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故事
一· 愚 忠 愚 孝 儒家提倡孝，特别是汉代，以孝治天下，每一个皇帝去世以后，在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等。
儒家也提倡忠，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后代流行于世的一对口号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
今人称此口号为愚忠愚孝。
人们以为孟子都是提倡这种愚忠愚孝的。
其实不然。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关系。
虽然说君为臣纲，但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
儒家有的说君不正臣投别国，有的说无道之君，要诛之，或者换掉。
关于孝的问题，也不是主张愚孝。
在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
一天，曾参有了过失――锄草时，误伤了苗，他的父亲曾皙就拿着棍子打他。
曾参没有逃走，站着挨打，结果被打休克了，过一会儿才渐渐苏醒过来。
曾参刚醒过来，就问父亲：您受伤了没有
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不要让他进门
曾参自以为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让别人问孔子是什么原因。
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
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
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
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也不逃走，任父亲用大棒打，这就不是王者的人民。
使王者的人民被杀害，难道还不是罪过吗
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拿着大棒乱打，如果打死、打伤或者打成残废，他冷静后会感到十分懊悔。
这会给父亲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永远无法摆脱。
这是不逃给父亲造成的。
真正的孝子要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
不管当时鲁国人怎么夸奖曾参，孔子还是严肃地对待此事，以便给后人留下正确的意见。
很显然，上述父叫子死的说法，孔子是不同意的。
不该死的，就不能轻易地死去，即使有父命。
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当鲁哀公问孔子：子从父命，孝乎
臣从君命，贞乎
孔子没有回答，出来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子从父，奚子孝
臣从君，奚臣贞
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同上）子从父，怎么能说是孝子呢
臣从君，怎么能说是贞臣呢
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命，才可以说是孝、是贞（忠）。
可见，听话、盲从的，孔子不认为就是忠孝的臣子。
二· 义 利 之 辨 孟子讲何必曰利，荀子说羞利，主张重义轻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于是，后世就根据这些说法，认为儒家不要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要利，不讲利，怎么行呢
这也是严重的误解。
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子曰：毋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
他很穷，当了官，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
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
如果自己消费有剩余，那也可以用于周济周围邻居贫乏者。
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
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
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赔偿金。
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赔偿金。
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赔偿金。
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别人的榜样。
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
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
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
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
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
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
三· 大 德 小 惠 过去常有人说儒家用小恩小惠来拉拢百姓。
实际上，儒家虽然讲过对人民要施以恩惠，但并不是讲小恩小惠。
例如，《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就是圣人。
这里讲的是民众。
对于民众能够博施，就是大德，不是小惠。
孔子讲的德治，孟子讲的仁政，都是属于大德的范围。
《孟子·离娄下》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
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
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任郑国相时，溱、洧是两条河。
由于没有桥梁，人民不能过河。
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百姓过河。
可谓方便群众。
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一些人民带来好处，还不能叫做善于为政。
为什么呢
朱熹注这句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
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
（《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为政需要法度，对于全体人民都能带来好处。
他的马车有限，需要渡河的地方很多，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普遍问题。
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
周朝规定每岁十一月修筑小桥，十二月修大桥。
这是农忙以后的时间，让农民修筑桥梁，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
这也是为政的一项工作。
这件事情做好了，就不必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
孟子又说，如果政治做好了，出门的时候让百姓避开也是可以的。
怎么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方便
所以说如果当政者要使每个人都方便的话，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对于这一句话，朱熹是这么注的：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
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同上）为政如果没有法度，规则，谁来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对这个人有了私恩，他高兴了，原则丧失了。
这样做，老实人吃亏，爱哭的小孩多吃奶，爱吵的人占便宜。
不能出以公心，不能主持公道，不能平其政，不能公平地处理与群众有关的所有事情，就不能树立当政者的威信。
总之，儒家主张行大德，忌行小惠。
这是君子之道。
行小惠者，是小人之道。
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常有这样的人，凡是群众提出看法，他都表示同意，凡是有人提出要求，他都表示同情、支持。
群众感觉他是一个好人。
而在会上讨论的结论，他也表示同意，没有意见。
就是不愿意向群众作出解释。
领导讨论谁的事，他就向当事者透露，以此讨好别人。
时间长了，他的威信也就下降了。
这是小聪明，口头施小惠，终究成不了大事。
四、孔子观水 孔子闲步至河边，俯首观水东流。
子贡问曰：君子遇水观察，为什么呢
孔子答曰： 困他常流不息，且能普及一切生物，所以水好像有德； 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长必循理，好像有义； 浩大无尽，好像有道； 流几百丈山溪间而不惧，好像有勇； 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好像守法； 量见多少，不用刮削，好像正直； 无孔不入，好像明察； 发源必自西，好像立志； 取出取入，万物就此洗涤洁净，又好像善于变化。
水有这些德处，所以君子遇水必观，细察他个种相像的意义，可以明了君子立身处世的大道，作用是大极了，安可以不看呢
又安可与看山一例观呢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朱子家训作者是哪一个朝代的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朱子家训》仅524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
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
讲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作者朱柏庐（1627－1698），原名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今昆山市），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
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其父朱集璜是明末的学者，清顺治二年（1645 ）守昆城抵御清军，城破，投河自尽。
朱柏庐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
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
康熙曾多次征召，然均为先生所拒绝。
五分钟演讲稿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化》
一、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为世界、尤其是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的教育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高度先进的军事装备等各个方面的令人注目的成就。
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统一的经济模式中，使市场、资本、技术及消费逐渐一体化；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阻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信息。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被卷入，事实上中国正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以便能够从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能否发挥积极作用
历史上，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维护封建社会、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制度化的儒家纲常伦理——三纲和五常思想，强化等级尊卑，强调绝对的义务关系，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解放，它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遏制着民主政治的实施。
无须讳言，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确有许多思想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它们将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解体而日益失去控制力和约束力，化为历史的陈迹。
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依然有很多方面有其超越而恒久的意义，它注重人的精神生命，追求完满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信仰者和实践者；它注重现实人生，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济世事业为价值取向，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修身济世，成己成物，齐家治国平天下，赞天地之化育，刚毅有为、积极进取的思想；在现实中实现永恒的生命价值和不朽的精神世界的观念等。
这些思想在现实中依然有其价值。
东方儒家文化圈内，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儒家文化的人性本善、见利思义、勤勉协同、修身齐家为精神支柱，迅速发展经济，它们在发展中表现出欧美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较为协调的劳资关系、注重群体利益、家庭意识、高储蓄等特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⑴。
诚然，东方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引进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竟争、市场机制、良好的法律秩序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成功地吸收同化西方体制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⑵。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积极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法律、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家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儒家文化中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是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上。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在失衡的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之间找到和谐。
文化的较量不能代替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是基础，所以发展经济是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儒家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
儒家思想一方面承认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为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和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各种文化、力量的平衡与统一。
历史上，儒家文化在保持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佛道文化，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及西方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儒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在保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法律制度，以弥补我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形成的等级、盲从、人治、独裁、专制等弊端，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合理、更加完善。
表现在政治方面，我们能够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思想，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在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开展国营、私营、合营、合资、外资等多种经营模式；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积极吸收融会异质文化，形成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发挥儒家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和社会秩序。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目前处于经济中心的美国和欧洲文化影响到亚非拉广阔的地区，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使西方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某种程度的西方化。
但是经济的一体化绝不会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世界上主权国家、主体民族依然存在，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随着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相反，目前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发起保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渗透的运动，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拉美地区的本色化运动、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运动、东南亚地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无不表明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都在积极开展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只有在承认多元性、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才能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无视国际公约，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以强凌弱，使对和平盲目乐观的人们猛然醒悟，陷入沉思；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战乱中，他们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而相互敌对，相互冲突；他们基于各自的利益、各自的目的而制造流血、恐怖事件，使黎民百姓受苦遭殃，命归黄泉；使无辜群众丧失家园，颠沛流离。
儒家主张以和为贵，一方面承认差别，“和而不同”，对个人而言，承认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对民族国家而言，承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就文化而言，承认每一种文化的客观存在性。
另一方面，以仁爱为基础，以“和为贵”作为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⑶；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⑷。
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个人、民族、国家关系，进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礼之用，和为贵”⑸。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有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承认差别，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中，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与自由，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性和尊严，为我们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尊重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历史的长短，也无论其人数的多少——的尊严、传统、文化和权利，维护每一个民族的利益，让每一个民族得到充分发展，应是我们民族平等政策的核心。
目前我国政府较好地实施民族平等政策，缔造了一种相对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避免了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生的种族、民族仇杀事件；承认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对我们实施“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外交政策大有裨益。
发挥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好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单个民族或单个国家），而且有利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第三，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
历史上儒家文化确有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坚持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以神为本位，把爱人视为人的本性；坚持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⑺坚持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管理者）以人与生具有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为出发点，进行统治或管理，广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⑻把保民、养民作为统治者德政的标志。
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处在起步阶段，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要避免历史上的专制、人治、盲从等错误行径，就应积极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让更多的人参与政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与荣耀；尊重每个人的尊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而不是当政者的权益；努力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充分体现民意而不是少数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允许有不同的政见和意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声音、、、、、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非简单实施仁政。
但根基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公正，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需求基础上的仁爱，却是施政的基础之一。
现代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仁政，而且需要健全的法治，完备的、真正有尊严的法律来引导人、约束人，才能保证真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现代化的挑战及儒家文化的回应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差距，2000年世界上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真实收入的比例高达60：1，是十年前的6倍。
据联合国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而占全球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
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达2,6万美元，而全球依然有12亿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随着现代化的全球进程，人们日益发现西方文化指导下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非洲等一些不发达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趋势等；商品经济引起的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家庭、亲情、博爱的价值被商品利益所取代，唯我主义、享乐主义、贪婪、急功近利的泛滥，人性的异化，贪欲的膨胀，霸权主义的横行；现代高科技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随之滋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困扰着人们，毒品、暴力、色情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伴随电子高科技滋生的“黑客”的肆虐，给政治、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困扰着人类，使人类的发展蒙上阴影。
发掘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西方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兴起东方文化热，印度哲学宗教在西方的风靡，东亚的禅宗气功的盛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在西方的倍受欢迎，这都表明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能够为解决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提供疗救之方。
当今世界，儒家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营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和谐（身心和谐）关系，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问题。
第一，有助于防止或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和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西方文化始终把世界二元化，把人与自然对立，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作为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尺度，因而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生态平衡，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现代化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对自然界进行的掠夺式开发，使得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土地的大面积沙漠化，大量动植物物种的灭绝、臭氧层的遭破坏、全球气温的转暖，这些无不使人类的生存遭到威胁；而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天人关系的主旨，把天地的和谐——天人合一视为最高境界，《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先天地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在自然未变之前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之后加以顺应，以达到天地的相互调适。
中国先民看到了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所以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以天地人为三才，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积极作用，追求万物昌盛、天人共安的境界。
第二，有助于解决现代化发展中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儒家注重家庭注重亲情，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家庭为社会的核心，把家庭、家族的稳定与和睦作为社会稳定的前提，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关心爱护，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婆媳和睦，这有助于缓解现代工业社会带给人们的紧张与压力。
坚持由亲情出发的仁爱原则和互惠互利原则，将家庭之爱、家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泛爱众”，“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邻里之间、朋友之间讲求礼仪、互相敬让，以仁义礼智信为规范，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
注重团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使现代工业中企业与员公、企业家与工人之间不惟是纯粹的雇佣与被雇佣的金钱关系，不惟是纯粹的利益关系，企业与员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因素，有助于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
第三，有助于防治和解决人性异化问题。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注重人的精神追求与身心和谐，注重人的道德情操。
这对医治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弊端与趋向，如意义的迷失，精神的危机，人性的扭曲，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均有积极意义。
结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漫长而又艰巨的。
要实现全方位的发展，要根治几千年的封建余毒，要解决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儒家文化难免会显得苍白而无力。
至于儒家文化中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