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合电影红高粱的诗句
莫言笔墨著豪情，电影烽烟惹泪凝。
酥雨滂沱茁草木，惠风宛郁送花明。
红歌不改激昂意，碧浪依然壮沛兵。
经典嵯峨德望厚，高粱护卫且安宁百里高粱地，风吹赤浪天。
枪杀敌日寇，炮炸反党山。
猎猎旌旗卷，灼灼剑刃寒。
豪情荆棘扫，解放阜民间。
求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评价。
中教联盟老师：这是我读过的评论里认为评论最好的，自认为我评价不出这种水平，推荐给你。
高粱地里的英魂——评莫言《红高粱家族》说起莫言，大多数人想到的首先是他的《红高粱家族》里的《红高粱》以及他的故乡高密。
莫言自己也说过，《红高粱》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山东省高密县曾举办过一次莫言小说研讨会，会上有学者提出“莫言的小说在高密”的说法。
张艺谋根据莫言的小说拍的《红》播出后，在高密一度形成“莫言热”，有“西方传说管莫言，人人争看红高粱”的说法。
《红高粱》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某个村庄的村民对他们的攻击，准备对这个村庄进行报复，结果在路上，因为一个人指错了方向，导致另一个村庄的一百多个百姓被杀害。
《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将历史与民族的宏伟题材浓缩到东北高密乡几个典型人物身上。
大片大片的高粱地里演绎着一个民族的血与泪，爱与恨。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威尔伯恩·汉普顿在评论《红高粱家族》时说“几乎每一页都详尽地记述了那个残忍、野蛮时代的恐怖和情绪。
日本兵命当地有名的杀猪匠在众百姓的睽睽目光下活剥罗汉爷爷的一幕，其恐怖程度比得上任何有文献记载的暴行。
”[①]可以说，这是一部用血写成的小说，弥漫着屠杀、硝烟、血腥与死亡、恸哭。
?????在每一个作家笔下，几乎都有一个深入骨髓的“故乡”，正如莫言的高密，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托马斯的“威塞克斯”，福克纳的美国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认为摆脱故乡是20实际作家的共同情节。
莫言则认为作家只有摆脱了故乡才能认识他的故乡。
他在高密生活了近二十年，没有离开家乡之前，他觉得这是个令人厌烦的地方，千方百计地想要离开家乡。
后来莫言应征入伍，三年后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汽车已进入高密的领地，，看到高密的河流草木，听到熟悉的乡音，作者就激动万分。
进了村子，看到母亲从胡同口走来时，他热泪盈眶。
这就是故乡情节。
莫言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高密，他的一些小说人物或事件可以在高密找到原型。
《红高粱家族》里的那个王文义是实实在在生活在高密的一个人，莫言在写作时曾想过用化名，但考虑到这样会降低小说的原汁原味，不能够更彻底地表达出来，因此用了真名。
结果那个叫王文义的老人找到莫言，说“听说你把我写进你的小说里了”。
莫言把故乡深深地烙进了心中，把故乡人写进小说里，为此还遭到了一些人的辱骂。
这些恰恰能体现高密在作者心中的地位。
?莫言第一次把高密写进小说里是从《白狗秋千架》开始的，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高密渐渐成了他作品里的一块神圣的净土。
他在这片土地里耕耘，流血流汗流泪，写着肮脏、纯美、丑恶、善良，鞭笞与赞美，嬉笑怒骂，寄托了浓浓的乡土情怀。
?实际上，莫言笔下的高密绝不是一般意义的“故乡”，它早已上升到了历史与文化的层面。
他说“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个表达道出了高密这个特殊的地方的内涵。
一方面，原生态的吃喝、婚嫁、情爱、生育与高粱地一起长养着；另一方面，民族精魂与生命意识在高粱地里蓬勃生长。
这是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蛮荒、贫穷、苦难与代表着民族精魂的坚韧、勇敢、抗争意识相互碰撞、糅合。
让作品超越一般的战争题材和上升到了文化与生命意识的层次。
作品中说“每一穗红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
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
”“红高粱”在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民族英魂了与历史灵魂、原始生命的蓬勃向上与狂野在高粱身上聚合。
“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看着它们。
父亲换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
他们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红高粱成了千千万万生命的象征，它在高密的土地上散发着生命的狂野、粗暴，人们喝着高粱粥，闻着高粱的气息。
在高粱地里打滚，在阳光下曝晒。
高粱地成了人们的婚床，战场，墓地。
灵与肉，爱与恨。
悲苦与幸福在这里纠结融合，最后人与高梁融为了一体。
????红高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浅显是象征，是“民族生机的征兆。
、”“宇宙天灵的幻化”。
雷达先生在评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说：“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契合冥化的象征，红高粱是千千万万生命的象征，千千万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观，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从而引向人与自然，生命与地域的重叠、合影、浑一的魂归自然和宇宙之故乡的境界。
另一方面，它又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象征，象征坚韧，不屈，苦难，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淳朴而豪放的道德，象征伟大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精神。
”[②]这一段解读将红高粱的精神延伸到了更高的层次。
红高粱象征的精魂在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作品中最典型的是“我奶奶”戴凤英。
莫言在评论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我奶奶”就是这种精神的有力说明。
她大胆刚烈，敢说敢做，正如文中所说“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她勇于冲破婚姻的牢笼，寻求所爱；她敢于与父亲抗争，甚至与他断绝来往；她撑起了高粱酒的生产，成为全乡最富有的人家；公公丈夫被杀后，她在曹县长面前的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她临死前的对天地的呐喊“天，什么叫贞洁
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我该做的都做了，该敢的都干了，我什么也不怕??”这段独白正是她的一生性格的写照。
她就是红高粱的化身，“她血液里散发出来的是浓烈的高粱酒味”，她死后埋在高粱地里，与高粱一样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
此外，作品中的另外几个女性形象一样散发着红高粱般的野性。
二奶奶恋儿的敢爱敢恨，面对禽兽般的日本人的蹂躏，她拼了命保护女儿，母性的光辉在她的歇斯底里的惨叫里得到了体现。
而当日本兵“端起刺刀对准母亲的肚子时，惊恐、恋母之情涌上她的心头，小姑娘从窗台上跳起来，向着二奶奶扑去”，小女孩香官对母亲的保护再次抒写了红高粱的血性情愫。
“我母亲”倩儿在枯井里保护弟弟，垂死挣扎的过程正是高粱精神“坚韧”“不屈”的表现。
而“我爷爷”余占鳌不仅是红高粱的精神的化身，还是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寄寓。
他是十足的匪徒，手上沾满了血腥，他粗野、强悍、无赖；他杀人抢妻，能爱能恨，与日本人作着持久的抗争。
这是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还凝聚着民族传统文化与古老的思想。
得知豆官续香火还有望时，他的一声“苍天有眼”喊出了他对传统文化领域的“续香火”的坚守。
他不惜化为大量的人力财力为埋在高粱地里近两年的“我奶奶”出大殡，除了表现他对“奶奶”的爱以为，这还是古老中国殡葬文化精髓与信仰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表现。
他恪守宗法观念王权和，热衷于传宗接代既是封建道德的反叛者，又是守卫者。
“罗汉大爷凄厉地叫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所有的人在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倒地上，哭声阵野。
当天夜里，天降大雨，把骡马场上的血迹冲洗得干干净净，罗汉大爷的尸体和皮肤无影无踪。
村里流传着罗汉大爷尸体失踪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竟成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刘罗汉在罪恶的日本兵面前将“红高粱”精神悲壮地演绎了一遍。
他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都随着雨水渗进了高粱地里，高粱魂在人们的传说中一代代流传下来。
无论是莫言的小说还是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带给人的是惊天动地的震撼。
“我奶奶”出殡时豆官为他唱的指路歌更是催人泪下：“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娘—娘—你甜处安身—?苦处花钱”。
这是唱给红高粱地里所有亡魂的歌，是悲歌，也是赞美诗。
莫言在小说的卷首语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
我愿扒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
”红高粱的精魂已经深入的作者的灵魂。
他在小说的末尾还写道：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
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的世界里去。
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找到它。
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传统精神的象征
“纯种的红高粱”正是纯粹的高粱魂的象征。
莫言曾说过“他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子孙相形见绌，有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到了今天，红高粱精神依然长存。
赞美高粱的诗句有哪些
小说烘糕令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分析，《红高粱》的主题反映了一种反抗的精神。
人物是那里的
章子怡扮演的最后反抗精神。
如何评价电视剧《红高粱》
暴力书写：狂言* —《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
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
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
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
”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
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
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
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
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
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
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
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
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
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
“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
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
”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
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
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
”5 《红高粱家族》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
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
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
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
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
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
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
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
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
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
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
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
”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
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
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
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
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
”（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
”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
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
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
”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
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
”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
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
”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
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
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
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
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
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
”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
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
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
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
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
”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
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
”12 2拯救的吊诡。
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
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
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
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
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
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
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
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
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