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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记事好句好词精练70句

时间:2017-09-19 05:05

导语:《大淖记事》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作品。该书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

《大淖记事》采取的是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民间文学常用的叙事方式如出一辙。这种叙事有以下一些特点:

1.想象中的读者(隐含读者)是一个充满猎奇心理期待的信息接受者,他对本文的叙事并不信以为真,而是将其视为与己相距甚远的、理想中的或另一世界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故事"(history)。

2.叙述语调的民间性。如本文所采取的平缓流畅的叙述语调,简短朴素的句式,"主干突出,旁枝逸出"的叙事格局(在插叙刘号长其人其事时即采用此种策略)。

3. 叙事结构的民间性。

借鉴普罗普对俄国民间故事叙事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大淖记事》"解构"如下:

男女两性相悦(以外貌或声音相互吸引、互相爱慕)--爱情受阻--佳人落难、英雄(男)相救--恶人窥视、寻机破坏--佳人落入魔掌、受到羞辱--英雄挺身而出、保护佳人--恶人行凶、打击英雄--英雄借助第三者的帮助,挫败恶人 --恶人受到惩处、英雄佳人结为伉俪,具体地说,小锡匠十一子与挑夫巧云是"不同的人",只是因为美貌、唱戏两人互相倾慕,相互依恋。但十一子家有快瞎眼的母亲,巧云家有半瘫的父亲,两人的爱情无法实现,只得将彼此的爱慕隐藏在心底。接着,巧云不慎落水,十一子舍身相救,义侠型的男英雄形象得以完成,佳人爱慕的正是这样的英雄。这就为下文二人最终的完满结合埋下伏笔。但是故事并不就此结束,英雄佳人的结合还要经受挫折与考验。于是,恶人角色出现了,这就是刘号长。他深夜拔开了巧云的门。巧云破了身,又屡遭恶人的羞辱,但她不想死,她舍不下十一子和半瘫的父亲。这时,"拯救者"十一子勇敢地接受了她的爱,以一种无声的行动对抗刘号长的`暴力。刘号长不肯善罢甘休,纠集同伙打击十一子。锡匠们帮助十一子,巧云也站在十一子一边。锡匠们以沉默无言的游行抗议着恶人的暴行。县长不得不出面调解。最后,刘号长被驱逐出境,十一子的伤也终于要好起来,有情人终究结成眷属。

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大淖记事》的叙事采用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模式--"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格局。这是传统文学及民间文学中常用的一种"情爱模式"。本文叙事的民间性特征由此亦得到印证。

其次,《大淖记事》还明显地借鉴了民间曲艺的一些手法。本文一、二、三节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恰好对应于曲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与序幕说明。那一片白亮的大水似乎是舞台的中心,扮演着一个无声的重要角色。大淖中央是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分布着几家鸡鸭炕房,养着松花黄色的小鸡小鸭,往东是一座浆坊,几家买卖荸荠、茨菇、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鱼行的草行。大淖北去是乡下从事耕种的农村,东去可至一沟、二沟、三垛、樊川、界首,直达邻县兴化。大淖南岸,是一家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南,是一条深巷,深巷过去便是北门外东大街了。轮船公司往西,住着各种小本生意人,往东住着世袭的挑夫。大淖这带地方便构成了一处"世界大舞台"。序幕拉开了:各式人等都在忙碌着自个的生计--卖天竺筷的、卖眼镜的、卖山里红的、打制锡器的、挑稻子的、抬桐油的……热闹非凡,生生不息。也有那些淘气的小孩,在码头上站成一排,齐齐地往水里撒尿;有那横溢的炊烟,在大淖的水面上飘散不去;有那挑鲜货的姑娘媳妇,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还有那个"老骚胡子",跟小媳妇赌饺面,让她们脱光了衣服跳到淖里扑通扑通洗澡……

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编导,布置好一舞台奇异而古朴的道具,指挥着各种人物活动起来,使这舞台充满生气。之后,他让主要角色出场了。作者导演的这一场大"戏",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也相当引人入胜。他通过类似曲艺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美的舞台。美的空间。

作者通过本文叙事所努力追求的正是一种美的意境,美的境界。在叙述者的视域里,大淖及其周遭生活、活动着的一切无不是美的对象,无不焕发着美的光辉。景色是优美的,人物是优美的,劳动也给人美感: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幅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一二十个头戴花草装饰的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就连小孩子站在码头上一齐撒尿,人家墙上贴着的黑黄色的牛屎粑粑,也都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美的景观。

本文所呈现的"美",是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自然美(包括景色美,色彩美,如那片沙洲、飘散在大淖之上的炊烟)、人情美(美好的人际关系、乡俗风情)、人性美。人性美是作者企图抵达的最高目标。大淖人古朴纯真的生活,自然无拘束的男女关系,要多野有多野的女人,开放的性爱观(原则是"情愿"、乐意),小锡匠与巧云那一段动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经由作者以淡淡的语调娓娓地叙来,从而笼罩上了一种素朴清雅的优美。

本文第五节对巧云照料被打伤的十一子这一情节的叙述,更是极好地渲染了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的光辉。当巧云喂着十一子尿碱汤的时候,她轻轻地呼唤,使他从死亡之缘苏醒喝下了尿碱汤。而"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很好地揭示了美丽少女巧云的心灵世界,她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与这种执著的美。待到十一子终于能说话时,巧云同他的那一段对话更是见情见性,充分展示了两人关系的清纯真挚:为了爱人而挨打,十一子自认为"我值";为了养活两个卧床的男人,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便去挑担挣"活钱"了。应该说,作者表现自然的人性美的意图已经得到了完满的实现:人物在他的笔下不仅是鲜活明亮的,而且是美丽动人的。为了最好地表现这种透明可触的人性美,即使是带有悲壮色彩的锡匠大游行,作者也把它淡化得很优美:锡匠们以一种无声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支沉默的队伍像中世纪的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一样,十分动人。

在表现人性美方面,汪曾祺确实继承了沈从文的传统。汪曾祺作品的格调、风格同沈从文的亦有颇多相似之处。《大淖记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则大致可以归入"《边城》模式":

1. 人物:

① 自然造就的一位佳人(如《边城》中的翠翠,《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受戒》中的小英子)貌美心善,纯真未琢。

② 与佳人相互爱慕的一位美男子(如《边城》中的傩送二老,《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十一子,《受戒》中的小明子)

③ 第三者(佳人所不爱者,欲打破佳人美男的结合,如《大淖记事》中的刘号长)

④ 佳人的父亲(或祖父)、美男子的父亲或代行父职之人(如《边城》里翠翠的祖父、杨马兵,《大淖记事》中的老锡匠)

2.行动空间:天造地设的一处"世外桃源",纯朴未琢、未受世俗污染的"理想国"式氛围。

3.基本行动元/功能链:佳人与美男相互爱慕--因故爱情被隐藏起来或暂时受挫--第三者伺机侵入,打破其关系,佳人之父默许或予以接受--外力帮助下,第三者被迫逃走或死亡--美男佳人终于真正结合。

"《边城》模式"还可以用于分析《受戒》等文本。这说明,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它的具体操作,则因作家个人风格及区域性民俗风情等内容的加入,80年代写作的《大淖记事》呈现出与《边城》殊异的瑰奇风采。这也正是《大淖记事》这一本文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新东西。

与《边城》相似,《大淖记事》的作者对"故事"中的人物生存、生活方式采取一种认同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作者在自己创造的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美的追求。但与《边城》相异,《大淖记事》暗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在这些人眼里,大淖人"风气不好",大淖人成为街里人心目中的"他者"。作者在这里隐含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即对念过"子曰"的城里人的道德伦理观不以为然,对于大淖人这种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赞赏。作者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它允许并接受每个人人性的充分舒展、表现与完成,它不包容"禁止"或规约、忌讳之类。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活动的都是一些自然的人,本色的人。

同时,作者并未将大淖人简单化为同样面目的人。借用故事中人物老锡匠的话来说,住在西头的锡匠等生意人同东头的挑夫们"不是一样的人"。做生意的多为外地迁来的"入侵者",住着错错落落低矮的瓦屋;东头住着草房的是世代相传的挑夫,依靠肩膀吃饭。这两类"自足人"还是有所差别:挑夫们更能代表"本土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以自己的"亲和力"试图影响、同化着那些外来的生意人。二者在对抗暴力的共同行动中达成了一致,最终把破坏者驱逐出境。

《大淖记事》叙述的是民国时代发生在苏中的一些"故事",在发生时间上与《边城》近似,但是《边城》叙述的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些"故事"。二者的区域性民俗风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本土性"的内容使得这两篇作品各具特色,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

1. 人物:

① 自然造就的一位佳人(如《边城》中的翠翠,《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受戒》中的小英子)貌美心善,纯真未琢。

② 与佳人相互爱慕的一位美男子(如《边城》中的傩送二老,《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十一子,《受戒》中的小明子)

③ 第三者(佳人所不爱者,欲打破佳人美男的结合,如《大淖记事》中的刘号长)

④ 佳人的父亲(或祖父)、美男子的父亲或代行父职之人(如《边城》里翠翠的祖父、杨马兵,《大淖记事》中的老锡匠)

2.行动空间:天造地设的一处"世外桃源",纯朴未琢、未受世俗污染的"理想国"式氛围。

3.基本行动元/功能链:佳人与美男相互爱慕--因故爱情被隐藏起来或暂时受挫--第三者伺机侵入,打破其关系,佳人之父默许或予以接受--外力帮助下,第三者被迫逃走或死亡--美男佳人终于真正结合。

"《边城》模式"还可以用于分析《受戒》等文本。这说明,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它的具体操作,则因作家个人风格及区域性民俗风情等内容的加入,80年代写作的《大淖记事》呈现出与《边城》殊异的瑰奇风采。这也正是《大淖记事》这一本文提供给中国文学的新东西。

与《边城》相似,《大淖记事》的作者对"故事"中的人物生存、生活方式采取一种认同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作者在自己创造的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美的追求。但与《边城》相异,《大淖记事》暗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在这些人眼里,大淖人"风气不好",大淖人成为街里人心目中的"他者"。作者在这里隐含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即对念过"子曰"的城里人的道德伦理观不以为然,对于大淖人这种鲜活跳动的生存方式的赞赏。作者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伦理道德,它允许并接受每个人人性的充分舒展、表现与完成,它不包容"禁止"或规约、忌讳之类。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活动的都是一些自然的人,本色的人。

同时,作者并未将大淖人简单化为同样面目的人。借用故事中人物老锡匠的话来说,住在西头的锡匠等生意人同东头的挑夫们"不是一样的人"。做生意的多为外地迁来的"入侵者",住着错错落落低矮的瓦屋;东头住着草房的是世代相传的挑夫,依靠肩膀吃饭。这两类"自足人"还是有所差别:挑夫们更能代表"本土性"的生存方式,他们以自己的"亲和力"试图影响、同化着那些外来的生意人。二者在对抗暴力的共同行动中达成了一致,最终把破坏者驱逐出境。

《大淖记事》叙述的是民国时代发生在苏中的一些"故事",在发生时间上与《边城》近似,但是《边城》叙述的是发生在湘西的一些"故事"。二者的区域性民俗风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本土性"的内容使得这两篇作品各具特色,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明丽瑰奇的色彩。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汪曾祺散文好句好段1

1)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 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3) 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4) 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5) 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6)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7)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8) 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9) 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0) 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11) 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12) 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13) 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14) 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15)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16) 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17) 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汪曾祺散文好句好段2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政府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ps:《汪曾祺散文》是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汪曾祺。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汪曾祺(qí)(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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