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霜冷长河》读后感篇1
我之所为读后感，并无特定的框架，皆是有感而发，纯粹的记忆性感受。
余秋雨先生在一开头的序里就点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此书，扣住了书名，因为他的一生都与河有缘，或者他的前世也是，这从那个似疯非疯的北京人口里便可得出，那个极具幻想的故事也许是他杜撰出来的，但是很容易让人相信，因为他的经历应该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并且让人羡慕之，心向往之。
这是一本讲述人生哲理和如何做人的散文集，其中固然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我所暂时无法理解的，但同样有一些写出了我心中所想，使我为之产生共鸣，尤其是第二辑中“关于嫉妒”的几篇文章，读完它们，我想了很多很多……
人们常常要问何为“嫉妒”，所谓“嫉妒”，就是指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嫉妒是人的一种本性，它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奥塞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而事实上，人人都有嫉妒他人的经历，我们中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从不嫉妒的人？这正如余秋雨所说的“面对嫉妒，谁也难以充当一位居高临下的医生。这是我们城堡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染病，已有不少人因它而疯，因它而死，只是还留下了不少病情稍轻的人。”
余秋雨先生在文中不仅讲述了嫉妒得根源与嫉妒者得不幸，还认为嫉妒可以分为两种：高贵得嫉妒与卑下得嫉妒。“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使人耳目一新。既然我们无法摈除嫉妒之心，那我们该如何使之降到最低程度呢？我想，关键使如何正确看待比自己优秀得人。周瑜之于孔明，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使前者因嫉妒而丧命。
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应该调整好心态，向他（她）学习，取长补短，将心中的不服化为前进的动力，而不能一味地嫉妒，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尽量减少嫉妒。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我们将来走上社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比自己优秀的对手，如何处理好嫉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这点，人们常常会有两种表现。一是心中不服，便埋头苦干，竭尽全力，非超过对手不可；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对你心服口服，而内心却心怀怨恨，暗地里拼命打小报告，非扳倒你不可。
这大概就是高贵嫉妒与卑下嫉妒的区别吧。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前者，把怨恨、嫉妒藏在心中，将它当作鞭笞自己不断进取的长鞭，脚踏实地拼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指望靠一点小聪明，在别人背后捅刀以此来打倒对手。因此，我们应该尝试一下高贵的嫉妒，因为“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嫉妒是人之本性，一个会嫉妒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我们应该学会高贵的嫉妒，将嫉妒降到最低程度，是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
我认为第二辑“关于友情”写的很精彩，人人都需要友情，友要经风经雨，经受考验，我们最重要的是珍惜友情。“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说道人生，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当名誉受伤害，有的人为了名誉的纯洁宁可选择死。从这本书中，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宋代词人、诗人李清照原来我不知道的人生经历。
其实，世间的孤独者也都经历过友情，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只是他们不知道鉴别与维护，不善于呵护与珍惜，最终被一一破碎了，以至最后孤独了自己。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提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了。那么友情的错位，是基于什么理解的呢？答案来源于自身和外界的混乱。就外界来说，人们习惯用功利和商业思维来判断友情的实用和交换原则，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见真情，似乎友情在为难之际及时出现，在经历考验之后才得到升华，这是对友情的苛求，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也没有接受考验的义务；就自身来说，或许因志趣、爱好、共同的事业奠定了友情的基础，但人性的差异，又往往不能因为“高山”都有“流水”，因拨琴弦，都有知音。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长期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与罪，而是出于我们自身对友情本身的错位和悖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
先生回答得好啊：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不可能人人都能建立友情，因此应该有两个或者更多层次的友情存在。“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
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宽泛意义的友情，是人们结识、好感、愉悦的集合，它的宽度是人们全部履历和经历的概括，它随人们接触外延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它与事业、地位、经历、方位、功利联系，没有数量界限；严格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精神村落，寻找途中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路标，它是以生命来涵养的，这种友情不依靠什么，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地位和身份，只不过是相互使对方更加快乐、温暖、自在、幸福，“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然而，这种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在如饥似渴地追寻，很可能友情与你擦肩而过，你没有在意，或无法辨认，也许等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
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余先生至此长叹：
是的，我们不应该在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然后对视良久，终于紧紧拥抱的蚂蚁？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
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而我，也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因为能在这么个时空相遇，不容易。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上辈子就曾经相遇，那么在上辈子我们又是如何见面的呢？在一个平淡的下午，在两片书页中间那碰巧的一次抬头？在一个浓重的深秋，在晃动的珠帘边那不经意的一次张望？如果我们不在现在这种情景下相遇，我们还会相识相知？我们也许就擦肩而过，我们的人生也许就少了这么不浓不淡的一笔了。因此，学会珍惜吧~！
我喜欢读余秋雨教授的散文，因为先生的文章文化底蕴厚实。《霜冷长河》就是先生写出来的一些人生笔记，有回忆，有评述，有回信，有感想，文体不拘，只是谈心，让我在任何时候都感到有一位智者的陪伴，仿佛先生就在我身边…
余秋雨《霜冷长河》读后感篇2
这本书是著名作家余秋雨所写，第一次读是我高三那年，那时只觉得其中的故事有感染力吸引力，其他的没有多想，前几天再读的时候使我联想到了许多，读到入情处，顿时有了一种相见恨晚，似曾相识的感觉
书中不仅为人生各个课题作了个人的注解，还引领我们走进自己的内在去看、去问、去聆听、去与自我做对话，思索为什麼生命是这样的，而我们所认定的是绝对的吗?不，这没有一定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解答。这是完全个人的，必须自己去会验、感受和探索，唯有通过自己真正的经历，投入、付出和感觉些什麼，那才是纯粹自己的。就如同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种选择经过了自我对话，深入思考，诚然，选择只是一个方向，能否到达自己想去的彼岸在于那份坚定不移奋斗不止的信念。
在有限的个人生命中，我们都在找寻自我，探寻生命、发现事理、终其一生我们可能发展事业、成就志业、结交知友、嫁娶育儿、投入志工等等，也可能随波逐流、蹉跎时光、一事无成、积累债业，所以我们必须去参与生活而且是积极的参与，去学会我们各自的人生体验要教导我们的种种深刻意义，然后往内在精神提升，去自我领悟，通过实践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书中的一段话对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来自余秋雨老师回读者信的一段话，因为读完可以让我内心释然，时而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下面的文字不要对号入座，看到必须向你指出的是，你的问题出现在一个根本的观念上，你很看不起普通人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一无所有，让你与普通人一样，你觉得是不公的命运，请你到大街上看看，再注意一下长辈亲属，隔壁邻居，究竟多少人兼有秀美的容颜，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骄人的学业，难道命运对他们都不公，那么命运对谁公平了，把别人都没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算公平吗，你如此地看不起周围的普通人，却希望他们来真正关心你，这公平吗。
读完时，我感觉很亲切，是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发自内心的开导，通过这段文字，我隐约感觉到余秋雨老师内心希望这位读者可以领悟很多，希望他好好的，我读完也是开始感慨万千，联想很多，尤其是那些处境还没有我好的朋友和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朋友，我更应该珍惜我所拥有的，有朝一日也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微乎其微的力量，然后会变得释然平静，于是想起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洪应明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文中也谈到了爱，爱，也是老教授终其一生的信仰，尽管他的`形体正日渐消陨，他那炽烈明亮的精神灵性仍使我感动不已;尤其震憾的是他对人性纯洁的信诺与他那对生命活泼的热情。对於生命他以自身如烛蜡消融般的身躯向我们揭示了生命的终极意义，爱，正是生命最丰厚的礼物。
下面是文中几个优美的句子，和大家一起共享：
1、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
2、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能成为一种美德。
3、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4、忌妒是自己的敌人，也是他人的敌人。
5、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
6、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种种都在向我们展现生命的甜美，然而人生充满著未知与短暂，我们何不勇敢地投入生命，迈开步伐，豁达地去生活;敞开心灵，真诚地拥抱世界，积极地参与生活，胆大而自知地自我许诺和追寻?让生命真实而热烈的活起来。
余秋雨《霜冷长河》读后感篇3
我第一次接触余秋雨的作品。说实话，初看并无什么的感想，只觉得这书充其量就是一些故事的“集合”，实在是难以让人产生兴趣。但是，细细地揣摩，又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
在这本书的第二辑中，余秋雨主要阐述了友情、名誉、谣言以及嫉妒，进而探讨生命。
现代社会中，因为太多的利益、诱惑，大多数人的友情早已变质，不再纯真，是建立在功利之上，为人所利用的另类“工具”。友情的错位，警示着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审视人与人之间关系。“学会珍惜，小心翼翼”这是余秋雨给我们提供的建议。浮生若梦，能有真心的朋友为伴，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所谓的名誉，大抵就是外界对个人的评价、认知。追求名誉，无可厚非。但过分执着于它，就难免有沽名钓誉之嫌。名誉就像是一个人的外包装，易破难存。看破这一层，就能减少名誉对自身的侵扰，获得心灵的解放。
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余秋雨认为谣言的传播是因为人们求真的需要。置身于社会中，人们难免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茫然、迷惘的心情，因而迸发出强烈的好奇心。一件事情，经由少数人传递，也许还能保留原样；但一旦被多数人所接触，就一定会面目全非。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难以阻止，也无法免除，能做的也只有忽视它，保持一颗淡然的心。
只要是人便有欲望。当自己还在起跑线上挣扎，而别人早已遥遥领先时，我们会感到嫉妒。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人性的体现。余秋雨在书中将嫉妒分为两种：高贵的和卑下的。所谓高贵，就是化嫉妒为动力，以嫉妒的对象为目标，不断地努力，直至超越对方。所谓卑下，就是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怨恨对方，在暗地里用不正当的手段抹黑、伤害他人。显而易见，我们应当做一个高贵的“嫉妒者”，勇往直前，追逐目标。
友情、名誉、谣言、嫉妒，这些生活中无时不刻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便只能接受。但愿我们能在生命的长河上平静而又安祥地缓缓行舟。
1) 水，看似柔顺无骨，却能变得气势滚滚，波涌浪叠，无比强大;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挥洒出茫茫绿野，累累硕果，万紫千红;看似自处低下，却能蒸腾九霄，为云为雨，为虹为霞…… ——余秋雨 《文化苦旅》
2) 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余秋雨《吾家小史》
3)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咆哮时的怒目，丢盔弃甲后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余秋雨 《文化苦旅》
4) 这种自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余秋雨 《文化苦旅》
5) 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 ——余秋雨 《文化苦旅自序》
6) 早晨喝几口木兰的清露，晚上吃一把秋菊的残朵。只要内心美好坚定，即使便是面黄肌瘦也不觉甘苦。我拿着木根系上白芷，再把薜荔花蕊串在一起，又将蕙草缠上菌挂，搓成一条长长的绳索。我要追寻古贤，绝不服从世俗。 ——余秋雨 《译离骚》
7)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余秋雨 《行者无疆》
8) 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的荒原? ——余秋雨
9)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他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环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 已被美的火焰 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余秋雨 《文化苦旅》
10) "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 ——余秋雨 《文化苦旅》"
11)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 ——余秋雨 《行者无疆》
12)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余秋雨《借我一生》
13) 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 ——余秋雨 《文化苦旅》
14)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务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 ——余秋雨 《行者无疆》
15 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以可以各管各，因为 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余秋雨《文化苦旅》
16)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余秋雨 《山居笔记》
17)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余秋雨
18) 面对诬陷，不要反驳，不要申诉。不要企图与诬陷者对话，不要企图让旁观者怜悯。没有阴影的高楼，一定还未曾建造;没有藤缠的大树，一定还气节未到。 ——余秋雨 《北大授课》
19) 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贴;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余秋雨 《文化苦旅》
20)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余秋雨 《阳关雪》
21) 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 ——余秋雨 《霜冷长河》
22)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 ——余秋雨 《文化苦旅》
23) 熟悉也有毛病，容易失落初见时惊艳的兴奋，忘却粗线条的整体魅力，目光有仰视变为平视，很难说是把握得更牢了，还是松弛了把握。这就像我们交朋友，过于熟悉就变成寻常沟通，有时突然见到他翩然登台或宏著面世，才觉得要刮目相看。 ——余秋雨 《行者无疆》
24) 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慢慢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练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 ——余秋雨 《山居笔记》
25) 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余秋雨 《山居笔记》
26) 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终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中，短短几句话，让你大惊失色，引为莫逆之交。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余秋雨 《关于友情》
27) 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余秋雨 《行者无疆》
28) 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余秋雨 《山居笔记》
29) 这些天我已经领悟了太多的沙漠和废墟，太多的寺庙和洞窟，都是一样，让我闪躲，让我谛听，让我发呆。 我读过很多解释它们的规范文本，但一走到它们眼前就觉得全然不对。写得并不错，但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像只能感觉，无法概括。一经概括，感受立即受损，而且往往损及灵魂。 ——余秋雨
30)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在流光溢彩的日子里，生命被铸上妖冶的印记。 ——余秋雨《文化苦旅》
31) 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余秋雨 《行者无疆》
32) 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悠闲是痛苦的补偿，痛苦是悠闲的衬垫。 ——余秋雨《千年一叹》
33) 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许，身后正是沉默的原因。 ——余秋雨 《文化苦旅》
34) 青春的力量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余秋雨 《行者无疆》
35)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余秋雨
36)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余秋雨 《借我一生》
37)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余秋雨 《文化苦旅》
38) 就人生而言，也应该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余秋雨 《行者无疆》
39) 该庆幸的是年岁还轻，时光未老。怕只怕杜鹃过早鸣叫，使百花应声而凋，使荃蕙化而为芽。 ——余秋雨 《译离骚》
40)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余秋雨 《文化苦旅》
41) 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则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好像是造物主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人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 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余秋雨
42)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的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余秋雨 《行者无疆》
东坡突围是余秋雨写的文章。余秋雨在分析超时代人物的状况时也非常清晰和深刻。一种叫做起哄式的传扬，一种叫做起哄式的贬损，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东坡突围赏析，欢迎借鉴！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鉴赏：
从《苏东坡突围》中走出来，悲愤与悲哀，苍凉与无奈，一种令人莫可名状的痛楚袭在心头。的确，挺悲哀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有些文人。
而今，时尚已过，却提笔又一次走向余秋雨，不敢说这是赶时髦，只是想在轰轰烈烈的“时髦”之后，捡起一点余光，算作是时尚后久远的回声吧!
余秋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人中叫得最响的名字。一部浩荡的《文化苦旅》凝聚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的血泪历程：从《道士塔》到《莫高窟》，从《三峡》到《都江堰》，从《江南小镇》到《白发苏州》，无不深沉而细腻地透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慨叹与热爱。《废墟》的蓬勃大气，《阳关雪》的凝重执著，《牌坊》的感人与深刻……一切的一切都把艰辛的漂泊历程从户外刻入读者的心灵。作为学者，余秋雨不失风度。他的苦旅文化，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驻足《道士塔》前，他会狠狠地说一句“我好恨”，然后再大哭一场;走进《莫高窟》，他是“飞天的后人”;行在《沙漠隐泉》，他看到“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于是，他在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以及神醉情驰中，抒发了“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的灵动的人生。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余秋雨以最大的明智行在慢慢的旅程中，用深触的笔法挥洒着民族的残梦。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浩荡的《文化苦旅》热潮。
余秋雨出名了，中国文坛从此又射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风景”太奇异了，太惹眼了。昏黄朦胧的氛围怎能容忍一道独特的宇宙之光?于是，围攻，还是围攻——小文杂刊里随后甚至发出了“余秋雨既然能够在传媒间红起来，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之类的狂言;南北报刊上也登出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妄论，如“他的文化散文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更有万般无奈的“先生”，在望文生义中捧着盗版的文字，在里面搜索着“硬伤”，然后毫无根据抑或小题大做地抽上一棒。
就这样，在坎坎坷坷中，文坛沉闷的空气蒸腾了，批评家们也多了起来，南北杂刊也百年不遇地热销，而余秋雨则被围在其中，“红”一块，“青”一块，有时候是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是冷得像淋过一场秋雨。
其实，散文就是散文，不管是对文化还是历史，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好就是好。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学者硬是把它套进“学术理论”的圈子里“乱吵”一阵呢?是想证明自己的学术高深，还是源于心理上的不平衡?难道是因为自己深浸在学术研究中几十年，虽然也涂出密密麻麻的文字，可没人家的响，没人家的亮，于是便气愤、痛恨，再气愤，再痛恨，直至怒发冲冠，咬牙切齿，最后只能采取行动表示这种气愤或痛恨吗?
同苏东坡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都足踏华夏地，口饮长江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久远，在空间上被万水千山阻隔，可我们为什么总在覆蹈历史的悲剧?那些批评家们，那些专爱挑骨头、钻缝隙的人，还有那些心理不平衡的攻击者，总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且不说人格，只看心态就能说明一切。有诗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留给中国人的应该是目视四周、耳闻八方的浩瀚，而不是为了区区小利，长时间地耿耿于怀。
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出名——他的文化散文有真切的历史情怀，有蓬勃大气的笔调，有洋洋洒洒的抒情，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骄傲。能够折射民族之光的人，我们说他是时代的英雄。同为中国人，我们永远唱着同一首歌。拥有伟人、才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荣耀。至于我们，不管是凡人也罢，还是庸人也罢，虽然不能为民族争光，但有义务守护已经出现的亮丽风景，而不是竭力地去压制，甚至是想去否定它。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亿万中国人去呵护。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文化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闪光。
是的，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用余秋雨的话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是一种圆润而腻耳的音响，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是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文人的成熟，是民族文化的成熟。历史也许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荒凉的梦”，但这个梦醒来便不再是一片荒凉，而是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奋发向上，似清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闪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他是余秋雨，他是学者，但他没有“学者的架子”，面对众多的“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他没有退缩，仍然继续着他的“文化苦旅”，走进《秋雨散文》，走出《山居笔记》，已是《霜冷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