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和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诗句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朱自清的作品有体现人道主义的么
朱自清，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代表作《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近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研究家、民主战士、语文教育家、学者、革命家。
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后改名朱自清，字佩弦。
原籍浙江绍兴。
笔名余捷、柏香、白水、知白等。
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东海；因祖父、父亲长期定居扬州，故自称扬州人。
幼年在私塾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912年进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修完课程提前毕业。
朱自清著书近三十种，二百万余言，大部分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1953)。
另有《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自1981年起陆续出版。
其他选本尚有《朱自清选集》(1951)《朱自清诗文选集》(1955)等. 1898年11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苏东海（今连云港市海州区），原名朱自华，江苏扬州人。
他是诗人，现代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爱国知识分子。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今扬州中学），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
其孙现亦定居于扬州，从事文化工作。
他也曾在浙江省台州中学任教，亲手种下紫藤花，后该花成为台州中学的校花。
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
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
朱自清在海州古城生活了13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
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
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子”，“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的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
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朱自清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诗集《睡吧，小小的人》。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
并参加了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活动，本来就是身患胃病的他更是虚弱不堪，终于在贫病之中逝世，年仅50岁。
朱自清的作品可分为3种：1、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题的。
2、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
3、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作品。
朱自清有著作27部，共长约190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
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
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
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1928年出版的纪实性散文《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他著名的诗集有《踪迹》，散文集有《背影》《你我》《荷塘月色》《匆匆》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文艺论著有《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
还有《绿》《春》等。
其中，他的作品《春》被收入到北京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1课与《背影》被收入八年级上册语文书中。
其中还有《匆匆》入了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2课。
《荷塘月色》等优秀作品也入了西师版教材。
台湾自20世纪中期变便收录了朱自清的散文，而我国大陆则是在80年代末收入其中，而其代表作《匆匆》目前收录在新版六年级第二学期的语文书上,第2课。
编辑本段朱自清小传 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
191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17年，20岁的朱自清“感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为了惕励自己不随流俗合污，改名自清。
“自清”两字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
他是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民主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自称“我是扬州人”。
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
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
1926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景》。
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
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大学文学系。
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
1948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
死前，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
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
文章说：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
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选》等课吧
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
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
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
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
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
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
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
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
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
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
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
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
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
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
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
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
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
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
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
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
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
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
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
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
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
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
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
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
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
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
朱自清幼年在私塾读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912年进入中学学习。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学系，于1920年修完课程提前毕业。
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嗣后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他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江苏的多所中学任教，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
此外，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朱自清于1919年底开始发表诗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
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他的诗，数量不多，却在思想和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其中如《光明》《新年》《煤》《送韩伯画往俄国》《羊群》《小舱中的现代》等，或热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来，或有力地抨击黑暗的世界，揭露血泪的人生，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初期新诗中难得的作品。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以散文为主。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这一时期，朱自清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暴行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充满了热爱和同情，表现出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正直诚实的性格。
朱自清写得更多、也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写景抒情的篇什。
这一类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
记述秦淮河风光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抒写静夜里独自漫步池边的 《荷塘月色》，是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绝佳名篇。
这些满贮着诗意的散文，于新异独得的观察和委婉有致的描写之中，寄寓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黑暗现实面前怅然若失的寂寥和郁闷。
《背影》则以朴实无华的文字，真挚强烈的感情，描写了家庭遭到变故，父亲到车站送别远行的儿子这一极富情味的动人场景，“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叶圣陶《朱自清新选集序》）。
朱自清以其散文的娴熟高超的技巧和缜密细致的风格，显示了新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
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自此与闻一多同事论学。
1934年出版的《欧游杂记》和1943年出版的《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
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
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叶圣陶曾指出：讲授中国文学或编写现代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初名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不顾生活清贫，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倒行逆施，特别是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
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朱自清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称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摘自《别了，司徒雷登
》）。
朱自清在抗战胜利后写的杂文收入《标准与尺度》(1948)和《论雅俗共赏》（1948）等集中。
这些文章主要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抨击，显示出他思想的演变和视野的开阔。
这一时期，他还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文章，先后结集出版的有《经典常谈》 、《诗言志辨》、《新诗杂话》、《语文零拾》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政治思想是什么
孙月才：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一个考察作者：zx 发布时间：08\\\/08\\\/30 点击率：396哲学应该研究人。
人的哲学，即把人当作哲学问题来研究，在我国还刚刚开始。
人道主义和异化，是两个在人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
人道主义有没有历史继承性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人怎样克服异化
人道与异化有没有内在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这些都是人的哲学中的重要问题。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考察文艺复兴人道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人道主义的典型形态，也是一个途径。
本文认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内涵着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可称为：人道与异化的对立。
研究这一“对立”，对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是有启发的。
一要探求存在于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中的规律性的东西，首先要找出它的本质特征。
规律总是存在于本质中的。
这要从西欧中世纪的意识形态说起。
宗教神学是中世纪唯一的意识形态。
上帝是最高的统治者。
神学家用最美妙的言辞来颂扬上帝。
奥古斯丁说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的，它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一句话，它是真、善、美的最高统一体。
人呢
是卑贱的
安瑟伦说人应当轻视自己，把自己看得很微小。
在神学家的眼中，人的存在，充其量是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已。
总之，中世纪是神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神真的全智全能吗
神真该统治人吗
神真的存在吗
一股怀疑神、否定神，为人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的人道主义思潮勃兴了。
它波及凡是受神主宰的各个文化思想领域，集中表现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中。
文学艺术首先发难。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真正的人学似乎应从文艺复兴算起。
当时的小说诗歌、绘画雕刻无不以反对神、颂扬人为己任，开创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报春燕子是但丁的《神曲》。
在这部诗作中，但丁对爱上帝还是爱人，作了明确的抉择。
但丁的一生受尽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政治迫害。
照进他心田的唯一光明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少女，庄严美丽的碧雅屈丽丝，他少年时代所钟爱的理想的情人。
在但丁看来，引导人走向“天堂”的不应是神父，而是这个俗界的女性。
他把巨大的力量赋予对这个人的爱。
“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
”人们会责备以“爱”为动力是唯心主义。
但是，正是这个对人的爱，在当时是一个深刻的思想。
在冷酷无情的神的世界中，用“爱”来代替全智全能的上帝作为宇宙的灵魂，是对宗教神学的勇敢挑战。
这一思想的意义还在于，它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建立了一个基本出发点。
稍后于但丁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在他们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上，都遵循着但丁的这一方向，大胆地唱出了热爱生活和自然，追求爱情和荣誉的动人一曲。
但丁的这一方向在绘画雕刻中更形象地突出了。
人文主义艺术家们摆脱了中世纪以圣经故事为主题的传统，创造了以直接描述世俗人物、世俗生活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并着力表现人体美。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出了一个人间少妇的青春，与中世纪呆板、僵冷的面孔迥然不同。
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名雕《大卫》，形体魁梧，表情英武，满怀着对人的伟大力量的信念，与宗教神学把人看作微不足道的观点恰恰相反。
《西斯廷的圣母》画像的作者拉菲尔，一反中世纪的传统，把圣母画成尘世中的妇女，温柔秀美，洋溢着母性的慈爱，完全背离基督教的本意。
世俗的人夺取了天国的神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这表明人的形象战胜了神的形象。
在人战胜神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帮了大忙，特别是地理、天文两大领域中的发现。
哥伦布的船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以可靠的根据证明大地是球形的，这就动摇了《圣经》的权威。
教会历来否认地球是圆的，更不承认地球另一面还有人类，理由是《圣经》没有说起亚当还有其它后裔。
地理大发现以经验事实驳斥了教会的谬论。
与地理发现相辉映的还有天文上的伟大发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
它以大量事实论证了宇宙的统治者是太阳，地球只不过是这美丽庙堂中的一颗小小的行星而已。
这样，第一次把人的意识倒转过来了，把热情从天堂的冥想转到现实生活上来。
可见，哥白尼的学说在教会最重要最敏感的地方，打击了神学世界观，摆正了天地关系，由此影响了人神关系：地球变小了，但人却从上帝的压制中解放了出来，成了地球上真正的主人。
哲学如何呢
被上帝奴役了一千多年的哲学，在社会大变革的推动下开始独立思考了。
它不再做神学的婢女、论证上帝的工具，而要为人服务了。
达·芬奇从亲自的艺术经验和科学实践中概括出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和神学作斗争。
他认为自然是一切可靠权威的最高向导，并相信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真理只是时间的女儿。
从而否定了上帝的权威，反击了神学蒙昧主义。
布鲁诺进一步从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指出宇宙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
在无限的宇宙中，没有固定的中心。
这种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剥夺了上帝存在的权利，使得宗教神学失去了主宰。
在反击宗教神学的同时，人文主义者竭力从各种角度来论证人的地位和权利。
库萨德尼古拉否认有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一般。
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一般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显然，如果只有个别事物是真实的，那就等于说，千千万万的个人才是真实的，个人对现世生活的追求才是真实的，这不是要人们从虚幻的天国转向感性世界吗
不是在号召人性解放吗
布鲁诺的单子论也在为个性解放张扬。
他把单子说成是统一的无限宇宙的个体化的表现。
认为单子在质上是无限多样的，每个单子都有自己的灵魂，因此具有内在的能动性。
换句话说，统一的物质世界是由有个性的单子组成的。
单子论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历史上自有其贡献，在这里我们不妨说它是在为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创造作哲学上的论证。
有的人文主义者还直接表达了具有政治含义的自由观念。
达·芬奇把自由看作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恩惠，如果封建暴君侵犯新兴市民的自由，应奋起捍卫。
库萨德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的。
特莱肖强调自保是人类灵魂本性的要求。
凡是有利于人的自保的品德和行为就是善。
自保不是不要变化发展。
它要“保”的是新兴市民的利益，这正是发展中的东西，是好的东西，善的东西。
人文主义者是主张发展变化，欢迎发展变化的。
布鲁诺指出，如果没有变化，没有盛衰兴替，就不会有适宜的东西、良好的东西、愉快的东西。
自保是这种历史进化论的一环。
这种历史进化论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变革作了总辩护，对即将来临的新社会起着催生作用。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着重以形象来表现人的主题，自然科学以事实摧毁了神的殿堂，那么哲学则用理论概括了人与神的斗争。
或者说，哲学是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理论表现，集中反映了它的时代精神。
这三个学术文化领域从不同角度共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思想：要求人的尊严，反对神的权威；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要求尘世生活，反对禁欲主义。
简言之，就是以“人道”反对“神道”。
这就是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
二为什么会出现文艺复兴人道主义
其本质特征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这应有正确的回答。
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是纯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复。
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欧洲颇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史》作者梯利，在该书中还在重复这种老调，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希腊罗马文化复活或重生。
”[1]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由于在当时拥有特有的优越条件，大量利用古希腊罗马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但是，一种新文化，总是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的。
古希腊罗马的学术文化，只是一种思想资料，须经过时代精神的熔铸，才能形成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布克哈特的说法稍为高明一些。
他认为，“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
”[2]这种看法比上述“复活论”前进了一步。
它不只看到文化典籍的搬场，还看到了人的因素。
但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
它没有回答为什么意大利人民会得天独厚
他们的天才是哪里来的
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出现，与当时崇尚人文主义的个别人物的奖励，以及当时社会制度的“不稳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3]应该说，这些也是事实，但却是表面现象。
为什么某些个别人物会爱好人文主义、奖励人文主义者
为什么会发生社会制度的“不稳定”
根源在哪里
罗素都没有说明。
上述种种看法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真正理解其先辈留给他们的文化遗产。
这笔文化遗产的价值，比他们所理解的要高得多。
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在我们看来，它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我们这里讲的本质特征，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矛盾特殊性。
因为人道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还经历了各种历史形态。
如接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就有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在现代则有新托马斯主义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新人道主义，等等。
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
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指的就是人道主义在文艺复兴这个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矛盾特殊性。
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主要应该由社会基本矛盾在该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来说明。
文艺复兴发生于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末，它的酝酿发展，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产生，要求冲破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
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
西欧从十四世纪末开始，生产技术上有许多新发明和重大改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大陆、新航路的不断被发现，又大大加速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工商业贸易的发展。
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开始萌芽发展。
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它充分利用横跨地中海的优越的自然条件，来发展海上交通和贸易，工商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
所以马克思说：“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
”[4]新兴资产阶级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历史舞台，随后北欧各国相继而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生气勃勃地萌发了，但是，它毕竟出现于封建社会内部。
从全局来说，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生产方式。
中世纪的行会组织还有相当势力，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这些都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因素威胁最大，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障碍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
宗教神学要把人造成没有自己思想、没有物质欲望的行尸走肉，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异教裁判所，是这种精神统治的物质外壳。
它们不仅执行着奴役人们精神的职能，而且耗费大量金钱、土地和劳力。
宗教神学成了压抑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重枷锁。
作为劳动力的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如果不把毫无人身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小生产者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造就雇佣工人的队伍。
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提高。
不仅生产工具的改革、发明要科学技术，从事海外贸易也要科学技术。
而神学是与科学技术直接为敌的，它用神秘主义，诸如托马斯·阿奎那的“隐秘的质”（认为物体的性质是由潜入物体的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和质决定的）这种东西，来反对人们从事科学研究。
可见，在文艺复兴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既与纯粹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不同，也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不同。
这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所特有的矛盾，而且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
既然宗教神学作为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力图维护陈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就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与之对抗。
所以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是在这种特有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是两种社会制度嬗变期的产物。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往后出现的种种人道主义的类型，决定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见不到的它的巨大的理论价值。
三如果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被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污染，并被反动政治所利用，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赶紧把它正本清源，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才是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积极批判。
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评价问题，情况就是这样。
十年浩劫期间，《红旗》曾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一篇名叫《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5]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专门用来概括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看法。
文章说：“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竭力鼓吹‘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据说是只有到他们才‘发现’和‘肯定’了‘人’。
……资产阶级用‘人道’反对封建阶级的‘神道’，这种‘人’，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自己。
至于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亿万劳动人民，则既没有被‘发现’，更不会被‘肯定’。
‘人文主义’者宣扬现世幸福高于一切，其实是用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主义，反对封建阶级的禁欲主义即不公开的纵欲主义。
他们高唱‘我的思想只以我自己为唯一的目标’，更是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疯狂的占有欲都说成是‘自然’赋予的‘普遍人性’。
把这一套统统‘复兴’起来，哪里还有劳动人民的地位
哪里还有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
”这段文章用了不少否定性的引号来代替科学的论证。
它的鲜明立场使观点极为明朗：人文主义者发现和肯定的“人”，是主张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总之是一个不道德的阶级，即资产阶级。
以“人道”反对“神道”不过是两个剥削阶级之间的争斗而已。
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人道主义是一个万万要不得的东西。
这种观点不仅显示了极左论调在理论思维上的低能。
如果说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不到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应有的理论价值，是由于受到本阶级的局限，那么，极左论调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诋毁，实质上是借着“劳动人民”、“红色政权”之美名，为封建专制、宗教神学招魂而已，倒退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不过这里从反面推动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看待人文主义者发现和肯定的“人”
是从抽象的道德标准出发，还是从具体的历史观点出发
以“人道”反对“神道”仅仅是纵欲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的斗争，抑或是包含着更深远的意义
以现代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资产阶级是一个不道德的阶级，这是无须多说的。
但是，观察历史事件，衡量历史人物，是不能从“悲天悯人”或对罪恶的“义愤”这种道德观念出发的。
黑格尔认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6]伟大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代理人，为了完成历史的使命，甚至践踏某些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也是在所不惜，就连他们的罪恶也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因此，“断然不可以提出各种私德——礼貌、谦让、慈善和节制等——来反对这些事业。
”[7]这里的合理思想是，不能从道德观点来评价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来看他们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是用这个观点来观察历史的。
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奴隶制，在恩格斯看来不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对历史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现代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都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前提的。
至于文艺复兴，恩格斯把它誉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恩格斯从未用卑下的语言对人文主义者作单纯的道德评价。
他透过那些所谓的道德问题看到的是一股勇猛向前的历史激流。
我们并不否认人文主义者是主张享乐的、利己的。
但他们同时又是严峻而目光远大的。
但丁的一生，就是严峻而坚毅的一生。
他在《神曲》中还特别赞扬那些有远大理想和坚强意志的人。
达·芬奇及其先趋者阿尔伯蒂、米开朗基罗、拉菲尔、哥伦布、哥白尼和布鲁诺等，都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用铁一般的顽强意志，经过艰苦斗争才完成了永为后世颂扬的不朽业迹。
这两方面的奇妙结合，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在当时却是自然的。
须知，道德总是历史的、阶级的道德。
今天认为不道德的，在历史上可能是道德的。
唯一的标准是看它们对历史起什么作用。
人文主义者的享乐与严峻，产生于同一个基础而又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其本质是对虚伪的禁欲主义的反抗，对封建生产关系的破坏，又是对活生生的“人”的肯定。
这个“人”尽管是阶级的人，却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兴资产阶级。
因此，即使是人文主义者放浪形骸的一面，与中世纪的虚伪的禁欲主义相比，也实在是一种更为健康的人生观。
他们的许多艺术作品，包括《十日谈》这样的小说和为数不少的裸体画，其思想内容有别于现代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原因也就在这里。
恩格斯曾热情地赞美人文主义者是一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的渊博方面都堪称为“巨人”的伟大人物。
“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
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8]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人文主义者的崇高评价，也可看作是对人文主义者所发现和肯定的“人”的特征的概括。
恩格斯说：“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9]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
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的保守性，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占主导地位。
因而，他们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同样具有超越资产阶级局限的一面。
这一面，就是深藏于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本质特征中的理论意义：人道与异化的对立。
这里所说的异化，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的异化。
就是说，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它的活动的产物，摆脱了人的控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反过来反对人本身。
我们知道，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私有制的出现。
而人道主义则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
它是以一股与人的异化相抗衡的力量出现的。
以人道反对神道，本质上就是人道与异化的对立。
为什么这样说呢
文艺复兴是继古希腊以后欧洲文明的重大发展。
在阶级社会中，文明是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文明每前进一步，异化也就深入一步。
另一方面，文明自身又包含着对异化的否定因素。
因为就文明本质来说，它是对必然的一种认识成果，是一种自由的因素。
人类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的文明，都是人走向自由王国长途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文明的这种矛盾性，同样表现在文艺复兴。
它一方面是欧洲资本主义黎明期的标志，预示着日后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0]，这种更为深刻的异化的必将到来。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树起了一面“人性”的大旗，向人性的异化——上帝，进行挑战。
这个“人”向“神”的挑战，在人对自身的认识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原始社会，人把自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在奴隶社会，除了少数奴隶主外，人成了会说话的工具。
在中世纪，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
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才开始觉醒，人的主题才开始突出。
固然，怀疑宗教，和宗教作斗争的事例，远在古希腊罗马就已存在，并且，普罗塔哥拉还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
但这并没有在人的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思潮。
换句话说，还没有从“人道”的高度来与“神道”相对抗。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由于历史的、理论思维的局限，虽然还没有从理论高度认识到上帝是人性的异化，也不可能形成“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地位、人的价值、要求人的尊严和幸福，反对把人变成神的附属物，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
[11]这就赋予人的主题以真正深刻的内容。
它成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原因。
显然，这种“人”与“神”的冲突，比前此反对宗教的斗争有了新的意义，远不是普罗塔哥拉的抽象命题所能比拟的。
在对人自身的认识有了这样深度的基础上来反对宗教神学，提倡人道主义，就意味着要求人性的复归。
因为“神道”是人性的异化，这早已为费尔巴哈所正确指出。
所以，我们说，以人道反对神道，实质上是人道与异化的对立。
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可以帮助我们说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继承是可能的，必要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个对立具有连续性。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12]这就是说，人的复归，或者说人道主义的实现，与异化的最终克服是此长彼消的同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实现。
那么，在这之前，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当然是一直延续着的。
像任何事物的连续是通过中断来实现一样，这种连续性也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
这种否定表现在对立的双方。
每个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特有的异化现象。
它们都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而被否定。
人道主义由于与异化的内在联系，它的形态也要随着旧有异化的被否定而更新，而又与新出现的异化相斗争。
有否定才有连续，通过否定达到连续。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这一连续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在与“神道”的斗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
但是，它并没有实现人性的复归。
相反，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连同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陷入更为深刻的异化之中。
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
在这种意义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
[13]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能对付中世纪的上帝，却不能对付本阶级的“上帝”——金钱和商品。
因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已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发展到了顶点，它再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对立面而存在。
物极必反，于是，按思想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定了自己。
这种否定是积极的扬弃，也就是一个批判继承过程。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批判继承的产物。
由于这一否定，人道与异化的对立便得以继续，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对立。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继承，是人道与异化对立的合乎规律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
要不要人道主义
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
但是，要是我们对此作一个肯定的回答，从逻辑上讲，是完全符合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及其具有连续性这一观点的。
实际上，人道与异化这两个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大有用场的。
它不仅可以用来概括阶级斗争问题，还可以用来概括不能完全用阶级斗争或根本不能用阶级斗争来看的许多问题。
前者如“文化大革命”，它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大异化。
革命本来是为人民的，因此，一声号令，“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卷入了“革命”浪潮；哪里晓得这个“革命”反过来给人民一巴掌，将人民推到了苦难的深渊。
这就证明在这个“革命”中“实际上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
[14]后者如思想领域中的官僚主义、特殊化；婚姻问题上的见物不见人的拜金主义；经济领域中的只管生产不管生活。
由于这种概括更透入事物的本质，因而能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
概念的概括力越强，就越反映事物的本质，它的能动作用也就越大。
面对着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的种种事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完全有存在的理由，作为克服异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
恩格斯在论及批判继承思想遗产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于“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15]本文认为，蕴藏于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本质特征中的理论意义：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应是我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加以剥取的一个有意义的“成果”。
（原载《学术月刊》1981年2月号）--------------------------------------------------------------------------------[1]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版，第259页。
[2]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版，第175页。
[3]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版，第14－15、1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2页。
[5]见《红旗》1970年第4期。
[6]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0页。
[7]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8页。
中国在历来的人道主义干涉事件上的态度以及行动
古典人道主义主要是提出有关人的基本原则（“人是什么
”），把理性视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由此出发论证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
论述题：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及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是如何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但在他的实际生活和创作中，却能摆脱他所出身的阶级的褊狭观念，逐步接近人民。
他的作品由抒写个人情感扩大到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
诗人对人民群众的命运如此关切，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历来不少研究者把杜甫的生平分为四个时期，从而获知诗人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学习和游历时期，从小好学，二十岁漫游祖国壮丽山河为期近十年，同时结识了当时的著名诗人，为诗人的创作准备了基础。
困居长安时期，这一时期诗人深刻地体验到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
于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来观察问题，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等直斥统治阶级的作品。
战乱流离时期，此时诗人的思想更接近人民。
民族危机的深重，产生了如《春望》、《哀江头》、《北征》表现爱国性的作品。
漂泊西南时期，这时期诗人虽然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样忧国忧民的思想，仍一直是他抒情的主题。
其中表现杜甫的人民性的有《兵车行》、《石壕吏》等名篇，首先让我赏析一下他作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尖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此为天宝十一年（752）杜甫四十一岁所作。
当时，在唐王朝的国境线上，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
为了进行征讨，政府课重税，勤抓丁，民族日益疲敝。
杜甫这首诗就是描绘这一情景的。
这首诗采取了过路人与士兵对话问答的方式。
从第八句”但云点行频“开始，直到二十八句“反是生女好，”一共二十一句都是借用士兵之口说出的当时现实情况。
其基本格调为七言诗，但有时另外加上“君不见”三个字，并在语调深沉处改为五言，以表示内心的愤慨，尤其变五言处的“役夫敢申恨”这句，更加重了愤慨的气氛，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是中间部分的精彩处。
开始部分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及结尾部分新鬼旧鬼的“天阴雨湿声啾啾”，首尾遥相呼应，对照鲜明，令人毛骨悚然。
这时正处安禄山之乱的三、四年之前。
当时，诗人似已敏锐地感觉到在玄宗与杨贵妃那种豪华奢侈的太平盛世背后，正在蕴酿着一更大的混乱。
《兵车行》的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受到诗人的思想，而《石壕吏》则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事件的发展提供了典型环境。
“暮投石壕村”中的“暮”字，“投”字，都含义丰富，值得仔细玩味。
“有吏夜捉人”一句，“吏”、“人”并举，而用一个“捉”字联系起来，点出了矛盾双方和矛盾性质，从而也预示了情节发展的方向及其悲剧性的格局。
不说“征兵”，“点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寄寓了揭露，批判之意。
再用一个“夜”字作“捉”的时间状语，含意就更丰富。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两句，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
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情感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酝酿出悲痛的气氛。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此句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
前两句表明老妇已被抓走，儿媳妇低声哭泣。
“夜久”二字，承“有吏夜捉人”的“夜”字而来。
入“夜”之时，吏来“捉人”，直到夜久，“语声”才“绝”。
一个“久”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
“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
通夜未能入睡。
后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
在艺术表现上，此诗有许多特点，最突出的一点是：精炼。
作者之所以能够到达这样高的艺术境界与他的精神境界密不可分；但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一、寓褒贬于叙事，二、高度概括与具体描写相结合。
三、藏问于答。
通过以上的赏析，不能不说此诗是一篇佳作。
杜甫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是表现其爱国性的，如短小精悍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是至德二年（757），杜甫四十六岁在长安幽居的第二年头所作。
此诗亦为杜甫的代表作，几乎尽皆知。
其首联为千古绝唱。
国家忽兴忽衰，人世变幻无常，但大自然依旧，并无多大变化。
而且，每逢春来，草木繁茂，鲜花盛开。
这原本应是感到一种愉悦、舒意的。
可这却令诗人是十分悲痛的。
当时，就连人口二百万，号称世界最大城市的长安，也已化为瓦砾，遍地草木丛生。
颔联描写感时（公）与恨别（私）颈联写战火不息（公）及家书断绝（私），而尾联则以身体衰老（私）和不能在朝为官（公）来作结。
这种把公与私两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写法，也是杜甫的笔风之一。
杜甫的诗极大程度地表现了他的同情人民以及爱国的思想。
这正是他所作的诗的精髓之处，是他伟大的一方面。
另外，杜甫的伟大，还在于他在艺术上的贡献。
“语不惊人死不休”，表现了他对诗歌的热爱和苦心追求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