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名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鲁迅的名言背后的故事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
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
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
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
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
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
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
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
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
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
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
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
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
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
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
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
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
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
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
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
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
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
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
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
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
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
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
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
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
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
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
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
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
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
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
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
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
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
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
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
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
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
“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
《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
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
《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
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
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
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
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
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
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
《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
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
《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
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
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
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
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
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
“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
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
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
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
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
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
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
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
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
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
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
《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
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
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
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
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
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鲁迅名言鲁迅旧体诗：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鲁迅名句：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象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
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
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23、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24、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5、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6、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7、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8、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9、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30、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1、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2、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关于翻译的名句
译事三难：信、达、雅。
清·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译事：翻译工作。
信：准确，指忠实于原文。
达：通顺，措文字通顺、薏息表达得充分详尽。
雅：精美，指富于文采。
本句大意是：从事翻译工作有三难：准确，通顺、精美。
不同的语种之间，不仅语序、句法各有不同，而且不一定有一一对应的文字、诃汇。
同时，即使同一语种，古代语言与当代语言也往往存在上述问题．因此，将外文译成本国文字，或将古文译成现代文，既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又要文字通顺，意思详尽，还要语言精美，富于文采，诚非易事。
这里严复不仅强调了翻译工作的困难，还道出了自己翻译外文的甘苦，也提出了翻译工作应有的要求。
可供引用说明翻译工作的困难和做好翻译工作的标准。
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翻译名言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过去我一翻译什么作品，人们就会猜测那位作家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就是文学价值，文学质量。
不一定。
文学价值，就是说质量是唯一的标准。
翻译的质量也很重要。
记者：原则上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条件是什么
跟数量有关系吗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我觉得他（有些作品）真的写的太长了。
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小说九段》，我看完后，立刻就翻译成瑞典文，还开始尝试自己写微型小说，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就觉得莫言对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好。
他的《船》还让我想起沈从文30年代写的短篇，非常像。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能创造发明的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做翻译的人，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旁人的书本而大肆吹嘘的人，就如同一件对着镜子的东西，而比起它在镜子里所产生的印象，一个本身是一件实在的东西，而另一个只是空幻的。
那些人从自然那里得到的好处很少，只是碰巧具有人形，如果不因为这一点，他们就可以列在畜生一类。
关于翻译的名言雷达芬奇瑞典学院一共包括18个院士。
我是他们里头惟一会中文的院士。
除了用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写的文学作品以外，院士们需要依靠译文。
幸好，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院士们所懂的外文。
学院常常托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个别作品，也请专家写报告，讨论某一个国家的最突出的作家。
记者：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相互隔绝的原因吗
瑞典文学院的18名院士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种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会成为主要障碍吗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水浒传》是七十年代译的，但是《西游记》是九六年出的，一共五册，比较厚，所有的诗词都包括在内。
因为吴承恩的词填得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大的词人。
除了这两部以外，我最近十几年翻译的就是七十年代以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小说、诗歌什么的。
我希望西方人，尤其是瑞典人能够欣赏中国文学。
这是我的责任。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我不懂。
我不明白。
因为我认识好些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
他们有的也是自己翻译文学作品。
但是问题是：不懂中文的、需要依靠译文的西方读者能不能欣赏中文文学作品
当然要看译文的质量。
所以翻译家的责任是非常重的。
我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批评过中国的外文出版社所出的那些当代小说或者古代小说，那时的翻译质量不够好。
记者：您能否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少中国作家认为汉学家不可能懂得中文文学，他们为什么这样想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以我个人的经验，执著身相的人非常多；过份著相的人，在医学上叫作宗教心理病，没有办法治疗。
不仅是佛教方面这类人多，所有的宗教，都有些信徒并不追求教理，只是盲目的信仰，变成宗教心理病。
佛法里一句话，就是太著相。
所以金刚经翻译成「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就是说是智慧的成就，不著相，不能以身相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
翻译名言国学大师,诗人 南怀瑾 《金刚经说什么》因为命运让我学会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让我阅读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所以我早就认识到：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我自己所爱读的中国文学作品。
所以，我四十年前就开始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的作品。
以前，搞上古、中古文学作品多一些，但是最近二十年我可以说是专门搞当代。
啊
当代的作品，我也翻译过《水浒传》跟《西游记》。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朝花夕拾》中《琐记》的精彩片段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赏析：平淡的几句话，却塑造出了一个背后经常怂恿孩子们干不好的事，事后又充当“老好人”的一个角色。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
赏析：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容自己当时被人冤枉时的心境，生动形象，简洁有力。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
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
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
接来看时，“臣许应〔马癸〕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