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名人名言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我何惜此头。
— 吉鸿昌 我死国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 赵博生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 巴金 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
—— 大仲马
谁知道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名言啊?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蒋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
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
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
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
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谈判。
经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部分答案来自知乎）1989年6月1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过89岁生日，在晚宴中，张学良意外地说出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
”，刺激他的正是当年灞桥学生请愿事件。
他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
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
这我已不高兴了。
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
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我气极了。
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一、发动“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个人自作主张。
很多人声称张学良上了TG的当，被TG洗脑之后才发动西安事变的。
然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却声称：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
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
祸首为谁
祸首则为我心。
…………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
……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补充说明一点，《西安事变反省录》是张学良于1955年按照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所写，该文写作的背景是：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
……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
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
……他要干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31页）此书老蒋满意，小蒋亲自斧正，虽说张学良对其篡改标题大为不满，但也公开承认为个人所书，其权威性也应无疑。
言归正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说法也深以为然。
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蒋公讲到：“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
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
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
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
”（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1——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二、率东北军赴西北“剿匪”乃张学良勉为其难之举。
张学良为什么会率兵“剿匪”呢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说的：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
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公开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
但蒋先生举出几件工作，让我从中挑一个。
他说：‘国民对你感到不满，这回要好好干’。
于是我就问：‘哪件工作最难
’他回答说：‘和共产党打仗最难。
’于是我就选择了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仗。
但蒋先生对我非常好，他让我选，没办法我就选了个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
但实际上我不想和共产党打。
我讨厌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战”。
〔《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因此，蒋公才会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作如是说：“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
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
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3页）三、西北“剿匪”连遭败绩，东北军厌战情绪弥漫。
在现如今很多网友看来，张学良最大罪状就是“剿匪不力”——西安事变之前，TG已经被打的奄奄一息，浪荡公子张学良为了一己私利发动“西安事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害的蒋公“安内”大业功亏一篑
不错，红军长征之前，共军约有30万之众，到达陕北后，只剩了不到3万人，似乎真的是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了。
为此，蒋介石于1935年9月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正如当今某些网友所认为的那样，张学良起初也是信心满满。
然而，令张学良大跌眼镜的是，东北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仅进展甚微，东北军却伤亡惨重——最精锐的两个师惨遭覆灭。
对于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张学良首先给予的最大冲击，是他的直系部队接连败北。
盖正当他就职前后，由江西流窜而来的共产匪军在陕西与土共汇合，先后打败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及一○七师、一○九师。
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一○师在甘泉之战被匪击溃，师长何立中战死，被俘数千人，而何立中更是在东北军中特受张学良赏识的优秀干部。
（《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5页，中央日报社译印）当然，会有网友说，那是因为张学良申请入（共）党心切，故意搞出的“苦肉计”当投名状
那么，红军1936年“东征”消灭晋绥军7个团，扩红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晋绥军撤回山西。
难道也是阎锡山的投名状
红军1936年山城堡伏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中央军精锐第一军，歼敌1.5余人，主力第78师几乎全歼。
难道也是胡宗南的投名状
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会见东北同乡时，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
”，张学良对此回答说：“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
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
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1111-1112页）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两个师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对东北军处处掣肘。
据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谢珂回忆：张学良向中央报告两个师的损失情形，请与补充，何应钦极力反对，未与补充，并由军委会严加申斥。
另外军政部在军费项下扣除了100万元，据说是扣张学良以前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欠账，因此影响东北军的发饱，张亲到南京交涉，未有结果，张对此事极不满意。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20页）22年之后，张学良在其《杂忆随感漫录》中，依然对此刻骨铭心：“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
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
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者。
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
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
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况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
某次在（南）京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
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
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
因当时的规定，各省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
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寓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愿‘剿匪’的心情。
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
”《张学良遗稿》，第105―106页。
这怎不令东北军产生这样的联想：剿匪成了，红军被消灭；不成，东北军被削弱。
此后，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厌战情绪在东北军中漫延开来。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西安事变反省录》）四、东北军官兵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意向强烈。
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不仅离乡背井，而且饱受国民指责非议。
对于他们来说，不打日本，却与国人打内战，实在是难以接受。
《蒋总统秘录》中是这样介绍“西安事变”的背景的：东北军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後，不得不撤离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故乡而退驻关内，几年以来，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的意向特别强烈。
（《蒋总统秘录·第五卷》第145页）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述：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
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
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
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
（《西安事变反省录》）而中共则对此洞若观火，不失时机地对东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
而东北军的一个被俘团长——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成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
高福源与张学良私交良好，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
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
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
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
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
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
”（《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同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停战。
“某晚，他（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
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
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
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他说：‘明早
’我说：‘好吧
欢送你。
’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此后，通过高福源、王以哲、李克农等人，张学良与TG开始了沟通联络，密商如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详情不再赘述。
而陈布雷代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也坦言：“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五、张学良多次主动要求抗战，却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九一八”之后，一个人背负了丢失东北三省的所有罪名，“不抵抗将军”名号令其千夫所指，连其弟张学思都当面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
本来是蒋、张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但为了维护总司令伟光正形象，由张学良来充当“背锅侠”，其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而外界的议论，则更让张学良饱受刺激。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愤懑不平。
多次要求率兵抗战。
然而，蒋不仅没有从其所愿安排其去抗日来洗去“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反而被派往西北去“剿共”。
但是，如前所述，东北军在连遭败绩后，已不愿意再和共军死磕，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愈来愈高。
其实，不但是部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本人也心有戚戚焉。
甚至在写给老蒋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作如是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
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然而，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匪”、参加抗日的要求却毫不理会，甚至予以严厉驳斥。
委员长不相信我说的，而更愿意妄信他周围那些人的不正确而且是片面的意见，实在使人毫无办法。
曾扩情的诗中有‘华山高如许，不见隐黄尘。
’用这句话来形容委员长和他周围的人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
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书面净谏，请求接受中共“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倡议，立即结束内战，进行全民抗战。
但蒋介石却指摘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拒绝接受。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日本首相广田张毅亲自致电祝贺。
张学良与阎锡山趁祝寿之际一同劝说蒋介石开展抗战，蒋介石却声严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
随后，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的讲话中大骂张学良。
1936年11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取得胜利。
11月27日，张学良又一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
而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的批示则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
12月3日，屡次请战绥远被拒的张学良，情绪冲动之下驾机飞往洛阳谒见蒋介石，再次当面请求将东北军开往绥远，结果再次被拒。
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到：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尔）绥（远）战事而动摇。
而正是这次冲突埋下了“西安事变”的伏笔
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
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
”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亲自督促张、杨“剿匪”。
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于浙江奉化。
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闻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仍然不忘请缨抗日。
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机会。
因此，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才会多次重申：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
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张学良口述历史》122页）六、张学良少年气盛，激愤之下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如前所述，“西安事变”之前，“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呼声已经成为张学良本人及其东北军的一致声音，而蒋则对此严厉斥责。
蒋、张对此产生了激烈矛盾。
蒋开始着手准备将张、杨调离西北。
据时任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回忆：12月4日，蒋因当时的军事布置已经完全就绪，遂偕张学良抵西安。
当天晚上，蒋即向张杨提出两种方案，可任择其一：（一）继续参加反共战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赴前线作战，由中央军督后，支援接应。
（二）退出反共战争——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整训；由中央军接收陕甘，负责“剿共”作战。
（《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西安事变》39页）蒋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几路大军已经向西安方向开拔，陈诚、蒋鼎文等已经被待命接替
对此结果，张肯定难以接受——一心要北上抗日雪耻，却被调往南方与两广势力周旋。
何时才能雪耻
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
东北军官兵离故土越来越远，怎不离心离德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苦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
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最后希望寄托到杨虎城身上。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此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最终导火索爆发。
据《蒋总统秘录》记载：（1936年）十二月九日，有受共党煽动的“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游行队伍涌到西北剿匪总部及陕西省政府，然後喧嚷“向蒋委员长请愿”，冲过警察的阻止，沿陇海路向临潼前进。
张学良接到报告，乃赶赴灞桥附近和游行请愿者谈话，虽得以制止，但张学良的方法，不是在说服那些人，而是迎合他们的心意，当场敷衍了事。
那么，蒋先生是希望张学良如何“说服那些人”，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对应的呢
当天，张学良命令部下孙铭九带领一部分东北军出面保护学生。
并亲自出面说服学生：“游行队伍到张学良司令部、杨虎城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请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于是我们决定从西安出发赶赴临潼的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到达灞桥时，国民党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枪，还有骑兵。
骑自行车走在前头的二十几个学生被宪兵队抓起来了。
宪兵说有人再往前走就开枪。
正当游行队伍与宪兵队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坐汽车来到了游行队伍的面前…………张学良将军说到：‘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如果你们大家能信得过我，我一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
”（采访李连璧）（《张学良开口说话）118-119页）“一周之内用事实回答”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已成骑虎之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
在被幽禁多年重获自由之后，张学良终于向唐德刚公布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因：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
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3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
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
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
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
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
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1页〕而《蒋总统秘录》中也记载了张学良当时的动机：▼关于劫持蒋总统的动机，张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作了如下的讲话﹕「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
我曾同 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
「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我辞职。
第二、作口头谏诤。
第三、兵诤。
.........「最后，采取第三种办法的近因是——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他们犯了什么罪
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
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我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反怪我不弹压。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
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总统秘录》）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吗
很多网友对于张学良“西安事变”之举归结于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
但是，张学良却这样解释：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
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
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
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更是直接：“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何虎生《张学良传》）为什么宋美龄会如此评价张学良呢
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谈及张学良、宋子文双方争论时曾有这样的记述：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於历来之叛变。
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徵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後一次叛变之史实。
窃以为，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而言，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痛之后，兵权、实力、地位……已经并不那么看重。
很多网友所不知道的是，张学良早在被派往西北“剿匪”之前，就已经主动请辞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