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是胡扯
原创无情对：问道南山其无仙果，盘尼西林却有神效
对句中，盘尼西林本为西药译名，但拆开来正好与“问道南山”字字相对，强在“盘”字被解为“盘问”的意思，一下子盘活了（在人们常识中）显得僵硬的四字译名，且进而使整句生色。
以“我眼中的宋朝”为题写一篇1000字论文，采纳后悬赏追加
1，我眼中的宋朝 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
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
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
为什么会是宋朝
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
”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
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
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
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
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
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
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
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
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
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人来客往，买卖兴旺。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
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
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宋朝对商人很宽松。
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
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
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
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
”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
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
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
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
四、文化娱乐 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五、飞速发展的科技 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
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
2我眼中的大宋王朝历史中，经过时代变迁，世事沧桑，渐渐由分裂至统一，统一至分裂，这就是那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意。
从公元前的夏，商，周朝至繁华一世的唐，宋，元朝，经历过风风雨雨，才能明白人生之悟。
而宋朝，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岔路口，从它开始，历史在这儿直线向下。
宋朝又分为北宋与南宋，建立起宋朝的是赵匡胤，这位三十三岁就当上皇帝的男人确实有勇有谋，但是我并不是十分喜爱他，从“杯酒释兵权”这件事中，我看到了一代帝王的猜忌心，因为他的猜忌心，使历代宋朝的君王都不会相信别人，从而在军事方面，连连败退。
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我看透了他的势利，是的，就是因为刚登基的柴宗训只不过八岁，所以赵匡胤才敢反叛。
但是，我又看到了他的明智，他非常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自立为王是为了统一天下，为了百姓。
但他太善良，善良到过于仁慈，他所在的时期，幸福而又不幸。
讲到赵匡胤，不得不提起他的左臂右膀，赵普。
后世说起赵普，首先想到的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
”据说赵普只看过半部论语，就帮助赵匡胤统一南方。
自第二位皇帝赵光义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不是懦弱的。
赵光义的继位，是有违“嫡长子继承位”的，同时，还有着“金匮之谜”，关于他有没有弑兄，历史上的争议是很大的，而我认为，他是有弑兄的，按宫廷礼仪，赵光义不可在宫中过夜，宫女太监不应离开皇帝，还有赵匡胤“好做好做”的呼喊，忙乱的人影，奇怪的斧声，不免让人怀疑。
赵光义在前前后后几百年的宋朝中，已经算是有野心的了，尽管他并没有攻下北方，但也是收复了些许失地。
北宋的宋徽宗，就我个人而言赵佶我是很欣赏的一位。
虽然从历史上的政治成就来讲是一塌糊涂，但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地位，后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
他还独创了一种字体——瘦金体。
瘦金体瘦硬却不失丰润，挺劲犀利，秀丽飘逸，独步天下。
被誉为“瘦硬通神，有如切玉”。
另外，他在楷书，草书上也算是大宗师的水平，而他的绘画之作，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都有传世之作。
拥有艺术天赋是他的幸福，可用艺术家的浪漫去治理国家时，是大宋王朝和他个人的不幸，也是百姓的不幸。
其实当时章惇说的：“端王轻佻，不适合为君主
”赵佶的确把这“轻佻”二字演绎得明明白白。
后期，赵佶专注于找奇石，找异兽，找美女，书写画画，更如秦始皇一般，迷上了道教，仙俗两不误，又命人修建阳华宫，供他玩乐。
而与此同时，中国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
而赵佶时期的大臣们，蔡京，童贯不必说，李邦彦也不必说，那时的大臣们，都是能投赵佶所好，陪他玩耍之人。
而李邦彦更被人称为“浪子宰相”。
这些人陪艺术家赵佶游玩有余，帮皇帝徽宗治国无方。
这就是宋徽宗赵佶最大的轻佻，人事上的腐败，任用干部上的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
北方女真人的迅速崛起，史称金国，俘虏了辽国皇帝，而这时赵佶才感到不妙，以“烧香”之名逃跑，把这烂摊子，丢给他儿子赵桓。
赵桓本也想跑，被众人一劝，决定坚守京城，但是，赵桓最后却以宣和结束战争。
公元1127年，金兵占领了京城，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祸”。
而在“靖康之祸”议和中，完颜宗狮子大开口，提出“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
”在现在人看来，这些条件可以说是比韩信所受的“胯下之辱”还为苛刻屈辱，可是赵桓竟然答应了
走在黄尘飞扬的古道上，或许谁都没有想过，北宋，实亡于宣和。
历史不会停下脚步，北宋结束，南宋开始。
结局并不仅仅是结局，有时往前一步，结局，也意味着开始。
南宋，又是一番景象。
在南宋中，出现了许多神勇的武将，我想岳飞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
岳飞不仅是勇夫，还很有计谋，他的名句“阵而后站，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被后世奉为兵家名句。
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在南宋实为一支强劲的队伍，在收复许多地区后，常提出北伐的意见，赵构却总不同意，认为必输无疑，打了许多胜仗后，赵构却担心其岳飞功高震主。
绍兴十一年，史上最大冤案正在酝酿，就因说他在官拜节度使时，说本朝只有他和宋太祖在三十岁当上这职位，被指明有野心，又有几条莫须有的证据，于当年腊月年关，被斩首示众。
过了几十年，金人还说，如果岳飞不死，或许，金国早就灭了。
“憾山易，憾岳家军难。
”就是指岳飞的部队。
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以及对那个时代的失望。
赵昺，宋朝最后一位皇帝，史称宋幼帝，宋末帝或宋广王。
公元1279年，首都被蒙古统领成吉思汗攻下，和大臣一起投江，殉国，时年十一。
从北宋的贪污，懦弱，听信谗言，到南宋的胆怯，无能，盲目，谁有错
只不过奸臣的利益熏心，皇帝的单方面思考，从赵匡胤的统一兵权，到最后年仅十一岁却殉国的小皇帝，谁对谁错
历史没有正确答案，它就像一个迷宫，越走进去或许你会发现，你绕的越深，已沉陷其中。
结局早已注定，当道只是寻常。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高考满分作文，好了就加100分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99年高考满分作文两篇(一)、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自己与朋友间发生的一切不快统统抹去，重新植入我们手挽手、肩并肩欢歌笑语的日子。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我的任性从父母的脑海中轻轻擦去，然后将我的孝顺、听话与重新移入父母的脑海，让他们的脸庞永远绽开舒心的微笑。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充满欢乐的植入贫困山区孩子们的脑海中，让他们不再因儿时贫苦而带来的伤痛难以开怀，取而代之的则是甜蜜、幸福的童年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企盼。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一个充满温馨与爱的家庭移入的脑海，让他们不再因子女的不孝、冷漠而郁郁寡欢；让他们不再因老伴的离去而黯然神伤；让他们不再因孤独而沉默寡言。
我要让美好的回忆陪伴他们度过余生。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移入盲人的脑海；我要将美妙动听的音乐移入双耳失聪的人的记忆，我要将一切鄙视与不屑永远移出全世界残疾人的记忆，而把一份同情与关爱轻轻地放入他们的脑海，让他们的唇边开放微笑的花朵。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恐惧与炸弹永远移出人的记忆
让他们不再因亲人的失去、家庭的破碎而悲伤，不再因国家的支离破碎而失去对未来的期望，不再因那血淋淋的残景、那被大火烧焦的而永远留下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
我要将北约的炸弹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还给人民往昔美丽、宁静的国家的回忆。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将和平移入一切遭受过苦难的人民的记忆，要将践踏和平的观念永永远远移出那些“战争狂人”的记忆，让我们共同留下对过去和平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和平生活的无尽向往吧
让我们——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民团结起来，为创造和平而不懈努力
（二）、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不要别人的记忆
□汪岚初看到这条关于“记忆”移植的信息，我还觉得挺“遗憾”：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机器，那该多好
把、凯库勒、陈景润、爱因斯坦再加上语言大师陈寅恪的记忆统统拷贝到我的脑子里，至少在高考考场上我就可以泰然自若，纵情驰骋、稳操胜券了
然而转念一想，我又有些迷惑：如果把别人的记忆移植到了我的大脑中，那我究竟会变成谁呢
如果这成了现实，我会不会整天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自我呢
我们每个人，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好，为生活操劳的下岗工人也罢，都有着绝不同于他人的特点，都是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一道风景。
就算我平凡、就算我不起眼，我至少还可以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生活，我至少可以在社会中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位置。
是的，我希望自己能像鲁迅那样写出犀利的文章，我希望自己能像爱因斯坦那样研究出骄人的科学成果，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掌握多国的语言。
但是，我更明白这一点：如果我希望有所成就我就必须勤奋、努力，我就必须为成功付出昂贵的代价
移植记忆，暂且不去考虑它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即使它——别人的记忆——能让我获得诺贝尔奖，我又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这种行径至少应该是剽窃吧
那些学识渊博的学者，有谁不是“踏踏实实地走路，明明白白地做人”呢
我崇拜谢冕先生、陈平原先生、季羡林先生……我崇拜他们那轩昂自若的从容，那旁征博引的渊博，那条分缕析的深刻；这一切再与那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相融合，该是怎样一种发人深省的精神魅力
从他们那里，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做学问，首先研究并且修炼的应该是自己的人格。
以我的资质，也许皓首穷经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得到与他们研讨学术的资格。
但我无怨无悔、问心无愧。
因为学到了他们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就够我受益终生了。
我，不要别人的记忆，即使有一天这真成了现实。
做人，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问心无愧的人，这才是我们所有人该追求的目标
我，不要别人的记忆
陈姓家族有哪些名人
他们的故事
求……要快……不要太长，
领导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和吴广一起建立了张楚政权。
汉初名臣陈平，曾六出奇计帮助刘邦夺得天下。
东汉名臣陈蕃，曾与大将军窦武等人谋杀专权的宦官，因事情败露而遇害，是历史上忠臣义士的一个典型代表。
东汉时的陈寔，字仲弓，为人忠厚正直，曾任太丘长。
有天晚上他发现一小偷入其室，伏在屋梁上，于是，他叫来子女们，向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小偷听后大惊，自动下梁伏地认错。
这就是“梁上君子”的典故。
东汉时的陈姓名人还有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等。
到西晋，有历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唐代，则有文学家陈子昂、高僧陈玄奘、诗人陈陶等。
北宋时，有诗人陈师道、医学家陈自明、音韵学家陈彭年。
南宋时，则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陈亮，他力主抗金，政论文章笔锋犀利，气势磅礴。
到明代，有“南陈”之称的著名画家陈洪绶，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等。
到清代还有诗人陈恭尹、文学家陈继崧、医学家陈修园等。
近代的陈姓名人则有民主革命家陈天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
现代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共和国副总理陈毅、学者陈寅恪、陈垣等。
急求十个清末时期到民国时期文化名人 的事迹!最好具体一点!注意是文化名人!有教育意义的!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
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原名周树人，号豫才。
浙江绍兴人。
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
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
1909年8月回国。
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
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
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
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
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
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
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
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
此议得到批准。
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
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
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
（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
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
(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
（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
（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
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
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
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
……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
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
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
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
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
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广东南海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
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
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
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
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
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
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
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
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
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
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
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
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
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
”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
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
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
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
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
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
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
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
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
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
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
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
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
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
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
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
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
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
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
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
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
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
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
康亦再无作为。
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
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
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
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
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
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
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
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
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
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
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
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
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
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
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
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
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
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
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
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
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
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
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
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
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
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
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
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
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
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
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
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
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
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
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
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
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
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
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
”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
“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
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
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
”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
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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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
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
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
“延聘名师，广开艺院”。
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
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
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
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
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
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
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
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
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
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
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
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
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
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
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
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
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
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
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
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
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
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
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