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达到了某种极致
记者：首先祝贺你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说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倾心之作。几年来，《长恨歌》接连获得殊荣。那么在完成创作5年之后，你本人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它在你的创作历程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忆：《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演变
记者：你曾说写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长恨歌》就写了一个40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运。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声”与“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瑶的传奇故事中蕴含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长恨歌》后，你还写了《妹头》以及《富萍》等。有评论家指出，你笔下上海的种种历史变迁都停留在日常状态，这一点你怎么看?
王安忆：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写《我爱彼尔》，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东西方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个观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写《叔叔的故事》时，我也是把主观想法端出来写的。
记者：你曾谈过关于小说的理想，所谓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特殊化，不要独特性。这种想法到今天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一部好小说的因素是什么?
王安忆：没有改变。说一部好小说应该直指人心，那是从灵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较关心技术的层面，小说还是要写故事，故事还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实的推理。情节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要生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听，觉得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这的确是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我们最难做好的。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富萍》等短、中、长篇，约5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其作品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王安忆的《长恨歌》内容简介
《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的第三名，被称作“三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使她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上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也在艰难的生活与心灵的纠结中生下女儿薇薇并将她抚养成人。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女儿同学的男朋友为了金钱，把王琦瑶杀死，使其命丧黄泉。
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中评价王安忆，认为她的创作是对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继承与补充，都善写上海的风情与女人，但笔锋却不相同，张爱玲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而王安忆是平淡的、同情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自创作以来就不断对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形式进行创新与研究，曾经从事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创作，但是创作的题材以知青在乡村的生活为主，虽然题材单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以庞大的空间建构及时间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的女性，审视了上海的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突破。
一、独特的视角：把城市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
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
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
二、流露出“寻根”意识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
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对命运的探索
(一)命运与城市
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4]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
谈到《长恨歌》是，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得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
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又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
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已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的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
(二)命运与性别
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
《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
名家点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评价王安忆，认为她的创作是对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继承与补充，都善写上海的风情与女人，但笔锋却不相同，张爱玲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而王安忆是平淡的、同情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自创作以来就不断对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形式进行创新与研究，曾经从事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创作，但是创作的题材以知青在乡村的生活为主，虽然题材单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以庞大的空间建构及时间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的女性，审视了上海的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突破。
读者评价王安忆的《长恨歌》
文贵情真，再华丽的文字游戏都比不上真情实感。
1.做作。文字太过繁复矫饰，像一面铺满藤蔓的墙，把有用的东西都遮住了。
2.关于女人。王安忆笔下的女人是比平凡高一点，比艳丽低一点的那种有风韵的女人。这一点在小说的开篇就提到。这本是出奇制胜的一点，但作者用了过多的形容词去表现这种感觉，反而忽略了用真实情景去表现这一点，显得虚假和做作。
3.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是薇薇结婚的那一段。形容词和赤裸裸的情感描写不那么多了，情节出彩。
4.总得来说，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和上海女人，繁华是真的繁华，落寞是真的落寞。可能是因为张爱玲本身就是故事的主角，所以小说里有真情实感。同样的题材，相比之下，王安忆的文字游戏就显得粗糙做作了。
读到最后，心中总是无法抹去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王安忆费了不多笔墨描述的阿二，据王琦瑶推测，他背着家人和他的阿姐去了上海，仅仅是为了来日不太可能发生的与他心上人的不期而遇。
我从小就知道，一部小说中，或是一部电影中是不会出现无意义的任何人事物的，譬如在一部电影中，镜头仿佛轻轻掠过了墙上的一幅画，那我们便可以断定，这幅画必定与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它还会再次出现，以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形式。
可是，阿二就那么被王安忆轻轻几笔给带过了，故事到结束也始终再没提到他，我很是迷惑：小说可以这样写的吗?阿二的出现很自然，但是他的离开却很突兀，所以他始终让我很挂怀，在一种不解和期待的心境中读完了王琦瑶的人间岁月。
王安忆在细节描述上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像《长恨歌》中故事开始之前大段大段的描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没有耐心的人读到这里怕是要骂娘的，可其实呢，这才是王安忆才气的流露，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她心中自有分寸。
女作家的作品我读得很少，就像小说中李主任对京剧中男旦的理解一样，我也相信只有男人才真正懂得女人的好，而女人自己却是看不懂女人的。所以我就固执地在男作家的笔下寻找他们心中最完美的女性，不想寻来寻去，王琦瑶却让我在王安忆的笔下寻到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读完王琦瑶的故事，必定都会感叹，这才是女人，女人的一生就应如此。
这部小说获茅盾文学奖。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我只读过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整部小说细腻绵长，充满对往昔上海的留恋、怀旧与感伤。到底是上海人的王琦瑶却比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多了份清醒的认识。张爱玲何层不是精明的呢?在最耀眼的时候引退到别国。上海旧梦已碎，空余后人的想象。
此外，里面的确有一大段看不起山东男人的描写，看来老师讲的没错，讲的当时大家都笑了，因为老师自己是山东人，也显出不怎么喜欢上海女人的样子。客观的说里面的确有一段地域歧视的描写。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王安忆的，写作的功力了得。
王安忆《长恨歌》故事简介
看王忆安的《长恨歌》，一曲娓娓道来，弦音顿挫，台上的人伊伊啊啊，热闹非凡;台下的人看的清晰，不过是赶了一回
《长恨歌》里有的是似女人小性子的潮粘的梅雨季风，有的是似肌肤之亲般的性感的挨挤的上海弄堂，有的是带阴沉气息如云似雾的虚张声势的乱套流言。也有处于嘈杂混淆中如花蕾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盛载的都是不可为人知的心事。还有把城市的真谛都透彻领悟的自由群鸽，它们在密匝的屋顶盘旋，带着劫后余生的目光哀怨地看这一片城市废
那是属于上海的废
她是就典型的上海女儿，追逐潮流讲究小情小调，平易近人，心比天高。若是出生不好，被虚荣牵着鼻子走，都是要走上无奈的不归路的。
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
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文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
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
王琦瑶对程先生，既是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她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她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她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 她心安理得的这样想。
命运的齿轮启转，慢慢为她踮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她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她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她爱他，却留不住他。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她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倒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
到阿二，他只是
情缘再流转，王琦瑶由
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他无怨无悔地照顾她和她的孩子。王琦瑶心想，若是他提出，她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她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琦瑶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他爱她，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
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得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
作者简介
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