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壶吟
击玉壶， 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 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 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 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 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 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 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 无奈宫中妒杀人！
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概》卷二）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寻，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这首诗大约写于天宝三载（744）供奉翰林的后期，赐金还山的前夕。全诗充满着郁勃不平之气。按气韵脉络而论，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象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暮年，壮心不已”。“”、“壮心”、“暮年”三个词都从曹诗中来，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但他想到，曹操一生毕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自己却至今未展素志，不觉悲从中来，愤气郁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慨，于是拔剑而起，先是对着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最后眼泪夺眶而出，涕泗涟涟。“忽然”两字把诗人心头不可自已的愤激之情写得十分传神。四句一气倾泻，至此已是盛极难继。兵家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说法。这四句正面书愤，可说是“以正合”，下面别开一途，以流转之势写往事回忆，可说是“以奇胜”。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形象地写出了他受皇帝宠信的不同寻常。“飞龙马”是皇宫内六厩之一飞龙厩中的宝马。唐制：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但“数换飞龙马”，又赐珊瑚“白玉鞭”，则是超出常例的。以上六句字字从得意处着笔。“凤凰”两句写平步青云，“揄扬”两句写宏图初展，“朝天”两句写备受宠渥。得意之态，渲染得淋漓尽致。诗人骋足笔力，极写昔日的腾踔飞扬，正是为了衬托时下的冷落可悲，故以下便作跌势。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之语。李白引东方朔以自喻，又以谪仙自命，实是出于无奈。从无限得意，到大隐金门，这骤然突变，可以看出诗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世人不识”两句，郁郁之气，寄于言外，与开头四句的悲愤情状遥相接应。以上八句为第二段，通过正反相照，诗人暗示了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不幸。忠愤节气，负而未伸，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以要击壶舞剑、高咏涕涟的原因吧！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颦而处之皆宜，这种态度别人效之不得。辞气之间，隐隐流露出傲岸自信的个性特征。当然，诗人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施展宏图，因而对朝廷中那些妒贤害能之辈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两句化用《离骚》旨趣，托言美人见妒，暗寓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意思，蕴藉含蓄，寄慨遥深。
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气本尚壮，亦忌锐逸。”（《谈艺录》）书愤之作如果一味逞雄使气，象灌夫骂座一般，便会流于粗野褊急一路。李白这首诗豪气纵横而不失之粗野，悲愤难平而不流于褊急。开头四句入手紧，起势高，抒写胸中愤激之状而不作悲酸语，故壮浪恣纵，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至第四句顿笔收住，如截奔马，文气陡然腾跃而起。第五句以“初”字回旋兜转，笔饱墨酣，以昂扬的格调极写得意，方以为有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笔势又急转直下，用“大隐金门”等语暗写遭谗之意。最后以蛾眉见妒作结，点明进谗之人，方恃宠贵盛，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之何。诗笔擒纵结合，亦放亦收，波澜起伏，变化入神，文气浑灏流转，首尾呼应。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做到“气如良驷，驰而不轶”。（《谈艺灵》）李白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玉壶吟》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抒写了“壮心惜暮年”、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并以丑女效
《玉壶吟》
【年代】：唐
【作者】：李白
【内容】
击玉壶，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
朝天数换飞龙马，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
君王虽爱
【赏
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象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步出夏门行》：“老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 “小隐隐陵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
明代诗论家徐
在武昌作
朝代：明代
作者：徐祯卿
原文：
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赏析
此诗写诗人身处异乡怀念故里之情。开篇二句借助《楚辞》句意，营造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中间四句将客居武昌，独宿高斋的孤寂，与夜雨江汉的凄迷之景融和无间，桑梓情怀油然而生。结尾二句以雁衬人，相辅而相成，在对雁的发问中，抒发无计消除的思乡之痛。
作者简介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镇，后迁居吴县。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生平
徐祯卿天性聪颖，少长文理，人称“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早年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在文学流派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并成为“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王世贞《艺苑卮言》内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书法亦是一绝，王世贞称： “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轼)、黄(庭坚)、米(芾)及《集王书圣教序》晚岁取《集王书圣教序》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一家。”
徐祯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学批判著作《谈艺录》。
徐祯卿16岁著《新倩集》。但早年屡试不第，读《离骚》有感，作《叹叹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作《江行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与文征明合纂《太湖新录》;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闻鞑靼入侵，官兵抗战不力而败，又作长诗《榆台行》。同年中进士，因貌丑，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1510年)被贬为国子监博士。
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于京师，年仅33岁，为四才子中最早过世和享寿最短的。徐祯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胜野闻》(该书多诋毁明太祖的内容，实为诬告)、《异林》等。
文学成就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四才子诗，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征明两人，文征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诗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他为前七子之一，声誉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明诗综》在比较徐与李、何诗歌时曰：“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语中的地指出徐祯卿诗歌的基本特征——“情深”。他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中原习气未深，江左流风犹存，吴中派清丽秀逸的风格仍有保留，较前七子其余各家诗作更有自身特点。《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他长于七言近体，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
徐祯卿所撰诗话《谈艺录》，颇多精辟警策见解，在明代诗话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话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精品。且不说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对此备加推崇，就连以反复古自命的钱谦益，也对徐祯卿这篇诗论大加赞赏：“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百存一，至今海内，奉如圭璧”。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祯卿作为“吴中诗人之冠”(《明史》卷286)，是当之无愧的。
诗学思想
徐祯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对儒、佛、道、文学等兼收并蓄，体现出一种大体符合吴中地域的知识杂进性特征;后期大体可以王x明所说的“学凡三变”来勾勒其思想的转变轨迹。“末x论”思想是徐祯卿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基础起点，徐氏对文学复古的倡导、一生潜心“玄学”等都与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图相关。徐祯卿的`思想历程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转变大都体现了其精神结构的转换，从时间来看，徐祯卿是七子典范作家中较早由文学转入道学，又最早转向心学之人。《谈艺录》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谈艺录》是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的诗论体系。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吴中文人的文化复古思潮、感受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膨胀均为徐祯卿“主情”、“复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因情立格”说则是徐氏对情感与格调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探索，为复古派提供了一个学习汉魏古诗的基本途径。徐祯卿吴中时期的诗歌与吴中地域性因素的关系。徐祯卿早期的习诗系统为六朝、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又兼以晚唐，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风格哀婉清丽，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其感伤化的诗境。徐祯卿前期诗歌主要是融入吴中一脉，具有很强的吴中地域性，但又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情”的吟咏与张扬在吴中“主意”的诗坛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其入京后加入复古主义阵营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则是其复古主张)。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七子盟友的交往与转变。相对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与李梦阳往来密切，特相友善，与边贡、南京作家群中的朱应登、顾璘亦交往颇多且情谊深厚，与何景明也有往来及诗歌酬赠，但相聚时日极短，而其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交往的记载不多。关于徐祯卿后期诗歌观念的转变问题，本文主张其诗学观念在后期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是因指导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观念由吴中风习转向复古理论，才导致习诗系统改趋汉、魏，诗歌内容、艺术特征等也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丽等特征。可以说徐祯卿的后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李、徐论辩及二人诗学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史上，徐、李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诗学理论上的论辩，本文对论辩的具体时间、起因、过程以及论辨的态度、结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诗学观念在“复古”、“主情”等基本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级层次上还是有些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始终存在，如在“复古”观念方面，二人对具体的复古统序、复古范型内部要素的选择等还存在一些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