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
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他要求艺术的真实，更要求素材的真实，要求诗人对社会负起责任。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说明，白居易此时所写的《长恨歌》完全是有为而发，是为了“救济人病，裨《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补时阙，”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样?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这么担忧?据《新唐书’德宗纪》《唐会要·搜狩》卷二十八载，德宗、宪宗都喜爱田猎。《旧唐书。郭后传》载：宪宗“后庭多私爱。”可见声色犬马是德宗、宪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这两位贪图逸乐、惑于尤物、奢欲无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发，在《策林》中反复地强调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策林》二)那么此时所写作的《长恨歌》，目的就绝不会是歌颂李杨的爱情。他的选材、立意、构思情节、展开主题都必须是围绕着“惩尤物”、“窒乱阶”的目的展开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的“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
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皆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固然唐朝政治开明，但白居易敢于这样，也很不容易，表现了他的苦心和见识。他写《长恨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对“谄成之风。”离开了作者创作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意图，把《长恨歌》当作纯粹的爱情故事来欣赏，显然是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现实、讽喻君王的重大社会意义。
三、从作品的本身看爱情说攻击讽刺说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不能解释自居易为什么不把《长恨歌》归到讽喻诗，而归到感伤诗中;二.廷无白居易研究法解释诗人在全诗的后半部分为什么对李杨爱情有饱含深情的描写。
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去解读《长恨歌》吧。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头就破题，点出唐明皇是一个重色皇帝，并以此总领全篇，预设规戒的趋向。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了，还嫌不够，还要找最好的。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养在深闺人未知”--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故意欲盖弥彰的--杨太真。从此唐玄宗就为“尤物，，所惑，“三千宠爱在一身，…‘春从春游夜专夜，…‘尽日君王看不足，”“从此君王不早朝，”完全沉湎在声色之中。当初非常英明的皇帝现在不理朝政了，还胡乱封官，杨家“姊妹兄弟皆列土，，，致使天下人心失衡，“不重生男重生女’’的事情也发生了。这不是赞美杨贵妃，而是嘲讽整个世风，传达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
杨贵妃呢，也由于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能“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这不会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要体现“人的整个教养的程度，”而不只是简单的肉欲和性爱。黑格尔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一位哲人说过：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
李杨荒唐的生活，必然为自己带来终生的愧悔。马嵬坡下，贵妃被杀，她自己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整体来说，应该是唐玄宗负责。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
兴亡责任，都该男的负。”(《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1年版)问题在于渔阳兵起，玄宗在播迁途中，当禁卫军在陈玄礼等的鼓动之下，六军不发，玄宗“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日：‘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旧唐书-本纪玄宗下》)这是史家在冷峻的目光下对玄宗的所作所为的冰冷的白描。实际是唐明皇为了平息众怒，以便保全自己，而下令绞死杨贵妃的。但白居易写得比较委婉：“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媚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用“君王掩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一切的罪恶掩盖了起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丢车保帅，就要舍得抛出宠妃的头颅来洗刷自己，换取自己性命安全。而且在贵妃死后，竞连她的首饰也不敢叫人去拾取。这样宛转的陈述，含意与李商隐的《马嵬》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谴责是一致的。此等事情，总不好说成是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吧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浓笔重墨地描写唐玄宗对杨玉环朝朝暮暮的思念。用比兴、烘托、移情、对比以及一些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思想感情。这是不是表现了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这却是我们值得商讨的。
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行宫见月”是“伤心色，…‘夜雨闻铃”是“肠断声，”尽管“蜀江水碧蜀山青，”风景非常好看，但“圣主朝朝暮暮情，”仍在朝暮思念贵妃。返回途中，马嵬坡下，为之唏嘘伤感，歇了一晚，回到兴庆宫中：触物凄惨，夜不成寐，见到“太液芙蓉”想起她，见到“未央宫柳”想起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所见无非玉环者，每每引起他的追白居易研究一念。这种情怀是真实可信的。11主是能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对一个封建皇帝难得的爱情专一表现的歌颂作为皇帝的唐明皇，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在软禁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普通人了。他完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角度和感情角度来回忆自己逝去的一切，检视自己所犯的孕史错误，追悔自己失去的感情，完全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来忏悔自己的失误给杨玉环造成的痛苦，为自己所造成的大唐于朝的由盛转衰而懊悔。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刻薄一些，说此时的唐明皇，惋惜和苦恼自己失去的权力和美人，抱恨终天，这都是廿J以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自居易的角度，看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态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有自己的特殊空间，对唐明，没有必要从江山社稷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总结，只是选取艺术的典型环境描写就够了。他失去贵妃，无限痛苦，作者以t·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来回应前文中的“芙蓉帐暖度春宵，”“春从春游夜专夜。，’以“孤灯挑尽未成眠，…t耿耿星河欲曙天，”来对照“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以“魂魄不曾来人梦”来回应“尽日君王看不足，，，用这些非常合乎人物生活环境的心态描写，来揭示玄宗以往的淫靡生活和眼前的无奈、颓废和伤感，来刻划他的长恨。他的长恨，正是作者本诗所要突出的中心思想。设身处地地想，唐玄宗此时应该有自己的心理空间，有爱情的角落，对他的内心的人木三分的描写，不只是对人的本性的揭示，而是从统治阶级高层对安史之乱教训的历史总结。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恋，现在应该说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思念，或者觉得有对不起贵妃的愧悔，所以找来道士上天入地地寻觅一番，也无不可。即使是为了浇一下自己心中的·《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块垒，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丝的解脱，说明他受惑之深，借此填补一下精神的孤寂和空虚，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悲剧的意义在于把美好的东西打碎叫人看。为了鞭挞唐明皇，充分展示他的情感痛苦，作者调动了俗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迷离恍惚之中使读者仍能看到贵妃的形象依然俏丽动人。
而且进入了灵界的太真与以前的杨贵妃有性质的禾同，前者是富于眭感的世俗美人，后者则是净化了的理想女神，“梨花一枝春带雨，”“雪肤花貌参差是，…‘风吹仙袂飘飘举，'’无一不是诗人心目中的女性美再现。尽管在仙山过着仙女的生活，但她对人间的芥蒂和愤怨仍然很大，“花冠不整下堂来，…t玉容寂寞泪阑干。”当她得知天子派来的使者，便去接见，要他向君王转达别情，并赠旧物，殷勤寄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情缠绵悱恻，表达了她死后的凄凉和怨恨、困惑不解和期盼。反映出无辜的她经过生离死别后的复杂的内心矛盾和难以排解的痛苦。唯其如此，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自居易在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时，能把握人的本质特性，注意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矛盾，展示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性和人情，而且又不失其为皇帝和后妃的阶级本性，读来情致曲折，真实而合理，显示出艺术的光彩。
没有回避历史事实，而把李杨的关系放在安史之乱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透过他们的风流艳史写出造成国破人亡的必然结果，使作品具有时代的特色，也显示出作品的倾向性，指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进程中陈腐的东西。这也是作品的意义所在。
四、白居易为何把《长恨歌》归到感伤类爱隋说反驳讽刺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既然《长恨歌》是有强烈的讽刺意义的作品，为什么作者在自编定的诗集中把它归到了感伤类，而没有归到讽谕类呢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虽然这种分类不尽科学合理，但足以解释“爱情说”一派所提出的问题。按白居易的分类原则，讽谕诗是“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也就是说，这一百五十首诗，是因事立题的“新闻报告”诗，而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有美刺兴比作用，才编在讽谕诗里。讽谕诗用作者在《新乐府序》中的话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里强调的是政治的功利性，抒发的是群体的情感而不是个体的情感。而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写的是自己的心情意绪、生活所感，是诗人个体情感的自由表现。套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为己而作，为文而作也。”李杨的悲欢离合，是“牵于外”的事物，而发掘的是君主不要重色失政的“动于内”的情理，特别是已经不具有“新闻报告”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了，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作者白居易看重的是前一类，看轻的是后一类，而后代社会一般容易认可的是后一类，忽略了白居易诗歌密切关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特点，一概目之为政治诗，而人们不喜欢政治味太浓的诗。白居易说“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感叹“时之所重，仆《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之所轻。”这里有世风和文风变化的复杂因素。
不过，白居易对《长恨歌》还是颇为爱重和自诩的，他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歌》写成后，社会流传很广。长安军吏高霞寓欲聘娼妓，妓自我标榜说：
“我咏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说明《长恨歌》普及的程度。《唐摭言》记载，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的诗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llilpl《琵琶》篇。”不但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且不胫自走，还远传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一般的读者喜欢它好句联珠，朗朗上口，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推敲其思想意义，但喜欢他用游仙体把这段传闻写成通俗诗歌，使人读后情感激荡，难以忘怀。有见地的人，主要还不是欣赏它的词藻和故事，而是透过情感的迷雾，在思考悲剧的社会原因。王质夫说自居易“深于诗，多于情，”的确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卷四日：
“《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以情动人，传情达理，吸取当时流行的俗讲文学优长，富有传奇故事性，以情感的纬线来反映社会生活，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El味，又能够委婉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曲，在客观上和当时人民对明君的期望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又为民众提供了食粮，为民众所乐道。这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社会原因。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①“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 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有时候他是这样抱歉，因他为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
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1. 请简要概括这篇小说中小城生活的特点。(4 分)
2. 文中两处画线的句子写出了邮差什么样的性格? 请简要分析。(6 分)
3. “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请分析小说结尾处这句话的含意和作用。(4 分)
4. 作品叙述舒缓，没有太强的故事性，这样写对表现小说的内容有什么作用? 试作探究。(6 分)
参考答案：
1. 平静，恬淡，人际关系友善，生活节奏舒缓。
2. 看见学生给家长写的信，他就能大致猜测到内容，并体谅到家长的辛劳；邮差不免要送递坏消息，他为此感到遗憾，并衷心希望没有坏消息。这两句写出了他善良仁厚的性格。
3. 这句话借说天气，表达了邮差对小城生活的满意心情；写“这个小城”的天气好，说明是对生活通常状态的感受。点明了文章的主题，即对于小城生存状态的礼赞。
4. 有助于刻画邮差这一形象的特征：经历平常，性格平和，行事从容；也有助于表现小城惯常的生活状态；淡化了情节，有助于形成作品的抒情风格。
导语：老舍的短篇小说作品，成功与失败的比例各占其半;而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的文体――中篇小说――作家似乎特别擅长，他的才华在这种文体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老舍一生中究竟创作了多少中篇和短篇小说，迄今仍没有精确的统计。从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30-40年代报刊上查找作家当年发表的所有小说，然后再按既定的标准把中篇和短篇区分开来。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首先，研究者很难找全那个时代的全部杂志;其次，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区分中篇或短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种可能，即依据他自己编成的“短篇小说集”，这也是史罗甫 (ZbigniewStupski)所使用的方法。
老舍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名为《赶集》，1934年出版，收入15个短篇，前言作于济南。次年，作家出版了第二个集子，收入10个短篇，其中有几个颇类中篇，集名为“樱海”，因为作家在五月的青岛经常看到它们，集中的小说几乎都是在那儿写成的。这两个集子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三个集子紧跟着出版了――就在此时，老舍撰写了“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名为《藻集》，作家曾带着女儿在海滨上捡贝壳，那儿的贝壳美得令人眼花燎乱，集名由此而来。这个集子收入了1个中篇和6个短篇。作者似乎不太满意这个集子，但仍不犹豫地再版。卢沟桥事变后，战争行为升级，中国文学界及老舍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变。他没有及时结集。直到1939年8月，他才编就第四部短篇小说集，这个集子借用了集中一篇作品的篇名，定名为《火车集》，收录7个短篇和2个中篇。作家第一次没有写前言，但有一个加了括号的附标题，标注的不是“短篇小说”，而是“短篇创作”，这似乎证实作家当时并不十分清楚这种文体的特点。紧接着的一个集子名为《贫血集》，结集于1944年，收入3个短篇、1个童话及1个中篇。作家当时患了严重的贫血病，于是他便以病名作为书名。
老舍曾说：“因为新起的刊物多了，大家都要稿子，短篇自然方便一些。”短篇小说的情节没有长篇那么复杂，钱也来得快一些，这也是原因。但以为这种文学样式容易把握却是误解，老舍后来承认考虑不周，但他把草率写作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环境，称：“好些篇是一挥而就，乱七八糟的，因为真没工夫去修改。报酬少，少写不如多写;怕得罪朋友，有时候就得硬挤;这两桩决定了我的――也许还有别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坏的大批发卖。这不是政策，而是不得不如此。”
这是实话，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西方也是如此，从狄更斯到巴尔扎克，从马克吐温到夏目漱石，很多大小说家都是专栏作家。老舍也没能逃出这个总规则，他的创作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至少到战前，他的所有长篇小说(除了《离婚》)都是首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个刊物似乎很符合老舍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月刊”标准：发稿即发稿费，绝不拖欠;认稿不认人，无老作家、新作家或半老半新作家之分;稿费一律“千字二十元”;十万左右的长篇，三四期即登完。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作家则很难抵挡稿费的诱惑，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发表一个“故事”，在那里发表一篇“笑话”呢?钢笔和激情可以带来所需要的金钱，既然有那么多的报刊约稿，老舍怎么能拒绝呢?实际上，他对自己作品的质量仍是非常在意的，《老牛破车》便是明证，他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对自己所有的短篇进行了细致的分组、分类，并逐一提出批评意见。
老舍创作之初，好像没能把短篇小说与故事这两种文体清楚地区分开来。然而，研究者在分析其作品时自动地采用了如下的标准：考察叙述者在文本中的位置，如果叙述者与故事的联系程度过于紧密，通常认为不利于对人物心理作逼真的描绘，亦即尚不具备现代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这个标准能很好地运用于第一个集子而不是其后的集子，因为其后的集子中更多的是短篇小说而不是故事。事实上，从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来进行考察，其作品的故事体艺术特征逐渐地转化为了短篇小说美学，下面我们将展开来论述。
老舍把他的短篇作品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笑话”。他在《赶集》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故事都采自一些简单的趣闻，目的只是为引起读者发笑。有时，故事的叙述者直接在故事中露面，谈话对手可能就是故事主人公，与人物面对面可以强化讽刺的艺术效果：一个懦弱的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国家要灭亡了，但他却没有勇气起来斗争(《五九》);一个旅行者自负而且毫无顾忌，好像火车上只有他一个人(《马裤先生》)。有时，叙述者在故事中不出场，这是为了让故事中人物的滑稽性格更加突出：《抱孙》中那个虔诚的老祖母，她的全部希望只是得到一个孙子，由此导致了她的媳妇和婴儿的死亡;在《同盟》里，两个被拒绝了的求爱者回顾他们受挫的往事。老舍在《老牛破车》中承认：“(那时候)我还有点看不起短篇，以为不值得一写，所以就写了《抱孙》等笑话。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我心里这么想。随便写笑话，有了工夫还是写长篇。这是我当时的计划。”
第二组作品颇具特色，作家把《赶集》中除笑话外的几篇与其他集子中的几篇分在这一组，而且根据一些区别将它们分为四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短篇小说美学观念的变化。老舍据以分类的标准是作品的素材和灵感来源，他指出：“第二组里十几篇东西的材料来源大概有四个：第一，我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看见的人与事。第二，听人家说的故事。第三，模仿别人的作品。第四，先有了个观念而后去撰构人与事。”这些告白是平庸的，它们并不能证实作家已具有深刻的美学观念：屈从于一个先验的存在，或是熟识的人物，或是别人讲的故事;但作家不能不这样走过来，逐渐地由观念的奴隶变成艺术的行家，达到创造的自由。那些先验的原始材料，经常被作为故事的题材，而短篇小说居于第一位的要素却是理念，即爱伦坡 (Edgar Poe)所说的“前置设计”，它要求叙述的整体与之协调，同时也涉及到小说的情节安排及人物性格描写。
老舍短篇创作的进步可以通过许多实例
来证实。第二组第一类作品，它们产生于“亲眼看见的人与事”，但还没有涉及到“我自己的经验”。叙述者所在意的只是对那些趣闻轶事的复述，中国小说原有取材于“街谈巷议”的传统，老舍明显很乐意叙述与家庭生活有关的故事片断。如《毛毛虫》表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无力在“老婆”和“新太太”中间周旋的故事;《邻居们》传神地描绘了邻居间的吵架。第二组中的第二类作品取材于“听人家说的故事”，这种手法是故事体小说经常采用的。《柳屯的》讲述了一个嚣张的姘妇的故事，《也是三角》写的是两个士兵凑钱娶同一个老婆，《开市大吉》则描写三个江湖骗子开医院的故事。
叙述者在作品中出演一个角色，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无论是故事还是短篇，读者都似乎有一种与叙述者面对面的感觉。当叙述者不作为作品的主角或见证人出场的'时候，老舍也喜欢让那些普通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直接交锋。不过，他通常赋予故事的讲述者以那城市或那条街居民的身份，让他处在故事场景发生的地方。在《柳家大院》里，那自称“文明”的家庭整天无休止地吵嚷，而叙述者就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可以从头到尾从容地加以叙述和评论。顺便提一句，《毛毛虫》和《柳屯的》的叙述者也都是以邻居的身份来说话的。
相反，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来引入作者的视点，读者会很自然地以为那是作家的个人经验，产生的效果往往是非常平庸的，作家与作品素材来源过分接近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老舍在《牺牲》中描写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生，他熟悉此类人物，但却写得杂乱无章。在《老牛破车》中，老舍曾谈到他因此受到的批评及后来的认识，他写道：“《牺牲》里的人与事是千真万确的，可凡是批评过我的短篇小说的全拿它开刀，甚至有的说这篇是非现实的。乍一看这种批评，我与一般人一样的拿这句话反抗：‘这是真事呀!’及至我再去细看它，我明白了：它确是不好。”
老舍从这个失败的作品中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这对于他其后的创作，尤其是对于他以后的短篇创作不无好处，他写道：“真事原来靠不住，因为事实本身不就是小说，得看你怎么写。太信任材料就容易忽略了艺术。”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也曾谈到同一经验，他说：“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并不能事先便知道他要表现或描写的东西，他不敢深信某一事实之中便寓含着艺术的真实，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感觉。”
从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开始，老舍便经历了由故事体向现代短篇小说的显著转变。《赶集》中有两篇属于第二组的第一类，叙述者的情绪控制着情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作家有了更高的艺术追求。《大悲寺外》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篇，故事虽建立在叙述者的回忆之上，但事件的过程不再由叙述者简单地讲述出来，而是很小心地进行了处理。黄学监是一个好好先生，在学潮中被一个学生失手打死。叙述者每年回到北平都要到他的墓前祭扫。然而，直到小说的末尾，叙述者才在墓前邂逅那个伤害黄先生的学生，作品很精彩地描写了后者的变态心理。《微神》显示了相似的结构方面的探索，小说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一作家年青时代有过一个恋人，后来分手了――很多年后，叙述者做了一个“春梦”，她向他讲述了堕落的过程，重新表白了永恒的爱情。老舍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沉醉于泛神的英格兰罗曼谛克风格之中，这种风格偏重于抒情。
除了借助于主人公的告白或忏悔这种方式之外，老舍在创作短篇时还经常采用另外一种手法，即精心选择一个物件，把它放在叙述的中心位置，让它与种种人物紧密地联结起来，并引起他们的行为反应，这种手法也颇有成效。《赶集》中的《眼镜》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一副老式的近视眼镜居于中间位置，联结起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那个浅薄的学生以为不需要整天戴眼镜也可以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那个贪财的洋车夫捡到了眼镜以为能卖个好价钱;那个愚蠢的商人儿子以为戴上这副并不合适的眼镜可以很体面，结果遭遇了交通事故，故事就这样自然地展开。《末一块钱》和《一筒炮台烟》也是如此。借助这种方法来展开故事是很有效的，作家不仅能在几页纸上描摹出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且还能写得饶有趣味，这种本事着实让人钦佩!
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可以构成喜剧框架，运用于现代短篇小说也可以成为独创的渲染环境的手段，《抓药》便是一个证明。这个短篇描写一个青年农民进城去为他的老父亲买药，在进城的时候被搜身的警察逮住，原因是他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这是他在路边的茅房方便时捡到的，警察认定这是一本煽动造反的书。但，这书只是一个小说家写来向一个批评家证实他有能力表现“正确的意识”的游戏之作。老舍在不到十页的篇幅里，描绘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无知的农民和一个无聊的批评家，表现镇压与文学批评具有同样的荒诞性。
老舍曾谈到《抓药》这类小说的构思过程，“先想到意思，而后造人，所以人物的一切都有了范围和轨道;他们闹不出圈儿去”。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很好地界定这个原则，它涉及到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在其上才有他的精妙的小说艺术;虽然并不总是能达到作家所设想的艺术高度，但体现于这些作品中的美学效果却不是能轻易否定的。
除了利用物品外，老舍通常还采用以下两种情节结构方式：第一种，直接运用两个对立的人物来展开情节。《赶集》中有两篇小说便多少有点机械地建立在这个框架上，一篇是《黑白李》，小说中的两兄弟外表非常相似，但他们的性格和道德观念却非常不同;黑李是个很保守的人物，而弟弟白李却受到革命精神的鼓动，黑李很爱弟弟白李;但当他看到弟弟的行动失败后，便取代弟弟走上了刑场。另一篇是《铁牛与病鸭》，两个主人公曾是同窗：一个保持着尊严，始终是普通的劳动者;另一个非常自私，却成了大人物。第二种，利用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个人物性格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来展开情节。这种构思更巧妙一些，也更需要作家具有艺术才能。我们读到了两篇特别成功的作品：其一是《善人》，其二是《老年的浪漫》。在这两个“个案”中，作家得心应手地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人物精心伪装着的真实面目。
老舍的第三个短篇小说集《蛤藻集》标志着作家开始了重要的转变：在此之前，他多表现个人间的冲突，而且出之以幽默;但从这个集子开始，个人间的冲突为更大的社会冲突所取代。他曾在第二个集子《樱海集》的前言中坦言：“笑是不能勉强的。”史罗甫于是据此把作家变化的转折点定在写作《樱海集》的时候。实际上，转折点要稍晚一些。作家的变化并不仅体现在较少运用幽默手法，更体现在较多地关心社会问题的态度。《断魂枪》和《老字号》是证实作家变化的标志性作品：前者表现了尚武精神的衰退，后者反映了传统商业成了现代竞争条件下的牺牲品。遗憾的是，凡涉及到对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艺术表现，老舍并不总是具有茅盾创作
《林家铺子》的那种才能。如《且说屋里》、《新韩穆烈德》和《不成问题的问题》等，作家把几代人的冲突写了进去，想以此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主题稍嫌浅露，只要把它们与茅盾《春蚕》中对破败的农村社会的严峻的描写稍作比较，其差别非常明显。
法国当代小说家、文学评论家阿尔朗(Marcel Adand)公正地指出：“短篇小说很难得到宽容，要么是优秀的，要么什么也不是……往往一个不真实的细节或一个虚假的腔调就会毁了整篇小说。”老舍在《老牛破车》里审视了自己的短篇创作，他的看法与阿尔朗是一致的，他认识到：“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短篇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限制，最好的小说家才能在其中自由驰骋。阿尔朗说得好：“故事是必要的吗?不!短篇小说的成功与其完全无关，或是一瞬间，或是一个姿势，或是一道目光，短篇小说只要这些就够了，轻快地显示，充满了悲壮感。”如果把最后一个词换成“幽默感”，那便是对老舍短篇小说创作最为贴切的评价。
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老舍的中篇小说创作。在老舍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文坛尚无公认的界定中篇、短篇的标准。抗战期间，茅盾曾批评青年作家有越写越长的倾向，但他却把莫泊桑的《羊脂球》视为短篇小说。二战后，对于短篇、中篇的界定依然没有统一。
在《老牛破车》中，老舍曾谈及1935年以前结集的所有小说作品，那时他也没有把中篇和短篇区分得十分清楚。他曾把《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和《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都视为短篇。中篇小说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使作家感到困惑，他没有在这个领域求得更大的发展，而且现实生活状况也迫使他力争写得快而短。他曾说过：“事实逼得我不能不把长篇的材料写作短篇了，这是事实，因为索稿子的日多，而材料不那么方便了，于是把心中留着的长篇材料拿出来救急。不用说，这么由批发而改为零卖是有点难过。”
但“需要”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对于曾以为自己的才能最适宜写长篇的老舍来说更是如此。他曾谈道：“及至把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五千字的一个短篇――像《断魂枪》――难过反倒变成了觉悟。经验真是可宝贵的东西!觉悟是这个：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
从这个很古典的美学观念出发，《老牛破车》的作者举了很多的例子，全部引自他自己的作品。最有说服力的也许还是短篇小说《断魂枪》：“在《断魂枪》里，我表现了三个人，一桩事。这三个人与这一桩事是我由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过了许多回，所以他们都能立得住。……材料受了损失，而艺术占了便宜;五千字也许比十万字更好。”把长篇的材料拿来写短篇，艺术上“占了便宜”，《断魂枪》似乎是个孤证，不能作为立论的依据。或许可以举《新时代的旧悲剧》来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是一部过短的长篇或过长的短篇。老舍解释过该作品体裁上的尴尬，说得非常有意思：“《新时代的旧悲剧》有许多的缺点。最大的缺点是有许多人物都见首不见尾，没有‘下回分解’。毛病是在‘中篇’。”事实也确是如此，人物性格缺乏必要的发展，中篇的篇幅限制了作家，他无法充分展示这个家庭的层面，因而无法表现陈老先生对儿女们的教育是如何地不称职。
然而，在《断魂枪》和《新时代的旧悲剧》这两个极端之问，我们还是能够找到真正意味上的中篇小说，《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都是公认的杰作，且基于同一个文体规则。《月牙儿》的艺术手法有所创新，作家的角色似乎从作品中消失了，主人公通过自我表白描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这种手法利于突出人物个性，也能更好地通过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来表现周围世界。老舍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把主角的位置让给了真正的主角。如果没有采用这种新的艺术手法，那个为了生存而被迫当妓的少女的生活就会仅仅是一种毫无个性色彩的社会现象。反之，在她那绝对真诚的告白中，主人公直接向读者袒露了她的人格世界。《我这一辈子》的艺术手法较之《月牙儿》有所不同，它没有采用心理分析与内省的方式。小说对主人公职业及婚姻的所有挫败的描写，从读者的印象来看，都比《月牙儿》显得粗糙。但，这个过去当过手艺人的北京警察，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社会经历，同时也具有非常杰出的叙述才能。作家于是让他成为情节发展的中介，通过他的视点、他的语言，来表现民众的生活，这当然比作家自己出面叙述要好得多。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这样逐步把自己的性格、人格、道德观念展现出来，尽管他的叙述语言有时稍嫌嗦。
依仗主人公的告白展开情节是一种重要的手法，但也不能确保老舍短篇的成功;主人公的自省必须与感情表达的程度相符，否则，情节发展就会不太自然。《阳光》便是这类不太成功的作品之一，其故事框架与《月牙儿》基本一样，只是它描绘的是一个富有女孩的虚幻野心和人生悲剧。起初她总以为比周围的人都高一等，后来处处碰壁，最后把一切归于命运。她的理想按说也没有错，不幸的是，她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外部的，感情也是夸张的，以至于不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阳光》当然远不如《月牙儿》。
“他生来便是小说家，因此他写小说。他观察，他描绘;他使用明快的形式，或晦涩的形式，或直接的形式;他表现人物个性，那些人物便以我们熟悉的姿态跃入我们的眼帘，以我们熟悉的语调在我们耳旁絮语。”这段话是法国评论家吉罗对莫泊桑说的，我们也可以拿来送给老舍。
人们都知道老舍在英国居住多年，作为长篇小说作家，他必定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强烈影响，至于他的具有独特美学特征的短篇小说，是否也得益于彼呢? 我们的意见却有所不同，至少从老舍的第一批短篇小说来看并非如此。他首先接受的似乎是他们国内非常普及的说书人的影响。当然，单凭这种影响还不足以来说明老舍短篇小说艺术的形成。他需要寻求一种更特殊的美学意识，只有它才能够磨尖作家的笔锋。老舍的创作生涯是从创作长篇小说开始的，其后才尝试短篇小说的创作，好比一个唱歌剧的演员突然去唱京剧，这便要求他在艺术观念上来个真正的变革。
老舍在短篇及中篇小说创作中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作家的艺术能力由此得到了提高，他的努力在《骆驼祥子》的成功中得到了回报。《骆驼祥子》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严谨的结构，细密的描写，却是作家先前的长篇所缺乏的，而这得益于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甚多。我们不应贬低他的短篇小说来抬高他的长篇小说：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有些人认为“老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缺少才能”，这只能证实他们既不懂老舍在短篇或长篇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不懂得老舍这个作家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