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反光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吗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让他派遣痛恨的对象，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开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急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眼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他木然地放下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仍然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采。猎手被这种光采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还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种半途而废的求和，味道不大对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进入这种境地，可能是被人追逼的，也可能是不小心自己闯入的，也可能是有意去寻找什么的;一旦进入，可能仓皇逃离，可能不再回返，可能由兽变人，可能由人变兽，可能焕发哲思，可能逆转情感，可能蔑视寻常，也可能渴求寻常，总之，全都升腾得不同一般。上面所说的两个故事都是以恋情为构架的，如果把这种构架拆除，天涯海角、绝壁死谷可能会产生一种更加恢宏的深刻。
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开头写道：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头豹子，就比那两头鹿庄严。
我们海南岛那头鹿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从传说跳到了地面：岛的南端，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于是，那儿也便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天涯海角。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探询着一种宏大的社会心理走向的终点，一种延绵千年的争斗和向往的极限，而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这一来，它比海明威的豹子更庄严了。
这些年，海南岛成了一个热闹的去处，我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经常从那里打电话来报告各种消息，他们兴高采烈地在那里创业和冒险，我自己也已去过不止一次。与大陆相比，即便是与大陆的沿海开放区域相比，那儿的生活也是奇特而新鲜的。在“鹿回头”的巨大塑像下，在“天涯海角”的石刻前，在通什的山寨中，在椰林夹道的环岛公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屿呢?它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有什么独特的意义?一切踏上了它的土地而又自称为“闯海者”的大陆人，是否能够真正领悟它?前不久读到海外作家陈若曦写海南岛的一篇文章，一种小心翼翼的爱惜之情令人感动。至今没有找到过一部完整、系统地记述海南岛历史的著作，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写过一本，也还未曾读到。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海南的历史都知之甚少，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太认识它而又偏偏让它来承担现代的重任，我觉得对它是不公正的。这些年我在对中原大地上各个地域文化逐一进行探测的时候，总会隐隐感到一种从天涯海角向中原大地回首的遥远目光。我开始关注它，在历史资料中爬剔点点滴滴有关它的远年信号。今天，我觉得已经有可能来粗略地谈谈它的故事了。
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了接受儒家正规教育而又土生土长的温和名人。苏东坡、李光等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贵柔守雌”哲学的土地开始需要补充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浚。还在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真 的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这不是在伸张一种雄心勃勃、问鼎 中原的男子汉精神吗？
果然，这位邱浚科举高中，仕途顺达，直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 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 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孝宗皇帝极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子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 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浚就立即下跪谢恩，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 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邱浚晚年一再要求辞官回乡，写了大量的思乡诗：
百计思归未得归，
梦魂夜夜到庭闱。
愁心苦似丸和胆，
泪点多如线在衣。
老来肌骨怕寒侵，
无夜家院不上心。
预报吾儿扫门径，
乞骸早晚便投簪。
一位早年意欲指点中原江山的高官，到头来只想逃离中原回归故乡，海南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邱浚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都是罕见的。七十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回乡呓语，把“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豪情消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浚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中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 过从，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妇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 人赞扬。与邱浚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那儿都要踮脚南望。他一直认为海南岛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政善民安、风 调雨顺的理想王国，而他的铮铮风骨，正出自这种朴实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感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他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正当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海南的风韵，从此在 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每天手 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与 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筹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 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于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个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不怕历史学家见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历史。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这并不是胡乱臆断。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 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 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 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 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 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 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 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 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 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 “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与大陆发生的关系，它的这种文明形态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战性。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它对时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它让副宰相李光兴冲冲地去打听 猪价，它让大诗人苏东坡醉迷迷地去寻觅牛粪，它让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泪，它让千古清官海瑞乐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 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 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 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 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 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 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 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 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在飞往海南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线条越见明丽，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水彩画。我想，中国历史上各种黑白分明的图景，一到海南岛也会一一晕化了吧。
色彩浓处，野性犹存。今天的海南岛还有大量的落后乃至混乱极须改进，但我更不希望看到它自身生态方式的失落。不管多么繁荣多么现代，它对于整个中国版 图而言仍然应该是一个人文气息浓重的休闲所在，温暖而祥和，寻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功业噪音，删削急功近利的短视作为，使急急赶路的中国人哪怕是在地图 上看到它也能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抚慰。好生安顿下冼夫人的洁白海滩、黄道婆启航码头、苏东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梦中故居，让一切有机会上岛的人都能吟 一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能这样，海南岛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将更加夺目。它过去曾弥补过中国历史 一种重大遗漏，那么今后将会进一步把历史的缺口修复。曾因海南岛而构成问号的中国，将因海南岛而变得更见健全。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总在驱逐，总在追赶，不知已经多久。不断地寻找猎物，不断地寻找 对手，不断地寻找名声，不断地拉起弓箭。但是前面还有什么路呢，这里已经是天涯海角。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都是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余秋雨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欢迎大家阅读。
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自序中写道：“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特别是作者为了反对盗版，只能停笔，向读者交代“小小决定”。作者表示：“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还是写下了《行者无疆》。对他《行者无疆》的“第三方位”再作分析，也是对“行者”的考察，或许可以对读者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死里逃生
在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读过“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的《文化苦旅》。余秋雨先生在后记中叙说了此书的颠沛流离：“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本《文化苦旅》如果不能死里逃生，怎能获得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又怎能获得台湾一九九二年最佳读书人奖。”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中，四处钻营，曲意奉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此时，曾在区图书馆专门搞过书评工作的我，向来自宣传部、教育局的局党委正、副书记徐新冠、王家骏推荐并得到支持，在纪念“七·一”之际，从省版书店等几家书店购买了近百册《文化苦旅》，作为对多年来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呕心沥血的“文化人”辛勤劳动进行“精神慰问”。
再往前一点，八十年代后期，我已从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虽未能“三十而立”的我而以如今不能相信的一点七五元的价格买下了“四十而不惑”的余秋雨著的《艺术创造工程》，此书与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黄承万的《审美中介论》等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的第一批书目。它是当代文艺变革的缩影，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这本书有些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的内容，引起了不少各地高校的艺术理论课进修教师的良好反馈。此书一反以往一些艺术理论专著的结构框架，以开放的眼光、散文的笔调，探索了艺术活动的创造本性。作者力求贴近艺术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可能遇到的甘苦和困惑，善于把思想化为形象，把论说语言变成艺术语言，既显示出理论思维的深刻性，又不乏艺术的感染力。在很有学者风度的作者像下面是作者余秋雨曾写过：“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山居笔记》回眸历史
记得几年前在图书馆翻过余秋雨“把它首先献给白先勇先生、欧阳子女士和一切关爱我的台湾朋友”的《山居笔记》，作者是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写作的。当时我的感觉是：如果说《文化苦旅》在漂泊旅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话，那么《山居笔记》在回眸历史中，展示了作者深沉的历史题解。作者也说到：“连已经习惯了《文化苦旅》表述风格的读者也可能会对《山居笔记》不习惯，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让不厌弃我的读者一起来消受寒风和残叶，真对不起。”如今，再读《山居笔记》，读到了“康雍乾盛世”清朝始末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读到了《流放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还读到了《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尤其读到了曾在海内外、学术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遥远的绝响》和《历史的暗角》。前者对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魏晋人物晚唐诗”，由《魏晋清谈》进入这个真正的乱世：当时被杀的知识分子已不是秦始皇时代所坑的个体形象还较模糊的儒生，而是姓氏、事迹、品格、声誉均已是真正的名人，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作者着重描述了李白写诗道“院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阮籍，着重怀念了在刑场高台上，面对着千名太学生和民众，“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而赴死的嵇康。由此，作者感叹道：“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一切都难于弥补了。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接着，在那篇引起有趣反响的《历史的暗角》中对那群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予以揭露：“处在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小人’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于是，作者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发现这个历史症结中分析出：小人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力，不怕麻烦，办事效率高，不会放过被伤害者，需要搏得同情，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最终控制不了局势。有人说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者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巴金、施蛰存当年也受过攻击。遥想当年，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不少人合伙骂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收到近十种版本盗版的也是难产了整整四年的《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当他“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此时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山居笔记》“自序”便是有九章四十页的《可怜的正本》。
《霜冷长河》鞭辟入里
余秋雨的题字，马兰的篆刻印在封面上，使这本《霜冷长河》别具匠心，夫妻俩那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合影的照片印在扉页上，作为以马兰主编的黄梅戏《秋千架》为题的“代后记”，其实是余秋雨对妻子马兰的近距离，细节的“特写”。在书四辑与众不同：《壮士》这个古老的称呼，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中秋》写是读了女诗人自拟的讣告后，拿起电话筒将此作为节日礼物让朋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写了外国一家华文报社让他发表对张爱玲之死发表评论的电话采访;《老师》、《长者》则充满对张可、王元化等“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的历经磨难的长者之敬意。此书的第二辑是作者“关于友情”、“关于名誉”、“关于谣言”、“关于嫉妒”、“关于善良”、“关于年龄”等方面的研究，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论文，引经据典，说古论今;从中我结识了一位不怕死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的柔石;联想了留下“人言可畏”、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遗言的阮玲玉，读到了一位清纯绝俗却触及人生与名誉的李清照的故事，怪不得她晚年的《声声慢》能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千古传世绝句;作者对造谣的人们鞭辟入里，对越流越大，越滚越圆，越滚越险之谣言的雪球“群鸦蔽天”进行了讽刺。此书第三辑，近似的散文笔调的微型特写，有《绑匪的纸条》、《乱世流浪女》、《心中的恶狼》、《为自己减刑》;有《文化敏感带》、《大桥的寓言》、《遗憾的真实》、《褪色的疑问》。第四辑分为“灯下回信”、“掩卷沉思”两部分，前者是作者在上海《青年报》“青苹果热线”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的回信;后者“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有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当我读了余秋雨先生写的十四篇“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题点的深夜冥思”，我觉得这很像萧乾先生几十年前所倡导的“散文体书评。”作者将读《学者追忆丛书》、《梅兰芳百年祭》、《米丘林作品》、《中国人》、《世纪之辩》用“——”放在文末而不是作为副标题，也是别具一格的。余秋雨读《人生纪年》后提出“收人生，比收古书籍、古董更加重要”，“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作者说：“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让今天收走昨天，让明天收走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走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片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我想，这也正是《霜冷长河》的要义所在。 《千年一叹》骇人听闻
捧读《千年一叹》，不由被标明出发及途经路线和到达的地图，被图文并茂的异国风情之照片、文章所吸引，此书是一本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经历的日记，由作者从深圳、香港、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到达中国的边城樟木的一百零二篇“日记体”的“探险散文”，他那在一个两米直坑的弹坑前徘徊片刻便写就的主题歌《千年走一回》，后来由滕格尔演唱，气势夺人，情真意切，特别是“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废墟的泪，我是隔代的伤”，“我是屈原的梦，我是李白的唱”，以及重复的“我是涅磐的凤凰再飞翔!”那磅礴的气势，那浪漫的诗情，那文明的追忆，那历史的沧桑，将“千禧之旅”的意义挥笔在纸上，将“千年一叹”的回眸弹指一挥间。
作者“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当车队回国后，使作者伤心的是，“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劫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国，现已基本卖完。”因此，作者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因此，我对“自弃各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而这次又自动“割断”的作者表示理解，对他的危言表示赞赏： “我是行路才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利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
尽管《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采用了由深圳华美防伪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防伪标志，此书在一年中印了十二次，印数达三十六万，然而作者在“自序”中“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的遗憾，不由想起他在《历史的暗角》说到孔夫子提供了划分界限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当长久放弃之后，“小人就会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在作者表示“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的盗版，印得越多越好。”
由此，我也在感叹：今读其起承转合四本散文集，何时再读余秋雨?!在写作此文时感叹之余，在发表之前获悉信息：得知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续集《行者无疆》已经问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余秋雨、郑义文化旅游散文与景点摄照互映生辉的著作，作为余秋雨眼里的中国文化·摄影珍藏版，让读者在审美享受上更上一层楼。
《行者无疆》第三方位
首先将自己定位为“行者一个”，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学者或者大学教授。这是在最近央视知名栏目《艺术人生》中面对观众质疑：这位“文化明星”到底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余秋雨的回答显得平静而智慧。
他自从十五年前走出书斋，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步实地考察，进行文化苦旅，他的足迹越行越远，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行者无疆》是余秋雨欧洲之旅的考察结集。此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
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他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选择行走考察，余秋雨深感亲临现场的感受和得到的原始真实是读书斋文字无法代替的，一路上产生很多疑问，边走边寻找答案。对文明和与之对立的蒙昧、野蛮的思考依然是他为人为文的主题。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他走过南欧：“废墟，大海，流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
他走过中欧：“森林，山丘，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藏。”
他走过西欧：“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他走过北欧：“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他来到庞贝古城废墟，久久驻足那两个剧场，看到了人体遗形，特别是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象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ns Plinius Caecundus)。”
他来到叫罗马的这座城市。给它这个词叫“伟大”，“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文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文，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余秋雨认为：“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几乎周游列国、走遍主要城市，他对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景观、印象都有文章，他以为“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最有趣的是他给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巴塞罗那写了一篇《流浪的本义》，说“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他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眼界越走越宽，脚步越行越健，万千气象纳入胸怀，运谋成篇。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他为人为文的主题，余秋雨回答道：“至少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道：“德国诗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而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这就是余秋雨，一个学者，不，还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行者立足“第三方位”的独特看法与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