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即六经，是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乐经》、《礼记》、《周易》、《春秋》
六艺与六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六艺指的是：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出自《周礼
一句名言和关于名言的一个故事
孔子名言故事 故事一：孔子唱歌。
古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便是人们娱乐的来源。
孔子喜欢“乐”，他不但喜欢演奏乐曲，而且还喜欢唱歌;他不但喜欢自己唱，他还喜欢听别人唱，当然别人也要唱的好听才行。
很多时候，孔子遇到一个唱歌唱的很好听的人，他必然会要求那个人唱完之后再唱一遍，而且自己也跟着唱。
所谓“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
”孔子就是这么一个愿意与大家一同作乐的人，多么可爱的小老头啊! 《论语》原文：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故事二：朽木不可雕。
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成才比例2.4%，不达者太多了，宰予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宰予这个家伙大白天的躺在屋里睡觉。
孔子看见了，很气氛，就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砌，简直没救了嘛”。
骂人朽木，骂人粪土之墙，骂的有水平，骂的精彩，骂的可爱。
《论语》原文：宰予昼寝。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
孔子的名言 最少5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
回也不愚。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