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商鞅变法的诗句有哪些
原文：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
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
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於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将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明日，秦人皆趋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
其后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
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平斗桶权衡丈尺。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译文：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打算变更法度，又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
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
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
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
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
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
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讲的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
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
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
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
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
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
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
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
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
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孝公说：“讲的好。
”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定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
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居的，赋税加倍。
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
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
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
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
新法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恐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
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
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
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
事后就颁布了新法。
新法在民间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
正当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
”将依新法处罚太子。
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
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
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
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卫鞅说：“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
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
于是卫鞅被任命为大良造。
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邑，使他们屈服投降。
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
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
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
废除井田重新划分田塍的界线，鼓励开垦荒地，而使赋税平衡。
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
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劓刑。
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各国诸侯都来祝贺。
秦国商鞅变法的内容有哪些
从公元前359年至前350年，商鞅先后进行了两次力度空前的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颁行军功爵制度，发布重农抑商的政令。
他还“废分封，行县制”，并制定什伍连坐法，统一度量衡制。
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秦国国情，因而成效显著。
变法之后，秦国确立了新型的地主阶级政权，实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升了国力，并开始向东扩张。
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
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
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
变法日久，秦民大悦。
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赞美商鞅的诗词
《商鞅》年代:宋 作者: 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典故】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新法公布以后,为使人们相信新法一定要执行,商鞅命人在国都南门处立了一根三丈多高的木柱,声明谁搬动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有一个胆大而力大的人果然得到五十金,人们认为商鞅言出必行就按新法行事.
商鞅变法和屈原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
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
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
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
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
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杀。
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
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河南西峡或湖北秭归），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
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
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
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
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
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
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
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
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现在定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以此纪念屈原。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
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
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
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
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
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
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
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
商鞅变法的过程以及商鞅为什么来到秦国
商鞅，本姓卫，因是卫国皇室之后，又称公孙鞅。
后因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称为“商鞅”、“商君”。
商鞅自幼研读法家刑名之学，学成之后，来到当时的强国魏国，试图大展雄才。
魏国丞相公叔痤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家臣。
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这时，魏惠王来探病，问：你一旦过世，谁可以当丞相?公叔痤就说：“我的门客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一个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让他担任丞相，魏国必然大治。
”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所以含糊其词。
公叔痤看出魏惠王决不会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要让他被别国所用，以威胁魏国。
”这大概算是战国时代的“人才观”——要么重用你，要么杀了你。
魏王许诺而去，一出门就说：“公叔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
”魏王走后，公叔痤招来商鞅，实情以告，劝他赶快逃命。
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不能听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之言杀我呢?”事实证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没有杀他——他根本没有把商鞅当成一个人物。
此时，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
刚刚继位、年仅21岁的秦孝公，面对咄咄逼人的六国，愤然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他张榜招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强秦的决心溢于言表。
壮志未酬的商鞅，终于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
第一次，商鞅对秦孝公大讲“帝道”，劝他要“顺天而成”，秦孝公几度瞌睡，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销“王道”，类似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他依然不感兴趣。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极力宣扬“霸道”，终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国变法谈何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就是跟列祖列宗过不去。
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当场辩论。
商鞅面对责难，慷慨陈词：礼制、法度都是因时而定，政令要符合实际需要。
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古人的条条框框。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不法古的汤武能成就大业，而不改变礼法的夏商却灭亡了，那么变法也就没条件可讲了。
在论辩中大获全胜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一场壮怀激烈的变法就此展开。
劓太傅动用酷刑，行新法秦国大治商鞅拿出了最现实又最速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农战”二字，并以国家意志来强力推行，手段之强硬、态度之坚决，亘古未见。
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
”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
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
新法实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
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这等于是向商鞅认错了。
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将这些人全部发配远方，从此以后，秦国再没人敢批评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遭车裂作法自毙商鞅的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贫弱偏僻的二流国家，一跃成为强国，却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他重新确立的等级制度，使大量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特权。
而新法中最让人争议的就是“连坐法”。
这种制度是建立户籍制，把百姓置于国家的严密监视之下，并使他们互相监视、监督。
告发奸人，予以重赏;隐情不报，予以重罚;藏匿奸人，刑罚更重。
在同一个社会组织里，一人有罪，则人人受刑，甚至株连三族。
至于酷刑，什么腰斩、凿顶、抽肋、锅烹，哪一样都让人心惊胆战。
商鞅实际上把“告密”行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处处都有监视的眼睛，结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
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经酝酿了20年的风暴骤然来临。
对商鞅恨之入骨的贵族们乘机告发商鞅谋反，失去后台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关，想住客店却没有证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连坐之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
战败后，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变法是使秦国富国强民的良药，也是商鞅给自己酿的苦酒，他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宿命。
商鞅执掌秦国朝政19年，才有了繁华富庶、气势如虹的强秦;才有了始皇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秦汉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
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后人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商鞅的严刑峻法归结为他的“天资刻薄”，这也成为后世评价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据。
即便国富民强，试问又有谁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制度中呢?但也有人认为，商鞅之法，实为战争时期的非常之法。
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私斗滥刑，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是必要的手段。
而为了让被剥夺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让步，严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众议、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胧、清风拂面的夜晚，在隐隐半山掩映的书斋中，面对商君一生事迹，泪湿衣衫，挥笔写下诗句：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商鞅被塑造成一个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终以身殉国的伟人。
他的酷刑只因乱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为强秦政策得以实施;甚至最后，编剧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选择了让他与恋人双双饮毒酒自尽，而非逃亡后被车裂的悲惨下场。
这自然是影视作品的艺术加工，但也不难看出创作者对商鞅的厚爱。
眼下，《大秦帝国》即将掀起第二轮的收视狂潮。
有人读史，有人看戏，喜欢也好，争议也罢，在大量“戏说”和勾心斗角的后宫“秘史”的泛滥下，中国没有出现如此气势磅礴的历史正剧，久矣!(本文转自 ，转载请注明)
