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楚云飞这个人吗
权利欲强，但政治手段与认识欠缺。
地方诸侯思想很重，两次高举反蒋大旗与中央对抗造成了与的爆发，令本已病入膏荒的中国更是奄奄一息，导致中国错过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但谈到民族气节问题还是值得肯定的，大敌当前，放下个人恩怨，一致对外，坚持抗战到底，并在台儿庄痛击日军，为中国抗战写下光辉一页。
并在结束后成功的转移出70W大军未让日军歼灭而为日后抗战保留了可贵的有生力量，个人认为此举不亚于欧洲战场所鼓吹的。
总体客观的来说，李宗仁对中华的功过应该四六开，总体来讲还是功大于过多点。
说好听“摸金校尉”不好盗墓，到底有多神
盗墓，多是王者行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
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
《时事白话》记载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慈禧太后墓，发现随葬的宫人用前后两块玉石夹住。
见尸体栩栩如生，于是有士兵扒光了慈禧衣服，出现士兵奸尸现象。
盗陵案被报道后，全国哗然，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盗陵案。
孙殿英将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又将九龙宝剑赠蒋介石，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夜明珠送给宋美龄。
商承祚《长沙发掘小记》写，“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
”长沙古墓葬“经土夫之盗掘，破坏无法统计”。
有的战国墓葬“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
”
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另一革命组织光复会亦发动多次起义。
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1895年春天，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
10月26日，杨衢云、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
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的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
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
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
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
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拳之乱，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决定准备军事起义。
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
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
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驻台殖民地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
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
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
但日本官员于此时改变态度，推翻之前军备补给、军官参与的承诺。
革命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
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7年5月，革命党及三合会人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
许雪秋、陈芸生为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
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余人，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同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
6月2日（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
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
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
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得军获于奔命。
后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遂在梁化墟解散。
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人罗浮山区。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
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被捕后被处死。
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那彭那丽那矺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中山命会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攻攻取防城。
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于12月2日，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
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
广西提督调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孙中山等人，孙中山转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法属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
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余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
黄兴亦加入指挥。
至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
1910年2月12日，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起义失败。
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
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猛攻总督衙门。
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
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黄花岗起义后，清朝统治基础更加动摇，革命党人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全国人们的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发展进程。
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12月16日，孙中山和他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住陈金钟大厦。
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新加坡。
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
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
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
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
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
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
’，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
”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
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
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保皇党。
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
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和《天南新报》。
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
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
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
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
《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
“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5.革命失败 [编辑本段]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得政权后，利用同盟会的内部分化，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并凭借武力公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刀，迫使唐绍仪辞职。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议会政治、和平建设、实业救国的幻想中惊醒。
7月，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
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
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 “二次革命” 被北洋军阀镇压。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
6.革命余絮 [编辑本段]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为了尽快皇袍加身，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
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
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
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三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
段祺瑞的独裁卖国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
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战争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7.历史评价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
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
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
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
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
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
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
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
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
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
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
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
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
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
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
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
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
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
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
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谁能告诉我关于罗家伦的一切资料，他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家庭背景；教育思想的特点、内容是什么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
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
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
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
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
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
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
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往事略集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
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
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惨酷的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
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
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
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
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
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
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
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
（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另外复旦公学还具有一个特点：重视言论自由的精神。
因此，复旦公学学生的政治兴趣比他校浓厚。
中学时代，罗家伦最崇拜君宪派的梁启超，可是当时的革命党并不认同梁启超的主张，所以在学校里，革命党与君宪派经常一言不合就吵起架来，甚至动拳脚。
罗家伦不喜私斗，遇此情形，每每让步，很多人都看他是个胆小鬼，文弱书生。
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复旦公学时期的罗家伦不只学业优异，还任《复旦杂志》编辑，开始运用文字发表他的理念，他曾撰文与同辈的青少年朋友共勉：“若欲以二十世纪国家的主人翁自恃，必须有春日载阳、万象昭苏之慨：切莫暮气沉沉，气息奄奄。
一定要努力成为新学生，切莫沦为陈死人”。
他也在文中对年轻学生的婚姻加以挞伐，认为“在学生时代就结婚，足以使人志气颓唐，违背生计原则，堕落社会生活程度”。
此时， 他对问题的了解，已由个人的婚姻问题探索到个人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
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
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
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
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
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
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
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
5月4日那天，北京的十几个学校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预备游行示威活动，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相关单位劝阻无效。
在游行中，罗家伦被推选为三人代表之一，遍访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因适逢星期天，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由馆员代为接见并转交书面意见。
学生游行队伍沿路散发许 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即由罗家伦起草。
接下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5月26日刊行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
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
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参加五四运动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
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所以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又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
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
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
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
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
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
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大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
清大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
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
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
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
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
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抵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
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
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
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
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
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
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
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四”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
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
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
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
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
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
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
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
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
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
”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
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
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
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
“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
“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
“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
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
“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
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
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
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
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 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0年6月27日到7月4日，一个星期间校舍被轰炸了三次，二十几所房子被毁坏，罗家伦办公室的瓦墙都没了，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彷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
罗家伦曾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激励学校师生：“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这是多么有气魄的壮士豪语啊! 1941年八月，罗家伦请辞中央大学校长，由教育工作岗位转向党政工作。
1943年，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
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
印度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
罗家伦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他们欣然接受了。
1949年，共产党的赤焰在国际上逐日蔓延，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共政权。
罗家伦基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发表极简短的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使命是达到了。
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约、独立的。
”1951年1月25日，罗家伦离开新德里前夕，特偕甘地的媳妇孙儿孙女到甘地的火葬场上，放了一个花圈，行了一个礼后，静默无言地站了一分钟，隔天即飞加尔各达转道抵台北。
罗家伦自印返台后，定居台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
1958年，担任国史馆馆长。
1968年，罗家伦记忆力急剧衰退，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
清华岁月在清华校史上，有好几位校长是被赶走的，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考虑到罗氏办事的宏大气魄和果断作风对于清华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罗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地为之惋惜。
历史是无情的，罗家伦好像生来就注定和清华没有“缘分”，正值清华的多事之秋来校任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却遇上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华北，所以罗家伦不得不走，历史又是那样的会嘲弄人，罗家伦为清华费尽心力，却吃力不讨好，学生对他不满进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终于伤心地走了，以后再也不肯回来。
我在阅读清华校史的文献时发现，在罗家伦去职后的几年校内刊物上还不时能看到多多少少讥讽他的文字，而且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
记得有一次我在书店翻一本书，读到乔冠华自传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当时虽然赶罗家伦，但罗还是有点本领的。
再以后我有机会读了罗家伦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罗家伦的文章见解透辟，感情充沛，文辞秀丽婉转。
这样一位有本领的人，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冷遇”
我们还要看到，罗家伦在离开清华不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一时佳评如潮，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
他对清华的设计是，“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
”在就职演说中，他还说：“我想不出理由，清华的师资设备，不能嘉惠于女生。
我更不愿意看见清华的大门，劈面对女生关了
”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手里终于实现了男女同校。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他采取了重发聘书的措施。
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
原来学校有55名教授，这就等于解聘了37人。
与此同时，他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兰、化学家张子高等等，多达几十人。
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强了本校教授阵容。
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的演讲中提到这一点时还特别得意，他说；“我心里最满意的乃是我手上组织成功的教学集团”。
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30年代清华黄金时代的名教授大多数是在罗家伦任上聘请来的。
有些名教授，是罗家伦亲自请来的。
据说罗家伦亲自到天津南开大学去请蒋廷黻，蒋廷黻不是特别乐于离开南开，但蒋廷黻若是不答应去清华，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了。
罗家伦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
这三件事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
清华原来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名义上归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董事会由两个主管机关派人数相等的成员来组成，清华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时代是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个人组成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外交部总长、大学院院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
基金保管的机构还在外交部手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一贯以君子待人，并不去争。
罗家伦在就任清华校长之前，曾随北伐军北上，他当时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并代表大学院兼管该会教育处。
该会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机关，调阅档案。
1928年夏初，他进入北平后发现了汤姆生会计事务所查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
其中陈?龙烟铁矿的股票20万元，会计师估计只值大洋一元。
其余的这类废纸还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现款。
清华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挥霍、投机、公债生意之下损失极多，其账目长期以来是一笔糊涂帐。
1929年4月，罗家伦到南京开董事会时，提出自己的行政报告和下学年扩充计划，结果是件件被否决。
他感到十分愤懑，决心以辞职来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即改属教育部）。
他认清这两个问题要一道解决。
4月11日，罗家伦提出辞职。
在此之前的两天，他亲自拟了一个一万多字的长篇谈话，把清华基金的积弊，根据会计事务所查帐的报告，一齐宣布出来，又把清华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难，也一齐宣布出来，寄给上海各报，请他们在辞职呈文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表。
上海各报果然在那一天全部发表了。
这一招给外交部以沉重的打击。
罗家伦在离开北平时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妥，清华基金不归保管委员会管，也不归清华大学校长管，而交给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有良好信誉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
后来在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方案。
清华的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
关于清华改归教育部问题，按正当手续应当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罗家伦担心教育部和外交部两部部长不肯正面冲突，拟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问题拿到两部部长都不出席的国务会议上去。
事先请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以他们的名义向会议提案，要求将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他又活动了蒋介石、谭延?及孙科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
这次辞职后，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
在杭州他遇见一位藏书家杨老先生愿意出让丰华堂的全部藏书，其中善本书极多。
他想把这批书全部买下来，以充实清华图书馆，于是电请图书馆主任洪范五南下，去商量价钱购书。
结果是以三万四千元买下了三万七八千本书的大收藏，丰华堂杨氏藏书至今大部分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这批书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珍贵的大批古籍藏书。
1928年5月17日，罗家伦接到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华复职。
罗家伦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
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
在罗家伦本人以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算不上什么过失。
但是清华以前是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师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首先是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罗家伦虽然自称在国民党内不属任何派别，但他毕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这层关系。
这是历来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无法容忍的。
他来清华之后，的确给清华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革命”气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装，在学生中推行军训等都是不得人心的。
军训持续半年以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作罢。
罗家伦当时三十出头，年轻气盛，好展才华，给人的印象不大好。
这些因素都是清华师生不欢迎他的原因。
当然，直接促使罗家伦去职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阎锡山控制华北，罗家伦是国民党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
老清华的教授们。
前排：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 后排：刘崇 、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王秀、沈履（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急需英雄故事~~
跟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孙中山在童年时就得上山砍柴，年龄稍大一点时，就下田插秧除草，有时还跟他的外祖父出海捕鱼。
7岁时进私塾读书，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书，同时练习毛笔字。
10岁他入陆家祠堂，学四书五经。
孙中山勤奋求学，成绩突出。
11岁时，他常在屋子门前大榕树下，听太平天国老兵讲述太平军抗清的故事。
满清腐败，人民群起反抗的事深植在他小小的心灵中。
在乡间，他看到女子被强迫缠足的痛苦，看到奴婢被主人随意毒打的残酷，看到乡人聚赌的沉沦，看到官兵欺压良民的野蛮他感到非常伤心和愤怒。
他萌起了要到外面世界看看的念头。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乘轮船到檀香山去找他大哥。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格兰诺克“号的 两千吨级的铁壳英国轮船。
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浩瀚的大海，“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 之心，穷天地之想”。
自此，孙中山感受到机器的威力和西方科技的发达。
1883年6月，已毕业于夏威夷最高学府的孙中山乘坐轮船回返中国。
轮船进入中国海域后，就遇到清朝税吏的勒索，孙中山进一步感受到清朝的腐败 。
他回到翠亨村后，看到的还是一个苛捐杂税的的中国。
村民保守，私塾教学仍然沿袭旧规，背诵强记， 很少有心智的启迪。
1887年正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学院就读，时年21岁。
五年后毕业。
当时，香港秩序井然，贪赃纳贿的事绝无仅有。
又听到英国和欧洲政治优良，这一切都是人努力经营而得 来的成就的。
因此只有改变政府，才能改良社会。
中国数百年来只有坏政府，没有好政府。
因此孙中山决定大学毕业后，抛弃医生生涯，从事医国事业。
他说：“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
”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抵达利物浦，10月1日到伦敦，与他的老师康德黎晤面，后被清朝侦探跟踪，再将他挟持致清朝驻伦敦使馆软禁起来。
辛得老师康德黎发动舆论力量，才将他拯救出来。
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蒙难记”。
孙中山伦敦蒙难的遭遇，获得国际的关注，并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导者。
为人身安全，孙中山继续在伦敦居留，并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
在伦敦的研究和社会考察，使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有了更大的提升，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更趋完整和成熟。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先行者，但他的贡献不仅在中国，也在于全人类，所以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最关键、最具有突破性的一种指导思想。
詹天佑修铁路 清朝末年, 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 十分聪明好学, 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 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 像修铁路, 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 也只能当助手． 1905 年, 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 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 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达成”协议”, 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 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 说他自不量力, 说他胆大包天, 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 ”京张铁路如果失败, 不但是我的不幸, 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 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 ”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 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 细心勘探, 大胆试验, 经过4 年艰苦的劳动, 终於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舍身堵枪眼----特级英雄黄继光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
1931年1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
他幼年丧父，家境贫苦。
1949年他的家乡解放了，他积级参加农协会和民兵，工作非常积极，两次揭发地主谎报土地和偷改佃约，并活捉了一个逃亡地主，收缴了伪保长隐藏的两支手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继光于1951年3月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要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高兴地把一朵大红花带到了他的胸前，并对他说：“到了朝鲜，要多多杀敌，报答祖国和人民。
”带着母亲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黄继光来到了朝鲜前线，被分配到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第2营当通信员。
虽然是当通信员，他时刻想着要多学本领，刻苦地锻炼自己。
他工作积极，学习认真，进步很快。
1952年7月25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10月14日，美国侵略军开始向上甘岭597．9和537．7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
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上，它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敌人心窝的一把钢刀。
尤其是上甘岭地区北山的两个高地，像楔子一样打入敌人阵地前沿，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
敌人在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小高地上，动用了两个多师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配合下，连续向537．7高地和597．9高地疯狂进犯，月夜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志愿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黄继光在战斗打响后，担负在炮火下送信，传达命令，接电话线，背伤员的任务。
连续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度过了4天4夜。
10月19日晚。
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
第6连奉命事先夺下6号阵地，再夺取5号、4号阵地，必须在天亮以前拿下0号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战斗开始后，进展情况比预想的要顺利。
这时，突然发现山顶上有一个敌人的集团火力点，使志愿军部队受到压制不能前进。
营参谋长立即命令第6连必须炸掉它，同时组织爆破组。
从黄昏7时30分到夜晚10时30分，6连已经向敌人发起了5次冲锋，仍未催毁敌人的火力点，许多战士都壮烈牺牲。
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不拿下0号阵地，就等于没有按计划完成战斗任务，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关键时刻，站在参谋长身旁的黄继光站出来坚定地要求： “把任务给我把，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保证完成任务。
” 参谋长非常信任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现在我命令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
一定要完成任务
” 接受任务后，他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友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他们趁照明弹的亮光巧妙地前进，开始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当离敌人火力点只有30多米的时候，两名战友相继倒下了。
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中了两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一步不停地向敌人中心火力点前进。
只剩下八九米的时候，他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向敌人投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未被炸毁的两挺机枪，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伸出来，死命地吼叫着，志愿军的冲锋又受到阻止。
黄继光再次受伤倒下。
这时天就要亮了，40分钟的期限就要到了，黄继光跃身而起，冲着那狂喷火舌的枪口，冲着那侵略者的顽固堡垒，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正在喷吐的火舌突然熄灭，正在死命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他那年轻的生命，开辟了志愿军胜利前进的道路。
刹时，但任攻击任务的战友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高声呼喊“冲啊
为黄继光报仇”
他们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很快占领了0号阵地，守在高地上面的敌军两个营——1200多人，全部被歼灭。
为了表彰黄继光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于“ 特级英雄”称号。
中国共产党志愿军第15军委员会在追认他为“模范团员”的同时，追认黄继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追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黄继光的名字和光荣事迹铭刻在上甘岭背后的五圣山上，英雄的壮举和不朽的业绩，像巍然屹立的五圣山永世长存。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
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
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
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
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
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
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
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
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
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
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
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
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
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
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
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
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
” “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
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
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
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
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
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
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
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
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
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
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
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
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回答者爱迪生 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
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
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
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
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
“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
”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
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
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爱迪生未成名前是个穷工人。
一次，他的老朋友在街上遇见他，关心地说：“看你身上这件大衣破得不象样了，你应该换一件新的。
” “用得着吗
在纽约没人认识我。
” 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几年过去了，爱迪生成了大发明家。
有一天，爱迪生又在纽约街头碰上了那个朋友。
“哎呀”，那位朋友惊叫起来，“你怎么还穿这件破大衣呀
这回，你无论如何要换一件新的了!” “用得着吗
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
” 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