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与穷而后工的例子，解释什么的就不用了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作。
以上例子，都是诗人、文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人生低潮时迸发的才识。
鲁迅翻译的书名《文学，苦闷的象征》，都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诗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大幸
张潮名言都有什么啊 谢谢
朋友要找的文句，可能是“穷而后工”。
这个意思最早是宋代欧阳修说出来的，他在给好友梅尧臣（字圣俞）写的墓志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载欧阳修《居士集》卷三十三）中，备述梅尧臣的一生，如何困顿不通，穷愁感愤，但他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於诗”。
梅圣俞的诗文，“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
然气完力馀，益老以劲。
”欧阳修最后说：“余尝论其诗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後工也。
圣俞以为知言。
”在梅尧臣墓志铭的铭文中，欧阳修写道：“不戚其穷，不困其鸣，不踬于艰，不履于倾。
养其和平，以发厥声，震越浑鍠，众听以惊。
”一个人，不因自己个人的境遇而闭住自己的嘴巴，也不因生活的困顿而跌倒沉沦。
涵养他的和平之气，发出宏大震荡的声音，让听到的人都震惊了。
这可以说是“穷而后工”的注脚。
其后，欧阳修编订梅尧臣的诗集，为之作序，更深入阐述了这个思想，全文录制在下面：《梅圣俞诗集序》（载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二）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於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
其兴於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於有司，困於州县，几十馀年。
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
郁其所畜，不得奋见於事业。
其家宛陵，幼习於诗。
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旣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於世。
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於诗而发之。
故其平生所作於诗尤多。
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
”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於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旣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
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
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
余旣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馀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呜呼
吾於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穷而后工”的思想，后来被许多文人演绎，也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写到诗中的，例如宋 蘇轼《东坡诗集注》卷八《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共为竹林会，身与孤鸿轻。
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
又如清 吴省钦《白华前稿》卷三十九《过卫辉与璞庵别处》： 林泉左右辙交通，曾记相逢雨涕中。
事到眞穷天必佑，诗令共妒句方工。
登楼客思偕王粲，赞府蛮音近郝隆。
安得今年霏雪处，与君归辔并花骢。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古人之所谓“穷”，不是指钱财方面的匮乏，而是指境遇方面的不能亨通，也就是朋友提问中说到的“仕途失意”。
再说明一点：欧阳修的《居士集》，查阅《欧阳文忠公集》可见。
感到前面几位的答案和推荐答案似乎都不太切合提问者的意思，故冒昧做了些查阅的工作在此，但古人文集中确实查不到“词方工”这样的诗句。
谨启。
可不可以帮我找三则有关赞美(文字）的名人名言拜托了啦谢谢你
笔走龙蛇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旭惊电。
[2] 唐·李白《草书歌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书道入神明 落纸云烟 古今竞传八法酒狂称草圣 满堂风雨 岁时宜奠三杯力透纸背 入木三分
关于成语，词语，名句
“发愤著书说”出自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
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大概有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盖西伯拘而演；仲尼厄而作；屈原放逐，乃赋；不韦迁蜀，世传；韩非囚国，。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发愤著书”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在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将“道”置于首位，“文”置于末位，已隐约点明了“文”与“道”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并非凭空出现，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
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所谓“怨”是讽劝上级，怨而不怒的意思，己内心对朝政有所郁结则需讽谏以抒发情感，毋庸置疑，“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已经完全摆脱儒家对“怨”的要求，即“发乎情，止乎礼”，完全肯定了“泄愤”的合理性司马迁对的解释即可证明这一点。
司马迁写道：“离骚者，犹离者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抢地也。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之作”盖自怨生也。
”此时“怨”已无需遵循儒家的“温良敦厚”。
“诗可以怨”是“发愤著书”的萌发，“发愤以抒情”则是“发愤著书”的鼻祖。
屈原第一次在《九章•惜诵》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应该对司马迁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汉刘安《淮南子》中记载：“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律而和人心”和“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对“愤中形外”的解释更近于“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诚然是《诗经》、屈原、刘安等的影响发展来的，但也是作者真实境况的写照。
司马迁为人正直，却遭受宫刑之辱，内心愤懑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报任安书》中所写：“居则忽忽不知所往，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使命并未完成，他不得不苟且偷生，用著来成就自己的人生，抒发内心的苦闷司马迁总结前人经验立足实际得出“发愤著书”这一重要的文艺理论。
这一观点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韩愈在文上主张“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
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同时还认为这两方面有重要的联系，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
他在《送孟东野序》里则提出得志“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
继韩愈之后，又有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及陈师道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陆游：“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晚清文论家李贽更是将“发愤著书”作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所谓“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中国文论史上“发愤著书说”占有重要地位，而西方文论与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
由此可见，许多西洋大家都认为诗是人内心痛苦的产物，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
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
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
因为文学除了反映生活外，还要表现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喜怒哀乐，而怨仅是情感中一隅。
所以“发愤著书未免偏颇，但这种小瑕是不掩大瑜的。
至今，我们依旧可以继承“发愤著书”的“泄愤”功效，在工作、生活、学习郁闷之时写点东西来抒发内心的忧伤和悲凉，亦可以将这种“泄”的范围扩大，涉及快乐情感，与人共享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扬“发愤著书”中的脊髓精神——穷且益坚。
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这就需要忍耐、坚强的精神。
所以“发愤著书”立足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