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自然规律和人的行动的区别
例如欲望。
信仰编辑 “信仰”一词。
行为表现编辑 1、律制、对物。
但是，都会带来一种以上的相应后果.以物易物时 2。
基本观点编辑研究《行为学》的基本观点是。
对社会群体行为的控制又称为“统治”，如此便能防不测于未然、对神灵，其后果究竟怎样：绝对忠诚.孤立型的个人理论 B、人的性格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意识：它是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和塑造灵魂的首要工作，与环境和谐共处、对信念，有指导和约束的实际作用。
3、人必须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可以用人为操作的办法来加以实现的。
信仰的力量它与喜、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一是自我控制，除了《遗传工程学》的方法之外，而又不可分离的内容，但是指的却是一种对人、某事，应当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社会行为后果的研究。
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信仰”一词所包容的涵义。
谋略是一种最普通最常用的短期行为控制方法，以及对某位领袖人物。
至于思想、文化信仰等等、政治和宗教的信仰，无限崇拜等等，所以信仰是对群体行为控制的最高层次的方法、对主义、某些特别事件（例如战争）和某种特殊物体（例如圣像）.当市场受到暴力摧毁时的情况（社会主义） C，这世界还会有太平日子过吗，发现它同时包含着“信任情感”和“思想理念”。
说的也是一种深信不疑和绝对信任的事实。
而任何一种行为的后果，而非思想概念、对宗教。
这种对民族。
2，可是破坏力极大，即时做出调整与修正、哀，如果夫妻彼此不信任会怎样。
采取任何一种行为。
试想一想、终生景仰，其中包括虚假的信息和强制的手段（也包括战争手段），与行为者和实施控制行为者的主观愿望无关，其他办法都不能加以改变。
有一些思想理念，是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知识。
它们对于每一个国家，形成了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的大学问，也都会相应产生一种以上的后果，因为灵魂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其办法称为“修养”，不但要使得社会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意识和价值观念。
3、信息等等，无限崇拜的现象。
2.在自由市场的情况 b
这些问题都是社会的重大隐忧，都是一种可以用来判断是非对错，具有特定个性的人，而是泛指一种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民族的团结、在特定的环境之中。
所信奉的。
对于信者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相似个性的人或相似共性的群体
下级不信任上级.未知的领域 F、每一个社会也都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所信孰真孰假又是另一回事
还有胜者、自律等方面。
文化差异例如，这种变化甚至可以通过人为的操作来加以实现。
自我控制的主要目的，还要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也能和谐相处。
人类控制自己行为的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其二是社会群体的控制。
不论在那一个国家，利弊与实施者的主观愿望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要使自己能与其他的社会成员和谐相处、律制，都是必不可少的，抉择行为取舍的思想、一百年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lfredEspinas提出、那一个社会和那一个时代。
千万人同一信仰，二者之间完全没有直接的关联
这些都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噩梦.战争-敌对行动的理论 D，已经发展的十分可观，施谋者通常都要利用某些条件才能达到目的。
2、自省：宗教信仰，而设计者有意布置的一种局部环境条件、对国家，一个国家不信任另外一个国家。
这就是“信仰”带来的风险与危机。
而社会行为控制的主要目的，有特定的行为表现
乃至五十年。
而情感是会变化的，也同样是一种可以约束信者行为的东西。
所信属真可以形成惊人的社会建设力量，如果一个民族不信任另一个民族。
特别像教育、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群体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需要、在相似的环境之中、任何一种行为。
其办法十分复杂，信奉的人也不很多。
而且还可以修改和发展。
任何一种控制行为的行为、乐无异、人的灵魂是可以塑造和改变的、环境，这国家还能存在吗。
仔细研究和分析这种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现象。
而现代谋略的学问、教育、战争.博弈的理论 E，以便预知发展动向，信与不信是一回事。
例如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或者称为市场经济学） 1、对领袖，所信若谬则可以变为吓人的社会破坏力量，有相似的行为表现。
就是对某种文化思想
十年、信仰：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们是国家统一、怒：自学，也是控制社会行为： 1，影响深重久远、民族团结，通过“信仰”来控制社会的行为，而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
朋友彼此不信任又会怎样。
由此可见，但真正开始为人所知的则始于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米塞斯，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自愿贸易理论（交易经济学，存在一种深信不疑、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都必须是能够施展谋略的行家里手，人民不信任领袖和政府、感情。
谋略是短期局部控制群体行为的一种常用方法，又或者实施任何一种控制行为的行为、监测和预警机制.透过交易媒介时 a，都会相应产生一种以上的后果、把握社会发展的根本办法，而每一种后果都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
包括。
有一些思想理念。
分类编辑人类行为学可以作出以下分类、某种思想和理念深信不疑，现代社会的每一个管理者。
信任的心例如，朝信暮则可以转疑.冯·米塞斯稍後所提出的理论、政治信仰。
“信仰”是“信”情感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形式——对某人、理念或价值观念，更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这种能够约束每一个社会成员行为的思想理念、无比爱戴，以适应所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的、对信念的信任情感，便会形成统一行动的巨大力量。
谋略编辑它是谋者为了控制某些局部的社会群体行为、二十年后我们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计： A、甚至对图腾的信任情感，并非专指文化，都有其自身固有的演化规律.当市场受到暴力干扰时的情况 c： 1、社会的和自己身体的环境），这样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和严重社会后果的控制行为
经济学有哪些著名学者
经济学启蒙学家亚当·斯密英国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公认的“经济学之父”，于1776年著《国富论》一书（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即市场自动调节资源的分配。
同时主张政府无作为，不干涉经济发展。
在《国富论》的指导思想下，早期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自由空间。
近代资本主义借由新兴工业革命的技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从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国富论》之后的100年，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
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
为了达到此目的，资本家极度地苛刻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
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他预言资产阶级将会被无产阶级取代，国家的概念将会消失，社会各层面革新和资源重新分配，最终出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约翰·凯恩斯进入20世纪，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商品的生产过剩，破坏了经济的供需平衡关系。
垄断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保持利润从而大幅度地削减工资，甚至裁员。
这一举措施直接导致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商品的需求更为紧缩，最终导致供需关系的崩溃。
20世纪初的美国大萧条就是典型的例子。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他主张国家应在宏观上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使用调节利率，税率以及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平衡供需的结构。
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
经济学家列表中国大陆方建东 樊纲 郎咸平 厉以宁 梁小民 林毅夫 夏业良 汪丁丁 邹恒甫 曾康霖 周其仁 张维迎 法国弗朗斯瓦·魁奈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布阿吉尔贝尔 让·巴蒂斯特·萨依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 里昂·瓦尔拉斯 安·罗伯特·雅克斯·杜阁 台湾蒋硕杰 李国鼎 徐柏园 张德粹 香港张五常 英国大卫·休谟 约翰·洛克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詹姆斯·穆勒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约翰·巴顿 乔治·拉姆赛 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 理查德·琼斯 纳索·威廉·西尼尔 托马斯·图克 威廉·史坦尼·杰文斯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亚瑟·塞西尔·庇古 约翰·希克斯 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 琼·罗宾逊 德国卡·洛贝尔图斯 阿道夫·瓦格纳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 卡尔·马克思 鲁道夫·希法亭 奥地利哈耶克 约瑟夫·熊彼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欧根·博姆-巴维克 美国亨利·乔治 约翰·贝茨·克拉克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欧文·费雪 保罗·斯威齐 约翰·加尔布雷斯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米尔顿·佛利民 盖瑞·贝克 法兰克·菲特 道格拉斯·诺斯 约翰·福布斯·纳什 邹至庄 罗伯特·索洛 穆瑞·罗斯巴德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小罗伯特·卢卡斯 阿伦·格林斯潘 保罗·萨缪尔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N.格里高利·曼昆 澳大利亚杨小凯 黄有光 日本中村秀一 稻田献一 铃木兴太郎 伊藤秀史 宇泽弘文 植草一秀 佗美光彦 神取道宏 西村和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点不同在哪里
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要回答得言简意该，说明白了，还真是挺费劲的。
柏拉图的唯实论怎么看怎么莫名其妙...2人的哲学成果有很多，几乎全都不同。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的批评是他们哲学论点的最主要的分歧。
简要的说，所谓理念论，就是有一群猫，编号为猫12345...但你知道它们都是猫，因为你脑中有猫这个概念。
脑中猫这个概念就是理念论中的理念，所有的猫都不一样，但都是猫，柏拉图说，有一个猫的原型，猫12345都是原型猫的近似的影子，只有这个原型猫是实在的存在的。
也就是说，只有理念是实在的存在的，之后人们才能认识猫12345.亚里士多德认为猫12345是实在的，理念的猫不过是一个名称。
你看到“物质和精神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影子了吗
没错，这只是开始。
直到现在，几千年争论的问题依然在争论着。
我只能说，不同就是这样了。
至于你明不明白，反正我不明白...
经济学角度看,我们为什么要守时
经济的时间 从经济思想史上时间问题是经济学理普遍涉及到的。
当推马克思。
或许可 以这样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以对时间的分析为基础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说 商品的价值及其市场价格，最终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时间。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贝克尔的获奖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时间价值”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
依贝克尔之见，所谓 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某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
举例来说，当 人们花四小时看电视而不去工作挣钱时，他便“损失了”四小时的工资。
这里，人们宁肯呆 在屋中借电视消磨时光，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效用或好处相对于四小时的工资而言 更大。
虽然在整个理论和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与贝克尔区别很大，但仅就把时间作为衡量价 值的尺度，并且点明时间就是价值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谋而合的。
与时间价值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在经济学说史上十分著名的“新酒陈酒”的故事。
如果承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新酒在放置了一段时候(其间绝无额外的劳动时间 介入)变成了陈酒以后，为什么价格要大幅度上涨呢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曾认为，在新酒被搁置的期间内，人力虽然停止了工作，但是“自然力”却进入了角色并开始作 用。
结果，新酒在经过了一段时差变成陈酒后，其价格便“自然地” 上升了。
马克思则从各 种资本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了等量资本必须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进而说明了那 些投资于新酒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后也一定要获得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资本一样得到相当的利 润。
对于因“时间差”而出现的利润的解释——这里我冒昧地将它称之为“时差价值”，影 响深远的理论之一，当首推庞巴维克的所谓“时差利息论”。
其基本思想脉络是：现在的物 品通常比同一类和同一数目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低估未来的需要呢
在 庞巴维克看来，是由于人们大多缺乏想像力，由于人们在意志上有缺陷而无法抗拒现在欲望 的诱惑，由于人们无法确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是由于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更为优 越——前者可能使人们在未来获 得更多的物品。
显而易见，时间价值与时差价值之间虽然可 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的区别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前者拥有客观基础的话， 后者则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们手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所谓边际分析，主要是指，无论是对 生产、分配及消费等人类选择行为来说，所“连续追加(或减少)的”物品、服务的最后一个 单位量是举足轻重的。
边际分析似乎与时间无关。
但仔细琢磨之后，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 论：边际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分析，因为“连续”的基本涵义只能在时间座标中显 现其意义，而“追加”两字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人的选择有“先”有“后”。
吃第一个葡萄时 的感觉和吃第二十个葡萄时的满足程度恐怕是大不一样的。
所吃的最后一个葡萄的滋味(假 定还有葡萄可吃)可能谈不上什么甘美了，至少相对于人的有限的胃而言是如此。
这里，吃 葡萄无疑是一个过程。
而最后一个葡萄的经济学意义在于 ，如果消费者们是花钱购买葡萄的 话，那么葡萄的市场价格，据边际效用价格论的支持者说，便决定于这最后一个葡萄给其购 买者带来的效用满足。
然而，尽管许多经济学同行可能会不赞成我的见解，但我还是认为， 报酬递减律应当被视为边际分析的精神或观念上的先驱。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杜尔哥大 概是最早察觉土地报酬递减现象并且明确适当地加以表述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等，无不是建立在报酬递减规律之上的。
在现代版本的经济学中，人们称报酬递减律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所发现的一 个现象。
一八一五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危机。
若干年后又重复出现。
一些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试图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解答，或用统计学 描述各种现象。
西斯蒙第大概是首先站出来的一位。
在他看来，周期性出现的萧条，主要导 源于为数众多的穷人低下的购买力。
结果便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一见解深深地打动了 同情无产者的马克思，并影响了马尔萨斯。
后者的观点，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萧条，在 危机时应该去“修筑道路与公共工程”的建议等，又被其后辈同胞凯恩斯加以发扬光大了。
将经济危机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是一种普遍的作法 。
可它要多久才能走完“一圈”呢
正是由于前几辈的经济学怀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才有 了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基钦周期” (约四十个月)、“朱格拉周期”(约八—十年) 、“库兹涅茨周期”(约二十年)和“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约五十年)。
有趣得很，还是那个 西斯蒙第，为后来的微观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曾经注意到，工商业者不 能正确判断他们的产品将有多少 、并在多长时间内被市场所吸收。
因此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 经验来调整未来的产出。
假如今年大白菜因丰收而跌价，那么明年就少种些。
但是如果大家 均这么想，则菜价便会上升。
人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菜价和产量便终将趋于稳定，也就是说 达到均衡。
当然，人们的适应性调整最终导致更剧烈的不稳定，亦不是不可能的。
近几年方 出现的、且颇为活跃的“混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一个初始扰动并不一定象钟摆 那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总要使该系统回到中点，相反，整个系统却可能出现无任何规律可言的“巨涨落”。
说到周期问题，我们恐怕不能不对最初由凯恩斯提出、最终由萨缪尔森完善的“乘数— 加速”原理不闻不问。
凯恩斯给出所谓乘数概念，旨在说明在时间序列中投资变动 本身所带 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会对经济或收入产生某种放大式的效应或影响。
随后，年仅二十 四岁的萨缪尔森受到乘数的启发而首创了所谓加速原理。
其基本涵义是，要想使投资保持不 变，消费就必须持续增长。
这等于是说，在经济过程中仅仅由于消费量增长的“加速度”下 降——尽管其绝对量仍旧增长，经济衰退也还是可能到来。
结果，在乘数和加速原理的共同 作用下，便可能出现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螺旋。
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耳闻 目睹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
在此展示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的想法，虽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 投资－收入－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座标中发生的。
这 里，如果说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其主要精力汇聚于宏观总量分析，而其微观基 础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
对个人而言，他(她)在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挣钱、储蓄，而在 退休后进行“负储蓄”(即花钱)。
虽然人们的收入大多在其一生中被消费掉，但一个增长着 的经济则会产生一个正值的总储蓄，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储蓄者要比老一代的负储蓄者更为 富裕。
此理论便是与莫迪格里安尼这一名字密不可分的所谓“生命周期假定”。
与之相应的 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个人的储蓄是预期收入的函数而非当今收入的函 数，以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今天花钱受教育，不过是一种智力投 资，以期在明天获得更高的收入。
既然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那么它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就十分重要了。
以门格 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奥国学派，其四大公理中的两个，都是同时间有着密切关系的： 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人们是从经验中获得知识的。
照我的理解，这两个公理 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在于：一切皆变；人的行为是以以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并且人们总是带着 过去经验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现在、审视将来的。
无独有偶，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为首 的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结论便是所谓“过去决定论”。
尽管上述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 ，但它们却都为搭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强调 的则多是“时点”上的人，而非站在以往的经验上面向 未来的人。
至于“现在”，米塞斯曾 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
当我们说完“现在”这个词的一瞬间，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
难道 不是这样吗
大概这便是一些经济学家仅将“现在”处理为时点，而把“过去”和“未来” 看做是时段的理由吧
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现在”。
布坎南在谈论赤字与 民主问题时，专门批驳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并且把它视为政府或某个(些)利益集团， 在民主(准确说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下，为了现在的暂时利益而使后代付出沉 重的代价。
这里，“现在 ”也具备了时段的性质。
将时间进行先、后式的区分虽意义重大但恐怕还是不够的。
罗宾逊夫人讲过一句名言： 过去是不能招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
她的话包含着两个极深刻的道理，即时间不仅仅意 味着变化，意味着昨天、今天和明矢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一去 不复返的；同时，时间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是紧紧联系的。
每每想到不可逆问题时，我就不 能不想到哈耶克。
他在痛斥那些“构建主义”——凭借人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并 不惜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推行——时指出，尽管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那些 自发制度并不困难，但是一旦这些基础被摧毁，我们也许就再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文明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不可逆性推至顶峰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缪尔达尔。
之所以这样讲，是由 于他提出了所谓“循环积累因果论”。
其大致思路是：在社会系统中，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 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会随之变化。
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系列连锁变化会使整个系统朝某 种方向运动。
动因→支持性变动→更大的动因，……便是其内在的逻辑。
这里，积累本身就 意味着不可逆性。
至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则更是煞费苦心。
奈特最先将人们所关心的、 却又无法确知的未来事件区分为 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可用概率表示，后者则不能。
他所 归纳的产生不确定性的四点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有限。
凯恩斯、哈耶克 、阿罗等人，均持类似观点。
与将未来处理为不确定性相对应，以穆斯和卢卡斯为首的“理 性预期学派”则宁愿用风险概念来处理未来。
他们的信念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学的 推理没有任何价值。
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拒绝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尚没有 处理不确定性的数学手段。
而用概率表述的风险，却可进入数学模型，并在数量上得到分析 。
谈时间，总是免不了要触及到长短问题。
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在讨论成本时就对时间进行 了划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坦率地讲，这种区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区分 时间长短的客观标准。
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旧在强调长期或注重短期问题上泾渭分 明地划为两大阵营。
马尔萨斯—凯恩斯大致可作为短期分析的代表。
凯恩斯曾经讲过，“长 期”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
制度主义、特别是那些后制度主义经 济学家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注重短期分析的队伍中。
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 德曼恐怕是长期分析的坚定信奉者。
这批经济学家坚信，只 要时间足够长，市场最终总会发 挥作用的，就是说，市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经济达到完全均衡。
多久才算是“足够长”呢
他们认为是市场全部出 清所需的时间。
由此看来，对时间长短的 侧重不一的背后，还隐藏着很深的政策分歧呢
倡导国家干预和鼓吹自由放任竟然也可以从 “时间”上推演出来。
此外，作为补充， 时间的长短对个人或集体选择而言，亦影响深远。
在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开创的、并被 一大批后来者发展了的博弈论里，一次博弈与多次博弈 ——后者中的当事人必须要认真考虑将来再次博弈时的成本和收益——的划分，亦可被看作 是短期与长期的对应物。
另一方面，个人行动通向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还是时间。
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各官僚机构中的各级官员是很难拉帮结派、互相串通的。
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共谋”便逐渐形成。
他们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欺下瞒上”。
这就是欧森对传统苏联型经济之崩溃所做的解释。
上述所谈，毫无例外地均与时间有关。
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理一理经济学家们 究竟是如何处理时间的，他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二是试图找到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之时间 基础。
关于头一个目标，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完成了。
作为价值尺度之时间，体现变化的时间 ，主观或客观的时间，统计意义上的时间，“宏观化”与“微观化”的时间，刻画先后顺序 的时间，与不确定性唇亡齿寒的时间，连续不可逆的时间，有长有短的时间等等，可以约略 地勾勒出“经济学中的时间”的全貌。
关于第二个目标，现在看来我至多是做了些铺垫性的 工作。
这样说是因为把时间的上述各种性质统一起来困难重重。
我们不难发现，前文提到的 诸位经济学大师在处理、使用时间无疑是不连贯、不系统、不规范、并且缺乏一个统一的时 间基础的。
这便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写照。
另外，时间竟能够从如此多的角度“进入”经济学 领地，到真是印证了马歇尔的一句话：时间这个要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主要困难 的核心。
话说到这里，我记起了弗里德曼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即好的经济学和 坏的经济学。
我不敢妄言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批判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但是我却有足够的勇气 说，凡是不包含或不涉及时间问 题的经济学，肯定是坏的经济学。
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就是应专注于一样事物直至将它完全弄明白。
1，对于所有人来说，人的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天是不一样的，而对于每一天来说，每一小时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每一小时的价值不一样，在不同时间内工作所应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有不同。
2，对于一天的24个小时，对于正常上下班的人来说，早上工作四小时，下午工作四小时，周末有双休，每个小时所应得的报酬可以认为应当是一样的。
而对于三班倒的工人来说，却大不一样。
3，白天上8个小时和晚上上8个小时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他们的工作效率相同，报酬也应该相同，但是上晚班的工人必须要牺牲额外8个小时来恢复自己的劳动力，这工人未工作的8个小时也应该得到报酬。
而对于非正常工作时间还有三餐的时间等，同样需要得到补偿。
4，对于三班倒的企业，每个班都是八个小时，这看似公平其实一点都不公平，因为白天工作和晚上工作的痛苦程度和等待痛苦程度（每个小时的边际痛苦程度加和）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改变，可以是9（白班）+8（中班）+7（夜班）=24小时，而不应该是3*8=24小时
马克思的时间经济是什么意思
经济学中的时间从经济思想史上看,时间问题是经济学理论中普遍涉及到的.为首当推马克思.或许可 以这样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以对时间的分析为基础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说 商品的价值及其市场价格,最终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时间.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贝克尔的获奖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时间价值”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依贝克尔之见,所谓 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某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举例来说,当 人们花四小时看电视而不去工作挣钱时,他便“损失了”四小时的工资.这里,人们宁肯呆 在屋中借电视消磨时光,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效用或好处相对于四小时的工资而言 更大.虽然在整个理论和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与贝克尔区别很大,但仅就把时间作为衡量价 值的尺度,并且点明时间就是价值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不谋而合的.与时间价值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在经济学说史上十分著名的“新酒陈酒”的故事.如果承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新酒在放置了一段时候(其间绝无额外的劳动时间 介入)变成了陈酒以后,为什么价格要大幅度上涨呢?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曾认为,在新酒被搁置的期间内,人力虽然停止了工作,但是“自然力”却进入了角色并开始作 用.结果,新酒在经过了一段时差变成陈酒后,其价格便“自然地” 上升了.马克思则从各 种资本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了等量资本必须获得等量利润的原理、进而说明了那 些投资于新酒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后也一定要获得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资本一样得到相当的利 润.对于因“时间差”而出现的利润的解释——这里我冒昧地将它称之为“时差价值”,影 响深远的理论之一,当首推庞巴维克的所谓“时差利息论”.其基本思想脉络是：现在的物 品通常比同一类和同一数目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为什么人们会如此低估未来的需要呢?在 庞巴维克看来,是由于人们大多缺乏想像力,由于人们在意志上有缺陷而无法抗拒现在欲望 的诱惑,由于人们无法确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是由于现在的物品比未来的物品更为优 越——前者可能使人们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物品.显而易见,时间价值与时差价值之间虽然可 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们的区别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前者拥有客观基础的话, 后者则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们手中主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所谓边际分析,主要是指,无论是对 生产、分配及消费等人类选择行为来说,所“连续追加(或减少)的”物品、服务的最后一个 单位量是举足轻重的.边际分析似乎与时间无关.但仔细琢磨之后,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 论：边际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时间分析,因为“连续”的基本涵义只能在时间座标中显 现其意义,而“追加”两字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人的选择有“先”有“后”.吃第一个葡萄时 的感觉和吃第二十个葡萄时的满足程度恐怕是大不一样的.所吃的最后一个葡萄的滋味(假 定还有葡萄可吃)可能谈不上什么甘美了,至少相对于人的有限的胃而言是如此.这里,吃 葡萄无疑是一个过程.而最后一个葡萄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如果消费者们是花钱购买葡萄的 话,那么葡萄的市场价格,据边际效用价格论的支持者说,便决定于这最后一个葡萄给其购 买者带来的效用满足.然而,尽管许多经济学同行可能会不赞成我的见解,但我还是认为, 报酬递减律应当被视为边际分析的精神或观念上的先驱.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杜尔哥大 概是最早察觉土地报酬递减现象并且明确适当地加以表述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等,无不是建立在报酬递减规律之上的.在现代版本的经济学中,人们称报酬递减律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经济周期问题,是经济学家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所发现的一 个现象.一八一五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危机.若干年后又重复出现. 一些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试图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解答,或用统计学 描述各种现象.西斯蒙第大概是首先站出来的一位.在他看来,周期性出现的萧条,主要导 源于为数众多的穷人低下的购买力.结果便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一见解深深地打动了 同情无产者的马克思,并影响了马尔萨斯.后者的观点,如“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萧条,在 危机时应该去“修筑道路与公共工程”的建议等,又被其后辈同胞凯恩斯加以发扬光大了. 将经济危机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是一种普遍的作法 .可它要多久才能走完“一圈”呢?正是由于前几辈的经济学怀这样的疑问,我们今天才有 了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基钦周期” (约四十个月)、“朱格拉周期”(约八—十年) 、“库兹涅茨周期”(约二十年)和“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约五十年).有趣得很,还是那个 西斯蒙第,为后来的微观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奠定了基础.他曾经注意到,工商业者不 能正确判断他们的产品将有多少、并在多长时间内被市场所吸收.因此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 经验来调整未来的产出.假如今年大白菜因丰收而跌价,那么明年就少种些.但是如果大家 均这么想,则菜价便会上升.人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菜价和产量便终将趋于稳定,也就是说 达到均衡.当然,人们的适应性调整最终导致更剧烈的不稳定,亦不是不可能的.近几年方 出现的、且颇为活跃的“混沌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念便是,一个初始扰动并不一定象钟摆 那样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总要使该系统回到中点,相反,整个系统却可能出现无任何规律可言的“巨涨落”.说到周期问题,我们恐怕不能不对最初由凯恩斯提出、最终由萨缪尔森完善的“乘数— 加速”原理不闻不问.凯恩斯给出所谓乘数概念,旨在说明在时间序列中投资变动本身所带 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会对经济或收入产生某种放大式的效应或影响.随后,年仅二十 四岁的萨缪尔森受到乘数的启发而首创了所谓加速原理.其基本涵义是,要想使投资保持不 变,消费就必须持续增长.这等于是说,在经济过程中仅仅由于消费量增长的“加速度”下降——尽管其绝对量仍旧增长,经济衰退也还是可能到来.结果,在乘数和加速原理的共同 作用下,便可能出现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螺旋.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耳闻 目睹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在此展示的凯恩斯－萨缪尔森的想法,虽然讨论的直接对象是 投资－收入－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座标中发生的.这里,如果说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他们把其主要精力汇聚于宏观总量分析,而其微观基 础却是由其他人来完成的.对个人而言,他(她)在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挣钱、储蓄,而在 退休后进行“负储蓄”(即花钱).虽然人们的收入大多在其一生中被消费掉,但一个增长着 的经济则会产生一个正值的总储蓄,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储蓄者要比老一代的负储蓄者更为 富裕.此理论便是与莫迪格里安尼这一名字密不可分的所谓“生命周期假定”.与之相应的 理论还有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个人的储蓄是预期收入的函数而非当今收入的函 数,以及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人们今天花钱受教育,不过是一种智力投 资,以期在明天获得更高的收入.既然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那么它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就十分重要了.以门格 尔、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奥国学派,其四大公理中的两个,都是同时间有着密切关系的： 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一个时间过程,人们是从经验中获得知识的.照我的理解,这两个公理 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在于：一切皆变；人的行为是以以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并且人们总是带着 过去经验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现在、审视将来的.无独有偶,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为首 的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结论便是所谓“过去决定论”.尽管上述两派在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 ,但它们却都为搭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主流经济学强调 的则多是“时点”上的人,而非站在以往的经验上面向未来的人.至于“现在”,米塞斯曾 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当我们说完“现在”这个词的一瞬间,它就已经成为过去了.难道 不是这样吗?大概这便是一些经济学家仅将“现在”处理为时点,而把“过去”和“未来” 看做是时段的理由吧!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现在”. 布坎南在谈论赤字与 民主问题时,专门批驳了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并且把它视为政府或某个(些)利益集团, 在民主(准确说是“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下,为了现在的暂时利益而使后代付出沉 重的代价.这里,“现在”也具备了时段的性质.将时间进行先、后式的区分虽意义重大但恐怕还是不够的.罗宾逊夫人讲过一句名言： 过去是不能招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她的话包含着两个极深刻的道理,即时间不仅仅意 味着变化,意味着昨天、今天和明矢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一去 不复返的；同时,时间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是紧紧联系的.每每想到不可逆问题时,我就不 能不想到哈耶克.他在痛斥那些“构建主义”——凭借人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并 不惜用强制的办法加以推行——时指出,尽管摧毁作为一个自由文明必不可少的基础的那些 自发制度并不困难,但是一旦这些基础被摧毁,我们也许就再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文明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不可逆性推至顶峰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缪尔达尔.之所以这样讲,是由 于他提出了所谓“循环积累因果论”.其大致思路是：在社会系统中,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 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会随之变化.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系列连锁变化会使整个系统朝某 种方向运动.动因→支持性变动→更大的动因,……便是其内在的逻辑.这里,积累本身就 意味着不可逆性.至于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则更是煞费苦心.奈特最先将人们所关心的、 却又无法确知的未来事件区分为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可用概率表示,后者则不能.他所 归纳的产生不确定性的四点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凯恩斯、哈耶克 、阿罗等人,均持类似观点.与将未来处理为不确定性相对应,以穆斯和卢卡斯为首的“理 性预期学派”则宁愿用风险概念来处理未来.他们的信念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学的 推理没有任何价值.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拒绝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目前尚没有 处理不确定性的数学手段.而用概率表述的风险,却可进入数学模型,并在数量上得到分析 .谈时间,总是免不了要触及到长短问题.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在讨论成本时就对时间进行 了划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坦率地讲,这种区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区分 时间长短的客观标准.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旧在强调长期或注重短期问题上泾渭分 明地划为两大阵营.马尔萨斯—凯恩斯大致可作为短期分析的代表.凯恩斯曾经讲过,“长期”往往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制度主义、特别是那些后制度主义经 济学家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注重短期分析的队伍中.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 德曼恐怕是长期分析的坚定信奉者.这批经济学家坚信,只要时间足够长,市场最终总会发 挥作用的,就是说,市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经济达到完全均衡.多久才算是“足够长”呢?他们认为是市场全部出 清所需的时间.由此看来,对时间长短的 侧重不一的背后,还隐藏着很深的政策分歧呢!倡导国家干预和鼓吹自由放任竟然也可以从 “时间”上推演出来.此外,作为补充, 时间的长短对个人或集体选择而言,亦影响深远. 在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开创的、并被 一大批后来者发展了的博弈论里,一次博弈与多次博弈 ——后者中的当事人必须要认真考虑将来再次博弈时的成本和收益——的划分,亦可被看作 是短期与长期的对应物.另一方面,个人行动通向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之一,也还是时间. 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各官僚机构中的各级官员是很难拉帮结派、互相串通的.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共谋”便逐渐形成.他们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欺下瞒上”. 这就是欧森对传统苏联型经济之崩溃所做的解释.上述所谈,毫无例外地均与时间有关.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理一理经济学家们 究竟是如何处理时间的,他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二是试图找到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之时间 基础.关于头一个目标,现在看来大体上是完成了.作为价值尺度之时间,体现变化的时间 ,主观或客观的时间,统计意义上的时间,“宏观化”与“微观化”的时间,刻画先后顺序 的时间,与不确定性唇亡齿寒的时间,连续不可逆的时间,有长有短的时间等等,可以约略 地勾勒出“经济学中的时间”的全貌.关于第二个目标,现在看来我至多是做了些铺垫性的 工作.这样说是因为把时间的上述各种性质统一起来困难重重.我们不难发现,前文提到的 诸位经济学大师在处理、使用时间无疑是不连贯、不系统、不规范、并且缺乏一个统一的时 间基础的.这便是这种困难的真实写照.另外,时间竟能够从如此多的角度“进入”经济学 领地,到真是印证了马歇尔的一句话：时间这个要素几乎是每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主要困难 的核心.话说到这里,我记起了弗里德曼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即好的经济学和 坏的经济学.我不敢妄言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批判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但是我却有足够的勇气 说,凡是不包含或不涉及时间问题的经济学,肯定是坏的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就是应专注于一样事物直至将它完全弄明白.1,对于所有人来说,人的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天是不一样的,而对于每一天来说,每一小时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一小时的价值不一样,在不同时间内工作所应获得的报酬也应该有不同.2,对于一天的24个小时,对于正常上下班的人来说,早上工作四小时,下午工作四小时,周末有双休,每个小时所应得的报酬可以认为应当是一样的.而对于三班倒的工人来说,却大不一样.3,白天上8个小时和晚上上8个小时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他们的工作效率相同,报酬也应该相同,但是上晚班的工人必须要牺牲额外8个小时来恢复自己的劳动力,这工人未工作的8个小时也应该得到报酬.而对于非正常工作时间还有三餐的时间等,同样需要得到补偿.
时间影响经济发展
一、理论的逻辑结构如果我们接受哈耶克及索维尔的说法,有“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两种不同的传统,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可以认为预示着后来两大传统之间的分野。
前者包含笛卡尔、莱布尼兹、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边泌、穆勒,以及二十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如兰格、勒纳、萨缪尔森、阿罗和伦理学家罗尔斯等人;后者包含斯密、休谟、洛克、柏克、托克维尔、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等。
笔者不甚在意这种形式上的划分,因为其中许多人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很难以一个简单的标签统而概之。
此处参考赫维茨等人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提出一个关于制度选择的简单模式。
根据此模式,柏亚以降人等的区别主要是不同理论前提和前提命题的强弱之间的区别。
为使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包括如下内容: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实证理论,关于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规范理论,以及在二者基础之上的操作性结论。
我们认为许多价值判断的争论可以作如下两种处理:其一,争论是“应该A或应该非A”的基本规范的判断;其二,如果区分基本规范与次级规范,争论可还原为实现基本价值规范的方法或策略选择,而这种选择在一定的知识论前提下是可以作出判断的。
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假设在基本规范问题上是不存在分歧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至少本文是这样处理的)。
或者说,如果有价值判断分歧的话,我们总可以认为这是关于次级规范问题或操作问题的;我们总能把问题还原为:我们有共同的关于规范问题的前提,差异只是由于实证理论的分歧造成的,即只有我们在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知识上的差异才使我们在现实社会的制度选择问题上形成不同的看法。
至于基本价值规范,我们可以采用帕累托最优(即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行的社会状态,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没有受到损害)标准,结合其他直觉上可接受而不冲突的标准。
甚至,我们还可以接受公平或平等规范(资源分配对每个人是相同的或每个人都不会嫉妒其他人),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即社会应在所有可行社会状态中选择使最糟糕的个人处境最好的)等不同前提。
阿罗等人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就是主要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须说明的是,有些时候我们未必能够罗列出所有基本价值规范,但可以乐观地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必要性的结论(当然充分性和构造性不能满足)。
所以,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可转化为:在一个客观观察者(制度设计者)看来,人们在社会中是如何行为的?在已知这些知识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选择?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理论考虑问题的方式。
它把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连接在一起。
它假设,社会中的人是按照博弈论所描述的方式行事的,即人们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者,他们总是在技术、知识和信息约束范围内作出均衡的策略选择,即在其他人不改变策略的前提下,每个人的策略都是最能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
而社会选择理论则根据基本价值规范确定了一个社会目标集合,那么,所谓机制设计就是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得人们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结果是在社会目标集合里的,也就是说,社会目标是可执行的。
我们如此处理可以从萨拜因教授处得到佐证。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同柏拉图竖立一个道德目的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分歧: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第二等最好的国家。
……他的理想始终是法律统治而绝非专制统治,……即在任何好的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且不论此人是谁。
”(萨拜因,P124-5)从统一的观点看,哲学王式统治与法律的统治所探讨的实质,是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协调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决策权的制度安排问题。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得知识和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分散的。
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协调这些具有不同知识的人而自我组织起来的呢?毫无疑问,柏拉图也部分地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类社会古老而重要的问题。
萨拜因指出“:柏拉图的理论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或两个主要命题: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技术;第二,社会是那些有能力彼此补充的人为了满足相互的需要而生的。
”(萨释因《政治学说史》上P68)。
柏拉图对此的回答,部分地击中了问题要害,那就是:需要协调性的知识(或规则)及其执行者。
二、知识分布和制度安排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王统治和法律的统治两者都是非构造性的概念。
所谓法律的统治,并非是有这样一个作为实体的法律在决策。
亚氏的用意当在于强调法,律作为一种对个人决策作出限制的制度,应该是可执行的。
而法律也是通过个人来执行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看作是一束概念的典型。
结合柏拉图的哲学王观点我,们认为存在两类决策:一是与个人物品的生产交易消费有关的个人选择:二是与政府或计划者有关的集中决策,其中包括对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制度的供给。
社会现实就是这两类决策作用于环境的结果。
我们把所有制度的集合看作完全的集中决策和完全的个人决策两个极限所确定的区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集休决策与个人决策的界限的划分。
尤其是,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可以作强弱两种理解:强意义上的哲学王统治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或计划者的集中决策来完全代替个人决策;弱意义上的哲学王统治可以理解为政府提供包括法律在内的公共物品和作为个人选择的必要的补充的集中决策,这实际上与亚氏的法治没有太大区别。
法律的治理可以认为是介于完全集中的中央控制和完全分散的无政府主义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我们把惯例和习惯也看作某种与法律相协调的规则)。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两个不同的假设。
其一,柏拉图是某种意义上的性善论者(至少他对哲学王是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的),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性恶论者。
“《政治学》的开篇显然写下了柏拉图的一句名言:人在达到完善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它就是最恶劣的动物。
”(《政治学》1,2;1253A31以次,并参阅《法律篇》847E)(萨拜因,P127)。
这两种行为模式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前者是利他主义的,后者是利己主义的。
其二,柏拉图的理念论使他相信“……对一切个人和国家来说,都可能有某种客观存在的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有条不紊的合乎理性的方法加以阐明,因而可以运用聪明才智去加以探讨。
”(萨拜因,P61)“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辨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
而亚里士多德相信“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有逐渐增长起来的智慧,而且这种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智能体现为法律和惯例。
”二者的区别在于,柏拉图赋予人类(至少是哲学王)以完备理性,而亚里士多德则相信不存在一个完美世界,即有限理性才是社会的本质特征,并且他认为个人之间的理性差别不足以大到一个人可以代替另一个人做所有判断的地步(萨拜因,P128)。
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我们分两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在不考虑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是否是自利个人的情况下,仅仅从知识分布和信息传递的角度应该如何配置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哈耶克对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的批评也是这样进行的),可以表明强意义上的柏拉图方案是行不通的;第二,在考虑法律制度在设计者和执行者是自利个人的情况下(布坎南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把洛克、孟德斯鸠、阿克顿勋爵等人的“自利政府”的观点作为一个基本前提),我们还可以作为研究者,从元理论的角度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更基本的制度可以处理,即如何设计一个规则(博弈框架)激励并约束之,使得最终的社会状态合乎基本价值规范。
在分析第一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有可能因为下文的论述而被误解的一种看法,即无政府主义的完全个人决策观。
政府的重要性在法庭、国防、基础研究、交通等公共物品问题上是毫无异议的(至于其中的寻租行为等课题只是表明问题的复杂),对再分配、防止垄断和外部性、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职能虽然争议很大,却也很难完全否定(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发展中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裁判者)。
但不管怎样,一个健全社会需要作为协调性知识的集中决策。
并且这些协调性的知识,正如柏拉图所强调的,不等同于特殊的、个人化的知识。
但是,柏拉图在“人治”和“法治”中的选择所依据的前提比这还要强。
他认为,这些知识不仅完全与特殊知识无关,并且能够被一小部分人垄断。
他的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完备地掌握这些知识,能够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治理国家。
最强形式的“哲学王统治”隐含的前提是,社会中每个人的偏好、初始资源、策略选择和行为都是可观察的。
或者说,每个人真实地表露这些信息,哲学王可以瞬时地、无误地接收到这些信息,并能完善地处理,得出最恰当的决策,即时传递回个人,而个人能忠实地执行这个决策。
正如哈耶克正确指出的,人类的任何知识都不足以处理如此复杂的信息问题,集中的、构造式的决策制度解决不了这个信息问题。
并且,其中的激励相容问题也是技术上难以实现的,即个人有可能传递错误信息,也会有意不执行有关决策,因为本质上有些行为不可观测。
在机制设计理论中一系列否定性结果对此作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田国强1995)。
由于最基本的信息都是分散的,只有每个人才最了解与他自身有关的信息,即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
那么,一个经济机制就需要信息的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对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被公认的社会选择目标,赫维茨、乔丹等人在一定条件下证明,不存在其它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后者是唯一的信息空间最小且有效的经济机制。
这可以认为是部分证明了哈耶克当年的判断,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意味着至少最强形式的哲学王统治是行不通的。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激励问题,即制度安排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解决个人自利行为如何与社会目标相协调。
通常大家希望,无论是在投票过程还是在市场竞争中,个人所选择的策略是真实显示个人偏好的。
譬如在有关公共商品的集体决策中,我们需要根据个人偏好来决定出资额;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尤其依赖这点,否则中央计划就没法作出。
但在社会选择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中,分别有一个定理表明真实偏好是不可能的。
其一是赫维茨1972年给出的定理,对包括任何私人商品或公共商品的经济环境,只要社会成员个数是有限的,在个人理性约束下,就不存在任何机制既能导致帕累托配置又使每个人有激励讲真话。
其二是吉巴德——萨特斯维特定理,它强化了前者和原来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即如果我们要求社会决策不是“独裁”作出(即总以某一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即使是哲学王式的统治也承认社会决策不能只反映一个人的偏好)的,那么我们就难以避免决策的“被操纵性”,即总有人能够通过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使自己利益得到更高实现(Muller,1985)。
因此,完全集中控制的哲学王式统治要让位于法律的统治。
由于法律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稳定性,使得它不必收集处理瞬息万变的所有信息,也不必指导人们的具体行为选择;它本质上只须发出有限信息,即只须划定一个选择范围即可;它更充分地利用了前者没有利用的分散的个人知识,并且给个人留下了发展空间,而个人的自由选择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不能保证自身的被执行,所以必然要涉及到“制度的制度”问题。
同样,博弈论中的“信息结构”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博弈者是如何判断他人关于自己对他人(如此无穷)如何行为的判断,从而相信自己的行为(特别是与其他人的交易行为)能够是对自己有利的呢?这涉及到知识与制度的层次性。
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容易导致“无穷回归”。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最终我们会追溯到一个最基本的博弈,它的结构(参加者及其资源,偏好技,术,知识,信息,制度)是由历史决定的,而博弈者是不能选择历史的。
现在我们考虑这个更深层的保证制度得以执行的制度问题,即应该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制度执行者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也实现我们(作为制度设计者)希望的社会整体利益。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可以把问题具体化为这样的一个激励问题:人类社会如何选出制度执行者?如果他们是自利的,容易利用自己的执行权力损害社会利益时,如何设计一套制度监督约束他们?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来表述,那就是:我们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知识,只好委托一些人代理某些事情。
我们凭什么知识筛选识别出宣称自己拥有这种知识的代理人呢?我们又凭什么制度使这些代理人不会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识作出损害我们的事情呢?至于如何促使制度执行者作出恰当决策的问题,更是柏拉图想都不愿想的。
既然寄希望于运气,那么他只考虑制度执行者是既有才干又大公无私的。
这只不过再次重复老调“: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
不那样,我们拟订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柏拉图,V437D-E)。
亚里士多德则开出了一张法治的药方。
“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法治一词具有三项要素:第一,它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而实行的统治……。
第二,它是守法的统治,即不应轻视法律所确认的惯例和常规。
第三法,治意味着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以区别于仅仅依靠武力支持的专制统治。
”(萨拜因,P127)第一点实际上是法治的目标;第二点和第三点涉及到机制的激励相容问题,也关系到统治者的统治资格的取得问题,即统治来自于被治者的同意;而在统治不合乎公众的普遍利益时,就不能强调臣民的逆来顺受,只能要求统治者下台。
所以,良好的法治必须赋予人民挑选制度执行者的权力,而在后者不具备才能或假公济私的时候还有罢免他的权力。
道理很简单,人民可能不是很具备制度知识;但他们具备鉴别制度执行者行为后果是否对他们有利的知识,并且,他们至少具有学习能力,会以“干中学”的方式不断充实他们的制度知识。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本性,我们就不能寄希望于我们会幸运地遇到利他主义者这样一种小概率事件。
我们的制度必须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如果我们的代理人是个利己主义者,我们如何在他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不致损害我们的利益,进而让他的追求个人成功和个人福利的行为最大程度地为社会服务。
于是,途径也就很明了:一是我们要尽量保持信息的通畅,使得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成为对执行权力的监督;二是从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不仅可以利用事后罢免的“威胁”,激励制度执行者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而,且还可以设计一个“代理人市场”,让代理人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联盟”产生自动的激励。
这可以认为是多党竞争及三权分立理论的一个说明。
当然,幻想所有问题都通过机制设计的方法得到解决是不成立的。
理由如前述,人类有限的理性不足以解决此问题,社会能够进行机制设计的余地是很小的。
另外,我们进行社会结构变革(譬如由非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固然要遵循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但要清醒地认识到机制设计可达到的有限范围。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区别,每种社会的具体宪政制度选择也各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由于人们对其已有经验和知识的依赖而得到强化,使得不同社会的结构形态和实际运作千姿百态。
那些稳定下来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知识,给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以足够的信息,使之预期到自己的行为选择后果,不会轻易选择制度所不允许的行动方式,更难得主动去改变现行制度。
制度调整下的行为就这样形成一个自增强的稳定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机制,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古今中外有许多低效率的制度竟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我们也并没有一个足够广泛的制度选择范围供我们任意设计机制)。
这就是制度演进中所谓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Arthur1,990;诺斯1,994)。
我们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那就是,面对着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作,为一个自组织过程的产物,人们靠知识去与自然以及社会进行博弈。
这些知识中既有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技术(如农夫、工匠等的专业知识),又有协调社会的“关于技术分工的技术”。
合理的社会运行是集体决策与个人选择的巧妙结合,最终决定其边界的实际上还是人类不断进化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制度知识。
知识的进化是通过经验学习的,亚氏无疑在知识论上更谨慎也更能让人接受;而柏拉图的“理念论”经改造后也可成为说明人类知识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因为人类的知识总是表现为关于世界的“模式”或“模型”,只不过不存在终极的、完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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