确关系。在《进学好》中用“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来总结进德修业之道。韩文还大量运用虚词,使文章灵活多姿,情致丰富。如《祭十二郎文》、《马说》等文,用“邪”、“乎”、“矣”、“而”等虚词,不论抒情,还是议论,都使文章气势雄壮,含义丰富。韩愈能根据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使其丰富多采的语言与其深厚广博的内容、多种多样的文体取得和谐一致,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色彩和表现力。
柳宗元的散文语言以峻洁峭拔而著称。他竭力提倡为文要峻洁,要求在语言上要求不拖沓,不含糊,无赘语,无泛笔,言约事丰,干脆斩绝。柳文篇幅都不长,但内容十分深刻隽永。即使是写山水景色,也显得凝敛沉郁,如《小石潭记》。
柳文的峻洁还表现在行文不拖泥带水,干脆明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如《封建论》。
柳文语言还善于用瘦硬语和奇字,显得奇崛峻峭。在《愚溪诗序》末尾写溪水和自己之“愚”时所用文字亦甚奇诡、凝重,所作的描写独特别致,显得峭拔劲健。此外,他的《乞巧文》、《三戒》等文都能显出其独特的语言个性。林纾说:“柳州敕峭,每于短句见长技,用字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人人笔下所无。”
总的说来，韩长于议论，雄肆奔放，柳长于记事，缜密精奇。韩柳的散文既有同也有异，有人增对其评价“韩文如潮，柳文如江”。韩文跌宕起伏，柳文思绪流动不绝，韩雄大而柳精悍。在中国唐代文坛上韩柳的古文创作开创了一代文风，大大扩展了散文的实际功用，为后世的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