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中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
我这里所说的老舍过年是指老舍先生50岁以后的过年。
过年之前，腊月是最忙的，有严格的日程。 最早的准备是“腊八蒜”。喝腊八粥那一天，要开始泡腊八蒜。北方人吃饺子要蘸醋，就蒜瓣。而泡腊八蒜可以一举两得，得到有蒜味的醋和有醋味的蒜，都是佐食饺子的好配料。腊八蒜泡到过年时，蒜瓣的颜色会由白色变成翡翠色，极其可爱，真是色、香、味俱佳。腊八蒜似乎从来没有卖的，总是自制。父亲在喝腊八粥的时候，总是惦记着泡腊八蒜，此刻掀开了过年的序幕。
翡翠色的腊八蒜便是一种标志，小小的标志，那是生活的乐趣。
腊月二十三是“糖瓜祭灶”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宛如过年的预演。这一天对父亲来说是有双重意义的，腊月廿三是他的生日，特别好记，看见卖糖瓜的，便想起他的生日。他总要买好些糖瓜分给孩子，甚至分给大人。有一年他上天桥去看戏，还走上后台去看望演员，由兜儿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大家，一人分一个糖瓜，说：“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正是我落生的时候，吃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演员们瞧瞧手里的糖瓜，再瞧瞧这位小老头，觉得非常可乐。
过完“小年”，父亲便全家总动员进行大扫除。按北京的风俗，这是一年一度的“扫棚”，总要严格按日程如期举行。此种年根底下进行的大扫除，按父亲的要求，往往是相当彻底的，远远超过“扫棚”的范围。书架子上的书要一本一本地取下来，一本一本地传到室外，大家排成一行，一手递一手，按顺序取下码好，以便再按顺序复归原位。书取空之后，用湿手巾擦除书架上的灰尘，包括书架顶灰。这种严格而又愉快的扫除活动，年复一年地进行，每进行一次，都会给所有家庭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把它当成一种传统，这也是过年的一部分内容。
蒸馒头也有固定的日子。年前打扫完，就该蒸馒头和做年菜了。北京人讲究大年初一到初五家里不动刀、不动剪，以免“破”了什么，不圆满。要维持这种民间禁忌，就得在年前做出一批馒头和菜来，到吃的时候，温一温就能开饭。父亲很欣赏这个风俗，不过，他是从“解放妇女”的角度出发的，为的是让忙了一年的妇女们到过年的时候也歇一歇，玩一玩，包括家中的老保姆。跟随母亲多年的`陈妈是山东人，她的山东馒头历来做得又大又发。父亲曾和她开玩笑，说她蒸的包子，吃一口咬不着馅，再吃一口就“过去了”，形容她发的面极“暄”，比重小而体积大。所以，大白馒头成了我家的特产，永远货源充足。年菜里的“保留节目”是“芥末墩儿”、“豆儿酱”、“小酥鱼”和“二冬”(冬笋和冬菇)，其中最地道、最好吃和最闻名的要数“芥末墩儿”，因此，每年都要做两大盆。父亲总是让母亲亲自操作，认为她是久经考验的，做出的“芥末墩儿”又脆又酸又甜还又凉，清爽可口，味道特别好。
父亲平时很忙，就是到了晚年，也每天伏案写作。他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除了偶尔打打牌，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也很少。可是，他知道，过年首先是孩子们的节日，便想办法和孩子们一起玩玩。过年吃饭的时候，他喝一点黄酒，和我们来“杠子、鸡、虫”或“石头、剪子、布”，谁输了谁喝酒。
酒足饭饱，父亲把我们聚在一起，然后由他的书房兼卧室抱出一沓红纸条，上面是他“创作”的谜语，让我们把它们挂在铁丝上，谁猜中了都有奖励。他的谜语有两大特点：一是谜面都挺可乐，充满了“老舍式”的幽默。二是都特容易猜，一点儿也不难。像：“杨八郎”――“多哥”：“盼冬天”――“希腊”;“丰收”――“喀麦隆”：“今天”――“日本”。他的奖品也特别，大多是自造的。譬如自己写的一幅字、一首诗，或者，干脆三颗大蜜枣。
父亲有一句“格言”：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这也是祖母留下来的“家训”。他小的时候。常常羡慕别人家过年请了两座小塔一般的蜜供，或者向祖母报告，谁家又杀了一口大肥猪。祖母总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过年的时候，咱们自己包饺子吃，虽然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可是，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啊!”
到他自己有了家，甚至到了他的晚年，他都奉行这一信条：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他的“腊八蒜”，他的大扫除，他的“芥末墩儿”，他的谜语，也都是一种“自己包的饺子”。
(选自《北方经济时报》)
解读：
无论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还是《四世同堂》，翻开老舍先生的作品，我们就仿佛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走进了老北京的四合院。看了舒乙先生这篇回忆文章，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切。
一个出生在腊月廿三的北京人，被老北京的文化、风俗深深地浸润着，更重要的是，他对这种文化充满热爱，无比崇敬，所以，他笔下才能写出有滋有味的北京人的生活。读过这篇文章，我发现，守着“老礼儿”过日子竟是那么富诗意，那么有情趣的一件事情。
“他的‘腊八蒜’，他的大扫除，他的‘芥末墩儿’，他的谜语，也都是一种‘自己包的饺子’”。他的那些煌煌巨著，更是“他自己包的”伟大的“饺子”。
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象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味儿。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
想个什么法儿，能把这二重性格改成一重呢?我不算不聪明，我曾把极不一致的道理设法调和起来，如把一元论和二元论改为“一元半论”，可是我想不出法儿使新年只有喜，而无忧。
幽默也不行，讨债的人好象最不懂幽默。你越说轻松可笑的话，他越跟你瞪眼。他非看见钱不笑。你要跟他瞪眼呢，那就更糟，他似乎和巡警是亲戚，一招呼就来。
似乎根本不应当借债。没有亏空，到了新年自然是高高兴兴;新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可是有一层，不借债在理论上是很好喽，实际上做得到么。假如有一天两手空空，肚子乱叫，你怎办?为求新年的无忧而一定不去借钱，你就活不到新年了。这个不能不算计好了。为过新年而先把命丧了，幽默倒还幽默，可是犯得着这么幽默吗?圣人有云，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句有味儿的话。
有债随时还，不要都积到新年，似乎是个好方法。可是谁有这份能力呢。今天借了，明天还上，那满可以不借。借，就是因为有个长期间不还的享受，于是一压便压到新年。谁也没想到新年来得这么快!
取消新年呢，照样的不是办法。你自己取消了新年，新年还是到时候就来。债权者即便健忘，说什么也忘不了新年讨债。
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如果非把新年的二重性格减去一重不可，似乎只好减去“喜”的那一面。在新年的前半月，就应当皱上眉头，表示无论如何也不喜。那么，讨债的到了家门，自然视若无物。假若他看不出你的.眉头是自杀的标志，你满可以当着他的面上一回吊。这倒许引起他的幽默，而展限到端阳节再说。若是他不肯这么办呢，你上吊就完了，反正你已经承认新年是有忧无喜，生死还有什么多大的关系。这似乎不象仁者之言，可是世界就这个样，有什么好办法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到了要命的关头，也就无法。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原因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给长辈们拜年“要叩头如捣蒜”，“从心坎儿觉得窝
从梁先生的笔下，我们领略了中国传统“老式”过年的一鳞半爪。
相比梁实秋，鲁迅的过年则显得“冷清”了很多。1934年过年时，他写了一篇《过年》的文章：“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可以看出，对旧历年，鲁迅一向很冷淡，他要么逛书店买书，要么读书，与平常日子没什么区别;像1934年过年如此有兴致，在他一生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擅长写上海都市生活和大户人家生活的张爱玲，于1946年初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的途中写下了三万多字札记——《异乡记》。其中写到农村过年、看见杀猪、农民生活等细节。如写杀猪：“尖刀
精练的文字
老舍过年喜欢热闹。1951年，他用优美的笔调写过一篇《北京的春节》，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玩意儿、吃食、礼仪、景观，被誉为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犹如在听一位长者拉家常、讲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过年的态度也是各有千秋，读文学大师笔下的“过年”，领略不同时代的“年味”，也是蛮有意思的事!
（来源：每日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